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時代脈搏,開拓學術新境：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60年

張柏春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把握時代脈搏,開拓學術新境：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60年

張柏春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科技史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新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議題,中國科學院在1951年籌劃科技史研究,1956年制訂十二年研究規劃,1957年創建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1975年擴建為研究所)。研究所(室)遵循50年代提出的研究范式,撰寫了許多學術論著,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傳統。1978年以來,研究所提出新的學術問題,實現由古代到現代、由中國到世界的拓展,促進學科交叉及“應用科技史”研究,嘗試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面向未來的機遇與挑戰,研究所將繼續追求科技史及相關領域研究的卓越,并進一步促進學術研究的國際化。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科技史學科 發展

在過去的60年里,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把握時代脈搏,適時開拓學術新境,認知科技傳統,勾勒發展之跡,探求歷史規律,踐行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學術使命。關于研究所發展的歷史及取得的成就,席澤宗院士和其他同事從不同角度做過比較系統的回顧和闡述[1- 7]。本文旨在梳理先賢們建設科技史學科和研究所的基本思路及學術傳統,追蹤學科布局的演進,進而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向。

1 科技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議題

在科學技術史學科在歐美成型之際,中國學者也開始追蹤本國的科學技術傳統。20世紀前半葉,竺可楨、葉企孫、李儼、錢寶琮、朱文鑫、李喬平、章鴻釗、梁思成、劉仙洲、王振鐸、王庸、李濤、錢臨照、嚴敦杰等學者就開始發掘各種史料,追溯中國的科學技術傳統,涉及數學、天文學、化學、物理學、地理學、醫學、機械技術和建筑技術等學科門類的知識史[8]。1937年李儼還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周刊》第220號發表探討科學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怎樣研究中國算學史》[9]。

科技史研究在中國的職業化和學科建制化得益于時代變革帶來的歷史機遇。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1951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偉大愛國主義旗幟下鞏固我們的偉大祖國》,強調必須繼續進行抗美援朝思想教育,鏟除帝國主義的政治思想,并將這種斗爭“引導成為熱愛祖國的高潮”。社論用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的發明來說明“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10]此后,《人民日報》約請錢偉長、華羅庚、梁思成和竺可楨等科技界名人撰寫關于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以助力愛國主義教育,增強民族自信心。社論及相關文章具有輿論導向作用,使科技遺產和科技史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體現出社會對科學史知識的需求。

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格外重視科學史,對開創中國科技史事業貢獻卓著。他早年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就聽過科學史家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的課,后來撰寫過中國古代科學史論文,還與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有交往。1951年1月13日,他和李四光談李約瑟寄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的目錄,談到應該有一個中國科學史委員會,以關注李約瑟的工作和解決《人民日報》約稿等問題,也為成立科學史研究室做準備。([11],169～170頁)在多種因素的促進下[12],中國科學院與竺可楨等領導適時籌劃科技史研究工作。例如,1951年2月12日召集中國科學史座談會([11],288～289頁),1951年5月著手組織編印中國近代科學論著,1954年成立以竺可楨為主任委員、葉企孫和侯外廬為副主任委員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并在歷史二所設立自然科學史研究組。

1954年8月27日竺可楨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論述為什么要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史。他認為：“自然科學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過去資本主義國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著西方優秀民族包羅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對于中國文化史說得甚少?！覈糯匀豢茖W史尚是一片荒蕪的田園,卻滿含著寶藏,無論從愛國主義著想或從國際主義著想,我們的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有開辟草萊的責任?！盵13]這段話反映了中國科技史學科開拓者回擊歐洲中心主義和順應時代需求的鮮明態度,以及研究古代科技遺產的一個重要理由。

竺可楨還強調：“重要的問題不是誰先誰后,而是文化交流過程中所發明或所傳授的東西對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盵13]￣￣ 葉企孫明確主張不要輕易認為古人早已曉得那些實際上是近代才搞明白的自然規律,不要望文生義地隨便提出很難使人信服的說法,不要輕易說我國某種發明、發現在世界上是最早的。[14]然而,在提倡愛國主義的社會環境中,反歐洲中心主義做法有些矯枉過正。不少學者并不完全像竺可楨和葉企孫所期望的那樣,而是熱心于強調中國人先于西方多少年取得了什么成就,在為中國文化辯護方面把李約瑟看作自己的盟友。[15]

