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控制論視角的文獻控制論述略

蔣永?！∶显?/p>

摘要 書目控制是文獻控制的組成部分，而文獻控制又是社會控制的組成部分。著重論述社會控制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認為社會控制論應該成為文獻控制論的上位理論。在梳理我國文獻控制論研究現狀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文獻控制論研究目前處于低谷階段。提出的主要觀點有：①書目是書目控制的手段，文獻控制的手段則包括書目手段在內的其他多種社會手段，但書目控制和文獻控制的對象都是文獻；②文獻控制的目的是為了使文獻的生產、傳播和利用活動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維護，從而有利于保障社會成員的利益；③對文獻控制手段的科學劃分和控制機制的深入分析，是文獻控制論研究的重點；④我國以往的文獻控制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存在缺陷，主要原因在于沒有引入社會控制理論；⑤控制論、社會控制論和文獻學是文獻控制論的理論基礎；⑥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文獻學應該共同承擔研究文獻控制問題的責任。

關鍵詞 文獻控制 社會控制 述評與展望

在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書目控制”一詞已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匯，但“文獻控制”一詞卻尚未普遍流行起來。人類社會對文獻的生產、傳播和利用過程進行政策和法律控制，是古今中外各國普遍的做法。社會控制也是人類社會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必然追求社會秩序，而秩序的形成和穩固需要控制。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正式制度（如政策、法律等）和非正式制度（如道德規范、宗教戒律等）就是社會控制的典型表現。書目控制是文獻控制的手段之一，文獻控制是書目控制的上位概念。文獻控制尤其是對文獻的思想內容進行政策與法律控制是社會控制的組成部分，亦即社會控制是文獻控制的上位概念。這就要求書目控制理論與實踐需要放眼于整個文獻控制理論與實踐，而文獻控制理論與實踐又要放眼于社會控制的理論與實踐，由此形成“社會控制-文獻控制-書目控制”這樣一個完整的理論與實踐序列。

1.“文獻控制”概念辨析

在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界，一般把英文“Bibliographic Control”中的“Bibliographic（a1）”一詞譯為“書目的”或“目錄的”。然而，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的劉蘇雅于1995年撰文指出，“Bibliographic（a1）”一詞有時可譯作“書目的”，但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既可譯作“書目的”，也可譯作“文獻的”，而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只能譯作“文獻的”。也許因為此故，在英語世界中，尚未發現有區別于“書目控制”的另外一個專門的“文獻控制”一語。這就表明，“Bibliographic Control”一語既可對應于漢語“書目控制”一語，也可對應于漢語“文獻控制”一語。然而，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文獻控制”概念可以也有必要被理解為是有別于“書目控制”的另外一個概念。

1986年，我國學者劉正福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首次提出了有別于“書目控制”的“文獻控制”概念。劉正福對“文獻控制”所下的定義是：“文獻控制系統根據其內、外部的信息變化進行自身結構的調節，以具有確定功能的信息輸出作用于文獻流，從而改變文獻流的分布狀態，縮小其狀態變化的可能性空間這樣一種控制行為?！?/p>

在漢語邏輯上，“書目控制論”可以理解為“用書目控制文獻的理論和方法”，而“文獻控制論”則不應理解為“用文獻控制文獻的理論和方法”。也許有人反駁說，把“文獻控制論”理解為“用文獻控制文獻的理論和方法”也能成立，因為在“用文獻控制文獻的理論和方法”一語中，前面的“文獻”指二次文獻、三次文獻，后面的“文獻”指一次文獻，這樣，“用文獻控制文獻”的意思是指用二次文獻、三次文獻控制一次文獻，所以這種說法是成立的。是的，“用二次文獻、三次文獻控制一次文獻”這種說法是成立的，然而二次文獻、三次文獻實際上就是書目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所謂“用二次文獻、三次文獻控制一次文獻”，基本上是“書目控制”的同義語，那么在已有“書目控制論”稱謂的情況下，再把“用二次文獻、三次文獻控制一次文獻”的理論和方法另稱為“文獻控制論”就顯得沒有必要了。

