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離、雙邊外交關系和對外直接投資

武立東　楊軍節

摘要：本文選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數據，以不同國家問制度距離和雙邊外交關系作為切入點，利用動態面板數據分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制度距離和雙邊外交關系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結果發現，在高制度質量的國家中，制度距離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u型關系。同時，雙邊外交關系對于中國向低制度質量國家的投資具有促進作用。此外，兩國之間的雙邊外交關系能夠有效地調節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抑制作用，較為親密的雙邊外交關系能夠彌補兩國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研究對于融合制度理論和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以及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制度質量；國際政治關系；跨國投資；走出去

1.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逐步深入，各個經濟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外商直接投資（FDI）也逐漸呈現上升趨勢。聯合國的世界投資報告表明，在過去的10年時間里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增長了2.5倍以上，截止到2013年全球FDI已經達到1.45萬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在國際投資、技術與知識傳播上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有效地促進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國近些年對外直接投資（OFDI）穩步增長，在2014年已達1029億美元，使得中國成為凈值對外投資主體。因此在中國進人“走出去”戰略實施的新階段和“一帶一路”的新戰略背景下，迫切需要對影響對外投資的因素進行深入研究。

隨著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制度觀（Institution-based View）已經與產業觀（Industry View）、資源基礎觀（Resource-based View）共同構成了國際商務戰略研究的三個主導方向。制度理論認為，政治、價值觀和教育等方面制度的不同，會造成國家之間整體制度環境的迥異。Kostova基于國家與組織的層次提出制度距離（Institutional Distance）的概念，并將其界定為跨國公司的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制度環境差距。國家之間制度環境的差異，即制度距離如何對投資行為產生影響，已經成為國際商務領域的重要研究問題。比如，魯明泓對上百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經濟體制、法律制度和政府治理的完善能夠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積極影響。郭蘇文和黃漢民的研究表明，制度距離會負向影響中國的對外投資，其中產權保護距離、貿易自由度距離和財政自由度距離的作用最為明顯。同時，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研究表明，國家之間的雙邊外交關系會通過兩國的政治互信增強經濟與貿易活動的積極性，并同時降低投資成本。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邏輯認為。政治活動是圍繞并服務于經濟活動的，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不僅是經濟利益驅動的行為也是國家政策影響的結果。已有研究認為國家間的政治關系，尤其是外交關系會有效地降低沖突發生的可能性，進而減少國家之間的經濟與貿易往來成本。比如，Rose以大使館與領事館作為國家政治關系的替代變量研究對出口貿易的作用，結果表明隨著領事館或大使館數量的增加，出口貿易額也跟著增大。張建紅和姜建剛¨伽對中國2003-2010年間的高層互訪與對外投資數據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友好的雙邊外交關系能積極影響對外直接投資。

對跨國投資與經營的研究已逐步成為制度理論和政治經濟學領域共同關注的話題。然而已有文獻同時結合雙方面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因此試圖對跨國投資行為的影響機理有更全面的了解，還需要通過融合視角對研究問題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有鑒于此，本研究以2003-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數據作為研究對象，討論制度距離對投資發揮作用的邊界條件，并對雙邊外交關系的調節作用進行研究。這對于拓展制度理論和國際政治經濟的研究范圍，激發新的理論視角融合，以及促進國際投資實踐活動都有重要的啟示和意義。

2.研究假設和理論模型

2.1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基于制度觀的視角，國家之間的制度差異會對跨國公司戰略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不同國家開展經營業務時，跨國公司會面臨當地制度環境的壓力。比如在發展中國家拓展業務時常會遭遇市場信息不健全和政府行政干預的問題，這些情況無疑會增加企業跨國經營的風險。同樣地，法律體系的差異和產品的營銷策略也都會使跨國投資變得更為復雜。具體而言，國家之間制度距離是制度質量水平的差異，因此可以包括中國與高制度質量和低制度質量國家之間的制度質量差異。盡管多數已有研究都認為，制度距離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負面影響。但是，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投資目的國的制度質量對中國直接對外投資具有非線性的影響，一方面，制度質量達到足夠高的情況下，會形成制度示范的效果，因此就能夠吸引更多的企業去投資；另一方面，制度質量很低的時候，諸如腐敗水平等降低制度質量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會減少投資的等待時間。從而也有可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因此，本文認為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投資的影響具有區間差異的特征。在一定區間范圍內。制度距離會產生抑制作用，過大的制度距離可能會降低這種負面的影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a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質量較高的條件下，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抑制作用。

H1b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質量較高的條件下，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u型影響。

H1c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質量較低的條件下，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抑制作用。

H1d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質量較低的條件下，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u型影響。

