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為右派后作家的收入及生活水平考

郭劍敏

基于新中國成立后的文藝管理機制和作家管理方式，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作家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資和稿酬兩大部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上曾有“三名三高”（即名作家、名記者、名演員和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一說，作家位列其中，可見當時作家的收入水平與社會整體水平相較而言屬于較高的群體。中心作家不僅能獲得極高的榮譽，同時在收入方面也甚為豐厚。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許多作家受批判的罪名之一便是追求高收入、生活腐化，如對劉紹棠、丁玲等作家的指責。1958年10月10日，文化部發出《關于降低稿酬標準的通報》，通報中稱過高的稿酬標準，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脫離工農群眾，不利于創作的繁榮，希望各地報刊社、出版社將稿酬降低一半。一時間很多作家主動表示要降低稿費，張天翼、周立波、艾蕪三位作家于1958年9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聯合署名文章：《我們建議減低稿費報酬》，這既是對上級號召的響應，同時也有著政治上表態的意味，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作家的收入已成為了一種頗具關注度的社會現象，同時，對作家高工資、高稿酬的調整也成為彼時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的一個重要的層面。

1957年發起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作家不僅在政治上成為有罪之人，在經濟收入方面也較之前有了較大的落差。被劃為右派后，大多作家失去了創作的權利，即使堅持寫作，創作出的作品也無處刊發，這便使得絕大多數的右派作家沒有了稿酬的收入，這種狀況即使在六十年代初“摘帽”后對很多作家而言也沒有絲毫改變，對他們而言，發表作品、獲得相應的稿酬，要到“文革”結束獲得政治上的徹底平反后才成為可能，也才真正地得以“重返”文壇。被劃為右派的作家除了失去稿酬收入，同時還要受到工資被降級甚至完全被停發的處罰。這便使得許多右派作家從之前富足、優越的生活狀態陷入一種困頓窘迫的狀態，其中的辛苦不易，也成為這些右派作家人生遭際的一個重要的層面。不過，這也無法一概而論。同被劃為右派，就收入及生活水準而言，有的作家在生活上墜入底層甚至陷入絕境，有的作家則由于之前有較為豐厚的積蓄或工資雖然降級但相對而言還維持在一個不錯的水平，從而在生活上較有保障，這便形成了作家在劃為右派后在經濟情況方面的差異性，從而導致了他們的右派人生有著不同的體驗和感受，而這種人生體驗差異性對他們在平反復出后的文學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也便形成了不同右派作家的不同的右派文學書寫。下面以丁玲、劉紹棠、傅雷、王蒙等四位作家為研究個案，來具體地看一下被劃為右派后作家的收入與生活水平究竟處于怎樣的狀況。為了便于對當時作家的收入狀況有更為直觀的認識，這里先大致地羅列下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所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全民所有制單位及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1955年為527元，1956年為601元，“文革”初的1966年為636元，到“文革”結束時的1976年為605元。整個五十至七十年代，這個年平均工資水平基本上維持在520至640之間。

新中國成立后，收入分配從供給制改為工薪制以后，丁玲就響應作協黨組提出的作家自給的號召，一直沒領過工資，以稿費為生，當時丁玲的稿費收入及存款總額不得而知，但從生活用度上來看應該較為寬裕，家里公務員的工資也是由丁玲自己來支付的。在被打成右派前，丁玲還先后兩次捐款。1951年6月，丁玲響應抗美援朝總會的號召，捐款1200余萬元（舊幣）。1952年6月，她又將榮獲的斯大林獎金（二等獎）共5萬盧布全部捐給了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兒童福利部。

