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呂氏春秋》看先秦時期音樂與政治的關系

張 川

（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從《呂氏春秋》看先秦時期音樂與政治的關系

張 川

（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呂氏春秋》是先秦文獻中保存音樂資料最為豐富和完整的一部著作，有《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等八篇，除此之外，《十二紀》每紀之首篇等篇章中也涉及到對音樂的論述。本文力從《呂氏春秋》中的音樂相關部分出發，探索先秦時期音樂與政治的內在關聯。

《呂氏春秋》；先秦時期；音樂與政治

《呂氏春秋》，又名《呂覽》，是戰國末年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撰?！秴问洗呵铩穮R合了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稱“雜家”。此書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主要的觀點即主張仁政為主、刑罰為輔，主張無為，反對君主專制，以民為本，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1]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呂氏春秋》是先秦文獻中保存音樂資料最為豐富和完整的一部著作，有《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等八篇，除此之外，《十二紀》每紀之首篇等篇章中也涉及到對音樂的論述。筆者認為不能孤立的去看《呂氏春秋》中的音樂部分，而是應將《呂氏春秋》作為一個整體，從而折射出先秦時期音樂與政治的內在關聯。

一、《呂氏春秋》與其他學派的音樂思想

（一）《呂氏春秋》之前的先秦諸音樂理論

先秦諸子的音樂理論，主要有儒、道、墨三派。

儒家主張享受音樂帶來的快樂，不提倡去除欲望，只認為應該節制欲望，主張“與民同樂”。儒家創始人孔子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不僅有較強的實踐能力，能唱歌、吹笙、彈琴、鼓瑟，還有深厚的音樂理論知識，論語中就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2]說明了孔子對正確的評價音樂作品提出了要從“美”和“善”兩個方面考慮?？鬃舆€主張用禮樂培養和建立個人的高尚品格，即：“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盵3]最重要的是孔子認為禮樂與治理國家有著密切的關系，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盵4]

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和莊子都認為“五色”“五聲”等東西，“皆生之害也”，[5]他們認為音樂是危害人民的。墨家也對音樂采取了否定的態度，也認為音樂對人民沒有什么好處，“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是因為“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子故墨子曰：為樂非也”。[6]

《呂氏春秋》的音樂思想有明顯的雜家色彩，其特點就是用陰陽五行的學說統攝儒、道、墨等家的思想，即“兼儒墨，合名法”，是在對先秦時期各流派音樂理論的基礎上繼承和發揮的，但偏重于道家系統。[7]

（二）《呂氏春秋》的音樂觀點

1.音樂的本源

《呂氏春秋·大樂》篇說：“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盵8]

度量是指管樂和弦樂在一定長度的容量內，所發出的振動頻律?！豆艠贰酚杏浭隽鎮愔谱魇€標準音的經過，“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盵9]《音律》中則有論述十二律的計算方法，“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盵10]

《呂氏春秋》關于度量問題的論述，其特色在于它對為何要有一定的度量所作的分析，《適音》篇說：“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故太鉅、大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盵11]就是說聲音太大會使心志動蕩，耳朵無法容納，身心會不舒服。反之則會使心志疑惑，耳朵不充實，內心不滿足。因此，音樂的聲音不能太大、太小，太清晰、太渾濁，而是要適中。

“太一”是一個抽象復雜的概念?！兜赖陆洝吩疲骸坝形锘斐?，先天地生?！?。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盵12]“道”和“太一”內涵一致，都是指事物本源?！秴问洗呵铩ご髽贰钒选疤弧庇址Q謂“天?！?，該篇解釋為：“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旎煦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盵13]這里的“天?！?，是泛指自然界的規律，但是由“太一”生出的“陰陽”已經不是形而上學的凝固觀念，而是日月星辰的不斷運行，四時寒暑的交替，帶有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成分。

“太一”“天?！薄暗馈笔侵赣钪骈g的萬事萬物之源泉，而“度量”也是來自于自然、來自于“道”，就是強調“生于度量”與“本于太一”的一致性，更突出了音樂與自然界不可分割的關系。

2.音樂的審美觀

《呂氏春秋》主要是圍繞“欲”“樂”“理”三個方面來闡述音樂的審美觀點。

首先是關于“欲”?！秴问洗呵铩芳扰械兰?、墨家等學派“非樂”的觀點，肯定了人民對音樂審美的欲求，又反對無節制的欲求，明確提出節制的觀點?！肚橛菲校骸岸粯仿?，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盵14]這句話就是認為耳之樂聲等等，不僅是出于人的天性，而且也是人的生命的必然需求。

