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如何讓法治夢想照進現實
——專訪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法典立法課題組負責人孫憲忠

文／盧敬春

民法典，如何讓法治夢想照進現實
——專訪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法典立法課題組負責人孫憲忠

文／盧敬春

民法典對一個國家來講，是民事領域的根本大法，其核心是保障私權利，在人們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1954年以來，我國曾先后四次啟動民法典編纂工作，都因為條件限制沒有實現。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隨后，我國再次拉開了編纂民法典工作的大幕，具體做法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總則，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如今民法總則的征求意見稿已經出來，接下來是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那么，民法典的編纂近年來重新提上議程，如何理解它的意義和重要性？民法典的編纂過程當中經歷了幾起幾落，編纂民法典的難點在哪里？民法總則現在進展如何？有哪些亮點和特色？針對這些問題，《中國法治文化》編輯部訪談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法典立法課題組負責人孫憲忠。

《中國法治文化》：編纂民法典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重大部署，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措施。民法典的編纂近年來重新提上議程，請您談談如何理解它的意義和重要性。

孫憲忠：一些國家在重大歷史發展關頭，常常頒布一部民法典，用它作為規范社會、引導社會進步的一個工具。民法典立法對國家意義重大。拿破侖說過，他一生打了四十次勝仗，滑鐵盧一役讓他功名掃地，但是他的民法典將光照千秋。為什么民法會有這么大的作用？因為其干涉社會的面最大、程度最深，涉及每個人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民法干涉社會的深度是其他法律都比不了的。

編纂民法典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戰略部署，也是幾代民法學人的夢想。民法典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通過民法典可以讓每一個中國老百姓知道，該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務工，如何經商，如何從政，如何為官，如何行使權利，如何履行義務，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意義重大。

《中國法治文化》：在民法典的編纂過程中曾經歷了幾起幾落，那么，我們編纂民法典的難點在哪里？

孫憲忠：從過去來看，編制民法典的最大問題是，當時我國還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治理國家沒有一定之規。很多年都一直在不斷地搞革命，革命就是改變，改變就是今天制定一個政策明天就改變，今天一個領導，明天或許又換了一個。過去幾十年這種改變，很多都沒有法治依據，到現在這些后患也沒有完全消除。所以到鄧小平時代就提出要建立法制國家，學術界又把法律制度國家推進到法律治理國家，把“制”改為“治”。我國到90年代才提出“治”這個概念，后來寫進了憲法，中央才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到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意味著，以前我國雖然已經開始建立法治國家，但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好，所以才需要全面推進。這是黨中央在新形勢新任務下作出的治國理政戰略部署，提升了法治地位，標志著黨治國理政的新起點。民法典沒有制定出來，與這個大背景有關系。

從以上過程來看，我國建立起法治國家還有一段路要走，但民法典關系到國家的每一個自然人、法人以至于國家的根本利益分配，是國家民事領域的根本大法，是穩定社會的法律，對社會上的事務都有比較清晰的規定，所以，必須把這個法律制定出來。

《中國法治文化》：如果說1804年《法國民法典》是19世紀風車水磨時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德國民法典》是20世紀工業社會民法典的代表，那么我國的民法典則應當成為21世紀民法典的代表之作。其如何才能更好地反映21世紀的時代特征？

孫憲忠：從歷史上來看，民法典應該有這種效果，我們也期待是這樣。因此，盡量往好的方向去做，但不是喊喊口號就能達到的，需要相關人員的共同努力，而最后能不能成為一個偉大光輝的作品，能否成為21世紀的代表之作，需要別人評價。

《法國民法典》于1804年頒行，成為近現代法典化的開端。其與當時的自由競爭經濟條件相適應，體現了天賦人權、私權圣神的立法精神，即保障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實現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預。在此之后，1900年1月1日《德國民法典》施行，這是繼《法國民法典》之后，大陸法系國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它繼承了羅馬法的傳統，結合日耳曼法的一些習慣，并根據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情況而制定，因而在內容上超出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律原則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需要。

《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都有兩千多個條文，每個條文都反映一個大的事情。

我國民法典涉及的內容也非常龐大復雜，如何把這些條文編在一起？這個過程在法律上有個概念，叫編纂。編纂，不是簡單地把這些法律放在一起，實際上是一個體系化科學化的過程。從體系化的角度就會發現存在哪些漏洞，哪些是重合的，哪些是相互矛盾的；從體系的角度來看，就知道應該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且在做的時候，按照體系來做，工作不會亂。同時，也會知道哪些方面會有缺陷、有漏洞，我們會進行彌補，包括補充立法中的漏洞，把過去沒有但應該有的東西填補進來；前后不一致的要調整一致；互相矛盾的方面要消除。還要研究編制的科學性問題，不能像往麻袋里裝土豆一樣，撿一個土豆裝里面，再撿一個裝里面，看起來是一麻袋，但實際上是亂的，互相沒有關聯。

另外，我國民法典的立法和歷史上民法典的立法差別極大?？傮w來說，現在我國在生活領域，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可依，但這些法律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這些法律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制定的，有一些制定的時間比較早，所以內容陳舊，也沒有很好地體現市場經濟的精神；還有一些是后來制定的，反映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精神比較好，這就面臨著一個協調的問題。另外，原來制定的一些法律都是單行性質的法律，內容只涉及某一部門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一部分，其外部形式和結構的要求也不像法典那樣嚴格，需要把這些做成一個法典，從體系化的角度連接起來。