1955年，文藝界開始了對所謂的“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幾經反復，1958年5月，中國作協整風領導小組做出《關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結論》，“開除黨籍，撤銷作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文聯主席團委員、全國文聯委員職務，撤銷人民代表職務，取消原來的行政（七級）級別，保留作協理事”。此后，雙雙被打成右派的丁玲、陳明夫婦先后被下放到北大荒進行勞動改造。1958年2月，原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工作的陳明帶著保留廠籍，撤銷級別的處理意見，到黑龍江寶清縣的853農場二分場勞動，每月工資28塊錢。陳明初到黑龍江，向時任農墾部部長王震提出了丁玲想到北大荒來的想法。當時王震問起丁玲還有多少存款，陳明回答說，還有一萬多元。1958年6月，丁玲來到了北大荒，在王震的安排下來到了湯原農場，并把陳明也調了過來。1958至1964年，丁玲夫婦一直在湯原農場勞動、生活。丁玲到北大荒時，帶著從作家協會拿到一紙由中宣部署名蓋章的介紹信，上面寫著“撤銷職務，取消級別，保留作協理事名義。下去體驗生活，從事創作；如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如參加工作，可以重新評級評薪?！钡搅思涯舅购?，北大荒農墾總局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處長李天光看到介紹信后對丁玲說：“怎么不給工資？那你吃什么呢？”丁玲回答說自己還有些存款，丈夫陳明每月有28元的工資。最后李天光還是決定：“來到這里，每月30元吧?！?/p>

初到北大荒時，丁玲干起了養雞的工作，作協副秘書長張僖在周揚的指派下，于1959年7月專程去北大荒了解丁玲的情況，后來他這樣講述了當年所看到的丁玲勞動的場景：“丁玲穿著兩排扣子藍布解放服，站在一個案板前，剁菜很用力氣，速度很快。程書記說她一天要干八小時，我對程書記說，這樣不行，將來要垮的，能否用她的長處來教文化課？丁玲給我看她浮腫的腿，我一摁就是一個坑。她還說，我挺得住。當時我心里很難過，一個老作家怎么弄成這樣？”在王震的關心和直接干預下，農場給丁玲重新安排了工作，1959年夏季以后至1964年下半年，丁玲在湯原農場擔任畜牧隊專職文化教員。1964年12月至“文革”爆發前，丁玲又轉至寶泉嶺農場，負責組織職工家屬的學習。

基于農場條件的便利，從伙食情況來看，丁玲在湯原農場和寶泉嶺農場時期的生活雖說簡樸但整體水平應該說還是不錯的。陳明在回顧當時的生活情景時寫道：“我們冬天吃的菜是凍三樣，就是蘿卜、土豆、白菜，都是凍的，煮一下，我們自己搞一點辣椒。還有，把棒子面餅切成片，放在爐子上烤，很好吃。我們也有改善生活的時候，吃大馬哈魚，切成塊一炸，然后一燉，挺好吃。有時我們也在露天站著看電影。工地上也能看病，還可以做盲腸炎手術，醫生就是我們農場的醫生，原來都是部隊的衛生員?！倍×岱驄D在這里可以很方便地買到雞蛋和牛奶，同時自己還養雞種菜，倆人每月的糧食標準均為31斤，工資收入合起來每月有五十多元，口糧充足，伙食豐富，這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難時期，可謂是難能可貴了，同時，在王震的關照下，丁玲夫婦此一時期的勞動強度也并不很大。1962年冬天，陳明調到湯原農場工會工作，分管職工教育，組織群眾文化活動，為方便工作，陳明還從結余的工資中拿出一筆錢買了一輛飛鴿牌自行車。

“文革”爆發后，丁玲夫婦的生活也遭受了較大的沖擊。1968年夏至1969年5月，夫妻倆分別被關進了牛棚，在牛棚里倆人每月分別有十五塊的生活費。從牛棚出來后，丁玲被分配到21隊在群眾管制下進行勞動，掃廁所、掏糞水、下大田割麥，對于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而言，可謂是高強度的勞動，這也是丁玲來到北大荒后最為艱辛的一段歲月。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4月，丁玲夫婦被帶離北大荒，分別被關進秦城監獄。關于在秦城監獄的生活情況，陳明在回憶錄中有所記述：所關的房間有十來平方米，配有抽水馬桶，每月一份《紅旗》雜志，每天一份《人民日報》，每月發一次日用品，每兩個星期管理人員推平板車送書，供借閱，馬恩列斯著作，以及《魯迅全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锸潮绒r場吃得好，光早飯輪換著有二十多樣。過節吃餃子。每半年拆洗一次被褥。洗澡冬天每兩周一次?！拔以谇爻菑臎]挨過餓，吃得比農場好，而且越來越好。住進新樓，光是早飯的花樣，輪換著差不多有20多樣。菜嘛，吃過咸鴨蛋、松花蛋，還有北京的醬菜辣絲，記得50年代吃過，不過好像沒有這么好吃。主食有時還吃面包，吃炸饅頭撒白糖?！?/p>

