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視角下的戰時人生
——奧登對穆旦詩歌創作主題的影響

龍曉瀅

(云南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上帝視角下的戰時人生
——奧登對穆旦詩歌創作主題的影響

龍曉瀅

(云南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穆旦在借鑒奧登的詩歌創作經驗的同時也汲取了暗藏其后的基督教思想。 為此， 奧登與穆旦的詩歌作品具有諸多共同的主題： 作為難以逃離之宿命的原罪主題、 作為表現人類苦難的現實語境之戰爭主題、 人類作為進化過程中不完善的生物之“錯誤”與“失敗”、 充滿了危機與誘惑的人生之“陰謀”與“威脅”。 穆旦向奧登的借鑒是在特定文學環境下沖破傳統和自身的一種努力。

奧登； 穆旦； 基督教思想

0 引 言

如果說近年來詩歌研究存在著熱點， 那么， 這一熱點為穆旦無疑； 如果說穆旦詩歌研究存在著關鍵詞， 那么， “奧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年)則令人無法規避。 或許， 奧登對穆旦的影響已經成了現代詩歌研究領域人所共知的事實。 當談及穆旦所接受的外來影響時， 每一篇文章都無一例外地指向奧登。 然而， 已有的這些研究對于穆旦具體在哪些方面怎樣接受了奧登的影響卻少有具體分析， 不少論著滿足于簡單地套用杜運燮、 袁可嘉、 王佐良等人對穆旦借用外來資源的簡略陳述， 卻沒有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走下去。 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 本文從細讀奧登和穆旦的詩歌原典文本出發， 旨在分析奧登在詩歌主題方面對穆旦的影響。

奧登從小就生活在具有濃厚宗教氛圍的家庭里。 奧登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牧師。 他的母親是位英國國教徒(Anglo-Catholic)， “她培養了奧登對文學的感覺和他對神學……的愛好”[1]16。 青年時期的奧登就讀于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 那時的他自然受到了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 弗洛伊德主義的影響， 但相比較而言， 基督教對奧登的影響卻是更為徹底而全面的。 正如奧登自己所說： “來自布萊克、 勞倫斯、 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各種各樣的宣講、 布道‘都是基督教的同類’。 ……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主義、 馬克思主義都是部分的、 一元的解釋， 而基督教則是完整的?！盵1]1891940年， 奧登正式加入基督教， 成為了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直到生命的最后， 他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宗教熱情。 他生命最后的詩篇是“描述禱告或以禱告形式出現的俳句”[1]15。 奧登認為：“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雖然本身有價值， 卻是不完備的。 相比較而言， 基督教提供了一個可以解釋世界邪惡的來源的超驗視角， 也提供了一種廣博得囊括了現今所有失敗的歷史哲學?！盵2]519奧登的詩歌滲透著濃郁的基督教思想， 詩中每一個具體的現象都不過是上帝視角下一個更深邃問題的顯現。

與奧登不同， 穆旦并非基督教徒， 生活中也并沒有長期受到基督教思想的熏陶， 然而， 這并不妨礙詩人穆旦對自己的詩歌偶像奧登作品中所固有的基督教元素的借鑒與吸收。

穆旦進行創作的時候， 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借鑒奧登的詩歌創作經驗的同時也汲取了支撐其后的宗教元素。 許多學者曾論及穆旦作品里的宗教意識， 卻忽略了穆旦最喜愛的詩人奧登在他接受基督教影響時所起到的媒介作用。 可以說， 了解了奧登詩歌的基督教背景， 穆旦詩作中大量來源于基督教的主題、 詞語乃至詩歌背景都有了最初的來源。 而本非基督教徒的穆旦何以頻繁借用圣經故事為詩歌創作背景， 為何詩歌中反復出現“上帝” “主”等宗教語詞， 以及隨之而來的從高空俯視全人類的創作視角與其詩歌作品中體現出的悲憫風格和旁觀心態等特征， 都成為了奧登的宗教思想對穆旦產生的影響這一問題所呈現出的不同方面。

1 原罪主題： 難以逃離的宿命

作為長期受到基督教思想熏陶的詩人， 奧登的原罪意識非常強烈。 他在發表于1935年的文章《好的生活》里寫道： “我們的(邪欲的)存在歸因于人類的墮落——我們本性中遺傳的缺陷。 ……正如卡本特所指出， 這一基督教認為墮落是‘人類心理事實的表征’的信條成為了奧登宗教思想的特征： 他將墮落視為‘人類有了自我知覺并意識到自由和自治的可能性那一歷史時刻的象征’?！盵1]190

