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聯模式的核心理念

鄭安定

摘要：體制模式是理論模式的實踐形式。蘇聯模式雖在斯大林時期確立，但它的思想基礎在列寧時期就已奠定?；陔A級和階級斗爭理念形成的黨國高度統一的政治體制，基于市場和計劃觀念形成的排斥市場的國有企業制度，基于對重工業地位的認識而形成的以重工業為核心的工業化道路構成了蘇聯模式的核心要件。對這些要件的認知，列寧和斯大林是一致的，將蘇聯模式人格化地界定為斯大林模式不夠科學，人格化的稱謂忽視了蘇聯模式形成和發展的內在邏輯以及模式選擇所受的外部環境制約，缺乏歷史感。

關鍵詞：蘇聯模式；列寧；斯大林

中圖分類號：D75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0961（2016）05—0072—06

蘇聯解體、蘇共亡黨至今已過去二十多年，但它留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留給各國執政的共產黨人的教訓是現實而長久的。蘇聯解體后，在追尋蘇聯劇變根源時我國許多學者將病灶歸因于斯大林與斯大林模式。他們認為，是斯大林拋棄了列寧晚年開創的新經濟政策（有學者甚至提出列寧晚年開創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模式），依靠殘酷的權力斗爭按照自己理念建立了一種社會發展模式，而這一模式最后又成為蘇聯解體的根源。惋惜蘇聯解體之余，人們又感嘆如果當初能沿著新經濟政策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蘇聯最后也許不至于分崩離析。但仔細分析之后，我們會發現，上述論斷僅僅是用布哈林的觀點作為評判斯大林的標準，而忽視了其思想的內在矛盾。其實，歷史給上述可能性留下的機會極小。因為在構成蘇聯模式的幾個核心要素上，列寧和斯大林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模式”（英文為model）原意為“事物的標準樣式”。作為一種社會發展樣式，蘇聯模式是指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的一種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它是一個由多個方面構成的統一體。概言之，政治方面體現為高度集權的一黨制。執政黨的權力高度集中于黨中央，執政黨的中央機構對全黨、全國實行全面領導。經濟方面體現為以單一公有制為基礎的排斥市場調節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文化方面體現為將官方定義的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文化生活領域的準繩，官方通過一元化的思想灌輸實現對意識形態的管控。

蘇聯模式是一種復雜的歷史現象，它的形成是歷史傳統、國際環境、黨內斗爭、個人作用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支撐這一體制模式的是其背后的理論模式，它決定了蘇聯社會發展的方向。以往在研究蘇聯模式時，我們往往將其分為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關系等幾個方面進行單獨闡釋（見圖1），但這些要素并不是同等重要的，也并不是并列、平鋪在一起的，而是構成了一個由表及里的層次（見圖2）。換句話講，蘇聯模式有幾個核心構成要素，只要具備了這幾個核心要素，在外部環境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它就會由萌芽狀態逐步成長為完備形態。本文認為，基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理念形成的黨國高度統一的政治體制，基于計劃觀念形成的排斥市場的國有企業制度，基于對重工業地位的認識而形成的以重工業為核心的工業化道路，構成了蘇聯模式的核心要件。通過比較列寧和斯大林對這些要件的認知，我們可以發現兩人的理念是一致的?？梢哉f，蘇聯模式的核心要件在列寧時期就已形成。

一、對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認知

十月革命后，面對第二國際理論家考茨基、鮑威爾等人對十月革命的責難，列寧晚年在《論我國革命》中提出了一種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發展文明的新思路，即運用政治權力發展經濟的模式。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共產黨必須在獲得了絕對的政治統治權力之后，才能夠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開辟道路。這一歷史建構過程就像是攜帶著一組‘基因計劃，它會將體制的主要特征傳遞給體制的每一個細胞?！痹谔K聯模式的各個構成要素中，政治無疑是核心，也是最先形成的，它是社會運行的動力源。蘇聯政治體制的認識論基礎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對階級以及階級斗爭的認識。列寧認為：“通常所說的階級究竟是什么呢？這就是說，社會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擁有工廠，擁有股票和資本，而另一部分人卻在這些工廠里做工，那就有了資本家階級和無產階級?！憋@然，在列寧看來，“區別各階級的基本標志，是他們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也就是他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將階級和物質生產資料所有權等價的后果就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無情地割私有制的尾巴，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消滅私有制、消除階級。而這正是斯大林的實踐邏輯，當資本主義尾巴割凈之時也是社會主義的建成之日。因此斯大林才有底氣在國有化改造和集體農莊建立之后宣布，在1936年蘇聯已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