1975年5月19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給她做出《對叛徒丁玲的審查結論》，“丁玲是叛徒，其問題性質屬敵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調研從嚴，處理從寬和‘給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權，養起來，每月發給八十元生活費”?！睆那爻潜O獄相繼出來的丁玲與陳明來到了山西長治嶂頭村。此時陳明的工資恢復了“文革”前的待遇，按文藝八級，每月有129元的工資，生活水平大為好轉，用陳明的話說，“我們的錢坐在炕上吃也吃不完”。侶1978年7月丁玲徹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79年1月丁玲與陳明夫婦二人從山西農村返回了北京。

除丁玲外，劉紹棠在當時也是一位憑稿費收入生活而不領工資的作家。作為五十年代文壇上的“神童”作家，劉紹棠在當時的作家中屬于高收入者。他13歲便開始在報紙上發表作品，1952年因發表《青枝綠葉》《擺渡口》《大青騾子》等小說而聲名大噪，同時成為團中央重點培養的對象。1954年，18歲的劉紹棠進入北大中文系讀書，是年8月劉紹棠與曾彩美結婚。后來為了更專心地從事自己的文學創作，1955年春，劉紹棠從北大中文系退學，轉到中國文學講習所。1956年3月劉紹棠加入中國作協，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中國作協會員，此后，劉紹棠申請專事創作，不拿工資，靠稿酬為生。

到1956轉為專業作家時，劉紹棠已出版四本書，即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山楂樹的歌聲》，中篇《運河的槳聲》《夏天》。當時劉紹棠的稿酬是每千字18元，出書的話，每發行3萬冊便增加一倍的稿費，所以，僅這四本書的出版，便給劉紹棠帶為了一筆可觀的收入，也因此才使得劉紹棠有底氣敢聲明不拿工資，“光是這4本書，我收入一萬七八千元。稿費收入的5%交黨費，但不納稅”。按劉紹棠所講，把這筆錢存入銀行，年利率為11%，每年僅利息便可收入2000元左右，平均算下來每月有160元，相當于一個12級干部的工資。而當時物價較低，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豬肉6角，可以說，劉紹棠雖不拿工資，但僅憑當時所收稿費的利息所得，劉紹棠一家便可過上相對富足的日子。1956年春，劉紹棠的妻子曾彩美生了孩子，劉紹棠便從稿費中拿出2500元在中南海的隔壁買了一個三合院，包括有五間住房，一間廚房，一間廁所和一個雜物間。

1957年上半年，劉紹棠主要致力于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的創作，并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廣告，計劃于當年的國慶節出版，印數10萬冊。劉紹棠當時已計劃好：“此書如果出版，可得稿費3.5萬元。因而，我打算拿到這筆稿費，深入生活10年，10年之后拿出多卷體長篇小說。我想花5000元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蓋一座四合院，過肖洛霍夫式的田園生活。10年內雖然不發表和出版作品，但每月的利息收入仍可使全家豐衣足食?！钡磺卸家蛲蝗欢恋呐羞\動戛然而止。愿望沒有達成，劉紹棠的這一想法在隨后的反右運動中，卻成為遭受批判的一大罪狀。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劉紹棠成為眾矢之的，《文藝報》《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相繼發文展開對劉紹棠的批判，在這些批判的聲音里，最為突出的便是指責劉紹棠有負黨的栽培，貪圖生活的享受，是青年作家走向墮落的典型。如1957年8月27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文章題目便是：《從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記劉紹棠的墮落經過》，1957年第22期的《文藝報》上發表批判劉紹棠的文章《劉紹棠之類的青年作家是怎樣墮落的》，1957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的文章為《青年作者的鑒戒！劉紹棠追求名利墮落叛黨》。劉紹棠所設想的高稿酬所帶來的安寧優越的寫作生活并沒有達成，相反卻因此而成為貪圖享樂、思想墮落的典型。