奧登的組詩《在戰爭時期》開篇即再現了《圣經·創世紀》中的原罪故事。 組詩從上帝創世寫起， 寫到人類的時候， 詩人用“稚氣的家伙”[3]加以形容。 在詩中， 人是如此善變以至于“一絲輕風都能使他動搖和更改”。 人類“追尋真理， 可是不斷地弄錯”。 緊接著， 詩人寫到了伊甸園中亞當和夏娃偷食禁果的一幕： “他們不明白那為什么是禁果”， 可犯下錯誤的人類的祖先“在受責備時并不肯聽取什么”。 于是， 他們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園——“他們離去了”。 人類墮落了。 墮落的結果是， 從墮落的那一瞬間起， 他們“過去所學的一切/都從記憶里隱退”。 人類遠離了上帝的同時也告別了往昔快樂無憂的生活， 剩下的只是無盡的困苦與煩憂： “他們哭泣， 爭吵”， 當“稚氣”的人類像“兒童”一樣“向上攀登”試圖重回上帝的懷抱時， “成熟”“卻像地平線從他們眼前退避”。 等待人類的是嚴酷的現實和無法終結的放逐： “危險增加了， 懲罰也日漸嚴刻； /而回頭路已由天使把守住， /不準詩人和立法者通過?！?/p>

隨著詩篇的進展， 詩人描繪了戰爭中眾多的場景， 這些細節無不暗示著災難與困苦的原罪起因。 詩的結尾， 奧登回到了對人類生存困境的廣闊思考上， 并最終將筆觸停留在對伊甸園里那無憂歲月的追憶：

游蕩和失迷在我們選擇的山巒中，

我們一再嘆息， 思念著古代的南方，

思念著那溫暖赤裸的時代， 本能的平衡，

和天真無邪的嘴對幸福的品嘗。

犯下罪責的人類終將遠離最初的歡暢時光， 因為“我們已訂約要給‘錯誤’做學徒”， 既不能“象大門那樣安詳而赤裸， 也永不能像泉水那樣完美無缺”， 而是永遠“為需要所迫”， 正如《舊約·創世紀》中上帝所說：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歸了土， 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

1940年， 奧登來華兩年后， 穆旦創作了《蛇的誘惑》。 詩中以《圣經·創世紀》中亞當與夏娃受蛇引誘偷食禁果的故事作為詩的背景。 詩前小序重述了這一故事， 也給全詩鋪設了原罪墮落的背景。 《蛇的誘惑》里有許多詩句明顯來源于《創世紀》， 如： “那時候我就會離開了亞當后代的宿命地/貧窮， 卑賤， 粗野， 無窮的苦役和痛苦……” “自從撒旦歌唱的日子起， /我只想園中那個智慧的果子”。 詩句“你不要活嗎？你不要活得/好些嗎？”道出了人類與生俱來卻又無法克制的欲望， 對人類生而帶有的弱點與欲望的假設正是原罪說的來源。

奧登的《在戰爭時期》正是從人類因偷食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園寫起的。 巧的是， 穆旦的《蛇的誘惑》與《在戰爭時期》相仿的不僅僅是詩歌的背景， 還有將人類定格為從降生之日起就帶著罪惡的原罪視角。 在這樣的詩歌語境里， 人類顯得更加卑微、 萎縮， 每個人都是一個永遠無法被救贖的缺憾， 人只能在錯誤之后重復著錯誤。 人類所有的努力終將指向惘然與虛無。

又如穆旦的《潮汐》： “而對于那些有罪的， /從經典里引出來無窮的憎恨； /回憶起賣身后得到的恩惠， /他嘆息， 要為自殺的尸首招魂： /宇宙間是充滿了太多的血淚， /你們該懺悔， 存在一顆寬恕的心?！被浇炭隙ㄈ松凶?。 由于“原罪”， 人自降生之日起就成為萬劫不復的負罪之身， 不可避免地要承擔人神關系破裂的惡果。 人類的先祖亞當和夏娃犯下了罪責， 人類就應“懺悔”。

