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與文曉村新詩創作

司方維

[摘要]文曉村遷臺后才開始新詩創作，但其文學創作的淵源仍要追溯到河南偃師。即便兩岸隔絕三十年，文曉村在精神上、文化上未與中原文化斷絕聯系，他的新詩中可見諸多北方意象，也直接表達鄉愁。堅韌、憂患意識等中原文化精神也是其詩歌精神的重要底色。

[關鍵詞]文學淵源；北方意象；鄉愁；憂患意識

文曉村，原名文立業，1928年3月2日出生于河南偃師甄家莊。初中畢業后參軍，23歲參加抗美援朝志愿軍，第五次戰役中所在師陷入重圍，突圍失敗后隱匿深山一年，后被美軍俘虜，1954年3月押解至臺灣。在國民黨軍隊服役多年，退役后于1973年考入臺灣師范大學，畢業后從事教師工作。被“感訓”期間文曉村已嘗試寫作，1956年發表第一首詩作《海與天》。1962年與詩友發起創辦《葡萄園》詩刊，提倡“你健康、明朗、中國”的詩歌路線。兩岸實現互通后，文曉村一直致力于兩岸的文學交流工作。文曉村的文學創作以新詩為主，在詩評方面也卓有成就，出版詩集《第八根琴弦》《一盞小燈》《水碧山青》《文曉村詩選》《九卷一百首》，評論集《新詩評析一百首》《橫看成嶺側成峰》等。

因為有感于中國鄉村基礎教育的薄弱，文曉村最初的人生理想是要獻身鄉村國民教育，以推廣普及教育為終身志業。但讀師范有就業限制，為了能夠畢業后參軍保家衛國而改讀中學，并于16歲那年的冬天與另外6位同學一起參加了抗日游擊隊。雖然愛好文藝，一直不曾放棄讀書的愛好，但文學創作顯然并非文曉村當時的首要選擇，他真正開始文學創作是到臺灣后。然而，若細細追尋其文學蹤跡，卻仍然要先回到養育了他的中原大地。

文曉村最早的文學啟蒙，來自于母親。文曉村的母親雖命途多舛，但有幸讀過幾年私塾與女子小學，知書達理，堅忍能干。文曉村五六歲時，母親已教他背誦《三字經》，教他唱歌，播下最早的文學種子。入學之后，文曉村接受了更為系統與專業的教育，尤其是小學時期的田致茂老師，進一步發掘了他的文學天分。這位國文老師認真上課之余，經常自己為學生印制課外讀物（多小品文與詩詞），訂閱雜志（謝冰瑩主編的《黃河》），指導學生辦壁報。小小年紀的文曉村在老師的指導下將話劇《高麗童子》改為“河南曲子”，且公演成功獲得嘉獎。文曉村非常愛看書，學生時代也曾“誤入歧途”差點因為迷戀武俠小說耽誤學習。從軍后也沒有放棄這一愛好，利用閑暇時間，文曉村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既有魯迅的《狂人日記》、茅盾的《腐蝕》、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等現代文學作品，也有《靜靜的頓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翻譯小說與《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小說，還觀看過歌劇《白毛女》與地方秧歌戲。

從文曉村的回憶中，可以看到他閱讀面十分駁雜，既有中國文學也有外國文學，既有現代文學也有傳統文學，既有精英文學也有通俗文學民間文學。這些閱讀經驗對于文曉村日后新詩創作未必都能看到直接的影響，但不能否認為這位文學愛好者儲備了優質的創作資源，字字都沉淀成的豐厚的養料，最終開出美麗的文學花朵。

除了文學經驗的積累，文曉村個人的人生經歷也潛藏在他的詩歌之中。為了紀念抗戰而作的《抓住抗戰的尾巴》，將他中學畢業后與幾位同學毅然從軍的經歷寫了進去。七個中學生雖然懵懂卻滿腔熱血，赤腳走在冰天雪地里也不覺寒冷。這是文曉村自己的個人經歷，也是當時青年學生的縮影，亦為我們民族的抗日歷史作了形象的注解。

中原文化之于文曉村新詩寫作的影響，首先是具有北方風情的物像再現。伊河、蘆笛、黃河、紡紗車、黑布鞋、粽子等北方生活經歷中的物像頻繁出現于他的詩作中。這些具有北方特征的意象，一方面是文曉村詩作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重要構成部分，同時也透露了詩人掩不住的鄉愁。

