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對地區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
——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實證分析

王 瑞，魏 建

(山東大學 經濟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00)

經濟學研究

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對地區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
——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實證分析

王 瑞，魏 建

(山東大學 經濟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國家區域戰略承擔著促進區域產業發展、結構優化的功能。以黃三角戰略為例，基于黃河三角洲19個縣市區的面板數據，就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戰略對該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進行了靜態與動態的實證研究。靜態模型的結果表明：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對該地區具有明顯的結構調整效應，降低了一二產業的比重，顯著性地提升了第三產業的比重，推進了該地區產業服務化進程；創新有利于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降低了一三產業的比重，限制了服務業進程；而金融與政府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相反，這可能與地方政府推進戰略實施的積極性較高而金融資源主要流向第二產業有關。與靜態模型相比，動態模型的結果顯示：國家區域戰略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方向沒有變化，但對第三產業的占比及服務化進程的作用不再顯著，這與黃三角處于工業化階段有很大關系。需要說明的是，不同的發展戰略由于定位不同因而會有差異化的產業結構效應，黃三角經驗對其他國家區域戰略實施效果的研究僅具有參考價值。

國家戰略；黃河三角洲；產業結構優化；區域發展戰略；經濟轉型

在區域經濟轉型和金融危機的雙重壓力下*①覃成林：《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轉型與中部地區經濟崛起研究》，《中州學刊》，2006年第1期。②何丹，李晶：《2009年以來中國區域發展規劃及政策評述》，《華東經濟管理》，2011年第3期。，我國區域發展戰略做出了很大調整，主要表現為大量地方性發展規劃得到國務院的批復成為國家戰略。這在2009年前后表現的比較明顯，呈現快速增加的態勢*謝慶裕，王博：《區域規劃全國遍地開花》，《南方日報》，2010年7月29日A09版。，其后節奏開始放緩*劉云中等：《我國“國家戰略性”區域規劃的實施效果、存在問題和改進建議》，《 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這些指導地方發展的規劃由國務院批復，因而被稱為“國家區域戰略”?！皣覅^域戰略”對地區發展的功能定位、發展原則、產業選擇、生態建設以及相關改革等方面做出了明確部署，并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這些區域規劃的密集出臺一方面重構了區域發展格局*陳秀山，趙霄偉：《區域規劃密集推出 重構區域經濟格局》，《領導之友》，2010年第2期。，另一方面體現出國家在特定領域鼓勵地方先行積極探索的嘗試。

