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譯視角下《紅高粱》文化詮釋與英譯策略

曾力子

摘 要：《紅高粱》作為莫言獲得諾獎的作品之一，將國人深愛的作品推向世界不得不歸功于漢學翻譯家葛浩文先生，譯文在力保原文文化意境的同時采用了一系列變譯手段給讀者呈現了一幅中國抗日戰爭圖。

關鍵詞：變譯；《紅高粱》；文化詮釋；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I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1-0167-02

翻譯作為一項文化傳遞活動，如果將其放在語際范疇下，它始終交織著兩種語言。作為譯者，不僅要求能夠互轉語言輸出形式，更能在翻譯過程中對文本進行一定程度操控和改寫，即譯者主體性發揮。文本作為真實的存在，注定了好的翻譯無法脫離文本。正如《紅高粱》英勇無比的抗日情節與蕩氣回腸的血淚寫照，特定的歷史背景和人物，特別的農耕與酒文化，在譯文中需得以完美再現。然而，漢英兩種語言的差異性始終無法低估，再現原文文化內涵亟需譯者對原語個體解讀能力，從而產生讀者可接受的譯語，合適的理論模式與翻譯策略對于理想譯文的出現無異于事半功倍。

一、變譯理論

科學的翻譯策略可分為全譯與變譯兩大范疇[1]。作為翻譯文化轉向背景下興起的變譯研究為信息化時代的翻譯提供了時下的指導作用，但變譯從誕生為譯界認同的術語到現今，其發起人黃忠廉先生對其定義進行了嚴格修正，最初變譯定義“譯者將原語文化信息轉換成譯語文化信息以滿足讀者特定需求的思維活動和語言活動”[2]；之后變譯被譯界定義為“譯者根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仿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思維活動和語際活動”[3]。這兩個定義都突出譯者和讀者，注重原文。隨著變譯研究深入，對變譯的闡釋分為簡式和繁式，綜合性更高。簡式定義是：變譯是譯者用譯語攝取原作內容以滿足特定需求的翻譯活動；繁式定義是：變譯是人或/機器用乙語攝取甲語文化信息以滿足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的智能活動和符際活動[4]。較前兩個定義，這一定義考慮到了翻譯環境，包括客觀和主觀背景，加入了智能信息模式和語符翻譯的可能性，因此，適應性更強，更具科學性。

二、文化詮釋

文化學派的興起對于翻譯中文化因素要求更高，作為一部家族抗日的經典，生命的謳歌，情感的宣揚，回憶的痛楚，驅敵的堅定，無不映襯著中華民族的愛國情結。高粱是中國北方勞動人民主要農作物和生活保障，“紅”則意味著高粱熟了，成熟豐收的季節遭遇可惡的日本侵略者，人、畜、物無一幸免，“紅”更象征著為抗爭而做出的流血犧牲，“紅”的凸顯和詮釋是對原作文化的尊重，原文中“紅”無處不在。

如原文中“一圈淺淡的紅”“鮮紅的太陽”“高粱更加鮮紅”[5]譯者分別譯成“a pink halo”，“reddening sun”，“sorghum had turned deep scarlet”；對奶奶膚色的描繪：“皮膚赤紅”“滿臉的紅潤”[6]中的“紅”分別譯成“beet-red”“the rosiness of her face”，“紅”之傳譯盡在譯者把握之中，完整地保留了原文文化特色，用不同意味的英文變譯原文意境，變譯下多樣化翻譯成品得以呈現。

此外，原文中國特色環境描寫詞、文化特色詞、俗語等翻譯也充分得以詮釋。原文中多處提及的“騾子”“野鴨子”“大石橋”均是特定場景下的事物，用來鋪墊和諧農村。特色詞“黃泉”（Yellow Springs）“上天報應”（heavenly retribution）用異化策略保留文化特色，盡顯異國風情。俗語“飛蛾撲火”（a moth drawn to a fire）、“羊入虎口”（a lamb enter a tigers den）、“雞走雞道，狗走狗道”[7]（Chickens can go their own way， dogs can go theirs.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dont mix.）[8]均屬直譯，很好地將中國文化詮釋，實現中華文化外傾。