根據這種邏輯，在物質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以前，階級是不可能消除的。因而，階級斗爭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提出，“階級的消滅不是經過階級斗爭熄滅的道路，而是經過階級斗爭加強的道路達到的”。這一觀點常被人詬病，但這種認識在邏輯上與列寧是基本一致的。十月革命前后列寧始終強調，“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并完全消滅資產階級時期有階級斗爭，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斗爭空前殘酷，階級斗爭形勢空前尖銳的時期”，“消滅階級要經過長時期的、艱難的、頑強的階級斗爭。在推翻資本權力以后，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后，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后，階級斗爭不是消滅（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人中的庸人所設想的那樣），而只是改變了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將變得更加殘酷”。在推動新經濟政策的轉向中，列寧雖不再公開這種看法，但他卻并未忘記“誰戰勝誰”的問題。1921年底，他在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關于經濟工作的指令》中就指出：“共和國各級人民法院應嚴密注視私商和私人企業主的活動，但對他們的活動不加絲毫的限制，然而與此同時，要對任何不堅守共和國法律的嘗試給予最嚴厲的懲罰，并且教育廣大工農群眾自動地、迅速地、認真地參加監督工作，使法律得到遵守?！痹谶@種方針的指導下，成千上萬的“耐普曼”（因新經濟政策而出現的工商業者）被判投機倒把罪從莫斯科流放到北方。

也正是基于對私商的警惕與擔憂，在施行新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政治與經濟不同步性變奏的奇怪現象。一方面是經濟管控的放松，商品貨幣、流轉貿易自由的恢復；另一方面卻是通過《關于黨的統一》《總清黨》的決議加速黨的權力集中。前者取消了俄國社會主義政黨史上一直存在派別的傳統，這為日后黨內斗爭走向嚴酷、極端化埋下禍根；后者在實施的過程中清退了近16萬人，占黨員總數的24.1%。許多人對這種矛盾的做法疑惑不解，其實這正是源于列寧的認識邏輯：既然資本主義與私人所有現象綁定在一起，那么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恢復和資產階級的發展”，意味著“資本主義分子及其在黨內代理人的活躍”。因為，黨員并不是與社會隔絕的，資產階級傾向必然反映到黨的內部。而要抵制“腐蝕無產階級又腐蝕黨的小資產階級”危險的必然選擇就是自我革命，尋找隱藏在內部的階級敵人。因為，“只要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的統一、力量和影響稍微受到削弱，這種動搖的結果就只能是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以及私有制的復辟”?；诖?，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列寧為何不斷告誡：“在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和蘇維埃機關內部還都可以看到資產階級殘余……我們必須記住，內部的危險在某種意義上比鄧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險還要大?！闭闻c經濟的這種反向運動，注定了新經濟政策的短命。在階級斗爭的視角下，資本主義的顛覆陰謀須時刻警惕并與之進行堅決斗爭，階級斗爭的螺絲釘需要不斷被擰緊。因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便成為政治權力運行的出發點和目的。無產階級專政本應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組織形式，但文明程度較低國家的工人、農民如何管理國家卻成為重大難題。直接管理雖然不現實，最終還得交由自己的代理人——黨去管理。黨成為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力量，列寧的“職業革命家組織”高度集中和絕對服從的組織形式被移植到國家結構中，這種黨國高度一體的政治結構是蘇聯模式的最大特色，也是后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標志性特征。以黨代政、黨政不分、權力高度集中成為該體制的常態。面對日益蠻橫的斯大林，病中的列寧僅僅認為是斯大林“太粗暴”，而看不到他背后的體制因素。列寧也僅僅想以一個較為耐心、較為謙遜而“較少任性”的人來代替斯大林。由此可見，蘇聯模式雖然在斯大林時期建立，但列寧時代的主張和實踐卻為蘇聯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核心動力。