從目前國內關于國家區域戰略的研究文獻來看，一部分學者圍繞某個國家戰略進行案例研究，從總體上分析其實施效果，如安樹偉和姜軍(2014)*安樹偉，姜軍：《〈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實施效果的中期評估研究》，《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劉秉瑞(2015)*劉秉瑞：《〈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實施效果評估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中國地質大學(北京)，2015年。研究了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實施效果。付承偉和施祖麟(2013)*付承偉，施祖麟：《新形勢下我國區域規劃實施影響評估研究—以皖江城市帶為例》，《規劃師》，2013第9期。對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實施效果進行了評估。也有一些學者研究了國家戰略對某些經濟變量的影響，如解新為(2013)*解新為：《基于DEA的皖江城市帶區域創新績效評價》，《中國管理信息化》，2013年第9期。利用DEA方法對皖江城市帶區域創新績效進行了評價。吳曉飛和李長英(2015)*吳曉飛，李長英：《國家級區域發展戰略是否促進了地區創新?—以“黃三角”戰略為例》，《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6年第1期。研究了國家戰略對目標區域創新的影響，他們認為國家級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對地區創新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影響，但這種影響作用并不顯著。王瑞等(2015)*王瑞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對地區投資的影響—以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為例》，《經濟地理》，2015年第8期。以黃三角為例分析了國家戰略對目標區域投資增長的影響。譚偉福等(2009)*譚偉福等：《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實施對濱海生態環境的影響分析》，《廣西科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則研究了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對濱海生態環境的影響。劉云中等(2013)認為，這些戰略規劃推動了區域經濟增長并培育了一批增長極，同時也提高了區域一體化程度*劉云中等：《我國“國家戰略性”區域規劃的實施效果、存在問題和改進建議》，《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國外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區域政策的實施對產業轉移的影響方面，如Moore,B.,& Rhodes,J.(1976)*Moore,Barry,and John Rhodes.“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movement of manufacturing firms to development areas.”Economica 43.169(1976):17-31.；Ashcroft,B.,& Taylor,J.(1977)*Ashcroft,Brian,and Jim Taylor.“The move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effect of regional policy.”Oxford Economic Papers 29.1(1977):84-101.；Twomey,J.,& Taylor,J.(1985)*Twomey,Jim,and Jim Taylor.“Reglonal policy and the interreglonal move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2.3(1985):257-277.；Wren,C.,& Taylor,J.(1999)*Wren,Colin,and Jim Taylor.“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regional policy.”Oxford Economic Papers 51.3(1999):487-516.等。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國家戰略對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尚未引起足夠的關注。國家區域戰略盡管具有較多目標，但也基本上都承擔著促進區域產業發展、結構優化的功能。盡管不同的發展戰略主題不同，但都對產業發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有的甚至直接以產業發展為主題。那么，國家區域戰略實施之后目標區域產業結構將如何變動，戰略實施是否促進了地區產業結構調整？

基于此，本文以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戰略為例，分析研究國家戰略實施對該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本文剩余部分結構安排如下：首先對黃三角戰略進行簡要介紹，考察戰略實施前后產業結構變動趨勢，并對國家戰略影響地區產業結構變動的機制進行分析，然后利用黃三角地區19個縣市2005-2014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結論。

一、黃三角戰略概述及產業結構變動

2009年11月，國務院批復了《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黃三角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兑巹潯返膶嵤┓秶鞍ㄉ綎|省的東營市、濱州市，濰坊市的寒亭區、壽光市、昌邑市，德州市的樂陵市、慶云縣，淄博市的高青縣和煙臺市的萊州市，共 19個縣(市、區)，陸地面積 2.65萬平方公里”?！兑巹潯访鞔_了地區發展的功能定位，對生態建設、基礎設施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也對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并設定了產業發展目標：到2015年產業結構要進一步優化，構筑起高效生態產業體系。

《規劃》批復之后，山東省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意見及土地、金融等領域的優惠政策。這些措施有效地促進了黃三角地區的發展。數據顯示，黃三角地區生產總值由2008年的4755.8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8741.2億元，且歷年增速均高于山東省的平均水平，對山東省經濟起到了帶動作用。

圖1 2005-2015年黃三角地區產業結構演進趨勢圖

地區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產業結構也在穩步調整。2015年黃三角地區三次產業增加值分別實現620.5億元、4924.7億元、3196.1億元，增速分別為4.3%、7.3%、8.3%，產業結構由2009年的7.6∶66.8∶25.6調整為7.1∶56.3∶36.6。從趨勢上來看，第三產業比重逐年提高，一二產業比重呈下降態勢(見圖1)，符合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

從圖1我們發現2005年以來黃三角地區產業結構變動的趨勢相對平滑，直觀上很難判斷國家戰略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诖?，本文在分析國家戰略影響產業結構調整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對該地區近10年數據的計量分析來深入研究國家戰略的影響及其顯著程度。

二、國家區域戰略影響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機制

(一)國家區域戰略設定產業發展目標的導向作用

如表1所示，盡管不同的區域發展戰略主題不一，但均對規劃區域的產業發展、結構優化以及主導產業的選擇做出了部署。中央政府通過監督和評估地方政府的戰略推進力度，從機制上引導地方政府為實現戰略設定的目標而采取必要的政策干預，從而使財政資金、土地等要素朝著目標設定的方向流動。同時，由于規劃經國務院批復實施，這就增加了區域戰略的權威性及“法定” 地位，易于在投資者心中形成穩定的區域發展預期，增加投資信心，引導各類要素向目標區域流動*王瑞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對地區投資的影響——以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為例》，《經濟地理》，2015年第8期。。上述行為都會影響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動。