被劃為右派后，1958年10月，劉紹棠被派到北京門頭溝永定河畔采挖沙石，12月又轉到京東百子灣火車站建設工地修鐵路。1960年6月，先后發配到北京南郊大興縣的高米店、安茨縣桐柏鎮、通縣張家店等地從事平整土地、興修農田水利的勞動。1961年11月，上級部門宣布摘掉劉紹棠右派分子的帽子，劉紹棠也結束了勞動改造，回到家中開始了自己的創作，《北京日報》上發表了劉紹棠的短篇小說《縣報記者》，這也是劉紹棠在整個60年代發表的唯一一部作品。1966年“文革”爆發后，劉紹棠深感待在北京城已十分危險，便收拾行囊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大運河畔的通縣儒林村，住在自己一個表姐的房子里。最初一段時間，因銀行賬戶被凍結，全憑稿費收入生活的劉紹棠在最初回到鄉里時甚為不易，據同村的好友楊廣芹回憶：“剛回來的那一段日子，形勢很緊，讓人看不到希望。劉紹棠不敢看書，不敢寫小說，日子過得相當單調與壓抑，你想他等于從一個峰巔，突然掉到谷底，事業無望，生活無望，那時他的銀行賬戶都是凍結的。父母兄弟都在城里，都不敢搭理他；妻子孩子都在城里，沒法管她們，沒法在一起，親戚朋友們也是離得遠遠的。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曾經寫信給朋友們想借點錢，但是信寄出去后杳無音信，誰也沒有把錢給他郵過來?！?

從1966年6月至1979年1月獲得平反，劉紹棠在家鄉度過了十三個春秋。在家鄉遠離風暴中心，不受運動沖擊，家鄉父老給了劉紹棠最大的關心和照料，這也使得劉紹棠能較為平靜地度過十年“文革”的動蕩歲月，沒有關押，也沒有游街批斗，“大亂還鄉”對劉紹棠來說是一個十分明智的選擇，在家鄉簡陋的屋舍里，劉紹棠相繼完成了《地火》《春草》《狼煙》等作品?！敖B棠是抱著回鄉務農的目的扎根儒林村的，但故鄉的干部和父老兄弟，誰也不忍心拿他當一個勞動力對待。為了照顧他的體力，也為了使他與兩派斗爭隔離，不卷進漩渦，隊干部分配他獨自一人放牛、拾糞、趕小驢車、看場院、看小雞。有時也分配他跟剛剛初中畢業的孩子一起拉墑、牽牲口蹬地、鉆青紗帳，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30多歲的壯小伙子干這些活計，當然不需要費大力氣。對父老鄉親的深情厚誼，紹棠后來無限感激地說：“這干那些活兒，等于在療養院休養……”1979年1月，團中央對原來本系統的右派錯劃問題做了處理，并在《中國青年報》上刊發了給本系統的右派進行平反的消息，新華社隨后就些向全國發了通稿。劉紹棠被打為右派時共有存款2萬余元，反右之后利率年年下降，“文革”前降到年利率3.6%，僅靠利息已不足以維持生活，每年都要用掉一部分本金，到1979年1月24日錯劃問題得到改正時，劉紹棠的銀行存款剩余2300元，不管怎么說，這對很多人來說，也還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與丁玲、劉紹棠有工作單位卻不領工資僅憑稿費收入來維持生活不同的是，傅雷干脆沒有所屬的工作單位。新中國成立后，傅雷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特約翻譯，沒有工資，也沒有退休一說，妻子朱梅馥也沒有工作，全家的收入全部來自傅雷翻譯的稿費。由于沒有正式的所屬單位，傅雷住的房子也是自己租住的，全家住在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一幢私人所有的三層花園洋房，每月要支付房租55.29元。新中國成立前，傅雷一度還擁有從母親那里繼承下來的四百多畝田地，但從抗戰前開始，這些田地因生計的緣故被傅雷斷斷續續地賣掉了，所以到新中國成立后，稿酬便成為傅雷唯一的收入來源。