2.2外交關系對中國對外資直接投資的影響

國家之間政治關系對經濟活動的影響貫穿始終。在跨國投資與經營的過程中，如果東道國與母國之間出現政治關系緊張，可能會直接增加公司的成本。而且，公司還需要承擔其所投入資本有可能難以從東道國平穩退出的風險。外交關系作為國家之間正式政治關系的重要體現，會對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產生直接的影響?，F代外交關系不僅關注于國家的雙邊政治關系，也重視對經濟關系的投入。良好的雙邊外交關系能夠給國家的商務活動帶來穩定的環境和政策性優惠。中國的外交活動也是以服務經濟建設為導向，重視對外經濟與貿易關系，從而逐步形成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外交是重要舞臺”的外交布局。因此，具有良好外交關系的國家與中國的聯系更為緊密，從而會更加吸引中國的對外投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a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質量較高的條件下，外交關系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促進作用。

H2b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質量較低的條件下，外交關系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促進作用。

2.3外交關系對制度距離的調節作用

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決策時，實際上是受制度環境、政治關系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較好的制度環境會給企業在產權保護、經營的效率性與穩定性等方面帶來保障。同時，外交關系是基于主權國家之間的正式制度安排，能夠代表國家之間政治關系的穩固程度。所以，制度距離和外交關系會對跨國經營起到疊加的作用。目前中國已經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并與許多國家都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關系往來，其中既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以及轉型經濟國家。已有研究表明，雙邊外交關系的狀態不僅會明顯影響兩國之間在貿易領域的關系，而且還能夠在東道國制度環境風險和對外投資之間充當緩沖的角色。所以，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會降低投資時的壁壘與風險，提高企業在東道國投資的意愿。因而，本文認為當進行對外投資時，外交關系會降低制度距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a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質量較高的條件下，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外交關系能夠有效地抑制制度距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

H3b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質量較低的條件下，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外交關系能夠有效地抑制制度距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

基于上述假設推演，本文建立了制度距離，外交關系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機制的理論模型（見圖1）。

3.研究設計

3.1數據獲取

本文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發布的公開數據；中國和投資目的地國GDP數據來自于世界銀行發布的公開數據；制度質量和制度距離數據來自于自由之家發布的經濟自由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根據2015年底的最新報告，數據更新至2013年）；外交關系數據來自于聯合國大會決議投票數據；年平均匯率數據來自于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匯率歷史數據。通過對以上數據進行整理，我們生成了178個投資目的地國在2003～2013年間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面板數據庫，共計1958個觀測值。其中制度質量高于中國的國家147個，共計1617個觀測值，低于或者等于中國的國家31個，共計341個觀測值。

3.2變量結構

3.2.1因變量

根據已有的研究，我們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發布的2003～2013年間中國對178個投資目的地國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作為研究因變量。

3.2.2解釋變量

我們根據已有研究，利用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的經濟自由指數衡量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之間的制度距離，利用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之間經濟自由指數差值的絕對值作為解釋變量，并且利用以上制度距離變量的平方項考察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投資的u型影響。并且，我們利用經濟自由指數將樣本劃分為兩個數據庫：經濟自由指數高于中國的147個國家，共計1617個觀測值作為高制度質量國家樣本；經濟自由指數低于或者等于中國的31個國家，共計341個觀測值作為低制度質量國家樣本，分別利用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與此同時，聯合國大會相同表決比例常用于表現兩個國家之間外交關系情況。因此，我們利用中國與投資目的國在聯合國大會對提案做出相同投票結果的比例衡量中國與投資目的國之間的雙邊外交關系，并以此作為解釋變量。

我們利用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雙邊外交關系作為調節變量。本文首先計算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距離與中國和投資目的地國雙邊外交關系的乘積項，然后對這一乘積項進行中心化處理。由此來考察雙邊外交關系對于制度距離影響對外投資的調節效應。

3.2.3控制變量

同樣，在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文獻中，通常認為母國GDP水平和投資目的地國GDP水平會對國際投資產生影響。所以，我們使用投資目的地國GDP對數值和中國GDP對數值作為控制變量。另外，很多研究指出，不同的匯率水平會顯著地影響國際投資水平，因此我們選取2003～2013年度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平均值作為控制變量。而且，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的地理距離也可能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因此，我們利用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地理距離的對數值作為控制變量。此外，我們還使用一個虛擬變量來控制地區特征的影響，也即對投資目的地國所在大洲分別賦值。

由回歸結果可知，無論投資目的地國為高制度質量國家還是低制度質量國家，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之間的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都有顯著的負向影響（B=-0.141，p<0.01；B=-0.072，p<0.05），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之間制度距離越遠，相關制度條件差異越大，投資目的地國越難以吸引中國的對外投資。由此可以表明模型回歸結果支持假設H1a和假設H1c。