三、英譯策略

作為轟動全球的獲獎作品，《紅高粱》譯者葛浩文在盡可能忠實原文基礎上實現了對原文的改寫。國內不少學者對其翻譯思想進行了分析，如王淑玲堅持認為葛浩文的譯文以忠實為主，同時又有一些變通[9]。卲璐認為，葛浩文的翻譯是通過刪減文化負載信息來降低源文本在目標語言文化中的受阻性，使用“偽忠實”譯法突顯中國文化和語言特質，從而傳達源文本的異國風情[10]。誠然，無論是變通還是刪減，都與變譯之內涵不謀而合，且葛譯之效果顯著。本文主要就譯文對原文的刪減和拆分進行解讀，聚合其翻譯策略。

（一）刪譯法

黃忠廉提及的變譯較其全譯須實現在句群、段落甚至語篇為單位的層面上進行的增寫、刪減、切分、合并等[11]?！都t高粱》語言充滿了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莫言質樸的語言如何轉化成西方讀者能夠接受的英語，譯者可謂是煞費苦心。

回憶父親抓螃蟹的描寫，原文“螃蟹纖巧的腳爪把細軟的河泥印滿花紋。父親從河水中聞到了螃蟹特有的那種淡雅的腥氣。我家抗日前種植的罌粟花用螃蟹喂過，花朵肥大，色彩斑斕，香氣撲鼻”[12]。譯文“The soft， spongy mud of the bank is covered with elaborate patterns of skittering claws. Father could smell the delicate， fishy odor wafting over from the river.”[13]原文最后一句話譯文已經不見蹤影。作為抗日家族英雄，罌粟花是一種毒品，種植罌粟的行為與抗日英雄是矛盾的，加之前面的文字已足以形容螃蟹，譯者因此將此刪去不譯，為家族樹立良好形象。

在描寫奶奶坐在轎子里時外面天氣及環境變化對奶奶心情的影響，原文“奶奶心中亢奮，無畏地注視著黑色的風掀起的綠色的浪潮，云聲像推磨一樣旋轉過來，風向變幻不定，高粱四面搖晃，田野凌亂不堪”[14]。譯文“With growing excitement， Grandma started fearlessly at the green waves raised by the black winds.”[15]譯者有意識地刪掉原文后面那些環境描寫，因為在奶奶心情變化之前已經有環境描寫鋪墊了，此時的重心不再是環境，而是奶奶的心情，譯者的刪譯不僅連貫了上下文，也使得譯文更加簡潔，主題突出。

再如父親在焦急等待并準備突襲日軍時看到日軍汽車對其進行描寫：“汽車飛快地駛近，增大，車頭前那兩只馬蹄大的眼睛射出一道道白光，轟轟的馬達聲像急雨前的風雨，帶著一種陌生的、壓迫人心的激動?！盵16]譯文“The fast-approaching trucks were getting larger and larger， the eyes in front， as large as horse hooves， sweeping the area with their white rays. Their revving engines sounded like the wind before a downpour.”[17]這樣的英文表達不僅將汽車的速度、形狀、光亮清晰呈現，其比喻也十分到位，但原文中那種“陌生的、壓迫人心的激動”被省略了，作為一種渲染性話語，對人物心理暗示作用顯而易見，但翻譯之后的語言重心已經完全置于汽車之上，再譯覺有畫蛇添足之嫌，譯者充分考慮上下文語境之需，選擇性的刪譯不失為一種恰當的變譯手段。

（二）分譯法

譯者在選擇文字翻譯時有意識地刪減了部分文字，精簡了語言，也流暢了文本?？v觀《紅高粱》，分譯在譯文中屢屢出現。原文的長段落較多，譯者有意識地分譯，抓重點和中心，方便讀者閱讀。

如“父親高大雄偉漂亮”[18]被譯成“Father was giant， Father was magnificent， Father was gorgeous”[19]，分譯之后語言更有氣勢，凸顯了“我”心目中父親的英雄形象，顯化了主題思想。

