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國財政理論研究主要觀點綜述

一、傳統財政理論與中國的財政實踐存在鴻溝，亟需構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傳統財政理論與中國的財政實踐存在鴻溝，特別是用西方的范式講中國的故事存在很多問題，亟需構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體系，來解釋和展現中國財政改革和發展的偉大實踐。

有學者認為，理論體系的創新和構建，與國家的發展密切相關。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情況或者從整個經濟學思想家的來源地也可以看出，200多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主要產生于英國，那時候大英帝國最強大；后來產生在德國，由于受語言限制，時間很短，雖然國力上升，也產生了很多經濟學家，但是沒有立足。近現代以來，主要源自于美國，就是因為它成為了最強大的國家。我國改革開放近40年，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突飛猛進，很多思想家也開始出現。中國改革開放是一個經濟大發展、大跨越的實驗場，有很多豐富的經驗，尤其是建設新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很多成就。構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體系，需要總結中國最新的偉大實踐。但物質基礎要能夠培育出思想的參天大樹，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

有學者認為，傳統財政學以市場失靈理論作為起點，存在諸多問題。無論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還是從邏輯的角度看，那種“以市場失靈為政府財政起點”觀點都是不科學的，不符合邏輯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起源理論，盧梭的“契約論”，都沒有得出由于出現“市場失靈”問題才需要國家、需要政府以及需要財政的結論。另一方面，政府財政行為準則與市場上私人企業的行為準則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以社會共同需要為主要目的，后者則以私人的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作為現代公共財政學的理論源頭，盎格魯-薩克森學派的根本缺陷是把政府和市場對立起來，這種被經濟學扭曲了的財政學已經失去了對現實世界的解釋能力，失去了對未來財政活動發展的預測能力，這是現有公共財政學范式的最大問題。應當從理論上、從根本上對財政學理論進行重新梳理。

二、構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體系應有理論自信

有學者認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創新應當放在人類文明發展的視角下去討論。人類文明包含的內容非常多，中國的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應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發展，在中國發展的視角下再來看財政理論的發展。我們的整個社會科學理論，現在還難以支撐財政理論的發展。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不僅僅是要承擔發展財政理論的重任，還應更多地從思想上去拓展對中國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認識，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具備現實解釋力的財政學理論體系。

有學者認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創新必須以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為基礎，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合力、控制力、影響力”，這是一種發展道路。在此基礎上理解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是中國財政學界必須認識的基點和核心。

有學者認為，構建中國特色財政理論體系應當從最基礎的概念建構做起，形成共識性的體系，避免財政學定位的身份認同危機。財政學基礎理論的創新首先要堅持起點正確、邏輯正確，要盡量求同，尋求共識，腳踏實地、回歸本源，用一套規則、一套組織架構、一套技能、一套系統把公共資金用好，就是財政學的原則性任務。因此，財政學的定位是：研究社會共同體，運用財政權力和財政資源提供公共產品來促進利益的交匯性社會科學。財政的基本要素有兩個：一是財政權力，二是財政資源。財政學的任務就是把財政權力與財政資源兩個要素轉化為滿足公眾需求的公共產品。

三、從多個角度深化對“財政與國家治理”關系的理解與闡釋

有學者認為，大國治理需要大國財政思維，全球治理的基礎是大國財政。在全球化縱深發展的當今世界，全球風險社會日漸現形，大國財政既關乎國家興衰，也影響全球風險。從學理上講，財政，不僅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而且也是防范化解全球公共風險、維護大國核心利益的基本手段。建設“大國財政”，既是國家現代化建設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國走向復興，擔負全球責任的戰略選項。應對全球格局變化給中國發展帶來的新機遇、新挑戰，防范和化解全球公共風險，中國大國財政的作用日漸重要。中國能否順利完成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取決于能否有效發揮大國財政的作用。國際秩序建構和全球公共風險防范，實質是要靠大國財政來支撐。這就是說，全球治理的基礎是大國財政。從這個視角分析，中國當前存在的根本問題不是大而不強，而是大國財政與大國經濟地位、大國治理不相匹配，致使財政支撐全球治理的能力不足，制約了中國的全球影響力。這不只是財力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財政話語權。

有學者認為，財政理論框架的研究應有社會和國家的內涵。傳統財政理論是從西方國家發展起來的，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釋西方的現實。西方發達國家全部財政支出中的60%以上是社會性支出，收入主要來自個人所得稅，具備改善收入分配的社會功能，雖然收入和支出都與社會密切相關，但現代財政理論卻沒有對社會的探討。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要先有一個對行為者目標函數的設定，然后對它的行為設定一個現實條件，才可以判斷出它的最優行為。但在現有財政理論中，卻沒有探討它的行為主體國家的目標函數是什么。如此一來，判斷財政行為優劣就喪失了基礎。所以，目前的主流財政學理論中，不談社會和國家，存在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主流的財政學理論框架中得不到解決，能夠對它進行彌補的另外一種理論是財政社會學。