穆旦有首名為《我》的詩：“從子宮割裂， 失去了溫暖， /是殘缺的部分渴望著救援， /永遠是自己， 鎖在荒野里?！?這是現代詩歌史上第一個殘缺、 孤獨卻又痛苦掙扎著渴望救贖的自我。 “永遠是自己， 鎖在荒野里， /仇恨著母親給分出了夢境?！?“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來到世間， 隨之而來的是生的不安與迷亂。 自我在存在中日漸迷失、 遠離完整， 于是， “伸出雙手來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 是更深的絕望”。 與20世紀之初郭沫若筆下那個要把日月吞了的急于破壞一切又要創造一切的“我”相區別， 20世紀40年代在戰爭陰影籠罩下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的“我”在穆旦這里呈現為慌亂、 迷失、 殘缺而又不甘的自我， “想沖擊樊籬”， 卻陷入了“更深的絕望”。 當我們將穆旦詩中的“我”視為一個群體的時候， 這個“我”就像是人類整體的象征。 從溫暖的子宮割裂正如人類誕生之初從伊甸園中被驅逐。 人違背了上帝的旨意， 從伊甸園被放逐到世間， 這意味著人類與上帝的疏離， 人類從此注定要世世代代承受生活的奔波與痛楚。 離開伊甸園的那一刻， 苦難便產生了。

2 戰爭主題： 作為表現人類苦難的現實語境

20世紀30年代， 是一個籠罩著戰爭陰影的時代。 奧登之前， 詩歌在艾略特的引領下鉆進了象牙塔， 脫離了與社會現實的關聯。 有感于混亂的政治狀況與社會現實， 奧登重新建立了詩歌與現實的聯系。 綜觀奧登20世紀30年代的詩作， 無一不呈現出鮮明的政治色彩與濃烈的現實關懷。 羅森瑟爾曾經說過： “(奧登和葉芝的)不同在于奧登的現實感中顯著的政治色彩以及對‘生存著的民族’和民族之間因仇恨而引發之障礙的敏銳感覺?！盵2]182正是奧登詩歌中強烈的現實感使其區別于以往的浪漫主義詩人和玄學詩人， 從而確保了他在20世紀英美詩歌中的重要位置。

對戰爭的思考和表現是奧登關懷現實的一個重要體現。 《在戰爭時期》里， 奧登以人類被驅逐出伊甸園開篇， 將戰爭置于宏大的時空中來寫。 從縱向看， 由人類誕生之日的安詳無憂寫到了當下戰時的硝煙烽火； 從橫向看， 從南京寫到了達豪集中營， 又從奧地利寫到了中國、 法國和美國。 同樣宏大的場景也見于奧登的《西班牙》。 《西班牙》由奧登1937年在西班牙戰場寫成。 這首詩從歷史上西班牙的度量衡、 算盤和平頂石墓的傳播寫到今日的戰爭， 又從中國、 希臘寫到阿爾卑斯山以及非洲和歐洲。 用這樣的方式書寫戰爭并非偶然。 作為一位篤信基督教的詩人， 戰爭在奧登眼中只是被放逐的人類濫用自由意志所造成的惡果， 是錯誤之后的又一次錯誤， 也是人類無法規避的種種苦難中的一種。 正如克勞德丁·薩莫斯所說： “(《在戰爭時期》里)邪惡(Evil)一詞具有嚴肅的神學意義上而非心理學意義上的重要性。 ……不僅他的歷史俯視包括了諸如墮落(The fall)與驅逐(The expulsion)此類的基督教事件,而且神學視角對法西斯勢力的興起和戰爭的爆發作為原罪持續存在的證明給予了回響。 戰爭本身， 被客觀地毫不動感情地描述 ……被視為一個有缺陷的‘已訂約要給‘錯誤’做學徒’的在道德倫理選擇上的錯誤與墮落?！盵2]514奧登最后把這組十四行詩取名為《在戰爭時期》(InTimeofWar)， 這無疑意味著這組詩是詩人結合戰爭時期的特定生命體驗而寫就的。 他對戰爭的思考也成為了他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思考的一部分， 對中國的關注則是他對世界苦難的思考的一部分， 對戰時中國現狀的思考也被其整合到了對全人類的憂思中。

奧登詩歌的社會方面吸引著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詩人”們。 奧登的詩在他們的詩歌里留下了明顯的痕跡。 作為奧登的熱切推崇者， 穆旦自然不能例外。

