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新疆茶葉貿易中的茶類狀況

陶德臣

（解放軍理工大學，江蘇南京 210000）

民國時期新疆茶葉貿易中的茶類狀況

陶德臣

（解放軍理工大學，江蘇南京 210000）

民國時期新疆茶葉貿易衰落，茶葉類別、茶葉來源在清代基礎上有所變化。所售種類有：涇陽磚茶、老青茶磚、米磚等。20世紀40年代處新疆年可銷茶10萬擔。后因運輸困難，運費昂貴，茶源減少，茶價高漲，銷量減少，年僅銷茶6萬多擔。茶葉來源中：俄國人經營茶葉，多從事批發，很少從事零售業務；晉商多采運散茶及湖茶之帽盒、花卷等茶運往新疆；陜甘及天津茶商，采運甘引湖茶、沱茶等；零售茶商則以當地維吾爾族新疆人為多?？谷諔馉帟r期，茶源減少造成的“茶荒”所致。茶源斷絕，新疆假茶問題日趨嚴重。

新疆；茶葉；民國時期；“茶荒”

民國時期新疆茶葉貿易衰落，茶葉類別、茶葉來源在清代基礎上有所變化。據20世紀40年代中國茶葉公司研究課長、茶葉專家莊晚芳先生調查，“新疆銷茶種類頗多，依目前市場情形，有緊壓茶類之老青茶磚米磚、涇陽磚及沱茶等，紅茶類之湖紅、寧紅及少數俄印產之紅茶，綠茶類之珍眉，貢熙，紫陽粗細綠茶，湖南寧鄉細茶及福建花香茶之香片等”[1]。

1　新疆在售茶類

1.1涇陽磚茶

即湖南安化黑茶運往陜西涇陽，經壓制而成官茶專賣之甘引湖茶。官茶的另一種名詞涵意是指“湖茶”，即湖南所產茶，也有指府茶、福茶、茯茶、黑茶等等[2]。規格為長35厘米，寬25厘米，厚5厘米，外封以紙，書印牌號，老秤重5斤4兩。這種茶是“清代以來，指為官茶專賣之甘引湖茶，在新銷路占茶類中之首席”[1]。茯茶以蘭州為中心市場，行銷范圍十分廣闊，“以口外為大宗，此時西口可徑銷巴里坤、古城，西南可通青海、前后藏”[3]。由于茯茶為官茶，行銷量大，因而加工基地涇陽十分繁忙。清代盧坤《泰疆治略》記載：“官茶進關，運至茶店，另行檢做，轉運西行，檢茶之人，亦萬有余”[4]（p608）。這一格局至民國時期中仍未改變，“甘肅茶務仍照前清辦理，是國體雖革，而茶章不變，仍按三年發一案，每案承引四千票到六千票不等”，“按涇陽湖茶集散地，陜甘茶商持引采購運涇制成茶磚，每引規定八百足塊，方得運蘭”[5]（p396）。1913—1940年，共發行茶票11案，累計茶票19119張，銷茶604790舊擔（茶數不含1940年第22案）。每案茶票發行數量及茶銷量也呈上升趨勢。具體茶票及茶數量為：1913年第13案506張20240舊擔，1916年第14案1400張56000舊擔，1919年第15案15643張62560舊擔，1922年第16案1265張51400舊擔，1925年第17案1786張71480舊擔，1928年第18案、1931年第19案均為1790張71600舊擔，1934年第20案1533張61310舊擔，1937年第21案2300張92000舊擔，1993年特票1165張46600舊擔，1940年第22案4000[6][7]。據新疆建設廳估計，涇陽磚茶的年銷量為3300余擔，以合盛、天泰、方順等牌號為著名。20世紀40年代初，涇磚茶“在市面甚形缺乏”[1]。1942年，官僚資本的中國茶葉公司成立[8]，甘肅茶政發生變化，國民黨實行茶業統制，新疆茶葉貿易由該公司經營。中國茶葉公司直接在湖南安化壓制黑磚茶，運銷西北，“因貨美價廉，頗受人歡迎”，但輸入新疆數量不多，“有人以此種茶饋贈新政府要人。均得好評”。據莊晚芳先生的調查，對中國茶葉公司生產運銷的磚茶，迪化（烏魯木齊）、伊犁商人，“無不稱好，對天地兩字印象尤佳，人和兩字，質價似不甚相配，但仍可暢銷也”[1]。