二、對市場經濟的認知

同政治相比，經濟處于蘇聯模式的次層。它由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計劃管理方式兩大部分組成。蘇聯模式在經濟方面最大特色就是對市場運行機制的排斥。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許多人將目光轉向20世紀20年代初期蘇聯施行的新經濟政策，認為新經濟政策的本質是存在市場關系。學者們在褒獎新經濟政策的同時指責斯大林過早地結束了它。但大家都有意無意忽略了一個問題，即如果要把新經濟政策作為一項長久的戰略去實施需要哪些觀念上的變革。

恩格斯曾斬釘截鐵地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再清楚不過地證明，商品生產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就轉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排除任何掠奪、任何暴力行為和任何欺騙的可能性，既使假定一切私有財產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勞動，而且在往后的全部進程中，都是相等的價值和相等的價值進行交換，那么，在生產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中也要必然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北娝苤?，馬克思后半生的主要研究精力都在《資本論》上，在這里唯物史觀由“假設”變成了“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這部宏偉的著作為社會主義設立了不容置疑的原則——理想社會絕對不可以運用市場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對市場經濟的否定不僅僅是在策略層面上，它已然根系于整個經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我們常說，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體系是一塊整鋼，他們二人為經典社會主義編織的是一張近乎滴水不漏的邏輯密網，其中任何一個微小結論的變動都會牽涉到一系列基本原理的改動，更別說要變動對市場定位這樣重大的理論問題了。換句話講，不徹底改變社會主義觀念，不根本改變對市場的看法，對市場的運用必定難以持久延續。

若要列寧將市場經濟作為一項長久的戰略去加以運用就需要重構整個經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實現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構至少需要具備兩個歷史條件：第一，在市場運行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必須得到有效克制；第二，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得到持續提高，勞資之間的沖突不至于使整個社會的基本秩序受到威脅。這種轉變的歷史條件在當時是根本不具備的。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條件下，當市場還在自由放任的場域中滋生著一場又一場肆虐的經濟危機時，社會主義觀的變革近乎是不可能的。沒有經歷宏觀調控和新科技革命洗禮的市場經濟遠遠不像現在這般美好、誘人。列寧作為一個熟知馬克思理論體系的革命者，對馬克思否定市場的原因有著異常清晰的認識：“馬克思主義闡明了在任何一種商品經濟制度下，資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必然性”，“我們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學過一點馬克思主義起碼的常識的，都知道流轉和貿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產者分化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分化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就是說重新恢復資本主義雇傭奴隸制”。就在不厭其煩地向全黨解釋新經濟政策必要性的同時，列寧仍不忘強調“租讓制也是一種斗爭形式，是階級斗爭在另一種形式下的繼續，而絕不是用階級和平來代替階級斗爭”。不管斯大林的理論水平如何，在對資本主義起源的認識上他同列寧是根本一致的。1928年，斯大林提出：“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正在加速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并使農民經濟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但是，我們還沒有挖掉資本主義的老根。這些老根藏在什么地方呢？它們藏在商品生產里，藏在城市小生產者特別是農村小生產里?！笨峙逻@才是斯大林加速推進集體農莊、急于消滅商品流通的理論原因。

可以說，在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認知框架里，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在基因上完全是互相排斥的。在傳統社會主義觀念下，現實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運用只能是應急之策，對市場經濟的暫時松綁并不代表著對它的政治信任。