表1 部分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文本對產業發展的論述

(二)改善地區發展環境，影響產業結構變動

客觀上一切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都會或多或少地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國家戰略的實施正是通過改變這些因素條件來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一是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如黃三角地區的四大港區建設會促進依托港口的倉儲、物流業的發展；二是完善區域合作機制，促進不同地區的產業合作，如皖江城市帶主要承接長三角等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形成沿海與內陸的良性互動，從而影響地區產業結構變動；三是改善貿易環境，如廣西北部灣經濟區與東盟地區的貿易往來，也會影響該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動。

表2 國家戰略實施前后黃三角四大港口貨物吞吐量比較 單位：萬噸

數據來源：《中國港口年鑒2010》、《中國港口年鑒2015》

不同的國家區域戰略，由于功能定位的不同會使其影響地區產業結構的機制有所差異，并導致不同的結果。就黃三角而言，其戰略主題是“高效生態”，核心是圍繞四大港口建設，完成產業的布局與調整，以港產城一體化發展的方式推動經濟的轉型升級，將黃三角打造成為環渤海南岸經濟集聚帶。作為重要的運輸節點，港口的建設勢必會推進依托港口的倉儲、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如表2所示，與規劃實施之前的2009年相比，2014年黃三角四大港口的貨物吞吐量均有大幅提升，濱州港與東營港更是由年吞吐量幾百萬噸增加到千萬噸以上，這從側面反映出港口與黃三角腹地的良好互動。臨港產業的發展，帶來人口聚集，以城鎮為載體的生活性服務業進一步發展，促使港產城聯動模式形成。所以，圍繞四大港區建設，國家戰略的實施會帶來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這也是本文的一個基本判斷。此外，黃三角是傳統的農業區，工業化起步較晚，目前整體上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受制于高效生態的定位，新增的傳統工業項目落地難度較大，國家戰略的實施形成了推動工業轉型的倒逼機制，短期來看不利于工業在量上的擴張，反映在產業結構上就是第二產業比重的下降，這是本文的第二個判斷。接下來，我們采用回歸分析對上述兩個判斷加以論證。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變動是被解釋變量。衡量產業結構變動的指標很多，三次產業增加值的相對變化是一個主要的指標。在具體的使用上，有的學者直接用三次產業增加值作為被解釋變量(劉宇，2007)*劉宇：《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面板數據模型的研究》，《南開經濟研究》，2007年第1期。，也有的使用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為被解釋變量(聶愛云和陸長平，2012)*聶愛云，陸長平：《制度約束、外商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調整—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2年第2期。。本文參照聶愛云和陸長平(2012)的做法，除了用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為被解釋變量外，也將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相對比重作為一個被解釋變量以表示產業結構升級。由于國家戰略在推動產業發展時的側重點不一樣，對三次產業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2.解釋變量。國家戰略的實施會引起生產要素在空間和產業之間進行流動，促進產業轉移，從而影響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動。由于國家戰略是由中央政府批復實施的，可以看成是影響地區發展的一個外生變量。其在時間序列上表現為批復前后政策有無的狀態，在回歸模型中以虛擬變量的形式引入。

3.控制變量。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因素很多，結合相關理論并參考現有文獻，選取以下變量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