涇陽磚茶運新疆路線與清代有所變化。茯黑茶在湖南安化制造，用帆船運益陽?；疖嚹┩〞r，換大帆船運湖北沙市，經天門、樊城至老河口，用牲口車經龍駒塞運西安，甘引茶直達涇陽?；疖囃ê?，換大帆船運漢口，沿平漢線至河南鄭州，轉隴海線至西安、咸陽，再換汽車或牲口運至涇陽后運蘭州?？谷諔馉幈l后，黑茶運路分二條路線：一條是益蘭線。由產地運益陽后，用小輪拖帶，再用帆船經沅江口、安鄉、公安、松滋運至宜昌，改駁帆船用輪船扡經秭歸、巴東入四川巫山、奉節、萬縣（現屬重慶），再用小輪經合川、南充，至廣元裝車入陜西，經寧羌、漹縣、褒城、鳳縣至寶雞，換火車經扶六、平興至咸陽，然后裝車運涇陽壓磚，裝船沿涇河至邠縣，由此裝車經長城入甘肅，經涇川、平涼、定西到蘭州。另一條路線是安蘭線。從產地裝船，沿資江上駛安化煙溪，裝車至溆浦底莊改裝船，行120里至潊浦大江口，順沅水而下，經辰溪、滬溪抵沅陵，改小帆船沿酉水經流水順、保靖之里耶魯班潭，裝車入四川酉陽彭水，用帆船裝運重慶，再沿嘉陵江上至廣元，裝汽車經川陜公路、華雙公路程至蘭州。茯茶由蘭州入新疆走蘭猩線。由蘭州經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張掖、鹽池、酒泉、安西，全長1171公里，需耗時8日。由安西經哈密至奇臺1250公里。以大車運輸，蘭州至肅州共需18日，肅州至哈密18日，哈密至迪化20日。冬季沿天山南麓，經吐魯番抵迪化，夏季由天山北麓，經奇臺抵迪化[9]。

1.2老青茶磚

別名老茶磚、大茶、青磚、綠磚茶等。由湖南、湖北所產老青茶制成，主要是崇陽、通山、蒲圻、臨湘等地原料，在羊樓司、聶家市、羊樓洞等地壓制。大部分為山西幫商人掌握，茶廠設備簡陋，手續包括稱茶、蒸茶、裝匣、加壓、出磚、修磚、干燥、包裝等。規格為長31厘米，寬14厘米，厚3.5厘米，外表印有蒙文、俄文及“大”字“川”字等，重3斤、4斤不等，每年均銷1000余擔。三六磚（每箱重92斤4兩，片重2斤9兩），每塊重41兩5錢，二七磚（每箱重94斤半，片重3斤半），每塊重55兩，三九磚（每箱重136斤半，片重3斤半），每塊重55兩，四八磚塊重41兩，二四磚塊重88兩、90兩（每箱重132斤，片重5斤半），四五磚塊重41兩5錢（每箱重115斤5兩，片重3斤9兩），六四磚塊重16兩（每箱重64斤，片重1斤）[9][10][11]（p97—98）。消費者以蒙古人為主。