再有，一般來說，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立法，這樣的立法接近于對現實問題的歸納。但像民法這樣的大型法律，既要反映現實生活不能脫離現實，又要考慮到社會發展的方向和趨勢，有一些前瞻性的規定。比如，1982年憲法就是這樣；此外，1986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也有很多前瞻性的規定，當時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體制，但其中規定的一些精神都和市場有關。也就是說，1986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民法通則》中規定了一些市場經濟的規則，這些規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他國家在制定民法典時也是這樣，要考慮到未來國家的發展趨勢，因此，此次制定的民法典也會有這樣的考慮。

《中國法治文化》：民法總則作為民法典的奠基部分，其優良與否直接決定整部民法典的質量。按照全國人大的整體規劃，民法總則部分到2017年完成，整體的民法典到2020年完成?，F在進展如何？有哪些亮點和特色？

孫憲忠：民法典編纂已經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一般像民法典這樣的大型法律需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三次，第一次審議聽取提案人關于法律案的說明，隨后進行初步審議，這次審議等于把草案交給社會討論，讓社會知道有這樣一件事情，但一般第一次都通過不了。第二次審議圍繞法律草案中的重點、難點和比較大的分歧意見，進行深入審議。第三次審議聽取法律委員會審議結果的報告，隨后繼續審議，如果分歧意見不大，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提請全體會議付表決；如果仍有重大分歧意見，可以暫不付表決，提請以后的常委會會議繼續審議。按照原來的設計，民法總則將在2017年通過。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有156個條文，其中絕大多數法律條文已被后來新制定的法律替代了。比如法人制度的條文被公司法等替代，涉及物權的被物權法替代，民事責任部分被侵權責任法替代等。目前這個法律就留下十幾個法律條文在發揮作用，這就是民法通則的被掏空現象。民法通則已經不能夠發揮對其他法律的統率作用。我們現在需要把這個法律廢除，重新編纂一個新的質量更好的法律，這就是民法總則。

制定民法總則因為比較專業，所以需要專家先作一些考慮，應考慮哪些問題？首先，民法典不僅是一部法律，它還包括很多價值取向、基本社會理念、基本法律精神和基本原則等，對整個民族和國家起到指引和教育的作用。因此，應該把民法典和民法總則都放在國家治理的大的框架下考慮。為了實現法治國家，民法應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這是需要解決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其次，是人民權利的承認和保護的問題。在法治國家里，老百姓是國家的主人，其權利，尤其是涉及到民法上的權利，應該在民法上得到充分的承認和保護?，F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最近法律上的事不少。比如，有關溫州部分住宅土地使用年限到期或即將到期，居民需要再繳納才能“續期”，這是一個重大財產權問題，涉及到七八億城市居民的地權。還有在創業中涉及到的民法中的權利問題。國務院提出萬眾創新，但不管是財產權還是知識產權，至少自己創新出的成果要被承認是自己的，否則創新者就會很擔心。另外還涉及到老百姓人身權的問題，等等。

《中國法治文化》：有人認為，如果民法總則和民法典被民眾熟悉和適用，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法治中國的建設就不是遠在云端，法的精神或許就能從日常生活中慢慢生長出來。如何理解這句話？

孫憲忠：建設法治國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成長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除了靠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推進之外，人民自己積極主動地主張權利將發揮很大的作用。以前的老百姓，領導說什么他們基本都相信，領導怎么說就怎么做，沒有意識到自己有更多的權利；現在完全不一樣了，有時候甚至走極端，什么都懷疑。這種現象有消極的方面，但積極的方面居多，其中反映了一種思想，他們在積極地認識到自我的存在，認識到自己應該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主張自己的權利；同時推動國家法治文明的發展。這是個好現象，我們國家的轉型，就是這樣慢慢發展起來的。

從歷史上看，民法典對提高人們法律意識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上別的國家就有這種考慮。歐洲以前就有一部民法法典，當時之所以把法律做成一個法典，有這樣一個考慮，把所有老百姓的權利都寫在一起，做成一個法典，而且做成了一個比較合適的開本，方便裝在自己的口袋里、包里，老百姓做事情時可以翻這個法典，根據法典主張自己的權利。德國有一個詞是“放在口袋里的法典”，就是法典要適合攜帶。我在德國留學時到朋友家里去，看到普通老百姓家里都有一本民法典。

中國也可能有這樣一本法典，其中寫著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都有什么權利，可以隨時拿出來翻一翻、看一看。有時候老百姓都不一定關心憲法，比如選舉人大代表，選區長、市長，他們覺得離自己的生活較遠，不一定愿意去，但人每天都要吃飯穿衣，所以把與人們日常生活相關的權利都放在一個法典里，讓老百姓閱讀，方便查詢，有利于我國的法治建設。

孫憲忠，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社科院民法典立法課題組負責人。歐洲聯盟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法學會民法學常務副會長、國家建設部法律顧問以及澳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開大學、湖南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西南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等多所大學兼職教授。發表獨立專著6部，合作專著10余部，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雜志發表論文100余篇，譯文10余篇，在德國、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重要刊物發表論文10余篇，其研究成果在德國、日本、韓國等地得到相當的關注，是國際認可的中國法學家之一。從1995年國家物權法立法工作開始到物權法頒布，一直受邀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律工作委員會民法典以及物權法的立法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