居民收入水平。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生活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將有更多的支出轉向第三產業的產品，進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配第·克拉克定律明確指出了人均收入水平變化帶來的產業結構變動。靳庭良(2009)*靳庭良：《物價變動、收入水平對我國產業結構的長短期影響》，《統計與決策》，2009年第14期。、劉麗和任保平(2012)*劉麗，任保平：《經濟增長過程中我國工資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經濟經緯》，2012年第2期。等利用中國的數據也證明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在回歸模型中，我們參考付宏等(2013)*付宏等：《創新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2000-2011年的省際面板數據》，《中國工業經濟》，2013年第9期。的做法，采用人均GDP的變動來衡量居民收入水平變化。

財政支出。地方政府財政資金的投入規模與投資走向會極大影響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動。安苑和王珺(2012)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的波動顯著抑制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并且與基本建設支出和科教文衛支出相比，行政管理支出的波動性具有更大的負面作用*安苑，王珺：《財政行為波動影響產業結構升級了嗎?——基于產業技術復雜度的考察》，《管理世界》，2012年第9期。。儲德銀和建克成(2014)指出，在總量效應方面，財政支出政策阻滯產業結構升級；在結構效應方面，政府投資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但教育支出和科技支出對產業結構調整存在正向促進作用*儲德銀，建克成：《財政政策與產業結構調整——基于總量與結構效應雙重視角的實證分析》，《經濟學家》，2014年第2期。。在回歸模型中我們采用公共財政預算支出作為變量指標。

金融發展。金融發展是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重要因素。傅進和吳小平(2005)將金融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機理形象地表述為“金融→影響儲蓄、投資→影響資金的流量結構→影響生產要素分配結構→影響資金存量結構→影響產業結構”*傅進，吳小平：《金融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機理分析》，《金融縱橫》，2005年第2期。。陳聰(2008)*陳聰：《我國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研究》，《統計與決策》，2008年第9期。、曾國平等(2006)*曾國平，王燕飛：《中國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財貿經濟》，2007年第8期。、王春麗等(2011)*王春麗，宋連方：《金融發展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的實證研究》，《財經問題研究》，2011年第6期。均用計量模型驗證了兩者之間的關系。所以，將金融發展作為一個控制變量具有合理性。在指標選取上，我們參考王春麗和宋連方(2011)的做法，用存貸比(貸款余額/存款余額)作為金融發展的代理變量。

創新水平。創新是影響產業結構變動、優化升級的根本性因素。參照李習保(2007)*李習保：《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變遷的實證分析:基于創新系統的觀點》，《管理世界》，2007年第12期。、吳曉飛和李長英(2015)*吳曉飛，李長英：《國家級區域發展戰略是否促進了地區創新?——以“黃三角”戰略為例》，《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6年第1期。的做法，本文采用各地區發明專利申請數作為創新的代理變量。

(二)數據來源

本文以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戰略為案例，選取該區域內19個縣、市(區)2005-2014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其中，居民收入水平、財政支出以及金融發展的相關指標均來自于《山東區域統計摘要2015》、相關年份的統計公報、政府工作報告。創新的指標——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書來自各地區統計年鑒、相關政府網站。需要說明的是，對于某些缺失數據本文用其前后年份數據的平均值代替*寒亭區2013年金融機構存款余額數據缺失，我們用2012年和2014年的數據平均值來代替。。

(三)基本的模型設定及方法選擇

設定如下面板模型：

Y(INDUSTRY)=β0+β1policy+β2LNPGDP+β3LNPATENT+β4LNEXPEND+

β5FINACE+δi+δt+ε

同樣是金枝玉葉的段譽，第一次來燕子塢吃的那些：“茭白蝦仁”“龍井茶葉雞丁”，看看就教人饞涎欲滴。段譽的當時心理評判是這樣的：“魚蝦肉食之中混以花瓣鮮果，色彩既美，自別有天然清香?！?/p>

(1)

