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影響的區域差異

李福祥+劉琪琦+張霄怡

內容摘要：本文以銀行、證券、保險三個主要金融行業為出發點，運用區位熵指標描述金融集聚水平，以2011-2015年我國31個?。ㄊ?、自治區）面板數據作為基礎，發現東部地區的金融集聚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并進一步構建兩組時刻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分析金融集聚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及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比較二者之間的差異。研究結果包括：金融集聚對我國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并且銀行業對二者的貢獻程度明顯大于證券業和保險業，產業結構方程中金融集聚對東、中、西三個地區的促進作用呈現逐年上升趨勢，而在經濟增長方程中金融集聚對東部和中部兩類地區的促進作用呈下降趨勢，但對西部地區呈逐年上升趨勢。

關鍵詞：金融集聚 區位熵 產業結構 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產業，在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經濟增速放緩，探索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及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以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的增長顯得十分重要。金融集聚通過區域內資源充分流動和優化配置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的增長，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以東部沿海地區為經濟中心的趨勢，區域位置的不同和資源的不平衡性使得我國各地區的金融業發展差異性較大，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金融資源優勢明顯，產業結構優化程度較高，金融機構實現高度集中現象顯著，如北京金融街、上海陸家嘴等集聚中心，而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較慢，缺乏充分的金融資源，產業結構優化程度較低，因此在經濟新常態的宏觀環境下，如何合理配置各區域之間金融資源以實現區域平衡性發展，進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增長顯得至關重要。

國內外文獻評述

金融集聚概念首先由美國經濟學家Kindleberger（1973）提出，其從功能角度認為金融中心可以對個人、企業投資與儲蓄進行平衡，可以促進地區之間支付與存款的轉移，并認為銀行和金融中心的聚集可以成為跨區域支付和融資的紐帶。Dixon（2011）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從金融組織的時間、空間、功能的角度對金融地理進行理論闡述。在金融集聚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方面， Aghion（2005）通過實證分析金融發展的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系，認為金融發展對一個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Tadesse（2007）通過回歸檢驗，發現技術水平和金融機構的發展有顯著的正向關系，且二者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在國內學者研究中，孫晶、李涵碩（2012）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對我國2003-2007年省級數據進行分析，認為金融集聚對我國東中西部三類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孫晶、蔣伏心（2013）運用空間誤差模型和空間滯后模型對2003-2007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認為金融集聚對區域產業結構升級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徐曉光、許文、鄭尊信（2015）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和回歸等方法對廣東省深圳市2006年第一季度到2015第一季度的時間序列進行分析，得出證券業和保險業集聚對經濟轉型的溢出效應明顯，而銀行業集聚對經濟轉型溢出效應不明顯的結論。

在金融集聚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方面，Arestis、Demetriades（2001）運用多元向量自回歸模型對法國、德國、日本的銀行信貸、股票市場及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這三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內容：丁藝、李靖霞、李林（2010）對我國2003-2007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金融集聚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效應。潘輝、冉光和等（2013）采用FGLS對我國2002-2011年31個?。ㄊ?、自治區）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金融集聚顯著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且東部地區的經濟效應遠大于中西部地區。趙秩（2014）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對我國1998-2011年31個?。ㄊ?、自治區）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出東部地區金融集聚的經濟效應大于中西部地區，且由于金融中心的存在，東部地區內部發展差異性也較大。

縱覽國內外研究，盡管有許多學者對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金融集聚與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但較少地將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調整及經濟增長進行差異性對比研究，并且以往研究較多集中于整體性研究，沒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由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金融業的發展也進入了新階段，本文根據實際情況，從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三個部門出發，構建區位熵指標，以2011-2015年31個?。ㄊ?、自治區）面板數據作為基礎，構建兩組時刻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并劃分東、中、西三個地區分析其中差異，為發揮我國金融集聚的經濟效應，縮小地區金融發展差異提供借鑒參考。

我國金融集聚水平度量及分析

（一）熵值指標介紹

對產業集聚水平的衡量有多種方法，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集中度指數（CR）、區位熵（LQ）、空間基尼系數（EG指數）、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指數）、DO指數。本文選取區位熵（LQ）衡量我國金融集聚水平主要有以下原因：CR指數忽略了規模最大地區之外的其他地區的規模分布情況，且主觀性較強；EG指數需要企業數據，因此不符合本文；H指數難以對不同產業進行比較且直觀性較差；DO指數主要基于企業層面的數據，可操作性較差。而金融區位熵（LQ）計算簡單，指標選取明確，能夠測量一個地區的金融集聚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之間的差距且可以研究該區域金融是否具有外向型特征，該指標值越大于1則表明該地區的金融業集聚化水平越高，同時可判斷其具有向外輻射功能，小于1則表明該地區的金融集聚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不具有向外輻射功能。其計量指標為：

其中LQij表示i產業j區域的區位熵，Aij表示j區域i產業的經濟水平，Aj表示j區域的經濟增長水平，Bi表示全國i產業的經濟水平，B表示全國所有產業的經濟增長水平即GDP。區位熵的分子是j區域i產業占所有產業總值的比重，分母是i產業占全國總產值的比重，從而可以得出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與全國平均水平之間的差異。LQ值越大，說明該產業的集聚程度越高。