文曉村對于故鄉的感情，更為直接的表達是他的鄉愁之作?！断肫鸨狈健肥俏臅源宓囊皇状碜?。寫作《想起北方》時，文曉村已去臺近10年。從洋溢南國風情的臺灣到布滿北方風光的河南，遙遙有幾千里的路程。且因為當時兩岸隔絕，回鄉之日未知，更是將時空距離放大數倍，“已經是長長的馬拉松的距離了”。但即便如此，“從我的脈管中/仍能聽及黃河奔騰的呼聲”，思鄉之情已經植入血脈之中，靈魂深處。鄉愁在詩中具象化故鄉的伊水與蘆笛。伊水是詩人家鄉村邊的小河，養育了一代一代村里人，也承載了無數兒童的歡聲笑語。兒時暢游的快樂之于游子尤其難忘與懷念。用葦葉卷起來的蘆笛，當年只是北方很常見的簡單樂器，小孩子玩耍的玩具，此時那悠悠的笛音里卻都是詩人對故鄉的懷戀之情。

鄉愁還寄托在情之所系的人身上——楊柳樹下的倩影與夜夜紡紗伴兒眠的母親。從生命的孕育到幼兒的成長，都離不開母親的細心呵護。母愛總是無私的，溫暖的。所以在無根的島上想起北方，不僅僅是懷戀的歌聲“如同母親的紡紗車/唱出熟稔的韻律”，任何日常生活細節都能勾起思念之痛：每逢端午，“想到母親親手包的/紅棗粽子/嘴角上掛的/竟是淚水”（《紅棗粽子》）；母親節“寧愿守在書齋內/日夕獻一柱心香/回憶兒時的慈暉”（《母親節的下午》）。文曉村的詩慣于從日常細處人手，看似平淡卻意蘊悠長。在《生日之二》，詩人將母親對兒子的思念刻畫為一個倚門等待的形象。倚門而待，實在不過是最平常的行為，然而“日夕倚門復倚門”，從日出到夕落，一天復一天，若是也“以時間的長影”來丈量這“九千個日子”，也一定不少于那“長長的馬拉松的距離”。雖然至死都不曾放棄，“奈何關山萬里海天無情/也望不見那熟悉的蹤影”。一次離別，競成永別?！耙坏┯辛艘粜?我那年邁的母親/竟是古稀白發包黑巾/坐在黑色的相柜中/對著自己的兒子/不發一語”。黑與白的對比，音信與無語的對比，悲痛無聲，卻撼人至深。

對于歷經漂泊之苦的詩人而言，心心念念的并不是“吃喝穿戴都有母親來安排”（《生日之一》），而是母親對孩子日常生活的照顧中所蘊含的情感牽系。這是母慈子孝的人倫情感的深刻表達，同時母愛亦是可以撫慰身份之傷的溫暖桃花源?！皩τ谶^去事情的懷戀總是以當下的恐懼、不滿、焦慮或不安為背景出現的，即使這些東西并未在意識中凸顯出來”。離散之于身份認同的影響，一方面在于離散者自我主觀上徘徊于原鄉與新鄉的撕裂感，一方面來在于現居地對遷徙者的不接受。中原文化本就安土重遷，離家難回的游子很難斷絕對原鄉的記憶與情感。文曉村被美軍遣送至臺后，心理上很難輕易認同一個陌生之地，漂泊無根之感難以消解，自然化為對故鄉、對母親的懷戀，他的創作也自然而然就滿盈著原鄉的物事與文化，以此抗拒身份的流失。也許起初是被迫，但長久生活下來，時間與情感的積累終將“異鄉”也變成了“故鄉”。但臺灣被人為操縱的族群矛盾，讓這些“外來者”也時時感到不被認同的疏離與傷害。正如身份是多重的，作為其中重要的一個維度，“故鄉”也并不一定是唯一的。離散的特殊經歷造就了他們雙重的身份意識，最終為“故鄉”書寫上了兩個名字。文曉村往返于“雙鄉”之間，自有其難掩的撕裂之傷，然而卻能以“無愧于山河天地”的廣闊胸懷加以化解。也正是這些離散者之于雙鄉的深厚情感，為兩岸文化交流織就華麗篇章。文曉村與葡萄園詩社是促進兩岸詩歌交流的先行者，推介詩作、編選詩集、舉辦研討會等，一力“復興中華文化，繁榮華文詩歌，作跨世紀的前瞻思考”。