青磚茶運輸路線與晚清有所變化。茶由產地集中漢口后，由東口出關。自漢口行由平漢線轉平綏路至歸綏，然后分運各地。原來“新疆茶葉多由綏遠輸入。自蒙古獨立后，道路阻塞，蒙新茶銷為俄人所操縱”。綏新線如下：從歸綏經武川至百靈廟，西行經黑沙圖、松稻嶺等轉入寧夏境，行于阿拉善額魯特北境，經居延海西北，北行出寧夏境，穿甘肅西北馬鬃山入新疆境，經哈密、奇臺而至迪化，全長3500公里。1933年8月曾試通汽車，由于新疆政局變動未果，歸綏至肅州段曾通汽車[9]。

1.3米磚

由紅茶片末壓制而成。大部分是湖紅茶末，間有寧紅、祁紅及印度、錫蘭紅茶末拼堆而成。主要在漢口生產，皆用鐵機壓制，制作序與做青磚茶相同。七二磚，塊重32兩，八O磚，塊重28兩。規格大約長24厘米，寬18厘米，厚1.5厘米，因牌號不同，重1斤半至2斤不等。蘇俄所制一種小型米磚，重約半斤，約長12厘米，寬8厘米，厚1厘米，外包厚紙，裝璜美麗。伊犁一帶“均見有此種米磚應銷，年約銷一千二百擔”[1]。

米磚茶的運輸路線與青磚茶相同，集散中心均為歸綏。民國時期，葉知水先生調查說：西北茶葉集散中心中，“西安為細茶區中心市場，歸綏為米心茶、青磚之中心市場，而蘭州為茯茶之中心市場”。歸綏東距張家口750華里，西距包頭340華里，經后套以通甘肅、新疆，北越蒙古而至庫倫，“為西北交通總匯之樞”，自歸綏至新疆奇臺5000華里，行70余日可達[9]。

1.4紅茶

以湖紅為多，祁紅、寧紅、閩紅次之，產地包括湖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也有湖北漁陽關生產的漁紅茶，“系由我公司（中國茶葉公司——引者注）售與俄人而轉售于新疆者。俄人自制之紅茶亦有少數。此外，南疆一帶，亦可見印度紅茶”。全疆年可銷紅茶600擔至1000擔，“紅茶出售多經俄人改裝，每一百克成一包，分為三等級，由猩猩峽至霍爾果斯公路上，各中途站皆飲用此種茶葉”[1]。

1.5綠茶

以紫陽綠茶、湖南細茶、香片等為多。湖南細茶產于寧鄉，紫陽茶產于陜西紫陽石泉一帶，香片產于福建福州。間有四川花茶，均由陜西、湖南、天津商人運往新疆銷售，消費者以漢人為主，每年僅50余擔，“其他外銷綠茶如珍眉、貢熙等，伊犁一帶頗盛銷，皆由俄人批售者”[1]。皖南綠茶、浙江龍井大抵先集中上海運天津，或由漢口分運西北。福建花茶香片運天津，由津浦路轉正太路、同浦路，轉隴海路至西安轉西北。紫陽茶大抵運至漢陰，沿公路至褒城，轉運西安赴西北[9]。

1.6普洱茶

即普洱沱茶、人頭茶?！半m名為滇產普洱茶，實為四川產制者，皆為漢商經營，各族人均可飲用，每年可銷二百擔左右”[1]。四川城口產茶亦豐，故以紫陽茶名之。萬源茶沿渝漢公路運至漢中褒城，再轉西北。巴山茶是以巴山鳳南各地之腹茶，但大都產于川西北的平武、北川、安縣等地，大多經成都、岷縣等輸入各地，或從廣元沿川陜公路運至西安轉西北。成都茶由川陜公路運西安，或轉華雙公路輸入天水、蘭州[1]。

