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精準扶貧提高勞動力素質的研究綜述

顏俊學

（三峽大學科技學院，湖北宜昌 443002）

基于精準扶貧提高勞動力素質的研究綜述

顏俊學

（三峽大學科技學院，湖北宜昌 443002）

從勞動力素質與貧困戶收入的相關性著手，梳理勞動力素質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身體素質3個方面的研究文獻；提高勞動力素質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健康素質等方面的相關研究對策。

勞動力素質 精準扶貧 綜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扶貧實施了“區域開發扶貧、攻堅式扶貧、整村推進式扶貧”等扶貧措施，大多數地區的群眾解決了溫飽問題，取得了扶貧的階段性成效。但目前我國農村的貧困仍然呈現出向中西部環境脆弱、基礎設施薄弱、社會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收縮，貧困群體大體分布在城市近郊區、山區和革命老區。針對這一現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戰略。相對于“區域開發扶貧、攻堅式扶貧、整存推進式扶貧”是關于物質資本的而投入，直接針對貧困戶的指向性不強，難免會造成貧困群體的遺漏（王麗華，2011），而“精準扶貧”是實行物質投入與勞動力素質提高并重，精準盯戶，精準施策，精準脫貧，最終實現脫貧的永久性和后續發展的可持續性。文章圍繞“精準扶貧”這一戰略，從勞動力素質的角度來分析與收入的相關性，梳理了包括勞動力的思想狀況、教育水平、健康水平、提高勞動力素質對策的相應文獻。

1 勞動力和收入的相關性

精準扶貧繞不開的一個重要判定參數是經濟狀況，該文選取扶貧對象經濟狀況中的動態經濟流量即收入進行研究。我國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決定了居民收入來源的多元化，按照馬克思在《各種收入的及其源泉》中所說的“資本—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就是把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切秘密包括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公式”[1]，故農村居民正常收入的來源無外乎勞動收入、土地流轉收入、資本收入，本文僅選取勞動收入進行分析。

1.1 勞動收入

勞動收入主要有勞動力成為商品所取得的收入和勞動力作為非商品使用所獲得的產品。勞動力作為非商品使用所取得的主要是指勞動者利用現有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所得的全部產品一部分是為了滿足勞動力的維持和繁衍而消費，完成了產品使用價值的實現，沒有實現價值的蛻變，不能獲得產品的價值而成為勞動收入；另一部分是為了實現商品的價值而進行的生產，但囿于交通的閉塞、市場的扭曲等，產品到商品的“驚險的跳躍”沒有實現，而產品只能成為觀念的商品，不能轉化為勞動收入。故勞動收入的核心是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的價值實現。

1.2 勞動力自我價值的實現

“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是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2]，勞動力的存在必須要有使用價值的維持和價值的實現，使用價值的存在是保持勞動力能夠參與勞動過程為前提，價值的實現是勞動力能夠實現新增價值。單純從勞動者的存在來看，要完成勞動者基本生活所需，第一個是歸結到勞動力價值的自我維持，“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時間，或者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生活資料的總和應當足以使勞動者個體能夠在支撐的生活狀況先維持自己”，“由于一個國家的氣候和其他自然特點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平均范圍是一定的”[3]。馬克思明確指出了勞動力的收入也即是勞動力的價值由完成他自身發展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時因歷史、地區差異性等因素的影響，勞動力收入的差異性也必然存在。

1.3 勞動力的延續或擴大生產

勞動力的延續或擴大再生產包含種族的繁衍和素質的提高?！吧a勞動力所必須的時候資料的總和，要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只有這樣，這種特殊的商品所有者的種族才能在商品市場上永遠延續下去”，“要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他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而這就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勞動力的教育費隨著勞動力性質的復雜程度而不同”[4]。

綜上所述，勞動力的價值實現及其延續或擴大生產都與產品轉化為商品，實現商品的價值密切相關，而這種價值的實現與歷史、道德等方面的因素相關，也與勞動力素質緊密相關。

2 勞動力素質對勞動收入的影響

勞動者是生產過程中最活躍的因素，該文選取思想素質、文化素質、身體素質等基本要素進行梳理，綜合了涉及勞動力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身體素質等對勞動收入影響的相關研究文獻。

