祿勸民意為本精準扶貧的經驗啟示

魯可榮

作為樂施會最早的扶貧實踐項目之一，二十多年來，樂施會在祿勸縣的扶貧實踐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扶貧經驗，改變著鄉村社區的面貌，也為中國的扶貧實踐提供了系統和深刻的思考。從傳統的物質給予，轉變為鄉村資源的再發現;從重視經濟要素，轉變為經濟與精神要素并重，把生活質量和幸福感作為扶貧目標;從依賴工業化和城市化手段，轉向發現農業和鄉村綜合價值的利用。樂施會祿勸扶貧實踐為中國扶貧提供了有效的參考樣本。

從山腳推石的祿勸扶貧

項目初期祿勸真的很窮。窮到啥程度？2015年我們在祿勸調研時，已經在祿勸項目辦工作了20多年的元老袁加海向我們介紹了當時的貧困狀態。

首先，因為偏遠，很多村落沒有公路，沒有通訊，信息閉塞，與外界幾乎沒有交流。村里不通電、不通水，照明靠柴火，吃水靠人背。生活條件極其簡陋。當時的馬櫻花村共有21戶，除了3戶人家屋頂有瓦片外，其余都是低矮的茅草屋。圍墻是用土夯起來的，屋頂用幾根木頭支撐，上面蓋上茅草，大多數農戶都是人畜同居，房子用柵欄隔開，一半養牲口，一半住人。項目村大都如此狀態。其次是缺吃少穿。1991年祿勸縣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323元，所有項目村的農戶都處在絕對貧困線以下，每天操勞就是為了吃飽肚子。如馬櫻花村，當時有21戶農戶，人均年收入只有196元。把所有可以吃的東西都核算成糧食，人均只有86公斤。全村有三分之二的農戶缺糧時間在2-3個月，有三分之一的農戶缺糧時間達6個月之久。

致貧因素是多元化的，個人自身因素、自然、社會環境、制度、結構等等。樂施會選擇了祿勸，而且是選擇了祿勸縣最貧困的鄉村作為扶貧項目點，可謂是啃了硬骨頭。樂施會昆明辦公室經理馮明玲這樣形象地描述這種選擇：“扶貧就像是把一塊石頭從山下推到山頂，有人選擇的是從半山腰推，那樣困難少些，容易看到成績。而樂施會選擇的是從山腳下推?！?/p>

1992年，在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的支持下，由云南省經貿委、昆明市外經委牽頭，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政府與樂施會辦簽訂合作協議，從縣畜牧局抽調工作人員，成立了祿勸縣樂施會項目辦公室。在隨后的20多年里，樂施會在祿勸全縣18個鄉（鎮）中的11個鄉（鎮）先后實施了以解決溫飽和改善貧困農戶的生產生活為主要目的的發展項目，項目點覆蓋包括團街鄉馬初村委會的馬櫻花村、翠華鎮湯郎箐村委村湯二村、中屏鎮書多村委會的芹菜塘村和務茂德村等的142個自然村，惠及4680戶農戶，17784人。

樂施會在祿勸的扶貧項目內容可謂是琳瑯滿目，凡是村民能想到的，樂施會都做過，人們沒想到的樂施會也積極進行了嘗試，且試圖把每個項目做成一件精品，如輸電、農產品加工、社區發展基金、教育、衛生、生態保護、人畜飲水、水利灌溉、道路修建、經濟林果種植、科技培訓、災害緊急救援與災后重建等等。截止2016年5月，樂施會用于祿勸貧困山區發展項目的累計資金達到3800多萬元，與政府支持的項目一同，改變了祿勸項目村莊的面貌，使得村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明顯改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其中，務茂德村民人均收入從1992年的262元增加到2014年的3132元，馬櫻花和芹菜塘村民人均收入分別從1992年的300元和500元，增加到2014年的6500元和6000元。

在20多年的農村扶貧實踐中，樂施會和伙伴一起根據項目村的實際情況以及項目實施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不斷調整扶貧理念和策略，以應對貧困山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貧困狀況變化和農戶多元化的發展需求，經歷了多個扶貧工作的實施階段，初步形成了以農民需求為導向、注重發揮村民在扶貧項目中的主體性作用、發掘村落的內外部資源以促進村落可持續發展、以村民為中心多元主體參與的反貧困治理格局。