任何一場戰斗都由出發拉開序幕， 正如緊隨出發之后的是血肉的洗禮， 穆旦的《出發》寫出了戰爭的殘忍與血腥。 詩的一節到三節充滿了“殺戮” “蹂躪” “死” “摧毀” “毒害”這類散發著暴力氣息的詞語， 呈現了“智力體力蠕動著像一群野獸”和“死的制造必需摧毀”的殘酷景象。 當讀者有足夠理由認為《出發》全詩都要寫戰爭的破壞力與反人性時， 詩的最后一節寫道： “就把我們囚進現在， 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讓我們反復/行進， 讓我們相信你句句的紊亂/是一個真理。 而我們是皈依的， /你給我們豐富， 和豐富的痛苦?！边@樣一來， 詩人就把前三節對戰爭的書寫納入了基督教的語境里。 戰爭于是成為了人類眾多苦難中的一種， 從而具有了象征的意義。

1938年4月14日， 奧登與依修伍德在中國從抗戰前線返回漢口后， 奧登就為一個死去的中國兵寫了一首商籟詩(Sonnet)， “他在4月21日的茶話會上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朗誦過這首詩”[5]。 其中一節是這樣的：

他被使用在遠離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將軍和他的虱子所遺棄，

于是在一件棉襖里他閉上眼睛

而離開人世。 人家不會把他提起。

奧登借戰爭來思考個體生命的意義和人類的生存境遇。 在他眼里， 戰爭只是人類承受不盡的苦難之一種。 穆旦的詩作《退伍》也在對戰爭的書寫中表達了人類現實生活中的苦難。 奧登詩中透出一股矛盾的情感： 既認為戰爭漠視個體生命(“為將軍和虱子拋棄”)， 又認為戰爭是為了明日的和平。 這樣的情緒同樣也體現在穆旦的詩里。 在《退伍》中， 士兵只是戰場上一個沖鋒陷陣的工具、 歷史時間里一個微不足道的符號、 一個“沒有個性的兵”， 他只能在戰后才能“重新恢復一個人”。 戰爭， 這個人類制造的游戲總是戲弄著人： 戰時， 人類是“城市的夷平者”； 戰后， 人又重新“回到城市來”。 游戲結束后意識形態構造的“巨大的意義忽然結束”， 個體的人不得不重新面對戰后的生存現實， “要恢復自然， 在行動后的空虛里”。 經歷過戰爭的士兵已經被異化、 工具化， “要換下制服”回到正常的生活反而不習慣， “也許反不如穿上那樣容易”。 詩的最后道出了更深層意義上的荒誕： “想著年輕的日子在那些有名的地方， 因為是在一次人類的錯誤里， 包括你自己， /從戰爭回來的， 你得到難忘的光榮?！比藢ふ业搅斯鈽s， 卻是在“人類的錯誤”里。 如果說“光榮”是令人難忘的成就感和他自認為的“生存意義”的話， 那么， 因犯下大錯被驅逐出伊甸園的人類是否應該為了所謂的“難忘的光榮”而繼續人類“錯誤”的游戲、 在戰爭中重蹈濫用自由意志的覆轍？

3 錯誤”與“失敗”： 人類作為進化過程中不完善的生物

由于早年對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濃厚興趣， 奧登吸收了進化論的觀點， 認為人類與地球上其它生物一樣處于發展進化的過程中。 同時， 作為虔誠的基督教徒， 奧登的原罪觀念使他認為人類因為脆弱而犯下了錯誤， 人類離開了上帝后， 更容易放縱私欲、 貪行污穢， 犯下更大的罪行， 從而更深地墮落。 可見， 人類是不完善的、 有缺憾的。 這樣的思想在奧登的詩歌里體現為人類往往被視為進化過程中不完善的生物。