（二）我國各地區金融集聚區位熵狀態描述

根據熵值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本文選取我國31個?。ㄊ?、自治區）2011-2015年的相關數據，計算描述我國各地區的金融業集聚區位熵，數據來源于Wind資訊。

本文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特點構建以下符合衡量我國金融集聚水平的區位熵指標：

銀行業集聚區位熵：，其中Ci為i地區的銀行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Pi表示地區人口數，C表示全國銀行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P表示全國總人數。

證券業集聚區位熵：，以往文獻中僅以A股本發行總股本數作為Di的代替值（丁藝、李靖霞、李林，2010；孫晶、李涵碩，2013），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并且由于我國在樣本期間內有過IPO暫停（2012年10月-2014年1月和2015年7月-11月）的情形發生，因此，為了更加合理客觀地描述我國證券市場的籌資情況，本文選取Di的代替值包括IPO、增發、債券等籌集金額，Pi表示地區人口數，D表示全國證券市場總籌資額，P表示全國總人數。

保險業集聚區位熵：，其中Ei為i地區的保費收入，Pi表示地區人口數，E表示全國保費收入，P表示全國總人數。

統計結果表明，我國東部地區銀行業集聚程度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集聚程度相差不大。排名靠前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廣東等，這些地區區位熵值都大于1，具有明顯的向外輻射功能，因此，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圈是我國銀行業集聚水平最高的地區；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證券業集聚程度差異更加明顯，說明2011-2015年東部地區通過證券市場直接融資的力度明顯大于中西部，尤其是北京、上海兩地，主要由于近幾年國企改制完成，我國大型國有企業主要集中于北京地區，因此其通過證券市場募集資金的需求量大，導致北京地區證券集聚程度最高。而上海和深圳具有證券交易所，比其他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導致上海和廣東兩地的證券業集聚程度較高，并且熵值均大于1，具有向外輻射能力使得附近的江蘇、浙江、福建等地的證券業集聚程度水平也較高；東部地區保險行業的集聚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且具有外射效應，使東部地區整個保險行業的規模較大。而中西部之間的差異不顯著。綜合以上可得出，我國東部地區在銀行、證券、保險三個行業的集聚程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且證券業集聚程度大于銀行和保險行業。

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選用第二、三產業之和占GDP的比重（孫晶、蔣伏心，2013）來衡量產業結構的合理性，比重越高說明產業結構越合理，越有利于經濟轉型和升級。同時為了研究我國金融集聚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本文選取人均GDP作為經濟增長的代理變量（丁藝、李靖霞、李林，2010）。

本文選取2011-2015年我國31個?。ㄊ?、自治區）的面板數據，構建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統計分析，以此研究我國金融集聚水平與產業結構及金融集聚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金融集聚水平與產業結構的方程中，選取銀行業區位熵（LQYH）、證券業區位熵（LQZQ）、保險業區位熵（LQBX）作為解釋變量，第二、三產業占GDP比重（Y）作為被解釋變量，然后對上述四個變量取自然對數即Ln（yh）、Ln（zq）、Ln（bx）、Ln（y），具體模型表達式為：Ln（y）=Ci+β1 Ln（yhij）+β2Ln （zqij）+β3Ln（bxij）+μij，其中Ci為截距項，i為各省份，j為2011-2015各年，μij為隨機擾動項。在金融集聚水平與經濟增長的方程中，選取同樣的指標作為解釋變量，選取各省人均GDP與全國人均GDP比值作為被解釋變量（PGDP）構建以下模型：Ln（PGDP）=Ci+β1 Ln（yhij）+β2Ln（zqij）+β3Ln （bxij）+μij，其中Ci為截距項，i為各省份，j為2011-2015各年，μij為隨機擾動項。各省及全國GDP、二、三產業GDP數據均來源于Wind資訊，并經過Excel處理。

（二）金融集聚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及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本文將我國地區金融集聚水平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在構建面板數據模型之前，借助于Eviews7.2軟件分別對三類地區進行異質性檢驗，結果發現三類地區的面板數據在產業結構方程中均存在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進一步采取Hausman檢驗，得出三個地區均拒絕原假設因而采取面板固定效應模型。為了進一步確定模型為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還是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本文利用F統計量檢驗假設，發現接受原假設，因而本文采取變截距固定效應模型。同理用同樣的方法確定樣本數據在經濟增長方程中應選擇變截距固定效應模型。

從表1可以看出，在產業結構方程中，三個地區模型的擬合優度都較高，F檢驗統計量比較顯著，說明各變量整體之間解釋程度較強。其中銀行業集聚變量的系數均為正數，且中西部地區的變量系數明顯大于東部，表明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更依賴于銀行業的發展。而證券業集聚變量的系數較小且為負值。保險行業的集聚變量系數都為正值，且東中部地區的變量系數明顯大于西部，說明東中部地區保險行業的集聚輻射對該類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作用更為明顯。