2 科技史研究在“向科學進軍”號角中實現建制化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大力推進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其他事業的發展。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國家計委在1954年決定制訂1953～1967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做重要講話,代表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要求有關部門制訂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同年2月28日,竺可楨在北京召集專家座談會,討論遠景規劃中的中國科技史部分,會議委托葉企孫召集譚其驤和席澤宗搜集資料并做規劃起草工作。[1]會上,劉仙洲、袁翰青等人主張把科學史建設成一門學科,設立專門機構,由專職人員做研究。7月9～12日,科學院召開中國自然科學史討論會,討論科技史遠景規劃。竺可楨在開幕式上的長篇講話中說：“研究中國自然科學史,無形中會把范圍推廣到我們毗鄰各國的科學史,甚至于世界科學史?！盵16]郭沫若院長出席閉幕式,在講話中提到要研究少數民族在科學上的貢獻。

第七屆國際科學史大會組織者在1952年2月就向新中國的教育部伸出橄欖枝,希望派一名代表作“中國科學之本質與歷史”的大會報告,但中方未接受這一邀請。四年后,在李約瑟等人的幫助溝通下,中國科學院在1956年1月接受國際科學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秘書長達東(R. Taton)的邀請,表示將派代表參加當年9月在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的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VIII Congresso Internationale di storia delle scienze)。[12]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的三位委員竺可楨(封三圖1)、劉仙洲、李儼及兩位隨行人員如期赴會,竺、劉、李在會上做了學術報告,與李約瑟等學者進行了交流,中國被國際科學史聯盟接受為國家會員。在去意大利的路上,五位中國代表途經莫斯科,8月22日參觀了蘇聯科學院的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所。第二年,華羅庚和李儼獲得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以數學家歐拉(Euler)紀念委員會名義頒發的歐拉紀念獎牌。[17]

1956年6月形成的《中國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第二稿(以下簡稱《遠景規劃》)寫明“酌量調集現在只能以一部分時間做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干部,使能全力從事科技史的研究?！盵18]1956年11月6日,中國科學院第28次院務常務會議決定建立院部直屬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以下簡稱“研究室”)。1957年元旦研究室在北京孚王府正式成立,*席澤宗院士在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50年所慶文集《科學技術史研究五十年》(內部印刷)所作的序中指出：“科學院當初想成立一個科學史研究室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應付人民日報社宣傳愛國主義的約稿需求和給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書稿提意見,到1956年才有建立這門學科的意圖?！笔抑魅螢閷W部委員、數學史學家和鐵路工程專家李儼(封三圖2)。錢寶琮(封三圖3)、嚴敦杰、席澤宗、曹婉如、茍萃華、黃國安、樓韻午等8人成為研究室的首批專職人員,竺可楨、葉企孫、王振鐸、夏鼐等專家參與或支持了研究室的建設。以錢寶琮為主編的國內第一種科技史學術期刊——《科學史集刊》于1958年正式刊行,1982年改為《自然科學史研究》季刊。1975年研究室擴建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以下簡稱“科學史所”)?？萍际穼I研究機構的創建標志著科技史學科在中國的形成與建制化,以及研究隊伍的職業化。[19]

研究室(科學史所)是國內科技史人才培養的搖籃和主要基地,改革開放初期還為不少高校研究生授予碩士學位。研究室在1957年開始招收科學史專業研究生,杜石然和張瑛為首批研究生?？茖W史所在1982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嚴敦杰為第一位博士生導師,培養了國內第一位科學史博士王渝生。迄今,已經為300多位畢業生授予了學位,許多畢業生成長為職業的科技史學者。