有學者提出了“國家治理財政學”的基本要點。其將新中國財政學的發展劃分為計劃經濟財政學、市場經濟財政學和國家治理財政學三個時期。國家治理財政學將對“國家”的分析納入到財政學的基本范式中，以彌補財政學中沒有“國家”這一邏輯上無法克服的缺陷。不同的國家，國家自主性不同，國家介入經濟領域的程度就不同，經濟規律的表現形式亦不同，由此形成獨特的政治經濟模式，導致財政學也因此有所區別。中國的財政學應有自己的特色，并遵循一定的路徑依賴。蒂利模型不回避國家的暴力本質，視財政為提高國家能力的手段，而不是束縛國家能力的鎖鏈，故而展示出了一種不同于西方主流財政理論的財政原理，即財政活動是現代國家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兩者是一種共存共生關系。蒂利模型說明，財政收入是國家汲取行為的主體，財政支出則支撐著國家以控制暴利為目標的所有活動，不論是對外作戰、對內治安還是維護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這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提供了一種最直接的理論解釋。

有學者提出，財政就是政府的收支活動。從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出發，可以很好地解釋“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國家和政府的所有活動都要花錢，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基礎；同時，財政要參與到國家的各種管理之中，這就是重要支柱。另一方面，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工具，在資金的使用、收入和支出的過程中，它直接地決定、約束和監督著國家的活動。

有學者提出了“新市場財政學”的理論構想，試圖摒棄主流財政理論一直秉持的“政府—市場”二元論，從多學科角度重新考慮市場的角色定位。其認為，隨著國內購買服務、政府采購以及PPP等新經濟現象的出現與發展，西方主流財政理論已經不能對此做出合理解釋。究其原因，一是西方主流財政理論的研究以市場失靈為出發點，存在很多缺陷；二是財政理論被嚴重的經濟學化后失去了學科本身特征。事實上，早在20世紀70至80年代，西方公共管理運動就在推進政府與市場機制的融合發展，只不過財政學界缺乏對這方面的關注和解釋、跟蹤，在主流財政學的研究范式中被“有意忽略了”。新市場財政學對傳統財政理論的繼承主要體現在社會共同需要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平臺論以及不完備合約等方面。新市場財政學對傳統財政理論的批判主要體現在，摒棄了政府與市場“對立說”，轉向“市場平臺說”，并運用“剩余控制權”和“約定控制權”理論來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在社會共同需要、公共選擇、市場平臺館三個假設前提下，分析經濟社會中的財政新現象、新問題。

四、把握財政的綜合屬性，確立財政學作為一門基礎學科的地位

有學者認為，由于傳統上將財政問題歸為經濟范疇，財政學也就當作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這嚴重制約了財政學的學科發展。實際上財政學并非是哪個學科的分支，而是一門基礎學科。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涉及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包括政府治理、經濟治理、社會治理等。財政學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也都有密切關系，但又不能歸為其中某個學科的分支，而應該是一門基礎學科，這一點必須確立起來。構建中國財政理論體系，要從哲學層面思考財政的本質，擺脫“財政工具論”。財政學雖然與多個學科都有關系，但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交叉學科，其基礎性相當于“人體的血液”，定位在哪個學科之上都不恰當，而應以獨立的基礎學科視角進行思考和研究。

有學者提出，作為一門科學的財政學，應該能夠為政府發揮財政的基礎和支柱作用提供一套科學的行為準則。按照市場失靈理論定義的政府職能存在兩個問題：市場做不好的讓政府來做，政府不一定能做好；依據市場失靈理論賦予的政府職能，政府不一定會做。作為財政政策目標的效率與公平，并沒有唯一的標準。政府取得收入的一些原則，如公平原則、效率原則、中性原則等，它們之間往往是矛盾的。在財政支出方面，還缺乏指導和約束政府行為的標準或準則?，F有的財政理論難以解釋單一體制下財政體制應該怎么構建才是最優的，財政聯邦主義的原則對于構建我國的財政體制，還存在局限性?；诖?，有學者指出，從目前以經濟學為主來進行的財政學研究，所構造的理論體系無法支撐或無法解決上述問題，財政學的學科屬性不僅僅應該只局限于經濟學，它應該完全可以打造自己獨特的一套學科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