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工作。他的電影思考最終聚焦在兩點:如何在保持黨的思想原則的基礎上提高票房價值,如何以藝術的手段而不是借助行政命令將觀眾吸引到電影院里來。
1959年7月,在全國故事片廠長會議上,夏衍提出了著名的“離經叛道論”:“我們現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經‘戰爭道,離開了這一‘經一‘道,就沒有東西。這樣是搞不出新品種的?!?/p>
電影《五朵金花》是夏衍主抓的“新品種”。當時,他對長春電影制片廠導演王家乙明確提出要求,要他以云南美麗的山水人文拍一部“輕松愉快,政治思想不外露,能在更多國家發行的影片”。
王家乙聽到“不要提共產黨、毛主席、青年團、人民公社,不要出現政治性語言”的具體要求時,“簡直倒抽一口涼氣”?!安灰?,到時候有文化部和中宣部為你說話,替你承擔責任!”夏衍鼓勵王家乙放手創作。
《五朵金花》拍成后,先后在46個國家和地區放映,創下了當時中國電影在國外發行的新紀錄。
(鼎甲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22期,徐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