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幟鮮明地倡導“姓馬”才能真正堅守黨的陣地

文／甘林

旗幟鮮明地倡導“姓馬”才能真正堅守黨的陣地

文／甘林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突出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合起來的重要性，這不僅對我們黨和國家的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且對于我們堅持主流意識形態、堅持黨的教育陣地和輿論陣地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黨的95年歷史經驗表明，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我們事業勝利發展的唯一正確的科學理論，只有堅持并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才能獲得全黨團結的基礎，才能具有永不枯竭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才能奏響前進和勝利的號角。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的“黨校要姓黨”、“黨的媒體要姓黨”，從根本上說，“姓馬”和“姓黨”是統一的，如果離開了或淡化了馬克思主義，就必然會弱化或失去黨性原則和黨性要求，“姓黨”就會成為一個徒有其名的金字招牌。

一

在“姓馬”和“姓黨”的關系上，有學者提出“姓馬容易，信馬難”，強調“信馬”的重要性，言簡意賅，發人思考。但從黨性的要求來說，“姓馬”和“信馬”、“姓馬”和“姓黨”應該是內在統一的。一切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理論工作者，不應該是那種晴天擺攤、雨天收攤，看天候混飯吃的角色。因此，黨校要姓黨，黨的媒體要姓黨，一切共產黨員都要姓黨，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黨的歷史和現實表明，只有堅持姓黨，才能堅持正確的方向，也才能真正做到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因為黨的事業就是人民的事業，不姓黨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一切為了人民。但不容否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由于主客觀各種原因，有些黨員和黨的陣地偏離了或背離了這一基本原則，失去了政治靈魂和主心骨，甚至站到了黨和人民事業的對立面。出現這種情況雖然原因有別，但說到底是因為“缺鈣”，是理想信念失落造成的，這種理想信念的失落，是不信馬就必然不姓黨的典型表現。所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補鈣”工作的重要性，是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的。

在上個世紀后期，實踐中的社會主義正經歷發展中嚴重挫折并尋求改革的艱難時刻，特別是到90年代初發生的蘇東劇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低潮，這使得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大有市場，考驗著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本來，以最終消滅私有制為目標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變革，它的道路不是筆直的，經歷暫時的挫折、失敗是難以避免的，這對于真正的革命者來說，是不值得恐懼的，而是“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但對那些歷史的短視者來說，就有可能使他們驚慌失措，悲觀失望，甚至要改換門庭，另找出路。那些投機者、同路人和潛在的“第五縱隊”，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會暴露出他們本來的面目。這種現象不但過去有，現在有，而且以后也還會有。他們往往把革命運動中出現的危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危機，以為天要塌下來了。

因暫時的挫折而使一些人喪失理想信念、另找出路的情況，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地出現。像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我們黨雖然還處在幼年階段，就以自己正確的政治綱領和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誠，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促進了國共兩黨合作，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和北伐戰爭。由于共產黨在大革命中鮮明的政治領導作用和共產黨人勇于犧牲的精神，使它在人民群眾中獲得很大的聲譽。到1927年4月，黨員人數發展到近6萬人，與建黨時的50多人相比，在不到7年的時間里擴大了1000多倍。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社會上投機分子”也均想加入C.P（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不僅是“一般知識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許多擁有重兵的高級軍人也來敲C.P.的門”。①在他們看來，這時做一個共產黨員，乃是一種時髦，是表示一種榮耀。但當白色恐怖到來，革命轉入低潮的時候，黨的隊伍便迅速出現這樣兩種情況：一方面，許多真正的共產黨員為自己的理想或是英勇獻身或是繼續戰斗，僅從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的不完全統計，共產黨人被殺害的即達2.6萬多人，還有一萬左右的共產黨人繼續戰斗，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黨內也不乏一些投機者和不堅定分子又迅速作出了新的選擇，離開了革命隊伍，有的不惜用出賣靈魂和同伴的卑劣行徑去同被他們看好的新的潮流接軌。這些所謂識時務的“聰明人”，他們沒有想到，僅僅22年之后，第一面五星紅旗就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當然，歷史的情況有別，但這同今天的某些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謾罵者的臉面是有相似之處的。

