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殺”與“抵制”背后的邏輯

理釗

“封殺”是指在我的地盤里不得出現、不得活動。得到了“封殺”待遇的，商品要下架，書籍要下柜，作品要封存，歌曲要停唱；如果“封殺”的是人，那么，是演員的，要停止出鏡、上臺，是學者的則不得講課、出書等——當然，這些人曾經的作品，自然是一并封存入庫，不得出現。

所謂“抵制”，從追求的結果上看，與“封殺”相差無幾，只是方式與方法的不同?！胺鈿ⅰ笔遣坏迷儆?，而“抵制”則是從有到無，是在我的地盤里，被“抵制”者不能再待下去，你待在這里，我則拒絕你，比如拒買、拒用、拒看，使你即便待在這里，是產品或商品的，則無人來買，屬于人，則是無人再欣賞你，即使你曾有難以計數的粉絲，也會一夜之間成為無人問津的孤魂野客。

從“封殺”與“抵制”的心理因素看，背后都是由一種“地盤意識”為支撐的。曾經有一句廣告語，說是“我的地盤我做主”，即是這種“地盤意識”的最好注腳。而從運作方式看，“封殺”是一種命令行為，不論你同意與否，從此你就得在“我的地盤上”不得再有，一種大權在握、生死由我，完全的“地盤主人”的作派。相比之下，“抵制”則多帶有民間色彩——背后是否有“地盤主人”的縱容或支持，不得而知，但出面吶喊或行動的，則完全是街上的游民，昨天還是普普通通、不知“地盤”在哪里的人，第二天就成了“地盤”的捍衛者，而且一旦“抵制”起來，往往義憤填膺，由文明的拒買、拒用、拒看而演化為打砸搶燒之類。

這兩種方式，看上去有所同、有所不同，但其內在邏輯卻是出奇的一致，完全是一根藤上的兩個瓜。這個邏輯就是：讓“被封殺者”和“被抵制者”在我的地盤上掙不到錢、活不下去。這邏輯的內里是，我這地盤里滿地是黃金，遍地是肥肉，但就是讓你淘不著、吃不到。順著這個邏輯再向上推，就是：你離了我這地盤便活不了，或活不好。

“封殺”和“抵制”是一種十分厲害的制裁技術，既有精神上的刺激，也有物質上的剝奪。過去對付所謂的“地、富、反、壞、右”等反動分子，除了律法上的處置，另一個裁制就是“封殺”與“抵制”?！胺鈿ⅰ睍r，在精神的一面是“只準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不準亂說亂動”，物質的一面則是屬城市居民的，減少配額或取消配額，屬于農村公社的，則是做最重的活而分得最少的糧食。一個人，一旦被貼上了“黑五類”的標簽，則是一夜之間便成了孤家寡人，成為“被抵制”者，親戚從此斷交、朋友由此無影、人生向上的通道更是從此關閉，男子娶，無人敢嫁，女子嫁，只嫁同類，這算得上一種徹底的“抵制”。

這種裁制的邏輯，大異于法律對于人的違法行為的懲罰，用到極處，則是直指人性的深處和內部。在一個完全封閉的范圍內，一切生存資源都掌握在“地盤的主人”手中時，這種“封殺”與“抵制”，觸及的是人生存的最低最低的底線，當一種裁制觸及到這里時，人要生存下來，引發的必然是人性的扭曲與變形，因為只有扭曲或變形之后，才能從“封殺”與“抵制”中脫身，獲得“次封殺”和“次抵制”的地位，以維持活下來的最低要求。所以，在那個時代，良善變異、節操不再、自求為奴等等由此而生，父子相仇、夫妻反目、賣友求生、告密求存等自然也就會通行社會。這樣一種生活，只要翻一翻《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一書，便會有極深刻的印象。

行文至此，就會發現，“封殺”與“抵制”的真正把手，則是壟斷。只有壟斷之后，“封殺”與“抵制”才會有效。能對社會資源壟斷多少，便能對人和物“封殺”與“抵制”多少，壟斷到哪里，自然也就能“封殺”與“抵制”到哪里。

而為何會有“被封殺者”，或者會有“封殺”？根本的原因是因為“被封殺者”要突破壟斷，所以才招致壟斷者的“封殺”?！暗种啤钡脑騽t相對復雜一些，表面的原因是被美化的“封殺”在社會上的投影，是一種“地球離了我們便會停轉”的狂妄自大的外露，還是一種“只許我抵制他人，不許他抵制我們”的狂亂臆想，而真正的底子，則是高喊“抵制”的人們，心底與大力“封殺”的人，擁有同一種文化基因，所不同，只是一個已經為官，一個尚在為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