“文獻控制論”成立的前提是：“文獻控制論”中的“文獻”必須是受控客體，而且文獻控制的方法或手段包含但不局限于書目控制方法，以此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書目控制論。文獻控制論是以整個社會文獻信息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文獻控制系統的結構特征及其控制機理的科學理論。在這一定義中，“社會文獻信息系統”是文獻控制論的控制客體（控制對象）；“文獻控制系統”是由“施控主體一控制手段一受控客體”構成的完整系統，其中的控制手段不僅包含書目控制手段，還應包括其他的社會控制手段如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技術的和倫理評價的等控制手段。

《文獻信息學》一書的作者朱建亮也曾為“文獻信息的控制”下過如下定義：“文獻信息的控制，是以系統論的原理對文獻信息的生產、傳遞和轉換、攝取全過程進行序化管理，使之達到最優化的狀態。這種控制，是通過對信息內容和載體兩個方面的序化管理實現的”。該書在有關論述中涉及到了社會控制的一些論點，但未做展開論述。

由上述可知，要想建立超出書目控制論范疇的文獻控制論，必須強調兩個前提：一是必須以社會文獻信息系統作為控制對象；二是必須把控制手段理解為“集成控制系統”，即既包含書目控制手段，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技術的和倫理評價的等控制手段。這就需要引入把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技術的、倫理的等控制手段融為一體的綜合性控制理論——社會控制論（Social Control Theory）。

2.社會控制論：文獻控制論的上位理論

人類社會自誕生之日起，就始終伴隨著社會對個體的控制，無論這里的“社會”表現為家族的、團體的、社區的還是表現為民族、政黨或國家。研究社會對個體的控制及其方式和手段，以此探索社會秩序形成機理的學問，就是社會控制論。田佑中和陳國紅對社會控制作了這樣的定義：“社會控制是指人們依靠社會力量，自覺地以一定方式協調個人與社會及社會各部分之間的關系，以使群體的社會活動或個人的社會行為符合某種社會規范和發展目標，從而保持社會相對穩定及和諧發展的方式系統”。自從1948年維納（Norbert Wiener）提出控制論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人類社會也是符合控制論原理的“控制論系統”。

從國外的研究情況看，正式使用“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一詞而且把社會控制當作專門研究對象來研究的學者應首推美國社會學家羅斯（E.A.Ross，1866-1951年）。1896年，羅斯在一篇論文中首次提出“社會控制”一詞，五年后（1901年）他把自己的相關論文集結成《社會控制：秩序的基石》一書出版。羅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終貫穿的一個基本理念是：社會控制是一種正面力量，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是限制個人自由的負面力量。正如他所說，“社會控制在其真實意義上說，它是歷史傳統和社會團體的保障；它不僅是現在的人所從事的工作的保護者，而且是過去的人為后代所從事的工作的保護者；它不僅是無數人最珍貴財產的保護者，而且是人類精神財富的保護者——即是人類自己自由從事和享受的各種發明和創造、藝術和科學、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醫治疾病的奧秘等等的保護者”。羅斯的這段話，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社會控制是人類包括個體的利益的保護者。社會控制之所以能夠保護人們的利益，就在于它能夠維護社會秩序——只有在良好的社會秩序中人們才能實現自己的利益。在羅斯看來，社會秩序是人工秩序，它優于自然秩序，“如果社會解除所有對其成員的控制，一種自然秩序便會出現。但是，這樣的秩序同人工秩序比較，粗糙而不完善，而容忍這種自然秩序，其懲罰必定招致非常慘重、明顯的普遍災難”。因此羅斯主張，為了維護社會秩序，進而保護人們的利益，就必須保證社會對個體的合理控制。為此，羅斯列舉并論述了諸多社會控制手段的類型，包括：輿論、法律、信仰、社會暗示、教育、習慣、宗教、個人理想、禮儀、藝術、人格、啟蒙、幻像、社會價值觀、倫理法則等。與此同時，他認為社會控制不可缺少的一種方式或途徑是通過社會組織來承擔控制任務，“控制不是由人民大眾進行，而是由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民族特色要素的組織進行的”。按照羅斯的觀點，幾乎所有的合法的社會組織都要執行社會控制的職能。大體說來，這些社會組織應該包括：家庭、學校、宗教組織、政黨、警察、軍隊、國家以及各類職業團體。