從表2可以看出，在經濟增長方程中，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而中部地區較低，總體來說模型F檢驗統計量比較顯著，變量的整體解釋性較強。從三個地區模型的回歸系數來看均為正值，且都顯著。具體來說，銀行業集聚變量的系數均為正數，但是中、西部地區的系數明顯大于東部地區，說明中西部地區銀行業集聚程度對推動經濟增長的能力明顯大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增長更依賴于銀行業的集聚。證券行業的集聚變量系數雖為正數，但其系數較小，說明證券行業的集聚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用并不顯著。保險行業的集聚變量系數均為正，其中東部地區的變量系數明顯大于中西部地區，說明東部地區保險行業的集聚輻射效應對推動經濟增長的能力明顯大于中西部地區。

從表3可以看出，在產業結構方程中，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截距項最大，表明這三個地區的金融集聚水平對產業結構的升級作用最大，而從時期截距項來看呈逐年增加的趨勢，說明金融集聚對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日益明顯。

在經濟增長方程中，天津、上海、江蘇等地的截距項較大，說明這三個地區金融集聚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大，而與上文分析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不同的是北京的截距項并沒有靠前，主要是由于北京地區有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四大國有銀行等）導致其金融集聚水平較高，但并沒有帶動中小企業的發展，缺乏經濟增長活力，而這些大型企業主要集中于第二、三產業，對產業結構的升級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從時期截距項來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說明金融產業的集聚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低。

從表4可看出，在產業結構方程中，山西、江西兩地截距項較大，說明中部地區山西、江西金融集聚水平產業結構的升級作用較大，同時時期截距項不斷增加，說明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越來越明顯。

在經濟增長方程中，中部地區的吉林、湖北的截距項較大，說明中部地區吉林和湖北兩地金融集聚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大，與產業結構方程中分析不同的是山西的截距項并沒有靠前，主要是因為山西地區的銀行業和證券業集聚主要表現為其煤炭行業對資金的需求，近幾年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減緩，對鋼鐵、煤炭需求降低，導致其對促進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下降。從時期截距項來看，整體呈現下降的趨勢，說明金融產業的集聚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低。

從表5可以看出，在產業結構方程中，西部地區青海、寧夏兩地的截距項較大，同時在2011-2014年時期截距項在不斷擴大，說明近幾年西部地區金融集聚對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有積極作用，但在2015年則表現出下降趨勢。

在經濟增長方程中，可以看出內蒙古、寧夏兩地的截距項較大，說明西部地區內蒙古、寧夏兩地金融集聚效應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大。從時期截距項來看，整體呈現上升趨勢，說明金融產業的集聚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高。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首先通過對國內外研究成果進行評述，分析金融集聚對我國產業升級及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其次通過區位熵指標的計算，計算出我國31個?。ㄊ?、自治區）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的區位熵，以度量各個地區的集聚程度，最后利用個體時刻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我國31個?。ㄊ?、自治區）金融三大產業集聚效應對產業結構升級及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我國金融行業發展存在比較明顯的集聚現象，但東、中、西部發展存在明顯差異。主要表現為：我國東部地區在銀行、證券、保險三個行業的集聚程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且證券業集聚程度大于銀行業和保險業。第二，金融集聚對東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其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促進作用較大，證券業存在一定的作用但不明顯，同時東中西部三個地區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的升級作用呈逐年上升趨勢。這與我國現實的基本情況相符合，即我國目前產業發展的支持主要還是以銀行為主導貨幣市場的間接融資，資本市場對于產業的作用還不是很明顯，并且產業結構升級對周邊城市的溢出效應也主要通過銀行業來實現。第三，金融集聚對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其中銀行業的促進作用最大，保險業和證券業存在一定的作用，但不顯著，同時在東部和中部地區金融集聚效應對經濟的增長促進作用逐漸下降，而西部地區金融集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顯著。

（二）建議

結合我國金融業發展、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及以上實證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各地區在現有金融規模的基礎上，應當繼續促進金融行業的發展，以維護金融業對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的積極促進作用。各地區在發展金融產業的同時，應當注意各自的金融功能定位，構建可協調的金融發展系統。特別是西部地區應當大力發展金融業以獲得金融集聚帶來的經濟杠桿效應。第二，各地區應當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以發揮證券業在產業結構升級及經濟增長中的積極作用。北京、上海、廣東地區應當積極有效利用當地資源，發展證券業，發揮其集聚優勢，為周邊地區帶來輻射效應，而中西部地區應當改善經濟結構，積極從資本市場籌集資金改善當地企業的融資結構，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第三，各地區應當加快保險業的發展。東部發達地區應當加快保險產品的研發和創新，為新興產業提供風險轉移的渠道，中西部地區應當建立更多的保險分支機構以促進當地保險業的發展，從而為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提供發展基礎。第四，健全商業銀行體系，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東部地區應當降低對國有銀行的依賴，重點發展民營銀行，為中小企業及高新技術產業提供融資渠道，進而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盤活經濟增長活力，中西部地區應當提高對銀行資金的使用效率，以實現銀行業集聚對優化產業結構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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