3 學術問題的提出和研究范式的形成

《遠景規劃》吸收了竺可楨、葉企孫等科技史學科奠基者們在1951～1956年間提出的構想,明確了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問題和研究范式[18]：在內史方面,先著重于專史研究,撰寫農學、醫藥學、數學、天文學、化學、植物學、機械、水利等學科門類的歷史；在外史方面,注意各時代的社會環境與生產情況,以求了解科學概念的產生及科技改進是如何總結了“勞動人民與自然界斗爭中所獲得的經驗”；在方法論方面,應按照現代科學的觀點與方法,整理和研究科技遺產,解決古代有什么科學等內史問題,并且追求“總結出科學規律”。在寫成專史的基礎上,撰寫綜合的《中國自然科學和技術史》,這部總史并非簡單地將專史拼在一起,而應指出主要科學思想和各學科之間的關系。此外,還應研究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科技交流史,探討封建組織和唯心思想如何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

研究室建立之后(封三圖4),學者們在實踐中進一步深化對科技史學科的認識。1958年研究室在《1958～1967年自然科學史研究發展綱要(草案)》中強調“自然科學史是一門邊緣科學。它主要研究自然科學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研究自然科學各分科在發展中不同歷史階段間的具體內容。馬列主義的自然科學史以辯證唯物主義作為科學研究方法?！盵20]這份帶有“大躍進”色彩的《綱要》將撰寫斷代史、科學家傳記、少數民族的科學貢獻、世界科學史等列入工作任務,甚至要在1960年以前寫出幾種學科史和通史。

《遠景規劃》對科技史研究者的培養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并且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有的需要對本門科技達到精通的程度,有的對本門學科不需要很高的修養,但須對于相關學科有一定程度的知識?！比~企孫在1964年的一次報告中對中國科技史研究者應具備的條件做了更為具體的說明：“(一)有一門主科及一二門輔科的基本知識；(二)有古漢語,中國和世界歷史的知識；(三)能閱讀兩三種現代外語(英、法、德、日、意、俄等)書籍；(四)最好能閱讀一兩種古代外語(拉丁、希臘、古波斯、梵文等)；(五)在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方面有一定素養?！盵14]

1975年改為研究所之后,繼續實踐50年代形成的研究范式,長期致力于中國科技史研究,形成了以學科史研究為主,追求新史料、新觀點和新方法,認真考證史實與闡釋成就的學術傳統,其研究成果得到國內外同行的認同。[6]科學史所發揮多學科的綜合優勢,學者們分門別類地開展專題研究并構建學科史,在多個方向做出開創性的工作,如李儼、錢寶琮、嚴敦杰等對數學史的研究,席澤宗等對天文學史的研究及其對現代科學的影響,部分專家對四大發明、冶鑄史、建筑史、農學史、地學史等專題或學科史的研究及通史編撰等。

1990年,席澤宗(封三圖5)對中國學者研究古代科技史做了估計：“我們在某一學科、某一方面的研究上,很可能遠遠超過李約瑟；但在總體上,我們還沒有趕上李約瑟?！盵8]1991年,科學史所編著中國古代科技史的宏大計劃被中國科學院批準為“八五”重點項目。迄今,所內外的百余位專家已寫成26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簡稱“大書”，封三圖6)。這套叢書系統總結了數十年的研究成果,堪與李約瑟的著作媲美。作者們主要探討的問題包括：中國古代有過什么樣的科學技術？其價值、作用與影響如何？又走過怎樣的發展道路？在世界科學技術史中占有怎樣的地位？為什么會這樣,以及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21]“大書”在知識傳播史、跨文化比較等方面弱于李約瑟,但所利用的中文史料和考古資料都比李約瑟的著作豐富,在內史考釋方面特色突出,改變了國內以往主要依賴李約瑟闡釋中國科技傳統的局面。該書的數學卷、科學思想卷和水利卷榮獲郭沫若歷史學獎,這表明科技史學家的工作得到了中國史學界的充分尊重。