羅斯開啟的專門的“社會控制”研究領域及其思想方法，啟發了許多其他學者的思維靈感和研究思路。如美國法學家龐德（Roscoe Pound，1870-1964年）在1942年出版的《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一書直接用“社會控制”一詞命名，而且該書第一章標題又命名為“文明與社會控制”。龐德認為，社會控制是社會文明的表現，因為文明是“人類對外在的或物質自然界和對人類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內在的或人類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而“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

我國正式引進和研究社會控制理論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我國最早專論社會控制的著作是吳澤霖（1898-1990年）于1930年出版的《社會約制》一書。吳澤霖認為，為了形成良好的社會環境，保障生活秩序，“社會上不得不想出各種標準，定出各種限制，積極方面使一般的人都能團體化，社會化；消極方面限制他們的行為，使不致妨礙社會，隕越團體。這種積極消極二方面的總和，就是社會約制”。與吳澤霖同時代的孫本文（1891-1979年）也是我國社會控制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著名學者，他在1935年出版的《社會學原理》一書中認為，社會控制就是社會對個人行為的任何約束，“可供社會上各人行為標準的規則與制度，對于各人行為，即具有約束的力量。社會控制，就是此種種行為規則與制度對于個人行為約束的作用”。關于社會控制的方法，孫本文認為有自然的控制方法和人為的控制方法兩類。前者是由暗示與模仿形成的自發性控制方法，后者為社會有意加給個人的一種人為控制方法。其中人為的控制方法大體有教訓、勸導、命令、獎勵、懲罰、立信、明斷、譏刺等。

新中國成立后迄今，我國的社會控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官制史、社會史、法制史等領域中涉及的社會控制研究，二是對國外有關研究成果的譯介和評述。其中對本文最具啟發意義的莫屬蔣傳光先生的研究成果。蔣傳光把社會控制的方式歸納為三對范疇：積極控制和消極控制，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外在控制和內在控制：

（1）積極控制和消極控制。積極控制是社會通過對個體行為的正面引導所實現的社會控制，其途徑如價值觀引導、獎賞、榜樣示范、溝通、說服等。消極控制是指對各種偏離行為的限制過程，是建立在懲罰或對某些懲罰的畏懼心之上，其途徑有批評、譴責、處分等。

（2）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正式控制是社會通過一定的控制機構實施的有組織的社會控制，其規范主要有法律、紀律、宗教制度等。非正式控制的特點在于沒有明確的社會控制機構，它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通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互動過程完成的，道德控制是非正式控制的主要形式。

（3）外在控制和內在控制。外在控制是用社會規范直接約束個人行為而實現的社會控制，這些社會規范包括國家的法律體系、社會組織的規章制度以及道德規范和風俗習慣等。內在控制是指社會介入到人們的主觀意識建構之中使人們把社會規范加以內化，并在行為中自覺遵守社會規范而實現的社會控制。內在控制最終表現為一種自我控制。

通過上述對國內外社會控制研究成果的粗略梳理，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方面的認識：第一，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角度看，社會控制的思想和實踐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說，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社會控制發展史；1896年羅斯提出“社會控制”一詞以后，社會控制研究已成為獨立的專門研究領域，所以社會控制論的誕生比維納于1948年提出的控制論早約半個世紀。第二，從人類社會歷史上出現過的社會控制的后果來說，社會控制有良性控制（結果是“好的”）和非良性控制（結果是“壞的”）之分，但隨著人類社會越來越走向民主化、理性化，良性控制的比例越來越大，亦即良性的社會控制是人類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須的，這種良性的社會控制是個人自由的保障，而不是個人自由的障礙。第三，雖然現代社會中良性的社會控制比例越來越大，但是非良性控制現象總是難以消除殆盡，因此如何不斷擴大良性的社會控制比例而縮小非良性的社會控制比例問題，仍然是值得長期關注和研究的。第四，社會控制的實際過程必然表現為分領域控制的過程，這里的“領域”從大的方面說有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等等，從小的方面說必然包括社會的文獻領域。社會對文獻領域實施的控制就是我們所說的文獻控制。顯然，社會控制與文獻控制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