被譽為“革命的金娃娃”、“黨內最寶貴理論家”，也是列寧去世后堅決擁護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說，“市場關系并不是別的東西，它恰恰是小生產者存在的外部表現”，“為什么我們這里還有市場關系？因為我們這里還有分散經濟，有著大量的小生產者，我們不能夠把他們組織到某種類似托拉斯的集體中去”。因此，“在沒有小生產者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地反對‘新經濟政策，反對市場關系和類似的其他事物”，“愈是工業發達的國家，愈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無產階級掌權后，國內的市場關系就起著愈小的作用”?？梢钥隙?，在布哈林的邏輯中，市場的存在僅僅是由于小農經濟的存在而存在，而并非是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無疑，布哈林代表了當時布爾什維克對市場的最高認識水平。在這種認識水平之下，“對社會主義整個看法的根本改變”，也僅僅只能是對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看法的改變，而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觀的改變。當人們還沒有從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必然性的層面認識市場經濟時，它的命運必然是短暫的。對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來說，破除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恪守，把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的核心要素來對待實在是太遙遠了。說到底，新經濟政策背后的邏輯不過是：要維持政權就要獲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他們的支持就必須允許農民存有私糧。在維持政權和消滅私糧的急迫選擇面前，布爾什維克選擇了前者，但這一選擇背后的理論實質卻被掩蓋了。該選擇背后的理論問題至少包括：（1）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勞動與人本性之間的復雜關系；（2）政府權力在市場中角色的定位；（3）若市場經濟不可跨越，那么如何保證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在市場中不被異化。對于這樣的問題，當時的布爾什維克根本沒有涉及，也沒有機會涉及，直到今天這些問題依然困擾著我們。

如果可以肯定當時不具備實現理論轉向的時代條件，那么就沒有理由責怪斯大林過早逆轉了新經濟政策。即使列寧晚年不斷強調新經濟政策需要“認真地和長久地”執行時，他仍告誡司法人民委員部要“保證新經濟政策實施方面的戰斗職能”，“狠狠懲辦任何超越國家資本主義范圍的資本主義”，防止“濫用新經濟政策”。他要求司法人民委員部“不要受‘因職責關系沿用‘適合歐洲的行動方式的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影響，而要同這種行動方式做斗爭，制定新的民法，確定對‘私人契約的新的態度等等。我們不承認任何‘私人性質的東西，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都屬于公法范疇，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質的東西……必須對‘司法關系更廣泛地運用國家干預；擴大國家廢除‘私人契約的權力；不是把羅馬法典，而是把我們革命的法律意識運用到‘民事法律關系上去……如果司法人民委員部不能夠使我們這里的資本主義成為‘訓練有素的、‘循規蹈矩的資本主義，如果司法人民委員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審判證明他善于抓住違反以上規定的行為，并且不是用罰款一兩億這樣一種丟人的‘共產黨員的愚笨辦法，而是用槍決的辦法來進行審判，那么，司法人民委員部就毫不中用”。1922年，在給加米涅夫的信中列寧再次提到，“以為實行新經濟政策會終止使用恐怖手段，那是極大的錯誤。我們還會重新采用恐怖手段……在經濟方面我們不再做更多的退讓，凡是蓄意欺騙我們（或者逃避壟斷，如此等等）的人，將遭到恐怖手段的回擊”。我國有學者為了制造列寧與斯大林之間的對立，將列寧強調“停止退卻”解釋為是基于黨內“左”的壓力，但在私人信件中又有誰能逼著列寧去否定市場，去講停止退卻呢？恐怕這更能代表列寧的真實想法吧。

三、對國家工業化道路的認知

盡管人們對斯大林的認識存在爭議，但卻都承認，斯大林時期的工業化運動對蘇聯體制模式形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工業化雖然在斯大林時期才狂飆式的推進，但關于蘇聯工業化道路的思考始于列寧時期。1920年2月，在列寧的倡議下，成立了以格·馬·克爾日扎夫斯基為首的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該委員會制定了第一個國民經濟計劃，同年12月召開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批準了這個《全俄電氣化計劃》，列寧稱這個計劃為“第二個黨綱”，并倡導各級蘇維埃按照計劃重建整個國民經濟。這個計劃要求在10～15年之內實現國家的電氣化，在發展電力工業的基礎上全面改造農業、交通運輸業。這個計劃強調全國經濟服從中央計劃，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列寧在會上說：“我國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這一點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不僅在世界范圍內比資本主義弱，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一定要努力把小農經濟基礎變成大工業經濟基礎。只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后的勝利?！?921年5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會議上，列寧指出：“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于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是如此?！彪S著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和經濟的迅速恢復，工業在國家生產中的地位愈益重要。1922年11月，列寧呼吁：“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設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能成為獨立國家……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業豐收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良好也不夠，我們還必須要有重工業?！?/p>