以民為本的扶貧

尊重農民意愿是樂施會以農民需求為導向的反貧困實踐的基本前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針對農民在生產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和需求開展有針對性的發展項目，解決貧困社區最需要且最希望解決的問題和需求。二是結合農民在不同階段所具有的資源和能力開展具有不同內容、滿足不同需求的發展項目，根據社區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資源確定每個階段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和開展的反貧困項目，避免出現“好心辦壞事”的情況。

以農民需求為導向所開展的扶貧項目，首先解決的就是村民發展生產、增加收入等生存性需求。在不同階段，開展項目的關注點不同，但是“發展生計”一直是反貧困項目的目標之一，而且在各個階段都圍繞著生計發展開展項目。

在引入“參與式”理念后，注重村民的參與性，不再單純地關注村民的物質層面的需求，也開始注重不同村民的能力培養、參與、健康、教育等多元化發展性需求的滿足。進入“負責任的美好生活”階段之后，發展項目不再單純是生產發展，而是開始關注村民精神層面的需求。通過開展美化社區環境、建立文化活動場所、組織文化活動、建太陽能浴室、生態環境保護等，協助村民過上美好生活。同時，引導村民轉變日常生活習慣，改變個人衛生習慣以及家庭和社區衛生狀況。尤其是建立多功能活動中心，為村民舉辦各種類型的集體文化活動提供了場所，增強了村民的社區歸屬感。而組織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動更是能夠增強村民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文化自覺，發掘和體現民族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與意義。

合作伙伴通過引導村民參與，促進村民在扶貧中主體性作用的發揮。村民自身能力的培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能力：建立社區管理委員會、社區互助金融組織、專業合作社等基層社會組織，增強村民自助、自立的組織意識和能力;通過對村民進行參與式知識和生產技術的培訓，提升村民參與項目的能力，改善村民生產知識結構和技能水平;同時，還注重增強村民獲取和動員資源的能力，尤其是十分注重婦女等弱勢群體在扶貧項目中的參與和發展成果的分享。村民在全程參與項目過程中逐漸產生了對項目和資源的擁有感和控制權，進一步提升了村民主動參與社區發展的積極性，從而激發了社區發展的內在動力源泉。

“整合內外部資源，促進社區可持續發展”，在項目實施中，通過技術、資金等資源的投入滿足貧困村發展中對資源的實際需求，通過外部資源的輸入激發村民自我發展意識，調動村落內部人力資源、物質資源、社會資源等，整合村落內外部資源，完善村民生計系統，促進村落的可持續發展。更多地注重以村民的實際需求和生活體驗為目的開展扶貧工作，協助村民實現“美好生活”愿望。從貧困村實際所具有的生產生活資源出發，重新發現和認識村落所具有的農業生產價值、生態價值、生活價值以及文化傳承和教化功能等綜合多功能價值，以鄉村價值理念為指導，以農民為主體開展扶貧工作，留住農民賴以生存的“美麗鄉村”，讓農民過上可持續的“美好生活”。

這樣的項目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組織在扶貧實踐中組織和協調村民參與的功能，通過村民互助合作組織培育村民自組織能力，提升村民組織化程度，增強獲取外部資源和參與市場的能力。同時，注重培養項目村獲取社區外部資源的能力，其主要形式就是通過與政府部門和機構合作，實現項目村與外部主體的對接。

樂施會在反貧困實踐中形成的貧困治理格局，實際上是在各主體平等參與、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合作共治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村民、社區互助合作組織、非政府組織、政府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貧困治理，各自扮演著合適的角色，發揮著相應的功能。在這種合作共治模式下，村民是反貧困的主體，是決策者和執行者，而政府和社會組織等則是資源提供者、支持者和協助者。村民與政府、社會組織的關系不是“給予”和“接受”的關系，而是一種通力協作關系，他們共同面對如何消除貧困的問題。這是實現各種資源的整合，提升反貧困效率，實現貧困問題的有效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