這個事例有力地告訴我們：革命低潮并不可怕，因為歷史的進程不是直線的，暫時的失敗不能改變歷史所昭示的發展方向；但可怕的是，因為低潮的到來，歷史的短視者往往把革命運動中出現的危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危機，把暫時的失敗看作是不可挽回的，以為時代要變天。列寧就曾經把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危機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兩者作了嚴格的區分。他認為，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反映到革命運動內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總而言之，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極端嚴重的內部危機?！雹诘诙H后期，由于資產階級策略上的變化，出現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列寧曾把它看作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的一次危機。但如果把這種運動的危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正像列寧所斥責的，這“不過是重復資產階級下流文人無聊的議論，他們想把社會黨人之間發生的任何爭論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會黨的分裂?！雹蹥v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的情勢下，一些人包括個別共產黨員走到了黨和人民事業的對立面，失去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詛咒馬克思主義，丑化、否定黨和人民的革命奮斗歷史，就是這樣一種歷史現象的表現。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表明，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是在敵人的咒罵聲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等理論著述中，嚴厲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共產黨應該“取消”、“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等等謬論，深刻闡明了近現代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系統地、充分地論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綱領。毛澤東旗幟鮮明地亮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主張，從理論上有力地駁斥和粉碎了國民黨一切反共的論調。他指出，有些惡意的宣傳家，故意混淆中國革命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提倡所謂“一次革命論”，用來證明什么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里面了，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事實上，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這也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么要那樣叫囂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捌鋵?，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雹苓@一深刻理論正確指明了“中國向何處去”這一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極大地幫助了全黨思想的統一和政策的統一，更好地在抗日戰爭中擔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在這期間，毛澤東還回答了有些人要求我們黨改名稱的問題，他幽默地說：“有人說我們黨要改改名稱才好，他們說我們的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不但蔣委員長來電報要我們改名稱，中間派也勸我們改名稱”，“很多美國人也要我們改名稱，我們若是改了名稱，他們就喜歡了”。對此，毛澤東作出了明確的回答：“我們黨的名稱還是不要改。我們的名稱，中國人民是喜歡的?！雹葸@對于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指導現實斗爭，是很有意義的；這對今天那些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謾罵者、攻擊者也是有力的回答。

當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剛發生不久，鄧小平就針對所謂社會主義失敗論的國際性思潮，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⑥這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的形勢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命運的深刻闡述，是對中國共產黨人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理論武裝。歷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這是富有遠見的科學論斷。

因此，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要解決“黨校要姓黨”、“黨的媒體要姓黨”的問題，就要重視理想信念的教育，特別是要正確認識社會主義運動經歷的曲折和必然勝利的前景。堅定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對歷史發展規律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深刻理解的基礎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的歷史性問題。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⑦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我們是不能有絲毫的動搖。

二

我們所以強調“姓黨”與“姓馬”的內在統一，只有“姓馬”才能真正做到“姓黨”，這既是黨的性質和實踐的方向決定的，也是馬克思主義始終是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靈魂使然的。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它的先進性和生命力在于指導思想的正確性。恩格斯說過：“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觀點作為理論的基礎?！雹噙@一新的科學的觀點，就是由《共產黨宣言》所奠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就是它的完整的理論形態，它為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提供了批判舊世界、開創新世界的科學的銳利的武器。毛澤東深刻總結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艱難而痛苦的歷程，他說：“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結果“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只有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啟示下，“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這時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已成定局，毛澤東積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深情地說：“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雹釟v經苦難的中國人民正是在科學理論和社會價值目標內在統一的層面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并把它作為新的世界觀加以運用，正確回答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面臨的基本問題。正因為這樣，在當時眾說紛云的救國方案和眾多的社會主義思潮中，科學社會主義以自己特有的魅力脫穎而出，很快為中國人民所認識和接受。所以，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證明，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黨才能始終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從我們黨的戰斗歷程來看，正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它逐步地走向成熟，使自己有能力排除“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的干擾，在一個情況特殊而復雜的東方大國里，能夠正確處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辯證統一關系，既立足于完成現實的任務，又為將來向更高的階段發展準備條件，從而帶領群眾從勝利走向勝利。很顯然，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這一正確理論的武裝，就會像列寧警告的那樣，黨會“失去生存的權利，而且不可避免地遲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產?！雹庹邱R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結論，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奮斗目標，內化成為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這是對科學的信仰，對真理的信仰，形成了一往無前、無堅不摧的堅強信念，有多少共產黨人和革命戰士在戰場上為人民的解放流盡最后一滴血；有多少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敵人的法庭上，只要跨出一步就能獲得人身自由或高官厚祿，但他們選擇了為事業而獻身。事實證明，只有以科學理論武裝的理想信念才能真正懂得黨的事業，才能真正做到無私無畏、自覺地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也才能真正做到“姓黨”。如果理想信念失落、淡漠甚至背離，就有可能改姓他去。所以，加強理想信念教育，作好“補鈣”工作，是當前黨的建設的當務之急。