河南位于黃河中下游，平原廣闊，物產豐富，孕育了燦爛悠久的文化。但作為內陸省份，其優勢在歷史進程中漸變為劣勢，天災人禍不斷，苦難一直如影隨形?？嚯y促生了堅韌的生命力，也促生了深沉的憂患意識。

河南人對苦難的堅韌承受在文曉村身上有明顯體現，并被詩人融入了新詩創作中。文曉村一生命途多舛，卻在艱難掙扎中一直渴望著“一盞小燈”。在《一盞小燈》中，詩人將多難的人生具象化為“荒漠的曠野”、“深夜的海上”、“濃霧的島上”，無論多么恐懼、可怕，都一直追尋著“遠方那一閃/熒熒的亮光”?！靶⌒〉臒簟辈⒉皇恰按夯ㄇ镌隆彼淼陌惨莘比A的生活，是人生至高理想，是“永遠無法接近”，但要“把心貼了上去”的堅持。這種堅韌的生命力在《攀登》中集中爆發?！杜实恰芬辉姴糠朱`感來自于詩人隨軍從濟源到陽城時翻越太岳山的經驗。獨特的經歷成為詩人后來重要的創作題材，更深層的影響在于對人格的錘煉，對生命的體悟。當年攀山的具體情形或許已經模糊，但“在那崎嶇的道路上/你的步履艱辛”，“多少次從峻峭的高處/跌向死亡的山澗/”的艱苦卓絕卻歷歷在目。太岳山再艱險，翻越過去這一次旅程也就結束了，對精神的磨礪則延續不息?！澳愕膫劾劾垩獪I斑玟王/也不曾停止你的腳步”，“必須吞下一膽緊裹的苦水/你仍然不放棄”，正是文曉村人生的注腳，也是他對生命的解讀。

文曉村的出生地毗鄰詩圣杜甫故地，離鄉四十余年后詩人“但憑心香與血忱”（《夢回杜樓有記》）謁杜甫墓，對詩圣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他自己的新詩創作也承續了以杜甫為代表的河南文化與文學精神，具有憂患意識。他既以鄉愁詩敘寫自己、敘寫外省人的離散之苦，也為底層的小人物代言?！独闲ｉL》以午后放學這一日常情景人詩，詩人卻從老校長日復一日送學生離校這一細節看到了一位教育者的內心世界。學生在老校長眼中是“孩子們”，而且是“天使似的孩子們”，為了看清他們，年紀已老的校長“不停地撫弄眼鏡”。小小一個細節已將師生情表露無遺。目送學生們離開學校后，老校長又站在學校門外，“凝視那些油加利樹”，這一沉思姿態，其實凝視的還是已經看不到的“孩子們”。詩人以詩為平凡的教育工作者塑了“一尊光輝的巨像”。

在伊洛河畔長大的文曉村，“根”的意識非常強烈。即使兩岸隔絕的年代，在精神上、文化上也從未斷絕與原鄉的聯系，他的新詩創作也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文曉村開始新詩創作時，臺灣文壇正被“西化”之風占據。文曉村與《葡萄園》同仁，在刊物創辦之初，就表達了對頹廢、晦澀的西化詩風的不滿。文曉村力主創作“中國的現代詩”，“在空間上，它是屬于中國的，在時間上，它是屬于現代的”，并將其詩觀凝練為“健康、明朗、中國”六個字。文曉村一直堅守這一詩歌理念，他以筆墨紙硯、宮殿等中國意象入詩，視傳統文化為中國詩的生命之源，即使“奔騰在八方之外/仍有一顆植根的心/深埋在你的土中”（《這一代的樂章》序詩《頌》）。

中原文化是文曉村新詩創作的根系所在，離散并未切斷根脈，反而在異域綻放出別樣風采。當然，“每個人都需要擁有多重的根”，離散經驗也為文曉村提供了原鄉之外的多樣文學資源，共同構建了他風采卓然的詩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