3.文獻控制論在我國的研究現狀及其評述

劉正福是我國第一個主張將書目控制拓展為文獻控制并對“文獻控制”作出專門定義的人。遺憾的是，1987年后，劉正福出國謀職，未能繼續他的文獻控制論研究。

通過中國知網（CNKI）進行檢索，并根據我們長年關注文獻控制研究所了解到的情況發現，迄今為止，我國大陸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學者在完全有別于書目控制意義上專門論述文獻控制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不足20篇（部）；若從作者數量看，不足10人；而從成果的著述形式看，僅有1部正式出版的專著（表1）。

（1）從成果的著述形式看，迄今為止，正式出版的專著只有《文獻信息控制學》一部。此前劉正福著述的《文獻控制論導論》為其學位論文擴展后的鉛印本，但未正式出版。唐建華在《文獻信息控制學》中提出，“總攬文獻、信息、控制三者，以文獻信息為標的，以控制為手段的總體結構作為文獻信息控制結構；這樣的系統就是文獻信息控制系統；這樣的研究學科就是文獻信息控制學”。然而，從全書的內容架構看，似乎尚未建立起科學、完整的文獻信息控制學內容體系，如該書論述的主要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文獻信息的工具書控制，文獻信息的計算機控制，文獻信息的運籌學控制。其中，“文獻信息的工具書控制”實際上是指二次文獻、三次文獻為手段的控制，屬于書目控制論的范疇；“文獻信息的計算機控制”指的是計算機在文獻控制過程中的應用，屬于硬件工具的使用范疇；而“文獻信息的運籌學控制”則指控制決策方法，屬于思想工具范疇。

（2）從作者情況看，表1中所列作者人數不足10人，盡管這一數字不一定準確，但能夠說明國內專門關注文獻控制論研究的學者少之又少。而且，除了劉正福和蔣永福之外，其他作者都只完成了一篇（部）研究成果。從研究成果數量上看，蔣永福的成果數量最多，而蔣永福的研究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即20世紀90年代初和2012年以后。前一個階段，蔣永福發表有5篇文獻控制論方面的論文，此后蔣永福的主要精力投入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之中，未能在文獻控制論研究方面持續發力。不過，2012年以后至今，蔣永福又連續發表深化文獻控制論研究的4篇論文。然而，這種回歸者迄今為止只有蔣永福一人，而且還未發現其他新人的加入。僅從這種單薄的學術力量看，我國的文獻控制論研究前景堪憂。

（3）從已有研究內容看，由于大多數學者沒有把文獻控制研究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長期探索，所以其成果大都局限于文獻控制的某些方面而缺乏廣度和全面性，而且個別研究成果尚未區別“控制”與“管理”。如黃素芬、克俊豪的《文獻系統的一種經濟控制模式》一文，提出了文獻部門以文獻利用率為衡量標準的經費管理模式，而絲毫未涉及經濟控制論原理。當然，有些研究成果在某一局部方面的論述有其獨特見解與特點。如李明杰在《試論文獻傳播的法律控制》一文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文獻傳播作為一種社會行為而對其進行的法律控制無一例外地都是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和鞏固其統治服務的，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具有階級性、強制性、權威性、規范性等特點。其實質就是統治階級把本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通過國家強制手段對文獻傳播行為進行規范，以確定、保障和發展有利于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蔣永福的后期研究成果如《尊經重教以成“為治之具”——中國古代文獻分類活動的思想宗旨》、《文獻秩序·思想秩序·統治秩序——中國古代文獻整理活動中的秩序建構邏輯》、《中國古代國家修書活動控制史論》、《以禁書求秩序：中國古代對民間文獻活動的控制史論》等論文，明顯看出從社會控制論高度闡發文獻控制的學術脈絡。如他在文中指出，中國古代的文獻整理活動，不僅產生了文獻秩序，而且還“參與”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秩序和統治秩序的建構，即通過“以經為首”的思想秩序來構建文獻秩序，再通過這種文獻秩序和思想秩序來為建構統治秩序服務，這就是中國古代文獻整理活動中蘊涵的秩序建構邏輯。從社會控制論角度闡發文獻控制思想的學者還有董紹杰和卿家康。董紹杰根據不同文獻控制主體把文獻控制分為私人控制、文獻控制機構控制、國家控制和社會綜合控制。卿家康認為，文獻的社會控制有正式的與非正式的兩種形式，進而專文論述文獻社會控制的正式形式，將其劃分為法律和行政指令的控制形式、制度的控制形式、經濟的控制形式、圖書評論的控制形式和閱讀指導的控制形式五個方面。卿家康的此文后來成為他于1995年出版的《文獻社會學》一書的一個章節內容。