其次，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保持全黨的認識和步調一致，也才能有黨內團結的基礎。毛澤東十分強調黨內要有共同語言，有了共同語言才會有團結的基礎。他說，“學了馬克思主義，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語言”。 他在這里所說的方法，不僅是指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觀察客觀世界，才有可能獲得對客觀事物的科學認識，這樣黨內才會有共同語言，才會在共同認識基礎上不斷鞏固和發展黨的團結，真正發揮黨的戰斗堡壘作用。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有機統一，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恩格斯說：“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毛澤東同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一的觀點，他說：“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別的什么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他十分重視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克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痼疾。他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是工具，而不是教條，要善于利用這個工具，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面臨的各種問題。這深刻說明，馬克思主義最富有生命力的是作為方法論的意義，這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它不但是指導革命、制定正確策略的有力武器，而且也使黨觀察、分析形勢，處理工作有了共同的科學的方法，這樣才能使黨保持認識上和行動上的一致。如果失去了共同語言，就會各彈各的調，就非亂套不可。在黨的歷史上，有過“言必稱希臘”的錯誤傾向，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給黨帶來了嚴重的災難；今天則出現了“言必稱西方”，“唯美為美”的錯誤思潮，把西方的普世價值奉為圭臬而加以盲目崇拜和渲染，這是一種更加危險、更具顛覆性的荒謬陷阱，是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的。

再者，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是洞察各種社會現象，識別和抵制各種錯誤思潮，自覺堅守“姓黨”的重要保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反映人類社會、自然界和人的思維的普遍規律，這已為實踐所充分證明，我們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中國的運用和具體化，因而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它是保證我們對客觀事物獲得規律性的認識因而富有遠見的望遠鏡和顯微鏡。這本來就是我們黨確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決定的，但在今天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受到嚴重挑戰，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已不適合當代的中國，有的則借口中國化公開將它棄置不用，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黨員和黨的媒體失去了判斷是非的標準，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各種錯誤思潮的影響，以至改變了自己的思維方式。因此，我們在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作用。比如，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與基本方法，是正確認識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歷史發展與演進的科學方法，在人類社會仍然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世界歷史大背景下，在我國仍然存在一定范圍內階級斗爭的歷史條件下，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決不能棄置不用的。但在多年來有的學者借口我們過去犯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借口所謂時代的變化，竭力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淡化，甚至妖魔化，宣揚超階級的人性論和超意識形態的普世價值。離開了階級分析的基本方法，我們就不可能正確認識當前一再泛濫的各種錯誤政治思潮的實質和危害；就不可能正確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不遺余力地鼓吹產權私有化、市場萬能論以及形形色色西化主張的真實意圖，更不可能加以有力的抵制和反對；也不可能深刻認識產生腐敗的歷史和現實的根源，就有可能使一些人在對外開放和同私營企業家交往中失去共產黨人的應有立場。這樣做，會使我們失掉理論上的優勢，也就是失掉了自己的話語權?，F在，有的學者包括某些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用很大興趣使馬克思主義中性化，去革命化，把它變成人人可以接受的東西。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就以階級斗爭理論來說，美國駐蘇聯最后一任大使馬特洛克在他的《蘇聯解體親歷記》中記述了如下的看法，他說：為了改善美蘇關系，需要蘇聯出現轉變，“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在這一理論真正由官方拋棄之前，表明我們之間關系好轉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是虛幻的，最多也是暫時的”。他從戈爾巴喬夫、雅可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的言論中看到了拋棄階級斗爭理論的跡象，欣喜若狂，立即向華盛頓報告：“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這個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 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對于這種演變，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以辛辣諷刺的手法，認為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一直以一種歷史脫衣舞的形式，一層一層地否定（或者是脫掉）他們過去的理論外衣?！边@不能不是蘇聯走向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反面教員對我們也還是有教育作用的。