2　茶葉消費狀況

2.1茶葉銷量

據20世紀40年代初新疆建設廳調查，新疆年可銷茶10萬擔。因運輸困難，運費昂貴，茶源減少，茶價高漲，銷量減少，年僅銷茶6萬多擔。具體情況如下：茯茶33000斤（老斤），米茶117000斤，大茶108000斤，紅茶60000斤（以上為蘇新公司經營），湖南細茶9600斤（湖商經營），普洱茶18000斤（陜甘商經營），紫陽茶3600斤（陜商經營），香片3000斤（天津商經營）。合計649200斤。莊晚芳先生從哈密至伊犁，沿途調查得到的各種茶葉價格為：涇陽磚每塊70—120新幣（1新幣等于5法幣），老青磚每塊40—90新幣，米磚每塊40—60新幣，小型米磚每塊15—20新幣，紅茶每斤40—60新幣，湖南細茶每斤60—80新幣，紫陽茶每斤20—50新幣，香片每斤40—80新幣，普洱茶每斤20—30新幣。茶價如此之高，實“近因交通梗阻，茶葉來源不易”，故“茶價高漲”，地方當局評價出售，但無貨，茶葉“多售黑市”[1]。整體而言，新疆茶葉消費量仍比較大。據1934年民國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調查，西北茶葉消費量中新疆人口4360020，人均消費1.50市斤，總消費茶65400.300市擔，人均消費量排在青海、蒙古的 2.24市斤之后，位列寧夏、綏遠、察哈爾之前，總消費量位居第一，占青海、新疆、寧夏、綏遠、察哈爾、蒙古消費總數282736.44市擔的 23.13%[12]。民國時期的新疆茶葉市場完全由俄商控制?！俺贁稻G茶、花茶、普洱茶外，泰半為俄商包辦，每年所需之磚茶、紅茶及涇陽壓制之湖茶，無不由俄人經營蘇新公司供給”。這一局面到20世紀40年代仍無改變。

2.2茶葉來源

俄國人經營茶葉，多從事批發，很少從事零售業務。經營的茶葉以老青磚、米磚等磚茶為多，其次是紅茶、綠茶。紅、綠茶均經過再次包裝，每包100克，“外標新式裝璜及標記，貿易以北路之塔城，中路之伊寧，南路之喀什為集中地點，然后由此分散于天山南北路”[1]。

晉商多采運散茶及湖茶之帽盒、花卷等茶運往新疆。運茶路線主要有二條：一條由甘肅出嘉峪關，經猩猩峽、哈密到奇臺。另一條從山西經歸化，取道蒙古草地，入新疆鎮西而至奇臺。茶在奇臺集中后，即分發各地，北至阿爾泰山、塔城，西至伊犁，南入迪化、吐魯番、拜城而至南疆和闐、疏附各地。1932年，馬仲英變亂后，奇臺遭到搶劫，損失慘重，10余年尚未恢復，茶市中心不復存在。

陜甘及天津茶商，采運甘引湖茶、沱茶、紫陽茶及福建花茶等，赴新疆銷售。路線是由甘肅入新疆哈密，或由敦煌過玉門關至新疆、焉耆，然后分散各地。粗茶用駝馬運輸，名貴細茶如細茶等，20世紀40年代多賴郵包寄送。

茶葉零售以兼營為多。據調查，“至于境內各城市零售茶商，極為普遍，凡百貨食品店等，無不兼售茶葉。而專售之茶號、茶店，則不多睹。在伊犁一帶，有茶葉攤之設專售零壺茶葉，將各種茶葉置于竹木盒中，任顧客選擇。零售茶商以維新為多，漢人亦聞有之”[1]。