2.1 思想素質對勞動收入的影響

從思想素質來看，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能引導人主動思考，積極作為。通過梳理研究文獻，發現貧困地區居民依然思想上存在因循守舊的保守思想、不思進取的懶惰思想、沉迷于物質享受的墮落思想。大部分貧困農民接受新事物、參與市場競爭、開拓創新的意識較差，對新的生產技術、產業結構及發展模式有不同程度的困惑、疑惑，沉迷于封建迷信，科學種田意識薄弱，從觀念上沒有很好的認識科學技術的重要性（高萌，2016）[5]。部分貧困群眾思想保守，不愿出外打工，較難融入市場經濟；部分農牧民向政府伸手要錢要物、等待救濟的依賴思想嚴重，有錢花光、有肉吃光；部分貧困群由于宗教信仰，對牲畜惜殺惜售，飼養牲畜超載過牧，無法兌現為實際收入（高星、姚予龍、余成群（2016）[6]。部分貧困戶有“裝窮”、“炫窮”的思想，依賴于政策幫扶，沒有脫貧的愿望，不愿意摘掉貧窮的帽子（陳學彬，2017）[7]。部分農村地區形成了攀比習慣，一些農民信奉金錢至上，沉浸在物質享受中，農閑時節聚眾打牌賭博，拜金主義盛行。（胡天助、鄒婷，2016）[8]。

2.2 文化素質對勞動收入的影響

從文化素質來看，教育水平是影響區域間農村居民收入差異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現在對就業、新技術的應用等方面。文化素質對就業的影響，農民工文化素質的高低決定了其就業率、就業層次和收入的高低。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面比較窄，大多是只能從事勞動強度大、技術含量低的工作，如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等，所以勞動者的文化素質成為他們進城后獲得公平就業機會和進入主要勞動力的市場的障礙（李懷玉，2014）[9]?？茗P梅史建國常精彩（2013）以欠發達地區甘肅省為例，構建回歸模型定量分析了農民文化素質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甘肅農民文化素質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主動獲取信息、知識和技術的能力，使得農民收入普遍較低。[10]。汪三貴等（2016）從貧困地區農戶的貧困決定分析結果來看，中專和大專以上教育具有顯著的脫貧作用[11]。

文化素質對技術應用的影響。一些偏遠地區的教育培訓不夠造成勞動力素質總體不高，特別是貧困人口的綜合素質總體偏低，導致高端技術人才引進困難，科學技術創新推動發展力量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約產業化扶貧的進程（陳馳，2016）[12]。農民科技素質的提高與文化素質的高低有直接的關系，沒有文化知識則無法提高科技素質，農民文化程度越高，掌握農業科技知識的廣度和深度、科技興農的意識越強，對科技知識的需求欲望越大，致富門路越寬廣，致富速度也就越快（褚琳、勁草，1999）[13]。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規模不斷增加，鄉村勞動力不僅數量不多，質量也不高，缺乏掌握高知識和技術的熟練勞動力，造成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勞動工具）不成比例，設備和機器利用率低、先進技術的消化率低，在實際工作中不僅造成物質資本的浪費，還造成勞動力與物質設備的異化，要么機器損害嚴重，要么勞動者傷害多（洪銀興、孫寧華，2016）[14]。

2.3 身體素質對勞動收入的影響

從身體素質來看，勞動力素質的不同決定了收入的差異化。健康狀況與勞動供給和家庭收入正相關，健康狀況越差，參加工作的概率越低，收入越低，健康水平下降造成勞動供給和家庭收入明顯降低（張川川，2011）[15]。中國農村地區農民的身體健康情況對非農就業及其工資有著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進而會影響到農民的家庭收入（魏眾，1993）[16]；農村居民在非農勞動市場上主要從事勞動強度較大、流動性較高、工作環境較差的職業，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往往“以健康為代價換取收入”（苑會娜，2009）[17]；健康對外出勞動力收入的影響十分明顯，健康不良對收入有負面影響，健康不良的人收入比健康狀況良好的人少（趙小仕、于大川，2015）[18]；對于大部分勞動時間較長、體力勞動強度較大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良好的健康狀況是其獲得市場收入并在城市中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健康對其具有特殊的意義（俞林偉，2016）[19]；外出打工人員從事更多的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只有健康狀況好的人才能獲得高收入（惠云 秦立建，2012）[21]；營養健康水平與農民工的收入狀況存在正相關關系（王志剛，2009）[22]。