新中國成立后，傅雷集中精力重譯和新譯了大量巴爾扎克、羅曼·羅蘭、梅里美、伏爾泰的作品，迎來了自己翻譯事業上的一個高峰期，在收入上也有著十分可靠的保障?！皬?949年回到上海一直到1957年，可以說是傅雷人生中最愜意的時期?！钡@一切在反右運動開始后一去不返。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宣布為右派。被劃為右派后。在很長一個時期傅雷的譯文無法出版，以稿費為生的傅雷在經濟來源上便大受影響。出版社一度要傅雷更名出書，但被性格剛硬的傅雷斷然拒絕。好在出版社后來同意預支傅雷一部分稿費，困境才得以緩減。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也是傅雷的好友樓適夷在多年后談及此事說：“照規定‘右派不能出書，我們請示中宣部（當時是周揚和林默涵），據指示要傅雷繼續譯書，但新出書須改名，此事由社總編輯主任鄭郊洵同志去函商量，傅雷回信拒絕。是出版社內部商定，一面仍請譯書，并按規定支送稿酬，一面將稿壓下，準備他摘帽后出版，這樣積稿的，即有《幻滅》等稿，是后來出的?！钡词惯@樣，由于右派的身份，加上1958年12月傅聰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這些都對傅雷心理上造成沉重的打擊，身體也每況愈下，譯書已變得很慢、很艱難，即便能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得到預支稿酬，因譯得少，收入也便銳減，生活便日益困頓起來。

在《傅雷家書》中可以看到，傅雷與傅聰的通信中多是文學藝術方面的交流，而朱梅馥在對兒子傅聰的通信中則多談及生活，從中也可以了解到傅雷當時的生活境況。朱梅馥在1959年10月1日給傅聰的信中寫道：“近年來主要是一般的身體衰老，神經衰弱，百病叢生，我也不細談了。你看了干著急也無用?！备德斠蝗嗽趪?，母親朱梅馥不愿兒子過多牽掛家里，所以盡量把家里的困難說得輕描淡寫，但從中已可感知，反右后傅雷的生活狀態和身體情況。1960年以后，一方面是多病的身體，另一方面是翻譯的作品無法出版，收入銳減，再加上又是困難時期，傅雷一家的生活已陷入十分艱難的狀態，一向剛強的傅雷也不得不在給兒子的信中“索要”食物，為此，朱梅馥怕兒子不了解家里的真實情況，專門在信中對傅聰進行解釋：“我看他思想和心理活動都很復雜，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單子，他都一再躊躇，仿佛向兒子開口要東西也顧慮重重，并且也怕增加你的負擔。你若真有困難，應當來信說明，免得他心中七上八下?！蹦菚r傅聰從國外寄來的食物、營養品及外匯，成了傅雷一家最重的物質來源，但這也是遠遠不夠的，以至朱梅馥不得不在信中告以實情：“我們從日用品到食物都是計劃供應，大家一律平等。每月每人可吃肉三天，吃魚六天。有了你的外匯，可有一些特別照顧，每百元人民幣就可額外配給油票二斤、肉票一斤、魚票二斤、糖票二斤，比平時全家所得的分配多至一倍?！?/p>