其中，Y是回歸因變量，由四個變量組成，分別是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及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用primary、secondary、tertiary及ter_sec來表示。policy作為國家戰略的代理變量，是主要考察的解釋變量。它是一個只取0和1的虛擬變量，在戰略實施之前取0，實施之后取1。由于黃三角高效生態經濟區是2009年底頒布的，所以policy在2009年及之前的年份取0，2009年之后取1。PGDP是人均GDP，PANENT是企業專利申請數，EXPEND是政府公共預算支出，FINACE是地區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之比，用來表示金融發展水平。為了消除數據波動性，對變量PGDP、PATENT、 EXPENGD進行了對數化處理。δi和δt分別表示地區效應和時間效應， ε表示隨機誤差項。

表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3給出了模型的主要變量及描述性統計指標。

對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度進行考察，發現pearson系數矩陣顯示各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并不是很高，絕對值最大為0.58*限于篇幅未將系數矩陣列出。，均在可接受范圍之內，不會影響后續的實證檢驗結果。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靜態面板模型估計

考慮到不同縣市的個體差異及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會對產業結構調整產生不同的影響。參照多數文獻的做法，在靜態面板模型中對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加以控制。為了確定模型選擇的合理性，我們首先利用數據進行了個體虛擬變量和年度虛擬變量的顯著性檢驗，結果強烈支持模型存在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的設定。但由于個體效應仍可能以隨機效應的形式存在，為此對模型選擇進行了豪斯曼檢驗，所有模型的結果表明應該使用固定效應而非隨機效應。此外，考慮到同一地區不同時期的擾動項一般存在自相關，在回歸時采用以縣市為聚類的穩健標準差。

表4 面板數據模型的實證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括號內是穩健標準差。

LNPGDP的回歸系數說明人均GDP對第三產業比重的提高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相關結果在10%水平上顯著。對第二產業比重下降及服務業進程的影響并不顯著，這與整個黃三角地區所處的工業化階段有很大關系。從黃三角所屬縣市產業結構可知，除了東營區與濱城區兩個市屬區之外，其他地區均是二產主導，而且相對發達地區如廣饒、壽光、萊州等第二產業比重也較高，說明該地區整體還處于工業化進程中，只是不同縣市在所處階段上略有差異。在這一階段，居民的消費品需求結構中工業產品的比重還比較高。

LNEXPEND的回歸系數說明，公共財政支出對一三產業比重的提高有正向作用，雖然顯著性不強，但在二者合力作用下顯著(10%的水平)降低了二產比重，同時對ter_sec解釋力較強，說明財政支出有效地推進了地區服務業進程。上述結果正是地方政府調整財政資金使用方向，落實國家戰略的體現。近年來各級政府均加大了對農業的補貼力度，以東營市為例，該市“十二五”期間市財政支農資金達53.3億元，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全面落實，這一系列舉措有效促進了糧食的增產增收，提升了農業發展水平。同時，圍繞民生的公共服務支出比重也逐年增加，數據顯示濱州市“十二五”期間累計民生支出1020億元，是“十一五”時期的2.6倍，高青縣、樂陵市、壽光市等縣市民生支出占比均已超過70%*相關數據來自各地區2015年和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

表4中LNPATENT的回歸系數及顯著性水平說明，創新對三次產業結構變動的作用明顯。從變動方向來看，創新有利于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降低了一三產業的比重，限制了服務業進程。主要原因是當前創新主要發生在第二產業，一三產業較少。這從黃三角地區科研創新平臺可以看出，截至2015年末東營市有工程技術研究中心50家，其中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家，省級示范工程技術研究中心8家；濱州市2015年新獲批省級示范工程技術中心2家，新批準組建市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4家。上述科技研發中心多數集中在第二產業的企業中。同時，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也說明了這一點，2015年東營市規模以上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產值4644.71億元，增長5.5%，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35.0%；濱州市規模以上工業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實現1882.8億元，增長6.1%，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26.26%*數據來源：濱州市和東營市2015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貧w模型中LNPATENT解釋力極好地吻合了上述事實。