正如理查德·哈葛德所說： “(《在戰爭時期》的)主題……是一個， 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 在奧登的作品里反復出現的主題。 人類總是一種處于進化中的生物， 從未處在已完成的狀態中?！盵6]119奧登曾在《詩解釋》里直截道出了他的這一觀點： “如果我們留心聽， 我們總能聽到他們說： /‘人不會象野獸般天真， 永遠也不會， /人能改善， 但他永遠不會十全十美’?！?人總是有這樣那樣的缺陷與不足。 自命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不過是自然界進化過程中一個普普通通的永不完善的物種。 《在戰爭時期》里， 奧登一以貫之的仍是一種“歲月推移”的發展進化的眼光。 人類被置于與“蜜蜂” “魚” “桃”等物種相并列的位置。 然而， 人類卻因犯下罪責而遠離完美。 人類自己制造的惡果終將由自己去舔嘗。 歷經了現時戰爭歲月的種種生存困境之后， 詩的結尾終于展現了一絲希望：“思念著古代的南方， /思念著那溫暖赤裸的時代， 本能的平衡， /和天真無邪的嘴對幸福的品嘗?！比祟悜涯钪凳辰暗哪莻€純潔無憂的家園， 同時也希望自己的未來正如“睡在茅屋中”夢想的那樣:“參加未來的光榮舞會； 每個曲折的迷途/都有個規劃， 而心的熟練的動作/能永遠永遠跟蹤它無害的道路?！?當“它們繁殖得像蝗蟲”， 并“終于被他創造的一切所支配”時， 人類無疑成為了笨拙的生物， 為自己的選擇所羈絆， 任憑怎樣掙扎都難逃“犯錯”的厄運： “但我們已訂約要給‘錯誤’做學徒， /從沒有象大門那樣安詳赤裸， ∥也永不能象泉水那樣完美無缺； /我們為需要所迫， 生活在自由中， /是一族山民卜居在重疊的山峰?！彪m然仍有美好的希翼和向真、 向善的愿望， 只因“已訂約要給‘錯誤’做學徒”， 人類只能作為一個不完善的物種在他們充滿了困苦與無奈的生命中繼續著自己注定要犯的錯誤。

提及人類禁受不住誘惑而犯錯時， 通常指的是成年人。 即使人自降生之日就已經是有罪之身， 但與成年人相比， 孩子畢竟單純、 潔凈。 令人驚訝的是， 奧登對人類的墮落與缺憾的斷言是堅決而又徹底的——孩子終將長大， 走向欲望的深淵。 他寫道： “我們計劃改善自己； 唯有醫院/使我們想到人的平等。 ∥這里確實愛孩子， 甚至警察也如此； /孩子體現著大人變為孤獨/以前的年代， 而且也將迷途?！?《在戰爭時期·二五》)支撐在奧登對人類的否定背后的是他對墮落之前的人類的肯定。 因此， 他對人類的批判與對現實的審視永遠都以上帝造人之初的完美無暇作為參照。 其詩篇常常因為對快樂往昔的追憶而呈現出傷懷之美。 在奧登的筆下， 創世之初的人類越純潔完美， 現實中的人類也就越發丑陋不堪。

穆旦詩中反復出現“錯誤” “失敗” “過失”這樣的詞語， 隱藏其后的將人類視為進化中不完善的物種這一觀點顯然來自奧登。 《潮汐》中曾有這樣的詩句： “而那些有罪的/以無數錯誤鑄成歷史的男女， /那些匍匐著獻出了神力的∥他們終于哭泣了， 自動離去了/放逐在正統的， 傳世的詛咒中， /有的以為是致命的， 死在殿里， /有的則跋涉著漫長的路程?！比祟愑慑e誤鑄成， 不論是“死在殿里”， 還是“跋涉漫長的路程”， 最終的結局不過是證明了人生的無望與掙扎的徒勞。 正如《詩》中所說： “我們沒有援助， 每人在想著/他自己的危險， 每人在渴求/榮譽， 快樂， 愛情的永固， /而失敗永遠在我們的身邊埋伏?！?不論人們渴求什么， 失敗始終如影隨形。 人類的過失如此之多， 愚蠢也仿佛成了人類唯一的特征， 證實著人的缺憾。

穆旦在表現人性弱點時將筆觸延伸到了愛情。 在他看來， 人類本身有著無法祛除的弱點。 在最體現人性的愛情中， 弱點顯露無遺， 愛情也隨之遠離完美， 如戰爭般充滿了危機與恐怖。 于是， 《詩八首》里， 出現了這樣的詩句：

相同和相同溶為怠倦，

在差別間又凝固著陌生；

是一條多么危險的窄路里，

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

他存在， 聽從我底指使，

他保護， 而把我留在孤獨里，

他底痛苦是不斷的尋求，

你底秩序， 求得了又必須背離。

這些詩作也閃現著奧登的影子。 穆旦的“相同和相同溶為怠倦， /在差別間又凝固著陌生” 直接來自于奧登的“每種弱點原封不動， /相同對著相同”(《太親熱， 太含糊了》)。 奧登的《太親熱， 太含糊了》將愛情視為一場戰爭， 寫出了兩顆心靈的纏繞與糾葛。 例如： “聲音在解釋/愛的歡欣， 愛的痛苦， /還輕拍著膝， /無法不同意， 等待心靈的吐訴/象屏息等待的攻擊?！?穆旦的《詩八首》明顯受到奧登這首詩的影響。 穆旦曾經翻譯過這首詩， 他在“詩譯注”里寫道： “愛情的關系， 生于兩個性格的交鋒， 死于‘太親熱， 太含糊’的俯順。 這是一種辯證關系， 太近則疏遠了。 在兩個性格的相同和不同之間找到不斷的平衡， 這才能維持有活力的愛情?！盵7]188實際上這正是《詩八首》的主題。