這一切，正如習近平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

三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姓黨”與“姓馬”的內在統一，這是黨的應有的政治要求，也是黨的政治和組織紀律的要求。這有如一個共產黨員必須遵守黨章，一個公民必須遵守國家憲法一樣，是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線；如果憲法、黨章可以被任意褻瀆，甚至任意踐踏，那勢必黨將不黨，國將不國，這是廣大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絕不允許的。不久前發生的某個黨校教授在講課中肆意違背黨的基本原則，在網絡上受到了許多網民的譴責，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所以，只有堅持嚴格的黨的政治和組織紀律的要求，才能保證黨作為無產階級戰斗司令部的作用，才能保證黨的團結和統一，也才能真正保證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十八大報告明確地把“嚴明黨的紀律，自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作為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了加強黨的建設中嚴明紀律的重要性。作為無產階級的組織武器，最重要的是要組成由先進理論武裝的、具有嚴明紀律的因而能夠戰斗的政黨。黨的紀律，是包括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兩個方面的內容，這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黨的紀律的統一體。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必須保持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性，除了組織紀律之外，還需要有政治紀律作保證。在一定意義上說，政治紀律是更重要、更基本的紀律，是黨團結和統一的重要基礎。對于這兩者的關系，列寧說：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而且必然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為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來鞏固的，這個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成一支工人階級的大軍”。由此可見，黨所以能夠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統一，因為它是用馬克思主義這個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所以它能夠發揮先進戰士的作用。這是不容損害和破壞的。正如中國古代《淮南子》一書所云：“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毋庸諱言，在一個時期內，在黨的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已經同我們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在一些地區和部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成為一個痼疾，有的領導班子特別是第一把手對中央和上級決定陽一套、陰一套，對上應付，對下大搞形式主義，數以百計的紅頭文件都管不住“三公”消費，造成“令不行、禁難止”的嚴重局面。有的黨員無視黨的政治紀律，隨意發表違背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方針的錯誤言論，甚至任意踐踏憲法、黨章規定的紅線；一些黨員熱衷于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力圖用私有化來誤導我們改革的方向，要求按照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來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企圖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有的黨員毫無顧忌地歪曲黨的歷史、否定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成就，特別是不遺余力地攻擊、污蔑和抹黑黨的領袖，搞所謂的“非毛化”；有的人甚至通過在境外發表大量不顧事實、不負責任的錯誤言論和書籍，再采取“出口轉內銷”的辦法影響群眾。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違紀行為，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瓦解黨的戰斗力，消解廣大群眾對黨的信任。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制止，嚴明黨的紀律，而任其發展下去，后果將不堪設想。

黨的紀律是自覺的，同時又是鐵一般的，是不能廢棄和蔑視的，更不能只是為了裝飾門面或只說不做。對于那種在黨罵黨，踐踏黨規，背棄誓言的人，在教育批評無效之后必須嚴肅黨紀，這樣才能保持黨的純潔性和戰斗力。綜上所述，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我們事業獲得勝利的根本保證。習近平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指導思想是一個政黨的精神旗幟。95年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使我們黨得以擺脫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辯證的科學精神、無私無畏的博大胸懷領導和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蔽覀円羞@樣的歷史自覺，歷史的擔當。

注釋:

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頁。

②《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頁。

③《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頁。

⑤《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325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頁。

⑦《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頁。

⑨《毛澤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頁。

⑩《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頁。

的發展。就舊中國來說，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生產力發展被束縛著，使舊中國處于生產力十分落后的境地。從歷史事實來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舊制度的私有制，顯示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優越性。蘇聯建立了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后，迅速縮短了沙俄時代與美國經濟的巨大差距。在1921—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年代，蘇聯經濟蓬勃發展。二戰中還打敗了強大的法西斯德國的進攻；二戰后，成為可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而蘇聯解體、實行私有化后，多年經濟停滯不前，國際地位雄風不再，其經濟規模占世界的比重大幅下降。1989年俄羅斯的經濟規模是中國的兩倍，現在只是中國的20%，與印度差不多。舊中國的多種私有制沒有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反而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新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以后，顯示出了遠超私有制經濟的優越性。盡管改革開放前有“左”的重大失誤，但經濟建設事業和經濟發展的成就超過舊中國的一兩百年，年均6%以上的發展速度也超過了許多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改革開放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就主要是靠國有經濟的貢獻。國有經濟也顯示了它的效率。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講：“從現在的材料來看，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產以后，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后，還可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边@表明利潤率是很高的。據此分析，如果投產四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資，表示年均利潤率為25%；如果四年之內還可賺回三個廠，表示年均利潤率為100%。當然這指的是輕工業，重工業的利潤率會低些。根據有關統計資料，我國三大改造以后，國有經濟的利稅率是較高的，1957年達34.7%，1965年達29.8%。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不少國企虧損、倒閉，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情況，需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其歷史和現實原因。為什么有些原來效率很好的國企變得虧損甚至倒閉，是完全可以講清楚的。但這不是本文的任務。這里重在說明：不能不加分析地得出國有經濟必然比私有制經濟效率低的論斷，進而借此提出以私有制經濟取代國有經濟，搞“國退民進”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