第一代科技史學家對研究世界科技史也有構想?！哆h景規劃》將翻譯外國科技經典或學科史名著等列為任務,計劃由科學院的部分研究所做世界科學史研究。1958年研究室在《發展綱要》中再次說明要有重點地研究外國科學史,包括印度、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蒙古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科學史以及這些地區與中國的科學交流。不過,受條件和其他因素的影響,中國學者長期對這些方面的研究涉足不多,主要限于翻譯部分西方科技史著作。

4 科技史學科在改革開放時期開拓新領域

“文革”十年浩劫基本上中斷了正常的學術研究?！拔母铩苯Y束后,國家將工作重心轉向現代化建設并實行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國策,鄧小平做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全社會高度重視科技事業。中國科學院先后實施“一院兩制”、知識創新工程和“率先行動”計劃等重要舉措,成為科技體制改革的先行者和創新的引領者。在社會變革和學科自身成長的雙重因素影響下,科學史所抓住機遇謀發展,逐步調整科研布局,發揮多學科的綜合優勢,大致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突破,開創了國內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

深化古代科技史專題研究和文獻整理,撰寫系列學術著作。除了組織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稿》等論著,科學史所還參與或組織承擔曾侯乙編鐘復原、夏商周斷代工程、清史纂修工程、《中華大典·數學典》等國家項目,編著天文學史、物理學史、技術史等多卷本的“大系”,整理出《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中國古代地圖集》、《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等文獻叢書。此外,推出了《中國古代科技成就》、《走進殿堂的中國古代科技史》和《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等普及讀物。

實現由古代到現代,由中國到世界的拓展。[22]在“科學的春天”里,科學史所解放思想,于1978年開辟近現代科學史研究方向。這既可以幫助我國現代化建設者了解國際科技發展及其中的經驗,又有助于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者擴大學術視野。在出版《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之后,科學史所于1987年開始籌劃撰寫《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2000年組織國內百余位學者開展“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綜合研究”,2006年開展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持續深化人們對近現代科技在中國發展歷程的認識,使科研布局發生了重要轉變。

促進科技史與相關學科的交叉,嘗試“應用科技史”研究。首先,1988年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傳統工藝保護和開發的實施方案[23],1995年籌劃組織國內同行撰寫20卷本《中國傳統工藝全集》,推動了技術史與科技考古、工藝美術、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引領了文化遺產的科技認知研究；其次,在中國科學院路甬祥院長的鼓勵下,自1999年開始嘗試科技宏觀戰略研究,以宏大的歷史視野和具體案例為科學思想庫建設提供借鑒,參與起草《創新2050》和《未來10年中國學科發展戰略》等研究報告；再次,在科學院開展創新文化建設的背景下,2001年將科學文化列為新的研究方向,2004年創辦《科學文化評論》,旨在促進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整合。[24]應用研究向歷史學者提出了過去較少關注的問題,促進了史學與管理科學、STS和科技政策等領域的結合。

研究新的學術問題,豐富研究視角與方法。隨著編撰古代科技史叢書的順利進行,科學史所的同事們在思考如何做“大書”之后的新探索,即嘗試新視角、新方法和新范式。研究所在開展古代科技史、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的同時嘗試社會史、文化史等視角,加強全球化中的知識傳播、中外科技發展比較等研究方向,2010年以來實施了“科技知識的創造和傳播”、“科技革命與國家現代化”、“新中國科技史綱”等重大學術專題,同時深化文化遺產認知、科技典籍整理、科學傳播等方面的工作,承擔《中國大百科全書》科技史卷的編撰等項目,以期突破過去的“成就闡釋”模式,努力在史實的微觀考釋和史詩般的宏觀敘事等方面有新的作為。

擴展國際交流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茖W史所在對外開放環境中開展跨國交流合作,籌劃雙邊或多邊合作項目,建設合作研究機構,共同解決跨學科、跨文化、跨地域的復雜問題,在國際學術組織與學術期刊編輯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許多重要會議上應邀做大會報告。2005年傾全所之力,成功承辦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劉鈍研究員在2009年當選為國際科學技術史學會主席。2013年科學史所接受中國科學院組織的國際評估,獲得專家組好評。另外,科學史所形成了與兄弟單位合作承擔大項目的傳統,“大書”等重要項目都是與所外專家合作完成的。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科技史學科建設還有其他標志性突破,如多所高等院校設立科技史研究和教學機構。1980年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并掛靠科學史所,學會首任理事長錢臨照院士指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是一面旗幟,是這個學會的依靠力量?！盵1]科學技術史學科定位更加明晰,1997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確定為理學一級學科。1999年科學史所與上海交通大學合作創建國內第一個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與中國科技大學共建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