戀愛的雙方在不斷地改變， 因而“不斷地他添來另外的你我/使我們豐富且危險”(《詩八首》)。 不太可靠的是， 個體之間的交流卻倚仗語言作為媒介：“我們擁抱在/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窒息著我們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語”(《詩八首》)。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 從來沒有人這樣寫過愛情。 現代詩歌中歌詠愛情的名篇如《雪花的快樂》 《教我如何不想她》 《雨巷》等， 都不吝惜筆墨來贊美愛情的輕靈、 美好， 抒發因愛情而萌生的歡暢和愉悅， 既便是煩惱， 也有一層對愛之希翼的歡快底色。 然而， 這類對美好純真的愛情的歌詠仍然沿襲著《詩經·關雎》“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的抒情傳統， 只不過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下換用了不同的語詞罷了。 如果說魯迅的《傷逝》第一次道出了沖破封建倫理束縛的“新青年”們的愛情困境， 曹禺的《雷雨》第一次在戲劇領域捅破了愛情純潔無瑕、 炫美無比的窗戶紙， 將現代社會中紛繁復雜的感情糾葛呈現于世人眼前的話， 那么， 首次在詩歌領域里展現了與現代人類的認知相同步的愛情世界的人則為穆旦無疑。 詩人穆旦從不斷發展變化的辯證過程中的個體出發來寫愛情， 寫出了戀人之間艱難的磨合以及愛情潛在的危機。 詩中總有兩個不同的個體力量相糾結、 纏繞。 愛情就是一場戰爭。

由于奧登眼中的人類是不完整的世界里存活著的不完善的物種， 于是， 他對疾病和治療的重視也就不可避免。 這與奧登的父親是一位外科醫生不無關系。 “從父親那里， (奧登)形成了對心理學、 疾病和北歐英雄史詩的興趣?！盵1]16對疾病和治療的關注在他的詩里體現為大量的醫學詞語入詩。 比如： “天空象高燒的前額在悸動 ”(《在戰爭時期·十四》)； “暴力流行好似一場新的瘟疫”(《在戰爭時期·二三》)； “給我們神效之方/治療那難以忍受的神經發癢， /斷癮后的疲憊， 說謊者的扁桃體炎， /還有內在童真的變態表現?！?《請求》)醫學詞語入詩同樣是穆旦詩歌的明顯特征。 例如《哀悼》中把整個世界視為一個“廣大的醫院”， 認為每個人都是病人， “他有他自己的病證”， “一如我們每日的傳染”。 在《玫瑰之歌》里， 世界儼然毫無生機可言——“什么都顯然褪色了， 一切是病懨而虛空”。 有學者把醫學詞語入詩歸因于穆旦從自身現實境遇中得到的生存體驗[8]， 然而， 當我們發現詩人最喜愛的奧登經常在詩中采用醫學詞語時， 我們就不能簡單地斷言穆旦詩中的醫學詞語完全來自于他自己的生存境遇。 這其中不可避免地有著奧登的影響。

4 “陰謀”與“威脅”： 充滿了危機與誘惑的人生

創世之初， 亞當和夏娃本來是自由無憂的。 他們可以選擇聽從上帝的話不吃禁果， 然而他們卻聽了蛇的話。 蛇不能強迫人吃禁果， 只能引誘人吃禁果。 在這里， “蛇”象征著人的一種易受引誘而墮落的生活處境。 誠然， 伊甸園里有難以抗拒的誘惑。 人類被逐出伊甸園之后， 誘惑與陰謀有增無減， 現實生活危機四伏。