此外，在高制度質量國家中，制度距離平方項有顯著的正向回歸系數（B=0.002，p<0.05；B=0.002，p<0.1），由表1可見，中國對高制度質量國家直接投資存在制度距離轉折點（35.171），在這一轉折點之前制度質量對中國外國直接投資的抑制作用邊際遞增，在此點之后這一抑制作用下降，因此，模型結果驗證了假設H1b。但是在低制度質量國家中，制度距離平方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效果并不顯著（B=0.006，p>0.1；B=0.007，p>0.1），模型結果推翻了假設H1d。對于該結果，我們認為與低制度質量國家的樣本數量有直接關系。由于比高制度質量國家的數量少很多的緣故，因此可能會出現與我們之前預期不一致的情況。

在高制度質量國家樣本的回歸中，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之間的雙邊外交關系對中國向該國直接投資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B=2.501，p>0.1）。由此可見，中國與高制度質量投資目的國之間的雙邊外交關系，并不會直接影響中國對該國的投資水平?；貧w結果推翻了假設H2a。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結果，我們認為是與這些國家的投資需求有關系。由于高制度質量的國家通常也都是較為發達的國家，因此，相對而言，這些國家對于投資的需求并不是很迫切。從而，外交關系在其中的作用發揮就可能受到影響。但是對低制度質量國家而言，中國與該國的外交關系對中國在該國的直接投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B=0.105，p<0.01），由此可見在制度質量較低的國家，良好的雙邊外交關系能夠促進中國企業和機構在該國的直接投資活動，因此，模型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H2b。

最后，無論投資目的地國屬于高制度質量還是低制度質量國家，制度距離和外交關系乘積項都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B=0.014，p<0.01；B=0.019，P<0.01）。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之間良好的外交關系能夠有效彌補兩國制度差異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所產生的抑制作用。因此，模型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H3a和假設H3b。

5.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數據，分析了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之間制度距離和雙邊外交關系對中國向各國家直接投資的影響，最終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之間的制度距離會對中國向該國的直接投資產生負面影響。中國在向高制度質量國家或者向低制度質量國家進行對外投資活動中，制度環境的差距都可能會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一定的風險。由于制度差異，中國企業在國內投資市場形成的經驗可能在其他制度條件下不再適用，從而增加了中國企業在目的地國家投資的不確定性，并抑制了中國企業對該國直接投資的意愿。

第二，制度質量通常與一個國家的技術、資金和經濟水平成正比，較高的制度條件會創造更好的交易和投資機會。因此，在高制度質量的國家中，隨著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距離的增加，投資目的地國自身的投資吸引力也同時提升，并逐漸抵消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抑制作用，在轉折點之后，制度距離的抑制作用逐漸降低。從而，使得制度距離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u型影響。

第三，在制度質量較高的國家，由于擁有較為平等的市場體系和較為公平的法律制度，兩國之間雙邊外交關系的水平差異，并不會使中國企業在投資目的地國受到明顯的區別對待。但是，在制度質量較差的國家，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法律制度，如果中國企業在與中國外交關系較差的國家進行投資活動，更有可能受到歧視性的對待。在投資目的地國制度質量較差的條件下，中國與該國家良好的外交關系能夠確保中國企業在該國享有公平的待遇，減少中國企業在以上國家所面臨的經營不確定性。

第四，無論高制度質量國家還是低制度質量國家，中國與該國家的良好雙邊外交關系都能夠有效地減少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抑制作用。良好的外交關系不僅能有效地幫助中國企業了解當地政治、經濟制度環境，還能幫助中國投資企業適應當地環境，積累不同制度條件下投資和經營的經驗。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幫助企業克服經營中因不同制度條件所帶來的不利因素。良好的外交關系還可能促使中國與投資目的地國之間制定對企業更為優惠的雙邊和多邊投資、貿易協定，減少不同制度條件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所造成的不利影響。

本文的研究發現對中國政府制定相關公共政策以及中國企業進行跨國投資都有一定啟示：

首先，中國政府應努力減少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制度距離。在樣本涉及的178個國家中，中國的制度質量低于其中147個國家，僅高于或等于其中31個國家。并且，在制度質量低于中國的國家中，中國年度對外直接投資按國別計算平均額最高不超過200億美元。因此，提高制度質量，縮短與發達國家同時也是更有投資價值國家的制度距離，是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措施。

其次，跨國投資對中國實現對外開放與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比，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更易受到國家經濟政策和國內制度的影響。因此中國政府可以大力發展互利共贏的雙邊外交關系，制定有針對性的經濟外交政策，以促進中國對低制度質量國家的直接投資，并且有力降低制度距離對中國對外投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提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與效果，實現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

最后，中國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應充分考察投資目的地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習俗，快速掌握和學習在不同制度條件下的投資和經營經驗，盡可能降低制度差異所帶來的投資風險。一方面，適時抓住與中國保持友好關系國家的投資機遇，特別是依靠中國與低制度質量國家的良好外交關系，擴大在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取得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企業也要考慮國家的宏觀政策導向，充分利用政府針對特定國家出臺的優惠政策獲取資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