對于一個幅員遼闊、經濟落后、外部環境敵對、時刻面對戰爭威脅的國家來說，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方式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對于這一點，斯大林的危機意識更加強烈。在他看來，工業化對蘇聯具有雙重意義。就國際環境而言，工業化是保證蘇聯社會主義免于成為資本主義附庸、免受資本主義侵略的保障。斯大林認為：“處于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自己不能生產出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如果停留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即不得不使國民經濟受制于那些生產并輸出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階段，就不可能保證經濟上的獨立。停留在這個階段就等于讓自己隸屬于世界資本?！本蛧鴥拳h境而言，斯大林與列寧一樣，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大工業基礎之上，工業化是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如果沒有實現工業化，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梢哉f，在工業化的重要性以及工業化的核心問題（即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些方面，列寧與斯大林的認識是一致的。

重工業屬于資金密集型產業。對后發國家來說，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絕不可能依托于市場，它只能依托于國家所控制的資源。既然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是緊迫的，那么就必須盡快為推進工業化找到資金。用列寧的話來講，“重工業是需要資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資金，那我們就會滅亡，就不能成為文明國家，更不用說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了”。在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問題上，列寧一開始試圖通過租讓方式獲得外國資本，但租讓制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直到1927年，實際生效運營的租讓制企業僅有65個。既然得不到外部資助，那工業化的資金就只能取自國內了。列寧雖沒有明確提出工業化要剝奪農業，但他也認為，農業是工業化的源泉。在《關于糧食稅的報告》中列寧說：“在余糧收集制的情況下，小農戶沒有正常的經濟基礎，許多年都必然死氣沉沉，小經濟不能存在和發展。因為小業主對于鞏固和發展農業、增加產量失去興趣，結果我們就失去了經濟基礎，沒有別的源泉，如果不把大量的糧食儲備集中在國家手里，那就根本談不到重建大工業……我們實行這種政策，是為了獲得重建大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儲備?！?923年，俄共（布）十二大關于工業的決議指出，只有工業的發展才能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黨應當有系統地、堅定不移地、不惜一切力量和犧牲地以盡可能迅速的方法來加速這一過程。國營工業的恢復需要緊密地依靠農業的發展。在工業取得重大發展以前，必要的流動資金應當取自農業，取自超過農村需要的剩余產品。在列寧看來，從糧食征集制到糧食稅只是換了一種不會危及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集中糧食的方式罷了。而斯大林后來則找到了一種既不會威脅布爾什維克政權又能保證迅速積累糧食的方式——集體農莊?？梢?，靠優先發展重工業拯救俄國并不是斯大林的獨門秘方、一家之見，它在黨內近乎是普遍的共識，它更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淵源——俄國歷史上就有靠軍事立國的傳統。

列寧時期，黨國高度統一的體制、以重工業為核心的工業化道路、排斥市場的國有企業制度，這些蘇聯模式的核心要素已經形成。對列寧和斯大林來說，實現社會主義必須保證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保證生產資料國有化、保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這也恰恰是蘇聯模式的思想基礎和靈魂。由此，我們可以說，蘇聯模式雖在斯大林時期建立和完善，但它的思想基礎和原初形態在列寧時期就已奠定了。因而，將蘇聯模式定義為斯大林模式是不全面的。這種人格化的稱謂有兩個弊端：一方面，它難以揭示出蘇聯模式的本質，似乎這種模式取得的所有成就與災難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當需要反思這種模式的弊端時就會將注意力過度集中在個人性格特征上，這妨礙了對體制模式背后的理論模式的分析；另一方面，人格化的稱謂忽視了蘇聯模式形成和發展的內在邏輯性，以及模式選擇所受的外部環境制約，缺乏歷史感。若非要以人格化的稱謂指代蘇聯模式，那將蘇聯模式稱為列寧一斯大林模式似乎更合理一些，這樣講并非要否認他們二人在社會主義建設策略方面的差別，而是為了與人為制造列寧與斯大之間對立的做法形成區別。

[責任編輯：孫連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