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困局

葉檀

1839年，林則徐在虎門銷毀鴉片后，意氣風發。此時他在官員隊伍中已經算是對西方世界、對英國有一定了解的人，但大體上仍然處于混沌狀態。

志得意滿的林則徐，給道光皇帝上折子，不斷強調只要有足夠的膽量，夷人不足為懼。

他提供的應對紅毛番的辦法是：第一、強硬；第二、禁商，不出口茶葉和大黃等，憋死他們；第三、抓漢奸，誰敢向英國商人提供補給和服務，誰就是漢奸，只要時間長了，斷絕紅毛番補給，紅毛番自退。

林則徐在廣州任欽差就是這么干的，他拒絕行商的賄賂，大力收繳鴉片，逮捕違反禁令的人，在廣州組織起保甲制度，其實是連坐的前奏。

整個朝廷，不管是支持國內種植貼補財政的，還是嚴厲禁煙的，對英國在印度的具體補給、在斯里蘭卡的鴉片規?；?、標準化種植，以及對白銀外流的規模，都兩眼一抹黑。在這方面，林則徐算是進步人士。他找了懂英語的人給他翻譯英文書報，整理了很多材料，后來在流放新疆的途中交給了魏源。

在1838年，沒有人預料到洋人敢發起一場遠在萬里之外的戰爭。當時，道光皇帝被各種內亂搞得心煩意亂，這種內亂在乾隆后期已經開始，軍隊也在成建制潰敗，在鴉片戰爭之前，不論是道光皇帝還是林則徐，都沒有認為英國是什么重要威脅，這只是邊疆癬疥之疾罷了。道光皇帝急著讓林則徐到江蘇治理漕運河道，這也是林則徐本人最感興趣的。

鴉片戰爭前，中國精英就是這么考慮問題的，怪不得這些精英，不能用現在的目光嘲笑他們目光短淺、不了解天下大勢。當時中國主要是小農經濟，全球貿易整體而言不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只是自發形成的經濟補充。白銀的流入流出作用當然重要，但也不至于重要到影響國本。相比而言，一場旱災更讓君臣寢食難安。

戰爭進行了兩年，堅船利炮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威力。燧石槍比火繩槍好，復仇神號吃水淺可以進入淺水港，大炮不僅多還可以調換方向操縱自如，有了所有這一切之后，當時人的消息仍然十分混亂。

沒有人相信技術創新這一套，吃敗仗總是因為道德不高、漢奸太多。關天培的大炮只能直線射擊，抗擊海盜還有用，卻無法應對從背后上來、吃水淺、擁有120門大炮的鐵甲船。到1841年2月之前，廣州以南所有的炮臺幾乎都被摧毀，以后重建。

即便聰明如林則徐也在重彈漢奸、陰謀的老調，或者是為了政治斗爭，或者是真的相信。清將喜歡用火攻、懸賞、鑿沉敵艦的底艙等戰術，看起來他們是從《三國演義》和《西游記》上學習的兵法。試圖在中英之間和稀泥的琦善成為漢奸的代表，琦善只不過了解鐵兵器與工業國之間在軍事上的現實差距，又不敢向皇帝佬兒說實話，在中英雙方都說了一堆謊話。

官員不斷捏造勝仗報告給皇帝，搞得皇帝像打了興奮劑似的，以為剿滅英國人不費多大氣力，堅持反對通商的要求，既然能夠打敗英國人，還通什么商呢？情況嚴重時就加派部隊，增加軍費，搞人海戰術。事情的解決從來都沒有準備，到最后敗仗到一塌糊涂、根本沒有辦法再撒謊、再隱瞞的時候，自然就解決了。

中方沒有一個人意識到這是工業與農業兩個時代的典型國家的對決，這才導致了最后的一敗涂地。

最終一輩子打了很多勝仗的老將軍楊芳用女人的馬桶放在筏上抵抗英國人，這幕鬧劇終于到了高潮。

只有當地觀察家的觀察稍微準確一點，如《夷氛聞記》，但這些觀察在第一時間并不能成為政策參考。有意思的是，不管是軍官還是欽差，大多數鐘情于買鐘表、買布匹，盡情享受廣州中洋雜處、貿易繁榮。