綜上而言，勞動力素質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是正向相關關系，勞動力素質高則收入高，而高收入水平則為進一步提高勞動力素質提供條件，如果相反則形成惡性循環（錢力 2015）[23]。李谷成等（2006）認為，勞動力素質提高與農民收入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雙向因果關系，教育、健康投資不足是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改善教育水平、醫療條件會極大地促進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提高又會促進農村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24]。夏慶杰、宋麗娜（2010）認為農民人力資本的水平不僅直接影響收入，也影響非農收入，農村勞動力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會增加處于各個收入水平上的收入[25]。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勞動力素質的投入帶的收入增加不明顯。李實（1994）從要素分析角度出發，認為市場要素是國家行政手段控制的，教育的投入產出效益不明顯[26]。錢雪亞（2000）通過對農村勞動力投資的收益率進行分析認為農民的教育投入的收益率低[27]。周逸先（2001）也認為勞動力的文化程度對家庭的收入是有限的，受教育達到一定程度后不僅收益減弱，甚至出現微弱的倒掛現象[28]。劉唐宇（2014）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大于物質資本的收益，但他強調要加強培訓的針對性和實用性[30]。

3 提高勞動力素質的相關對策

提高勞動力素質的研究很多，本節著重于從提高勞動力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等幾個方面研究，并梳理了相關的文獻。

3.1 提高思想素質

李競（1998）在《區局科技扶貧造福德善村百姓》中指出，要精選科技人員加強對當地居民的培訓、參觀和學習，開拓視野，做好“換腦筋工程”[29]。 耿小娟 張劍鳴（2015）在《“三農”問題如何解決—農民如何富起來》中指出要通過開闊眼界來提高思想境界，有利于對農民進行職業技術培訓，也有利于技術的獲得和運用[30]。張銅會、唐煒（2016）在《精準扶貧中科技的作用—中國科學院內蒙古庫倫旗扶貧對策與成效》中指出要分層次進行培訓，改變傳統思想觀念，促進發展觀念的改變[31]。

3.2 提高文化素質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提出了勞動力素質等相關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勞動力的素質與教育和訓練有關，“要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而這就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勞動力的教育費用隨著勞動力性質的復雜程度而不同。因此，這種教育費用—對于普通的勞動力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消耗的價值總和中”[32]。褚琳、勁草（1999）指出提高貧困人口文化素質是科技扶貧的根本，要使我國貧困人口長期擺脫貧困，光靠解決外部條件和客觀環境是根本不夠的，必須要通過人力資源的開發，提高貧困人口的整體素質，特別是提高文化素質，使之能夠逐步學習、掌握和接受一般的科學技術，提高勞動技能[33]。張銅會、唐煒（2016）在中國科學院內蒙古庫倫旗扶貧后提出扶貧先扶智，通過培訓提高新技術新知識傳播力度以及促進科技扶貧工作成效的得力措施[34]。耿小娟、張劍鳴（2015）認為通過農村的基礎教育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提高農民的素質，增強對政策和信息的解讀能力和致富的欲望[35]。辜勝阻、李睿、楊藝賢、莊芹芹（2016）指出勞動者受教育水平是影響個人收入的關鍵因素，發展教育是減貧脫貧、切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本之舉，以教育發展提高貧困人口的綜合素質，以科技推廣提升貧困地區的生產力，促進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避免貧者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貧窮[36]。

郭曉君（2014）提出學習國外農民培訓的經驗：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和科技教育相結合培養知識型的農民，提高農民參與、適應市場的能力和水平，進一步提高認識能力和信息獲得與處理能力，能對周圍環境變化作出迅速判斷和適應反應，能使其掌握諸如先進農具、化肥、良種、消除病蟲害等各種改進耕作方法的技術，能提高農民加工和利用外來信息，以及采用新技術和生產工藝的能力[37]。孫立（2016）認為專業技能的培訓具有顯著提高勞動力工資水平的作用，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勞動力比未受過培訓的勞動力工資水平高出10%[38]。

3.3 改善醫療條件

侯亞景、周云波（2017）研究了收入貧困與多維貧困的關聯性后認為，距離醫療點越遠越不利于擺脫貧困[39]。秦立建、蘇春江（2014）提出維護農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加強對出國務工農村勞動力的健康教育，對其進行必要的健康知識輔導，提高維護自身健康的意識和能力[40]。趙小仕、于大川（2017）認為要加大宣傳力度，加強對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改善健康狀況的宣傳及教育，確立起正確的健康觀念和健康投資意識；政府應對現有醫療資源進行整合，完善醫療資源合理配置，發展社區衛生服務，建立新型城鄉衛生服務體系，改造就醫環境，推進醫療資源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加大農民工購買醫療保險的比例，加大新農保的報銷比例[41]。