FINACE的回歸系數顯示金融貸存款余額之比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與財政支出的正好相反，二者反映的是不同資金來源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由于第二產業見效快，第三產業見效慢，金融資源的流動具有很強的傾向性，表4的結果正說明了這一點。目前金融資金主要是服務于第二產業，對農業支持力度不足，同時與第三產業互動不足。FINACE與ter_sec的相關性為負，并且顯著性較低，也說明金融業資金向服務業傾斜不大，這一點與王春麗和宋連方(2011)對全國省級數據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

(二)動態面板模型估計

考慮到產業結構調整的慣性，我們在方程(1)的右邊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構建一個動態模型。由于樣本數據在時間周期上僅有10年的觀測值，本文僅考察一階滯后的情形。為了解決內生性問題，參照付宏等(2013)的做法，采用系統GMM進行估計。表4給出了動態回歸的結果，從sargan檢驗的結果看，本文的模型選擇是合理的。

從回歸結果來看，過去一期的產業結構對當前產業結構的影響均是顯著的，印證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動態特征。

表5 tobit回歸模型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 檢驗；括號內是穩健標準差。

與靜態模型相比，國家戰略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方向沒有變化，但回歸結果的顯著性水平有所變動。動態模型中，國家戰略顯著性地降低了一產和二產的比重，對第三產業的占比及服務化進程的作用不再顯著，這與黃三角處于工業化階段有很大關系。

從其他變量的檢驗結果來看，居民收入水平與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均不再顯著，而創新水平與金融發展的影響作用依舊顯著且影響方向與靜態模型的回歸結果一致。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上述國家戰略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相關結論，考慮到被解釋變量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是介于0到1的截尾數據，我們將采用tobit模型對結論的穩健性加以檢驗。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只給出了主要解釋變量的檢驗結果。

表5是tobit模型回歸的結果。從表5中我們可以看出，policy的回歸系數與面板數據回歸的系數在符號上是一致的，說明兩種國家戰略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一致的，并且除primary之外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顯著性水平更高。Tobit模型的結果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結論的有效性。

五、結論與建議

利用黃河三角洲19個縣市區的面板數據，采用靜態模型和動態模型就國家戰略對該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應進行了分析。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國家戰略對該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效應明顯，國家戰略的實施有助于降低一二產業的比重，提升第三產業的比重，推進了該地區產業服務化的進程，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更加重要的是，這種調整是通過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來實現的，四大港口和臨港產業區、道路基礎設施的完善，不僅有效促進了第二產業的發展，更大幅度提高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這也說明黃河三角洲區域找到了兼容實現高效生態戰略的準確路徑。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繼續穩步推進港產城一體化是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的未來方向。

回歸結果表明金融與政府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相反。這首先說明地方政府在落實國家區域戰略上積極性很高，一個地方區域的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不僅能夠消除地方政府因為官員更替導致戰略方向更替問題，而且負有為全國在特定方面探索道路的職責，更能有效吸引更多的關注和投入，因此地方政府落實國家區域戰略的積極性很高，充分運用有限的財政支出配合進行基礎設施等建設。但是，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對于國家區域戰略的實施卻沒有表現出相應的積極性，金融資源依然主要流向黃三角地區的第二產業，這說明金融機構更注重短期利益，參與回報周期較長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回報不確定性較高的第三產業的積極性不高。因此，今后國家區域戰略在實施過程，如何更好的協調政府和金融進行一致性投入是一個需要值得重視的問題，尤其是在政府如何引導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區域戰略實施上要進行更多的謀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考察的是國家區域戰略的產業結構效應，是對三次產業作用相對大小的研究，這樣就不能揭示國家區域戰略對某個特定產業發展的政策效果。同時，不同的發展戰略由于定位不同因而有著差異化的產業結構效應，黃三角案例的研究對其他戰略實施效果的研究僅具有參考價值。

[責任編輯：王成利]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培育項目(11JBGP011)。

王瑞(1986-)，男，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魏建(1969-)，男，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F127.52

A

1003-8353(2016)010-01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