除了句子，段落的分譯更為多見。父親趴在野外準備伏擊日本鬼子時，想到羅漢大爺和其他鄉親、騾子和奶奶，原文中兩長段[20]被分譯成了5段英文[21]，分譯之后的每一小段都有其中心思想。

回想奶奶如何被迫嫁入單家時原文近一個版的中文描述[22]，譯文根據段落涉及的單家介紹、奶奶外表描述、裹腳的封建現實、奶奶被迫接走分為4小段英文[23]，分譯后的譯文帶有強烈的話題意義，不僅符合英語習慣表達，還能掃除讀者的閱讀障礙。

（三）改譯法

原文里，作者常常將現實和回憶交織，回憶過程中又時空混搭，看似有意識流傾向，中文閱讀習慣尚能適應，但轉譯成英語后，如果還是時空交織，很有可能讓讀者費解，譯者充分意識到這一點，認真梳理前后邏輯關系，達成流暢自然的譯文。

作品中第一章第四節父親和其他隊員等待鬼子出現時回憶去年那天場景，羅漢大爺被鬼子抓走，奶奶用酒洗了滿臉的血，并命令父親喝了沾滿血的酒，之后奶奶徹夜未眠徘徊院子，父親扯奶奶手進屋之后聽到槍聲響了。接著話鋒一轉到了所趴處去年夏天的環境描寫，再承接槍聲響了之后的敘述[24]，譯文將槍聲響后的描述提前至環境描寫之前，和前文聽到槍聲前后形成過渡流暢的語言。

第一章第五節奶奶出嫁的描寫中第三段文字“自從奶奶被單廷秀看中后……奶奶止不住淚流滿頰”被改譯到第一段之后，承接第一段最后一句“單廷秀那天撅著糞筐到我外曾祖父村里轉圈，從眾多的花朵中，一眼看中了我奶奶。三個月后，一乘花轎就把我奶奶抬走了”[25]。第二段文字和第三段剩下的內容融合，從整體上敘述奶奶坐花轎情景，如此譯文一氣呵成，信息明朗，邏輯鮮明。

無論是刪譯、分譯還是改譯，終其目標是譯者要呈現出流暢合理的文字，是為中心人物、中心思想服務的，同時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讀懂這一特殊歷史時期中國民俗與抗日戰爭的豪氣和霸氣。

經典小說的外譯已經成了一種中國文化輸出方式，葛浩文的翻譯以讀者為導向，其目的就是在介紹優秀的文學作品的同時，追求行文通順易懂[26]。刪譯、分譯與改譯都是為產生讀者喜歡的譯文。通過變譯，葛浩文的翻譯既基本實現了形式上的對等，也保持了功能上的等值。盡管有些學者對葛譯評價為“翻譯是一種背叛”，可以說，即便背叛，其背后的動因都是為流暢自然的譯文。變譯不僅是一種手段，更是一種智慧，當其用在合適場景下定會為翻譯美學效果實現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1〕〔4〕〔11〕黃忠廉，方夢之，李亞舒.應用翻譯學[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13.91-92.

〔2〕黃忠廉.變譯理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78.

〔3〕黃忠廉，李亞舒.科學翻譯學[M].北京：中國出版集團/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7.56.

〔5〕〔6〕〔7〕〔12〕〔14〕〔16〕〔18〕〔20〕〔22〕〔24〕〔25〕莫言.紅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7-163.

〔8〕〔13〕〔15〕〔17〕〔19〕〔21〕〔23〕Howard Goldblatt. Red Sorghum[M].Published by Arrow Books，2003.

〔9〕王淑玲.從文學翻譯變通的角度看葛浩文《紅高粱家族》的英譯[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13，（12）：129.

〔10〕邵璐.莫言英譯者葛浩文翻譯中的“忠實”與“偽忠實”[J].中國翻譯，2013，（3）：66.

〔26〕余世洋，尹富林.基于語料庫的《紅高粱家族》中民俗文化譯介研究[J].江蘇外語教學研究，2015，（1）：88.

（責任編輯 徐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