[1]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4

[2]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4

[3]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4

[4]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4

[5] 高萌．穆棱市農民素質問題研究．吉林大學，2016

[6] 高星，姚予龍，余成群．西藏農牧民貧困特征、類型、成因及精準扶貧對策．中國科學院，2016，（03）

[7] 陳學彬．完善結對幫扶 助力扶貧攻堅．公共論壇，2017，（04）

[8] 胡天助，鄒婷．試論新型職業農民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徑．繼續教育研究，2016，（05）

[9] 李懷玉．新生代農民工貧困待機傳承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11

[10] 寇鳳梅，史建國，常精彩．農民文化素質對收入水平影響的定量分析—以甘肅省為例．財經理論研究，2013，（04）

[11] 汪三貴，郭子豪．論中國的精準扶貧．貴州社會科學，2015，（05）

[12] 陳馳．習近平精準扶貧思想及其在畢節試驗區的實踐研究．西南大學，2016

[13] 褚琳，勁草．科技扶貧是擺脫貧困的根本途徑．科學·經濟·社會，1999，（02）

[14] 洪銀興，孫寧華．中國經濟發展：理論、實踐、趨勢．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4

[15] 張川川．健康變化對勞動供給和收入影響的實證分析．經濟評論，2011，（07）

[16] 魏眾．健康對非農就業及其工資決定的影響．經濟研究，2004，（02）

[17] 苑會娜．進城農民工的健康與收入—來自北京市農民工調查的證據．管理世界，2009，（05）

[18] 趙小仕，于大川．健康對新生代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基于廣東省335份調查問卷的實證分析．當代經濟管理，2017，（07）

[19] 俞林偉．居住條件、工作環境對新生代農民工健康的影響．浙江社會科學，2016，（05）

[20] 惠云，秦立建．健康人力資本對農村勞動力務工區域的影響．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5，（04）

[21] 王志剛，金京淑，許曉源．營養健康水平對農民工工資收入影響的調查研究．人口學刊，2009，（05）

[22] 錢力．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區域差異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2

[23] 李谷成，馮中朝，范麗霞．教育、健康與農民收入增長—來自轉型期湖北省農村的證據．中國農村經濟，2016，（03）

[24] 夏慶杰 宋麗娜．經濟增長與農村反貧困．經濟學，2010，（04）

[25] 李實．中國農村人力資本的形成及其影響因素．農村經濟與社會，1994，（03）

[26] 錢雪亞，張小蒂．農村人力資本積累及其收益特征．中國農村經濟，2000，（03）

[27] 周逸先，崔玉平．農村勞動力受教育與就業及家庭收入的相關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01，（04）

[28] 劉唐宇．我國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效應、現狀及路徑選擇．農業現代化研究，2014，（01）

[29] 李競．區局科技扶貧造福德善村百姓──內蒙古氣象局近3年來扶貧工作綜述．內蒙古氣象，1998，（12）

[30] 耿小娟，張劍鳴．“三農”問題如何解決—農民如何富起來．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12

[31] 張銅會，唐煒．精準扶貧中科技的作用—中國科學院內蒙古庫倫旗扶貧對策與成效．中國科學院，2016，（03）

[32]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4

[33] 褚琳，勁草．科技扶貧是擺脫貧困的根本途徑．科學·經濟·社會，1999，（02）

[34] 張銅會，唐煒．精準扶貧中科技的作用—中國科學院內蒙古庫倫旗扶貧對策與成效．中國科學院，2016，（03）

[35] 耿小娟，張劍鳴．“三農”問題如何解決—農民如何富起來．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12

[36] 辜勝阻，李睿，楊藝賢，等．推進“十三五”脫貧攻堅的對策思考．財政研究，2016，（02）

[37] 郭曉君．農業轉型與知識農民的培養．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4，（01）

[38] 趙小仕，于大川．健康對新生代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基于廣東省335份調查問卷的實證分析．當代經濟管理，2017，（07）

[39] 侯亞景，周云波．收入貧困與多維貧困視角下中國農村家庭致貧機理研究．當代經濟科學，2017，（02）

[40] 秦立建，蘇春江．健康與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業技術經濟，2014，（12）

[41] 趙小仕，于大川．健康對新生代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基于廣東省335份調查問卷的實證分析．當代經濟管理，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