縱觀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界的文獻控制論研究狀況，可以說不容樂觀，主要表現有：致力于文獻控制論研究的學者數量極其有限；研究成果數量少；一些基本概念尚待進一步厘清；基本原理尚未形成；理論體系遠未成型。尤其是后繼乏人的局面，使得我國當前的文獻控制論研究幾近跌入荒蕪境地。

4.關于文獻控制研究的幾個認識問題

4.1關于文獻控制的概念問題

關于“文獻控制”的定義，上文已有交代，在此不再贅述。這里只談對“文獻控制”這一概念的其他方面的認識問題。

第一，文獻控制和書目控制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它們的客體對象都是文獻，只不過“書目控制”是以控制手段命名的稱謂，而“文獻控制”是以受控對象或受控領域命名的稱謂。在控制論家族中，“經濟控制論”、“人口控制論”、“教育控制論”等稱謂中的經濟、人口、教育領域就是被控制的客體對象，可見，以文獻為客體對象的“文獻控制論”稱謂是合乎控制論邏輯的。

第二，文獻控制的控制手段不能僅局限于書目系統，因為以書目系統為控制手段的研究領域屬于書目控制論范疇。必須把書目控制（論）視為文獻控制（論）的一個“子集”，才有建立文獻控制論的必要。

第三，對文獻信息進行控制是人類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對文獻信息進行控制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文獻信息的生產、傳播和利用活動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維護，從而有利于保障社會成員的利益。那些有利于增進社會秩序的文獻信息，應通過正反饋手段加以進一步的生產、傳播和利用；而那些有害于社會秩序的文獻信息則需要通過負反饋控制途徑加以限制。

以上三方面是文獻控制（論）得以成立的邏輯依據和社會需要依據所在。反過來說，在這三方面依據中缺了哪一個都會導致文獻控制（論）的不成立。

4.2關于文獻控制的基本原理問題

文獻控制的基本原理問題，其核心有三方面，一是對文獻控制系統的結構（構成要素）的界定問題，二是對文獻控制手段的劃分問題，三是對文獻控制機制的分析問題。

關于文獻控制系統的結構問題，目前有一個大體一致的認識，即大都把文獻控制系統的結構描述為“施控主體一控制手段一受控客體”這樣一個三要素及其信息反饋回路構成的控制系統。其中的施控主體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社會組織，包括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受控客體指文獻，文獻是文獻控制活動的直接客體，而與文獻有關的人或組織有時則成為間接客體（連帶性客體）。

關于文獻控制手段問題，其中關于文獻控制手段類型的劃分是關鍵。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往往采取不同的劃分標準而有多種類型劃分，使科學劃分文獻控制手段類型很難達成共識，在此我們根據社會控制和文獻控制的一般原理，列出11對范疇的控制手段類型，供研究者參考（表2）。

表2所列的文獻控制手段類型范疇，其含義大都一目了然，但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表中的有些范疇之間存在交叉或包含關系，如合法控制、理性控制一般可以認定為民主控制，而非法控制、非理性控制、失度控制則往往表現為專制控制；屬于民主控制范疇的控制手段一般可定性為良性控制，而屬于專制控制范疇的控制手段則一般可定性為非良性控制，等等。第二，表中所列每一對控制手段范疇大部分（不是全部）由正反兩方面構成，但在實際的控制行動中兩方面之間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截然分開的關系，而可能是交叉共用的關系，如硬控制和軟控制之間往往是“軟硬兼施”（無貶義）的關系。其他控制手段范疇如積極控制與消極控制、事前控制與事后控制、正式控制與非正式控制、書目控制與非書目控制之間都應該是互補和交叉共用的關系。再者，正反兩方面的關系是邏輯關系而不都是價值關系，即正反兩方面中的“反”方面，不一定都具有反面的或不良的含義，如消極控制、事后控制、軟控制、非正式控制、非書目控制等手段，就不具有價值上的反面或不良含義。