5 我國科技史學科的發展前瞻

經過一個甲子的發展,科學史所形成了以科技史學科為主體,多學科和多元發展的格局。展望未來,盡管面臨諸多的挑戰,但我們對科技史學科在中國的發展仍充滿信心?？茖W史所將繼續面向國際學術前沿和社會需求,追求科技史及相關的科技哲學、科學社會學、科技考古學、技術人類學和文化遺產研究等學科領域研究的卓越成果,與國內外同道們合作成事。

中國古代科技史是國內科技史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我們應提出新的學術問題,追蹤古代知識體系的邏輯結構及其文化與境(context),調整研究范式,嘗試新的理論與方法,加強思想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為將來重構古代科技史奠定基礎。在文獻研究方面,有組織地整理研究科技典籍,同時利用數字化技術和大數據方法分析古籍；在考古資料方面,與考古和文博部門合作,以新考古發現進行文物的科技認知研究；在田野調查方面,調研民間的傳統技術和科學知識,彌補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的缺憾,也為合理選擇和保護文化遺產提供學術依據。

中國近現代科技史是需要重點開拓的研究方向。一方面,要發掘和整理有關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各種資料,并以口述史為資料補充,編輯不同系列的史料集,建設文獻數據庫；另一方面,組織開展多種多樣的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在學科史、社會史、思想史等方面深化研究或填補空白,參與工業遺產調查研究。因涉及復雜的西方知識來源和多種語言,故國內學者要多關注國外的相關工作,與國外學者進行合作研究,以解決跨文化、涉及多種語言的難題。待到專題研究基礎厚實之際,可考慮撰寫翔實的多卷本近現代科技史。

世界科技史研究在國內依然十分薄弱,亟待培養能夠活躍于國際學術界的青年學者?？萍际?、科學哲學等領域的學者們翻譯了一些國外科技史論著與經典科技文獻,編寫了一些書籍,為傳播知識和學科建設做出了貢獻。年輕科技史學者們應當立志由編譯為主向直接參與國際學術前沿研究過渡,利用開放的文獻環境與國際合作,自己閱讀外文原始文獻,以外文發表論著,與國際主要同行進行交流。外國學者能夠研究中國科技史,我們也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待國外科技發展,提出新的學術問題和見解。實際上,我們以自己擅長的中國科技史研究為基礎,探討中外知識的傳播并比較中外知識的發展,這算是研究世界科技史的一個過渡路徑。

國際化應該是中國科技史界的一個重要的努力方向?？茖W史所曾以外文出版過《中國古代數學簡史》、《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和《九章算術》(NeufChapitres)等專著,每年都以外文發表一些論文或在國際會議上做學術報告。不過,正如國際科學史研究院(IAHS)的前院長克諾布勞赫(Eberhard Knobloch)教授所言：“中國學者在國際上發表論著的數量與他們所做的研究還不相稱?！盵25]作為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一種努力,科學史所與科學出版社將于2017年創辦英文科技史期刊(ChineseAnnalsof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刊載國內外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相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科技史學家的工作將在國際上產生更大的影響。

致 謝 感謝孫顯斌館長幫助查對文獻并提出修改意見,感謝高峰館員和陳樸副教授幫助查找資料。

1 席澤宗.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40年[J]. 自然科學史研究, 1997, 16(2): 101～108.

2 郭書春. 五十年來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數學史研究[J]. 中國科技史雜志, 2007, 28(4): 356～365.

3 陳美東.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天文學史研究五十年[J]. 中國科技史雜志, 2007, 28(4): 366～372.