與奧登濃烈的基督教思想相關， 在他的詩歌世界里， 難以見到恒定不變的事物， 生活仿佛充滿著誘惑與陰謀、 隱患和不安。 或許是因為心中懷有一個理想的彼岸， 現世在奧登看來自然乏善可陳， 處處潛伏著墜落的可能。 在奧登的詩里， 頻繁出現“陰謀” “威脅” “誘惑” “迫害”這樣的詞語。 正如保拉·馬徹狄所說： “(奧登的詩歌)圖景上聚集著間諜、 密探和持有殘缺的國家地圖的神秘英雄， 也聚集著對手、 敵人、 審查員、 滿懷敵意的復仇的人物， 他們也許正追蹤著詩中的主角， 甚至試圖殺死他們?！盵1]201例如： “但假使由于夸張或者沉醉/而比這走鋼絲更狂放一些， /前前后后都充滿了威脅?！?《要當心》) 又如： “他們結實而成為他們的奇跡： /每種怪異的誘惑所呈現的形象/都成了畫家動人的畫意。 ”(《探索·冒險者》)

奧登有一首名為《誘惑之三》的詩， 從中可以看到詩人對誘惑與欲望的理解。 “他使用一切關懷的器官注意到/王子們如何走路， 婦孺們說些什么?！比艘坏┨诤跬庠诘谋静粚儆谧约旱氖挛?， 那么， 他就很容易迷失自我， 在眾多惶惑虛幻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甚至把本來擁有的值得珍視的東西也拋棄在黑暗的角落里。 奧登緊接著寫道：“于是不太情愿地達到如下結論： /‘所有書齋的哲人都胡說八道； /愛別人就是使混亂更加混亂； /同情之歌只是魔鬼的舞蹈。 ’”求真、 知愛和憐憫這些人類最過珍貴的品質都被否定， 在誘惑中， 人徹底走向墮落與沉淪。 誘惑本身就是令人走向深淵的陰謀， 因而， 奧登接著寫道： “他對命運鞠躬， 而且很亨通， /不久就成了一切之主； /可是， 顫栗在秋葉的夢魘中。 ∥他看見： 從傾頹的長廊慢慢走來/一個影子， 貌似他， 而又被扭曲， /它哭泣， 變得高大， 而且厲聲詛咒?！毕胍臇|西原本求之不得， 一旦對命運鞠了躬， 一切就變得唾手可得。 與此相伴的， 是人性的扭曲和丑惡的顯露。 寧靜與純潔， 再也無法找回。 人類在陰謀與威脅中艱難地行進， 稍不留神就會墜入深淵。 無處不在的危險向人們步步緊逼， 令人失去理智。 生活， 混亂無序。 人， 近乎非人。 “他成了寒酸和神經錯亂的人， /他開始飲酒， 以鼓起勇氣去謀殺； ∥或者坐在辦公室里偷竊， /變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贊頌者， /并且以整個的心憎恨生活?！?《在戰爭時期·五》)

也許是因為欲望的永在， 穆旦的詩里也遍布著威脅與陰謀。 對誘惑與危機的書寫是人類永恒的主題， 然而， 穆旦對威脅與誘惑的表達常常帶有對廣泛意義上的人類存在的悲憫， 這就使穆旦再次與自己的詩歌偶像奧登產生了關聯。 與奧登相仿， 穆旦帶著對彼岸的懷想， 講述著今生罪惡的淵藪。 在穆旦的詩作里， “陰謀”與“謀害”這樣的詞語也經常出現。 比如： “雖然， 塑在寶座里， 他的容貌∥仍舊閃著偉業的， 降伏的光芒， /已在謀害里貪生?！?《潮汐》)又如： “無盡的陰謀； 生產的痛楚是你們的， /是你們教了我魯迅的雜文。 ……愚蠢的人們就撲進泥沼里， /而謀害者， 凱歌著五月的自由， /緊握一切無形電力的總樞紐?！?《五月》)詩人仿佛是多次吃過輕信的虧， 陷入了陰謀難以逃離， 于是， 友誼也難以信賴。 “只有你是我的弟兄， 我的朋友， /多久了， 我們曾經沿著無形的墻/一塊兒走路。 暗暗地， 溫柔地， /(為了生活也為了幸福， )再讓我們交換冷笑， 陰謀和殘酷?！?《從空虛到充實》)