到1961年9月底，傅雷得到通知，摘去右派的帽子，出版社也開始恢復出版他的譯本。這時生活有所好轉，傅雷的心情也好了很多，甚至有閑暇與夫人一起去蘇州、南京、鎮江、揚州等地去游覽。1962年3月9日，朱梅馥寫給傅聰的信中寫道：“爸爸近來心情很好，就是身體不行。他常說心不老而精力衰老。工作遲緩，腦子不活躍，是他最大的苦悶。領導上對他照顧無微不至。二月份起統戰部給他食油一斤半、肉票二斤、蛋二斤、糖一斤；這是對極少數人的照顧。此外又給他文化俱樂部每月十五張餐券，平時由我拿了出入證去買熟菜回家給他吃。他覺得受之有愧呢！”但是這樣的情況也沒能維系下去，從1963年開始，隨著政治形勢的日趨緊張，傅雷譯本的出版越來越艱難，經濟來源越來越少，入不敷出，而且更為糟糕的是，傅雷身體此時開始持續惡化，甚至無法伏案工作，翻譯工作幾乎停頓了下來。這對沒有工資收入，僅靠稿費收入維持生活的傅雷來說是致命的，幾乎是走投無路了，以至于孤傲的傅雷在1965年10月不得不給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宣傳部部長的石西民去信，陳述自己的生活的困境，“按停止翻譯作品，僅僅從事巴爾扎克研究，亦可作為終身事業；所恨一旦翻譯停止，生計即無著落。即使撇開選題問題不談，賤軀未老先衰，腦力遲鈍，日甚一日，不僅工作質量日感不滿，進度亦即十年前三分之一。再加印數稿酬廢止，收入驟減（即印數稿酬未取消時以雷工作遲緩，每年亦不能收支相抵），種種條件，以后生活亦甚難維持?！痹谛胖?，傅雷還談及了自己的病情，以及對因病而無法正常翻譯，導致生活幾近潦倒：“而雷不比在大學任教之人，長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給可支。萬一日后殘廢，亦不能如教授一般，可獲退休待遇。故雖停止工作，終日為前途渺茫，憂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難安心靜養?！倍藭r已調往北京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石西民雖然也曾致電上海市委，要求對傅雷給予生活上的照顧，但“文革”序幕已經拉開，沒有人會有暇關注這個右派分子的處境了。紅衛兵運動一起，傅雷家即被抄，已陷困境的傅雷終于以決絕的方式告別于世，而傅雷夫婦在遺書中，還專門對自己所留下的所有財物與賬目向所托親友進行了交代，按遺書所述，將各項應付款項交割完后，僅余現金53.30元，傅雷在遺書里特別說明，余下的這筆錢用于夫婦二人的火葬費。假如傅雷有所屬的工作單位，有穩定的工資收入，生病不能工作時也無斷收之虞，退休后也有保障，即使受到抄家批斗的沖擊，傅雷是否會選擇走上絕路，亦未可知。斯人已逝，只余悲嘆。

四

相較而言，劃為右派的王蒙要比其他的右派作家日子過得好許多，即使是遠走新疆，王蒙的生活可謂自在、安逸，甚至有幾分“逍遙”。與同被劃為右派的其他作家的境遇相較而言，王蒙在幾十年的動蕩歲月中幾乎沒有受到過正面的沖擊，遠在新疆的他，遠離風暴中心，甚至被運動所遺忘；而在新疆時期，與生活在自己身邊的其他群眾相比，王蒙的日子也過得可謂寬裕，甚至“富足”。

新中國成立后，王蒙先在北京團市委第三區團工委工作，后又到北京有線電廠任團委副書記，月薪是87元。 1956年在《人民文學》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得稿費476元，差不多相當于王蒙半年的工資所得，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字了，王蒙把這筆稿費用在了與崔瑞芳結婚的開銷上，“‘組的所得稿費已夠我們購置了當時條件允許的一些裝備，包括玻璃書柜、書桌、半軟沙發椅等”。與此同時，王蒙在這一年完成了自己的首部長篇小說《青春萬歲》，送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簽訂合同后，中國青年出版社預付了王蒙500元的稿費，后因1957年批判聲音漸起，《青春萬歲》的出版擱淺，王蒙將500元的稿費給中國青年出版社退了回去。