文獻控制手段的劃分和文獻控制機制的分析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文獻控制機制的分析是對每一文獻控制手段如何實施的問題進行分析。如蔣永福在《文獻秩序·思想秩序·統治秩序——中國古代文獻整理活動中的秩序建構邏輯》一文中，對中國古代官修史書、官修類書、官修目錄等文獻整理活動是如何為建構統治秩序服務的內在機制問題，作了三個方面的分析：（1）通過官修史書、官修類書、官修目錄等文獻整理活動總結統治經驗，這屬于學習機制；（2）通過官修史書、官修類書、官修目錄等文獻整理活動宣揚“文治”，這屬于文化機制；（3）通過官修史書、官修類書、官修目錄等文獻整理活動排除異己，這屬于排斥機制。在總結統治經驗的學習機制中，包含著積極控制、正式控制、理性控制等多種控制手段；在宣揚“文治”的文化機制中，交織著正式控制與非正式控制、事前控制與事后控制以及軟控制等多種控制手段；在排除異己的排斥機制中，滲透著專制控制、非法控制、失度控制、硬控制與軟控制等多種控制手段?？梢哉f，在文獻控制論研究中，對文獻控制機制的深入分析是重點、難點，也是其學術亮點所在。

4.3關于文獻控制論的理論基礎問題

文獻控制論應該建基于什么樣的思想方法之上，或者說，文獻控制論研究應該得到哪些學科理論、思想觀念的指導，這就是文獻控制論的理論基礎問題。從廣義上說，能夠為文獻控制論研究提供思想啟發和知識支撐的學科理論、思想觀念都可以成為文獻控制論的理論基礎。從狹義上說，控制論、社會控制論和文獻學理論和方法應該成為文獻控制論的理論基礎。

控制論可以為文獻控制論研究提供諸多的方法論啟示?？刂普撝械目刂葡到y結構原理、控制行為的目的性特征、控制過程對信息反饋的依賴性要求等，都適用于文獻控制的理論與實踐領域?？刂普撝械闹T多概念和方法如最優控制、自適應控制、多變量控制、非線性控制、隨機性控制等等，都可以為文獻控制論研究提供某些啟示或借鑒。

社會控制論是文獻控制論的上位理論，因而社會控制論成為文獻控制論的理論基礎是不言而喻的。正因為社會控制論視角的引入和借鑒才使得以往的書目控制論研究有必要也有可能擴展為文獻控制論研究。從我國大陸目前的文獻控制論研究現狀看，社會控制論視角的缺失是研究廣度和深度都不盡如意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對文獻的生產、傳播和利用的控制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而且這種控制將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這是因為文獻所載的內容本身無不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現象的反映，對社會的思想和觀念的形成具有廣泛的傳導影響力，因此社會的統治階級必然對文獻的生產、傳播和利用活動加以控制（包括良性控制或非良性控制）。其中關于政治與文獻的關系問題，王余光先生曾有過論述：“時代政治不僅影響舊文獻的保存，而且也影響到新文獻的增長。秦始皇焚書，使大批先秦文獻失傳，這就是政治的原因。隋代學者牛弘論歷史上書有五厄，這五厄都是政治與戰爭的原因造成的?！谥袊鴼v史上，歷代王朝，無不剪制與本朝統治思想違迕之書。明清兩朝屢興文字獄，不僅禍及其書，亦禍及其人”。這說明文獻控制是社會控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文獻控制研究就是社會控制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文獻控制論研究必須以社會控制論作為理論基礎之一。