各種各樣的誘惑就是形形色色的陰謀與潛在的威脅， 就像許多看不見的力量拉扯著脆弱的人， 分流著他們苦苦前行的努力。 在眾多的選擇面前， 到底該何去何從？ 人類似乎注定要迷失， 迷失在自我的脆弱和惶惑。 人類也許終將墮落， 墮落于潛在的欲望和不安。 就像穆旦《控訴》里寫到的那樣：“我們做什么？我們做什么？/生命永遠誘惑著我們/在苦難里， 渴求安樂的陷阱?！?太多的誘惑如影隨形， 最終造成了人類揮之不去的困惑。 困惑在恒定的短暫甚至匱乏， 困惑在太多期待的不可得兼。 在生之永恒的苦難里， 可憐的我們祈盼安樂。 可誰知安樂竟是陷阱， 它不過是人類在看不到盡頭的掙扎中虛構出的一根稻草。 當我們猛力伸出手想要抓住它的時候， 卻發現手中空空如也。 夢醒時， 未來一片虛無， 只剩下永遠也無法追回的過去， 似乎記憶才是茫然一片中殘存的真實。 于是， “陰霾的日子， 在知識的期待中， /我們想著那樣有力的童年?！蔽覀兾ㄒ豢勺龅闹挥凶窇浲?， 不經事的“童年”也因而變得“有力”。 與童年相對照， “成長”似乎徒有虛名。 年齡的增長讓所謂的“智慧”豐富， 而智慧越豐富， 欲望和可能也就越多， 前行的阻力也就越大。 因此， 在穆旦看來， “智慧使我們懦弱無能”。 穆旦確實是太過清醒， 他看到了現象背后潛在的危機， 也道出了更深層次的普遍的真實。 詩的結尾， 詩人發人深思地寫道： “我們做什么？我們做什么？/呵， 誰該負責這樣的罪行； /一個平凡的人， 里面蘊藏著/無數的暗殺， 無數的誕生?！?(《控訴》)

5 結 語

“奧登對穆旦詩歌創作的影響”是一個幾近常識卻又少有人具體分析的話題。 究其原因， 可能不僅僅在于穆旦生前好友袁可嘉、 杜運燮等人的簡要論斷已經為這一話題“一錘定音”， 令后人難以“再創新辭”， 還在于中國讀者對奧登的相對陌生。 需要說明的是， 本文所做的分析并非要把穆旦視為奧登拙劣的模仿者， 筆者也并不認為穆旦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意義僅僅在于向西方尋求了資源。 穆旦是豐富復雜的， 其詩歌特色絕非奧登之影響所能概括。 近來出現了一些否定穆旦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的價值的論斷， 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看到穆旦向奧登的借鑒是在特定文學環境下沖破傳統和自身的一種努力。 當文學止步不前時， 自覺的革新者們自然要為文學變革尋找資源和依托， 這樣的資源尋求無非有兩個方向——要么向內， 要么向外。 魯迅向內依托著六朝文章之“清俊” “通脫”， 向外看到了廚川百村和安特萊夫； 周作人則找到了明清散文和日本俳句以及印度小詩。 正如魯迅、 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并不會因為他們向外尋求資源而受到絲毫降低和削減， 穆旦為新詩的發展與革新所做的向英詩學習的努力也不可簡單地歸結于“在中國復制出一個奧登”[9]。

[1]Stan Smith. W H. Aude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4.

[2]Jay Parini, Brett C. Millier.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3]穆旦. 英國現代詩選[M]. 查良錚， 譯.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4]穆旦. 穆旦詩文集[M]. 李方, 編.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

[5]黃瑛. W. H. 奧登在中國[J]. 中國文學研究， 2006(1)： 103-107.

[6]Richard Hoggart. AUDE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M].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4.

[7]穆旦. 穆旦詩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

[8]段從學. 《出發》與穆旦的宗教意識[J]. 欽州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 2006, 21(4)： 15-21.

[9]江弱水. 偽奧登風與非中國性——重估穆旦[J]. 外國文學評論， 2002(3)： 124-132.

Human Life in Wartime from the Viewpoint of God——W. H. Auden’s Influence on Mu Dan’s Poetic Themes

LONG Xiaoyi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Mu Dan draws Christian thoughts while he borrows poetic creative experience from W. H. Auden. Therefore, Mu Dan and Auden share common poetic themes in their works: the theme of inescapable destiny from original evil, the theme of war as human suffering in reality, the theme of mistake and failure of human beings as an imperfect specie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theme of conspiracy and threat in human beings’ real life of temptation and crisis. The imitation of Mu Dan from Auden is an effort to transcend tradition and oneself in certain literary circumstances.

W. H. Auden; Mu Dan; Christian thoughts

1673-1646(2017)02-0090-07

2016-11-02

龍曉瀅(1982-)， 女， 講師， 博士， 碩士生導師， 從事專業：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

I207.25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