1957年，王蒙被劃為右派。1957年至1962年北京郊區的門頭溝的桑峪、一擔石溝、三樂莊等地參加勞動，這段時間生活較不易，一是勞動繁重，二是其間王蒙的兩個兒子先后出生，三是在1960年因糧食供應緊張，王蒙的糧食定量由原先的每月45斤后降為32斤，較為窘困的生活狀況直到1961年秋王蒙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才有所好轉。1962年夏分配到北京師范學院任教，日子開始好起來，在北京師范學院工作期間，不論是收入、住房還是工作等方面，王蒙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和照顧，“我們吃飯多半到學校教工食堂，做得很好，兩面焦的火燒鮮脆金黃。但是一吃食堂就更覺糧票太‘費。有時我們到甘家口商場去吃，能吃到獅子頭、木須肉什么的，也吃過裹著雞蛋的炸油餅，深感營養在我，豐富滿足”。據王蒙在北京師范學院任教時的同事王景山在“文革”中所寫的材料中所述，這一時期的王蒙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是很順利的，“王蒙來系后，雖然名為助教，但和其他助教不同，是另眼相看，受到優待的。當時房子很緊張，但還是千方百計給王蒙搞了一個單間（當時助教誰也沒有這個權利）。出席文藝界的會，聽文藝界的報告，王蒙都是受到照顧的”。這時期王蒙的夫人崔瑞芳在中學任教，收入也不錯，開銷綽綽有余，有余錢去東安市場買咖啡與可可粉、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還買了臺300元的二手蘇制相機，日子過得可謂“小資”了。

1963年，為了更好地創作，王蒙舉家離京，來到新疆。在赴新疆前，王蒙在別人的提醒下從所在的單位北京師范學院申請到了八百元的補貼，相當于王蒙月工資的近十倍，可謂意想不到的收獲，興奮的王蒙在臨行前用這筆錢在王府井一個牙科診所修補了牙齒，給自己買了一件中式絲棉襖，同時還給妻子崔瑞芳買了一件大衣和一條呢料褲子。到了新疆后，王蒙被分配在《新疆文學》雜志任編輯。1965年，王蒙又從烏魯木齊來到了伊犁的巴彥岱，在伊寧縣紅旗人民公社二大隊的副大隊長，夫人崔瑞芳也由烏魯木齊調到伊寧二中任教。他們先住在學校分給的房子里，后租住在當時維吾爾族居民家，再住伊寧一中家屬院。關于那時的生活狀況，王蒙的夫人崔瑞芳回憶道：“我們初到伊犁時，那里的商品供應還是十分充足的。當地盛產的奶油、蜂蜜、瓜子等，商店里都能買到，而且價格很便宜?！比兆影惨?，生活條件相對當地居民要好，以至“文革”中，崔瑞芳還因穿得好，家居用品講究而被貼了大字報，“第二天一推門，老天，敢情是貼到房門上的大字報：‘崔瑞芳，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家里有沙發……還燙頭發……”1969年，因所在單位自治區文聯成立大聯委，王蒙被認定為屬于沒能改造好的對象，決定扣發王蒙的工資，同時凍結存款，每月發生活費60元。崔瑞芳當時每月有70元工資，之前王蒙的工資在每月150元左右。但最終的執行的結果是除了工資降級，凍結存款的事不了了之。雖然扣去了一部分，但王蒙夫婦倆加起來的收入也還不算太少，只不過王蒙的小女兒正是這時誕生，加上兩個正在長身體的兒子，這段時間是王蒙在新疆時日子過得較緊的一個時期。