4 華覺明. 中國技術史研究的五十年[J]. 中國科技史雜志, 2007, 28(4): 373～375.

5 廖育群. 回顧與展望[J]. 自然科學史研究, 2007, 26(3): 265～272.

6 張柏春. 機遇、挑戰與發展——1997～2007年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學科建設與課題[J]. 中國科技史雜志, 2007, 28(4): 305～319.

7 郭金海.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M]//王揚宗, 曹效業. 中國科學院院屬單位簡史. 第1卷下冊.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0. 874～892.

8 席澤宗. 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M]//席澤宗. 科學史八講.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4. 19～43.

9 李儼. 怎樣研究中國算學史[M]//李儼, 錢寶琮. 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 第10卷. 沈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220～221.

10 在偉大愛國主義旗幟下鞏固我們的偉大祖國[N]. 人民日報, 1951- 01- 01: 1.

11 竺可楨. 竺可楨全集. 第12卷 (日記. 七集)[M]. 上海: 上?？萍冀逃霭嫔? 2007.

12 郭金海.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與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成立[J]. 自然科學史研究, 2007, 26(3): 273～292.

13 竺可楨. 為什么要研究我國古代科學史[N]. 人民日報, 1954- 08- 27: 3.

14 葉企孫. 中國物理學史若干問題[M]//葉銘漢, 戴念祖, 李艷平. 葉企孫文存. 北京: 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3. 293～294.

15 張柏春. 對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J].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01, 23(3): 88～94.

16 竺可楨. 百家爭鳴和發掘我國古代科學遺產[M]//竺可楨. 竺可楨全集. 第3卷. 上海: 上?？萍冀逃霭嫔? 2004. 300～304.

17 鄒大海. 李儼[M] //王元. 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成就概覽. 數學卷. 第1分冊.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1. 46～53.

18 中國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二次稿)[R]//哲學社會科學長遠規劃辦公室. 中國科學院計劃局檔案. 1956年6月. 北京: 中國科學院辦公廳檔案處, 案卷號56- 3- 8.

19 Baichun Zha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of Eurocentrism on Chinese Historians of Science[M]//Blum A, Gavroglu K, Joas C, Renn J (Eds.).ShiftingParadigms:ThomasS.KuhnandtheHistoryofScience. Berlin: Edition Open Acces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6. 329～335.

20 張柏春. 50年代的兩個科學技術史學科發展規劃[J]. 中國科技史料, 2002, 23(4): 351～361.

21 盧嘉錫. 總序[M]//席澤宗. 中國科學技術史. 科學思想卷.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01.

22 洪蔚. 從傳統到現代, 從中國到世界——訪張柏春所長[N]. 科學時報, 2010- 10- 24: A1.

23 華覺明. 傳統工藝研究、保護和學科建設[M]//張柏春, 李成智. 技術史研究十二講.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2006. 115～129.

24 劉鈍. 科學史、科技戰略和創新文化[J].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00, 22(1): 4～6.

25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科研處. 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方新會見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長克諾布勞赫[J]. 中國科技史雜志, 2011, 32(3): 443～444.

Sixty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957-2016

ZHANG Baichun

(InstitutefortheHistoryofNaturalSciences,CAS,Beijing100190,China)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P. R. China in the 1950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tarted to prepare fo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T in 1951, formulated the 12- Year Plan fo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T in 1956, and founded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in 1957. The Department was expanded to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in 1975. The Institute (the Department) implemented the research paradigm proposed in 1956, producing a variety of publications, and developing its own research tradition. Since 1978, the Institute has been tackling new issues, and exp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research into new fields broadly encapsulated by the phrases “from traditional China to modern China” and “from China to the world”. It has been promoting cross- 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T, and has been test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methods. Faced with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the Institut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excellenc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T and related research fields, and will further internationalize it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historigra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2017- 02- 14；

2017- 03- 30

張柏春,1960年生,吉林白城人,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技術史、知識傳播史與比較史、科技發展戰略等。

N092∶N24

A

1000- 0224(2017)02- 0143-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