若從學科性質或研究領域性質上說，文獻控制論可以把它看作是文獻學和控制論合一的交叉學科或研究領域。因此從邏輯上說，既然控制論可以成為文獻控制論研究的基礎理論，那么文獻學理論和方法自然也可以成為文獻控制論研究的基礎理論之一。不過這里所說的文獻學應該是包含古典文獻學在內的普通文獻學。周文駿、楊曉駿在《文獻學新論》一文中指出，“文獻學是研究文獻的特征、規律以及社會文獻工作規律的一門科學；傳統的‘文獻學實質上是古典文獻學，是文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文獻學的研究內容十分廣闊，可以說包括一切與文獻有關的現象及其本質?！墨I信息學和文獻交流學是文獻學學科群中的兩大支柱子學科，……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都是文獻學學科群中的成員”。這里，周文駿、楊曉駿明確指出了古典文獻學是文獻學的一個分支。而且，他們還認為“文獻信息學和文獻交流學是文獻學學科群中的兩大支柱子學科”，如果說這一判斷成立的話，那么文獻控制論為何不可以成為文獻學學科群中的另一“支柱子學科”？對此我們是持肯定態度的，即文獻控制論完全可以成為文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由此而論，文獻學理論和方法成為文獻控制論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一便毋庸置疑了。

4.4關于文獻控制研究的必要性問題

研究文獻控制問題有何必要，尤其對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文獻學而言，研究文獻控制問題有何必要？從學科分野及其關系看，人們一向認為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文獻學之間存在族系關系，亦即它們之間存在有緊密相關性，在研究范圍和內容上存在相互交叉的關系，所以在我國有“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這樣的統合稱謂和“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這樣的一級學科名稱。在隸屬關系上，筆者贊同周文駿、楊曉駿所說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都是文獻學學科群中的成員”和“文獻信息學和文獻交流學是文獻學學科群中的兩大支柱子學科”的觀點，同時認為文獻控制論也是文獻學學科群中的一個“子學科”。按照這種立論，既然文獻控制論是文獻學下屬的研究領域，那么同樣作為文獻學下屬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與文獻控制論之間也必然存在某種族系關系，它們之間在研究范圍和內容上完全可以相互交叉或相互滲透。由此可以認為，文獻控制問題是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共同面對的問題，也就是說，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都有必要研究文獻控制問題，而作為它們上位學科的文獻學更有必要研究文獻控制問題。其實，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之所以被“捆綁”為一個學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它們都以“文獻”為研究對象。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既然以“文獻”為共同的研究對象，那么“文獻”下屬的文獻控制問題自然也應該成為它們共同的研究對象。再者，從目前國內學科分類角度看，對“文獻”的研究主要分布于兩個學科：一是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一是隸屬于文學學科的古典文獻學。古典文獻學以目錄、版本、?？睘橹饕芯績热?，而一般不直接涉及文獻控制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若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不去研究文獻控制問題，那么文獻控制問題便可能成為無人問津的“空地”了。而作為以“文獻”為研究對象的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若出現這種“空地”，就只能說是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本身的缺陷了。所以，無論從學科本身性質而言還是從目前國內學科分類形成的邊界劃分而言，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都要承擔文獻控制研究的責任。

5.結語

20世紀80年代，在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界曾一度掀起不大不小的書目控制論研究熱潮，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文獻控制論研究又悄然興起。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無論是書目控制論研究還是文獻控制論研究猛然“鳴金收兵”，似乎進入了“集體無語”狀態。在這20年左右的時間里，除極個別人的個別研究成果外，文獻控制論研究成果可謂乏善可陳，以“文獻控制（論）”命名的研究成果幾盡為零。隨著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普及以及大中型文獻數據庫的大量涌現，許多主要以信息檢索為目的的書目控制問題得以較好的解決，使得原來的書目控制研究論題轉向信息描述、數據倉庫、數據挖掘、信息可視化等技術實現話語，以致以往那種“書目控制”話語不再那么需要“敘述”，這或許是以往那種書目控制論研究“華麗轉身”而不再成為理論話題的個中原因所在。這一過程可稱之為“理論轉向技術”的過程。書目控制問題的解決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然而文獻控制問題絕不是僅靠技術進步就能全部解決的。作為社會控制的組成部分，文獻控制將跟隨社會控制長期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