到1971年，王蒙被所屬單位自治區文聯派到王蒙烏魯木齊市南郊的烏拉泊“五七”干?！叭雽W深造”，與此同時，單位恢復了王蒙的原工資，而且還補發了兩年來所扣的兩千多元，這筆錢使的王蒙一家在“文革”后期過著相對寬裕的生活。1973年王蒙與夫人崔瑞芳從伊犁調回到了烏魯木齊，住在崔瑞芳學校所在的家屬房，這期間王蒙較為松閑，一家的飲食成為一天中最為忙碌的所在，“我與芳也大力抓膳食。除朋友們的幫助以外，我們的親戚也常常帶來松花蛋、點心、咸帶魚、肉松等。我的干燒魚做得成功，瑞芳的滑溜肉片與珍珠（糯米）丸子也越做越成功。我們還自己做過肉松，瘦肉多了肉松容易成絲，肥肉多了，就要往里邊加面粉，這些都是從實踐中得來的學問”。這樣的食單，在那個年月不可謂不豐富了。而王蒙此時雖調回到了烏魯木齊創作研究室，但實際并沒有創作任務，與兒子一起游泳成了王蒙這一時期的“主業”。夫人崔瑞芳回憶：“1973年到1975年，王蒙游泳都游瘋了，不但自己游，還把兩個兒子也帶了去。他們頭一天先蒸好一大鍋伊拉克蜜棗窩頭，第二天上午就帶了窩頭出發去紅雁池游泳，中午在那里吃飯（那窩頭大約已曬餿了），一直游到下午四五點鐘才回家。王蒙說這是‘神仙般的日子?！?975年，王蒙又提筆開始了創作，長篇小說《這邊風景》及短篇小說《隊長、書記、野貓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向春暉》《快樂的故事》《最寶貴的》等正是在這一時期完成，1979年，王蒙返回北京，同年獲得平反。

從1963年至1979年，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從二十九歲到四十五歲，其中六年在伊犁巴彥岱鄉勞動，兩年在烏拉泊五七干校，八年在自治區文聯工作。對王蒙而言，這十六年是充實、歡快、收獲的十六年，即便在“文革”時，王蒙一家也能獨享平安。不僅如此，這十六年里，王蒙學會了維吾爾語，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兄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同時也從新疆少數民族人民那里感悟到了達觀的生活態度和幽默智慧的生活哲學，也正是有著如此豐富的在新疆勞動生活的體驗，也才于日后有了《哦，穆罕默德·阿麥德》《淡灰色的眼珠》《愛彌拉姑娘的愛情》《逍遙游》等總題為“在伊犁”的系列小說的問世，也才有了后來獲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這邊風景》的誕生。右派這頂帽子讓許多的知識分子吃盡了苦頭，飽經磨難，甚至家毀人亡?？蓪τ谕趺蓙碚f，這頂帽子卻如一道“護身符”，使他在動蕩的歲月中得以游離于政治風暴漩渦之外，獨享難得的安寧?？梢约僭O，如果王蒙沒有被打成右派，另或沒有遠走新疆，很難預料在后來的運動中會有著怎樣的遭遇。也許正是由于遠離政治運動中心而獲得的相對的安寧，由于收入的基本穩定而換來的生活水平的可靠保障，也由于自己以及新疆人民天生開朗活潑的性格，才使得王蒙在復出后的作品中更多地流露出的是一份樂觀、幽默、豁達與澎湃的激情。

王蒙的右派經歷中有著幾分幸運的成分，甚至有著些許因禍得福的意味，但對很多右派作家來說則無從幸免。被打成右派的流沙河于“文革”時被下放回家鄉四川金堂縣城廂鎮監督勞動改造，拉大鋸、釘木箱，掙計件工資，拼盡全力，一天可得一塊多錢，憑此養活全家老小，一干十二年。從維熙自被劃為右派的二十多年里，輾轉于營門鐵礦、茶淀農場、團河農場、曲沃磚場、晉普山煤礦、大辛農場、伍姓湖農場等勞動改造場所，絕大多數的時候沒有工資，繁重的勞動只能換來少量的定量糧食供應，食能果腹也成為一種奢望。劃為右派后作家的收入及生活水平有著很大的差異性，生存境遇也個個不同，從而形成了右派作家們不同的生活體驗、歷史記憶與政治心態，而這些又使得這些右派作家在復出后表現出不同的歷史反思意識與文學書寫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