當時的社會是潰敗的，軍隊紀律松弛，城市里充斥著無業游民，農民日子不好過，希望得到一口飯，道德與洗腦在饑餓面前無能為力。

不要以為那個時代的人天然愚昧或者天然邪惡，這些愚昧與邪惡在惡劣的經濟環境中愈演愈烈，就像一只危險的充滿了過多不滿之氣的氣球。

前電信時代，從英國到中國來往一封信函也需要半年時間，在緊急關頭，一切自然而然發生了。戰爭，以及戰爭背后的國力較量。

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當時有兩類精英：一類如林則徐等在體制內，另一類如伍浩官等成為全球富甲天下的大貿易商，但在國內，從來就沒有登入大雅之堂。這樣的商人只是不入流的歷史邊角料，從事后諸葛亮的角度看，伍浩官等商人的財富可以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并肩，在中外貿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歷史上得到了應有的地位。

1840年的精英只能在當時的體制與文化視野內運作，不可能跳出桎梏，現在的精英何嘗不是如此。

圍繞著2015年6月的股災，現在爭議不休。李劍閣、高西慶在2016年3月26日博鰲論壇最后一天，再次探討去年股災成因，一年過去了，對于去年股災的成因、責任仍然莫衷一是，如果目前再加杠桿，估計還是像去年一樣互相推諉，誰也不認賬。

第一，是不是杠桿出了問題。高西慶先生認為不是杠桿出了問題，而是使用者用得不對。不管是2008年美國市場發生的重大危機，還是去年中國的股災，杠桿只是一個表象。比較成熟的市場對各種金融工具是有一定之規的，美國如此嚴規的市場還會發生問題，說明中國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第二，哪個部門應該負責。出了問題，各監管機構都推卸責任，說明監管的覆蓋率不夠。有說法建議一行三會合并起來，因為目前的監管機構之間存在空當。但歷史上很多次合并之后，各機構依舊各行其是，并未有明顯效果。

第三，到底應不應該有國家牛、改革牛？李劍閣先生直斥，國家牛市的概念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概念，去年一些官方媒體助漲了市場狂熱的氣氛，如果政府助推牛市，熊市到底應該找誰負責？

第四，到底該不該救市，救市的方法對不對？如果用“該不該救、什么情況下該救、怎么救、由誰來救”這幾個標準衡量，去年中國做的沒有一件事符合國際慣例。由監管部門帶著一批監管對象去救市，就相當于裁判帶著特定的運動員去踢球。你還沒有踢呢，底牌已經泄露光了。還怎么救？

這邊廂惹惱了一個人。劉紀鵬先生稱，中國應該有改革牛助力改革，中國崛起的時候，一年半以前是七年熊市，從2000點開始抬頭，這不是證監會一家能做出的決策和主張吧。如果今天總結股災，從清算改革牛、政策?；蛘呤菄遗Ｋ闫?，那它從根本上就否定中國股市起點。需要改變的是中小上市公司不公平的圈錢，以及大央企恐龍無法帶動價值投資。

網絡上炸開了鍋，支持李劍閣的，支持劉紀鵬的，各自都有一堆擁躉。有在華爾街就職過的、有長期從事資本證券市場的、有長期進行證券與國企理論研究的，他們了解政策，了解市場運作，卻在基本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

關鍵問題來了，討論是在一個什么樣的平臺上。高西慶先生的話起碼讓我們弄明白，核心的數據目前研究機構無法得到，如果是證監會自己來研究缺乏公正，如果由第三方研究機構研究，未免有隔靴撓瘁之嫌。即便研究了之后，也是由大人先生們圈閱，無法達成普遍的社會共識。

如果以后類似的事件都是無數目字管理的方式，那么，中國的政策不可能精準，這對于政府掌握著神圣的資源配置權的經濟體而言是致命的。

對國家牛與改革牛的認知更是如此。中國股市出生之日，就銜著為國企脫困的神圣使命而來，從出生的第一天到現在，說到虛擬經濟為實體企業服務，股市就是必然之選，因為與銀行、債市、民間相比，股市融資成本最低。所以，股市為改革服務更是理所當然，似乎不言自明。

中國改革的進步在于，不言自明的理論現在需要重新論證，再糟糕的手段，只要為了好的大局目標，就可以運用，這樣的時代一點點在過去。

正如林則徐與琦善在道德上互相攻擊，劉紀鵬先生說得很直白，“這樣的一個人，我不說歷史上都做了什么，對資本市場有何貢獻，但起碼你也是端著資本市場的飯碗吃肉的人？看看你的歷史。而這樣的人又恰恰以孫冶方基金會理事長的名義，把這些獎頒給我們一個一個重要的官員?！?/p>

暗指道德上存在污點，這當然還沒有上升到漢奸層面，但如果股市繼續熊下去，如果程序化交易、資本外流繼續，恐怕找漢奸的游戲就不是一個笑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