2.3“茶荒”導致假茶

抗日戰爭時期，由于茶源斷絕，新疆假茶問題。烏魯木齊只有蘇聯間接進口的茶葉和福州散茶，少數民族需要的黑茶和磚茶一時斷貨，造成新疆伊犁、塔城等地利用各種果樹葉、野樹葉偽造官茶、磚茶，進行銷售。1943年元月，新疆裕新土產公司呈請省政府對這種制假行為予以取締，內稱：“查近因茶葉缺乏，伊塔兩區民眾利用果木樹葉、野草等偽造成內地茯茶、大茶、紅茶，并冒充牌號以利推銷,各族民眾只圖價廉，不辨真偽，爭相購買，發運各區縣者甚多。并且假茶茶質惡劣，飲則瀉腹，對于人生之健康損傷實多”[13]。后經省公安管理處遵政府令予以嚴厲查禁。在此取締行動稍早一些，莊晚芳考察后也談到了新疆假茶問題，他說：近因交通梗阻，茶葉來源不易，茶價高漲，假茶應運而生。烏蘇一帶人民，有以新發之紅柳葉或榆樹葉制成茶葉，名為柳葉茶。伊犁一帶有各種假磚茶之壓制，推銷各地。用蘋果葉壓成老青磚，每塊售新幣8—15元不等，用柳榆樹葉壓成米磚，每磚售價15元左右，亦用柳葉、蘋果葉等壓成假湖茶，每塊30元。此等假茶多銷哈蒙維族，但均知其假，以茶葉奇缺，生活所關，不得而購用之。各種假茶的外表裝璜，均仿各種真茶，并印上“中國制”字樣。從事制造假茶者，多系由蘇聯回新疆之華商，間亦有蘇聯人在內。莊晚芳先生認為，此種假茶頗值注意，從茶業角度來說，如果聽其演變，不免要使哈薩克、蒙古各族人民對國產磚茶有不良印象。此于我國茶業前途，影響甚大，不可不加注意[1]。為此，1941年12月，國民黨行政院通過磚茶運銷西北方法，責成中國茶葉公司統籌辦理。各地所產磚茶及湖南茯茶、毛茶應由中國茶葉公司統籌收購,分配公私茶廠制磚交公司統銷售,每年壓制磚茶400萬—600萬片，專銷西北[14]（p469）。產生這種不正?，F象的主要原因是茶源減少造成的“茶荒”所致。據調查，磚茶、紅茶、香片的價格上漲幅度十分驚人。茲見表 1（注:平均價是一年中之6月計。價格單位:元/斤）[9]：

表1　1937-1942年新疆在售3種茶類價格統計

1942年，蘭州市評價委員會評定涇磚茶價120元/斤，但黑市卻要170元/斤以上。河西、西寧據說在250元/斤以上，柴達木一帶更要450元以上[9]。雖然這個價格并非新疆茶價，但蘭州是涇磚茶的集散中心和新疆茶的主要來源地，由此可見“茶荒”的嚴重后果。

[1]莊晚芳.新疆茶業考察紀要[J].貿易月刊，1943，（2）.

[2]莊晚芳，王家斌.西北茶葉貿易史研究[J].農史研究（第3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

[3]（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咨札·札試辦甘省茶務章程[M].

[4]陳祖椝，朱自振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財政經濟》（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6]徐方干.歷代茶葉邊貿史略[J].邊政公論，1944，（11）.

[7]葉知水.西北銷茶之產區銷量及其市場變遷[J].邊政公論，1944，（11）.

[8]陶德臣.民國時期的中國茶葉股份有限公司[J].茶業通報，2002，（1）.

[9]葉知水.西北茶市概況及其發展途徑[J].中農月刊，1943，（6）.

[10]民國蒲圻縣鄉土志·農業·茶業[M].

[11]朱自振.中國茶葉歷史資料續輯[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

[12]佚名.邊茶與邊政[J].邊政公論，1944，（11）.

[13]張德珍.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茶葉[J].西部，2004，（6）.

[14]陳椽.茶業通史[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8.

（責任編輯：蔣文倩）

K250.6 文獻標示碼：A

1006-5768（2016）03-140-05

2016-08-20

陶德臣（1965—）,男，解放軍理工大學教授，江蘇省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江蘇省農業歷史學會理事，安徽農業大學茶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主要從事茶業經濟和文化史、軍事歷史、黨的創新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