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山西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書記 李勁民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山西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書記 李勁民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把握發展新特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又強調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結構性改革是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舉措，標志著宏觀調控政策方面的重大變化，釋放出新時期經濟轉型發展的新信號，戰略性、思想性、政策性都很強。中共山西省委十屆七次會議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在分析山西“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形勢的基礎上，也提出以創新供給帶動需求擴展，以擴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給升級，實現穩增長和調結構互為支撐、互促共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外延

衡量經濟發展有兩把標尺，一個是結構，一個是總量。前者代表的是經濟質量和效率，后者反映的是經濟數量和規模。結構性矛盾是我國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結構性改革是針對結構性問題而實行的改革，往往指的是某種重大關鍵性改革。結構性改革包含兩層意義：一是在多種矛盾并存的情況下，對“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做出順序性選擇，確保改革平穩有序推進；二是在多重問題交織的情況下，對“改什么、怎么改”進行制度方法的操作性安排。當前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含義，是從“需求管理”到“供給管理”的重大調整。

供給側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包括兩方面的因素：一是生產要素投入；二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簡而言之，結構性改革就是兩大任務：一是將資源要素從產能過剩的、增長空間有限的產業中釋放出來；二是為服務中高端消費的“朝陽產業”輸送更多的勞動力、資金、金融和技術。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創造新供給，對于實現供給與需求“無縫”對接，釋放新需求，重要且迫切。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路徑是：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行動部署

中長期來看，國家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政策選擇包括推動“雙創”和“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促進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發展，扶持小微企業成長，發揮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對供給升級的倍增效應等。至于在需求端，消費方面，國務院在《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中，圈定了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農村消費和品質提升型消費六大領域，作為新消費的重點領域和方向。投資方面，重點和難點在于放松管制，讓市場發現并把握投資機會。短期來看，部分傳統的擴張政策有必要適度堅持，以達到守底線的目的。

中央最近提出了“5+4+3”行動方案。

五大政策支柱：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是邏輯緊密的政策體系和框架，總的目的是為結構性改革創造透明的、可預期的政策環境。

四個殲滅戰：一是化解過剩產能；二是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三是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持續發展；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三大原則：一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持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三是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當前尤其要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和各級干部三個群體的積極性。

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

近年來，山西經濟下行壓力有增無減，經濟結構性矛盾凸顯，不僅影響短期經濟增長，而且掣肘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破解轉型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就要在堅持“六大發展”的同時，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進行結構性改革上的攻堅，努力形成具有山西特點的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增強可持續發展的活力。

縱深推進政府簡政放權改革。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政府。在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方面，我省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加快出臺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規范、減少政府干預企業的自由裁量權。大幅減少行政審批事項，進行商事制度改革，不斷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促進新產業新業態和創新創業活動風起云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能力。簡政與精兵減冗、機構“瘦身”相結合，創新政府監管方式，探索互聯網下和“互聯網+”政府監管方式。建立跨部門、跨行業的綜合監管體系，把相關部門的監管事項統一到一個平臺上來。

促進資源要素投入結構更加合理。長期以來，我省經濟發展過度依賴煤焦資源、勞動力、土地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在當前企業資金嚴重短缺之際，尤其應該注意解決好礦產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問題，順應市場并購意愿：一是推動市場化的兼并重組，以大并大，以大吞??；二是降低并購重組的制度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簡化相關法律流程與環節；三是發揮金融體系尤其是資本市場的融資、定價和監管職能；四是實施過渡期保護，為并購重組贏得時間；五是讓大而不倒的“僵死企業”倒下去，同時建立配套的社會安全網絡和退出機制，妥善處理人和債的問題，防止次生社會危機發生。

推進經濟增長動力平穩轉換。目前大家普遍焦慮我省經濟增速的較大下滑，其實更令人焦慮的應該是工業企業盈利水平的長期持續下降，不僅企業經營困難加大，金融、財政、民生的風險也會進一步加大。我們應該認識到，“三駕馬車”是經濟增長之果而不是之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轉型、創新，來提升山西全要素增長率，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在當前尤其要強化服務業的意識和精神，用第三產業的思維來考慮我們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出路問題。比如，將傳統的人力組織的煤炭運輸逐步轉化為以互聯網平臺為核心的模式，形成類似于“滴滴打車”的煤炭運輸和供需互聯網平臺，就可以大幅降低運輸成本。

產業向中高端水平邁進。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就是新業態、新產業、新企業誕生、立足和發展，舊業態、舊產業、舊企業衰落、消失或轉型的過程。省委推出做好“煤與非煤”兩篇文章，實現科技創新、金融創新和民營經濟發展創新“三大突破”，最為關鍵的就是提高煤炭等傳統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加快發展接續替代產業，促進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業不斷形成壯大。

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我省是國內生態環境壓力較大的省份之一。在全球環境治理加強和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國家對高耗能、高污染等傳統產業必然要采取限制性措施，短期內必然對我省主導產業產生影響。但是從長遠來看，這也可以幫助我們化解產能過剩，促進主導行業健康發展?！笆濉睍r期我們要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不斷推進煤焦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煤炭有償使用制度、生態補償制度，以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收入分配格局體現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我省城鄉居民收入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城鄉、區域、行業之間收入差距較大。推動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既關系效率也關系公平。為此，我們應該按照權屬，從資源權益、生態環境補償、區域轉型發展補償、一般性企業稅費等方面，以財稅制度改革加快資源使用和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理順煤炭資源開發利用體制機制，創新煤炭等礦產資源開發補償、獲利回饋收益分配體制，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環境產權制度、衰退產業退出援助機制，健全替代產業發展推進機制，完善資源環境稅收制度、礦山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責任機制和補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