其次是關于“樂”。審美愉悅的感覺即是“樂”，《呂氏春秋》認為人都有“欲”，但并非都能從“欲”進而達到“樂”，能否實現對音樂的審美愉悅，要有四個條件：一是音樂本身的“適”“侈”，因為以侈樂為樂不是真正的樂，只有“適音”才是給人愉悅的“樂”；二是社會環境的安危，因為“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而“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15]；三是聽樂者能不能節欲，不能節欲者則“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導致“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以致于“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16]；四是聽樂者心境能否平和，因為“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故樂之務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適?！盵17]

最后是關于“理”?！肮蕵分畡赵谟诤托?，和心在于行適”，怎么才能使心合適呢？在于“適心之務在于勝理”，即：“夫樂有適，心亦有適……。故適心之務在于勝理?！盵18]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看到《呂氏春秋》的音樂思想既重自身的修養，也重視治國的道理，反復探討音樂與政治的關系。

二、《呂氏春秋》音樂思想與政治之關系

《呂氏春秋》中的音樂思想與政治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而政治與社會有著緊密的聯系，因而討論音樂與政治的關系就必須討論音樂與社會的關系，即探討音樂的社會功用。

在音樂的社會功用方面，諸子各家有著不同的看法?？鬃臃浅Ｖ匾曇魳返纳鐣τ?，他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盵19]在先秦時期，詩是唱出來的，所以這也是孔子在論述音樂的功用，他認為要充分發揮音樂的“興”“觀”“群”“怨”的作用，去獲取應有的社會效果?？鬃舆€認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不僅要有智慧、勇敢，而且還必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20]，主張用音樂加強對人自身的修養。老子崇尚自然，認為教化人民不能用仁義善美等標準，而是用“道”來感化，要“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否定人為而失自然的有聲之樂，推崇無為而自然的無聲之“道”。老子認為：“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盵21]

《呂氏春秋》認為音樂與社會有密切的聯系，并且充分顧及和肯定音樂的社會作用與教育意義。如《適音》指出：“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記于音樂以論其教?！盵22]《呂氏春秋》主張把音樂當成一種重要的政治工具，用它去感化人。

（一）社會對音樂的影響

《大樂》篇說：“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務”“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23]?！哆m音》更指出：“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鳳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盵24]可見，天下政治安定時，音樂能發揮其積極的愉悅作用，當處于亂世之中，音樂則不能發揮這種積極的作用，是一種“悲而哀”的音樂。

《侈樂》篇中也有相似的記載：“凡古圣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古代的圣賢之所以重視音樂，是因為音樂能帶來身心的享受；而亂世之音樂，則把音樂當成了一種奢侈的追求，音樂越追求奢侈則民越抑郁，而國則越亂，“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蕭之音，以鉅為美，以眾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盵25]在這里則指出了夏桀、殷紂為追求龐大的音樂，以巨大、眾多為壯觀，追求耳所未聞、目所未見的音樂形式，這種對音樂的奢侈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與其朝代的滅亡有很大的聯系。

（二）音樂對社會的影響

音樂對社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人民的政治教化方面。例如《適音》篇：“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盵26]先王制作禮樂，并不是娛樂耳目、滿足口腹，而是教化民心、明辨是非、實行理義。此外，《音初》篇作了深入的論述：“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盵27]世道混濁，禮煩雜而樂淫蕩，即所謂的“鄭衛之聲”“桑間之音”。

《呂氏春秋》繼承了儒家的正統思想，對一切淫亂的音樂持批判的態度，認為這樣的音樂不能對民眾產生良好的教化，民亂則政治就會混濁不堪，社會也就動亂?；谶@樣的看法，《音初》篇進一步指出：“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盵28]要產生好的音樂，君子必須修養良好的道德，這樣的音樂才能教化好民眾，政治才會穩定，社會也就不會動亂。

可是《呂氏春秋》夸大了音樂對社會的影響，如《古樂》篇指出：“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盵29]認為音樂的好壞關系到國家的昌盛和滅亡，這種音樂亡國論則夸大了音樂的作用?！秴问洗呵铩芬詷方袒?，以樂治政的音樂觀點，無疑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但是把音樂對社會政治的影響提高到一個不適當的高度，則夸大了音樂的社會功用。作為意識形態的音樂，是從屬于政治的，不能凌駕于政治之上，不能混淆二者之間的主從關系。

三、《呂氏春秋》音樂思想與政治之關系的現實意義

自秦以來的中國傳統社會，意識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和“中庸之道”，即是主張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和諧相處。在先秦時期，“和諧”的音樂思想就已經出現了，如我國最早的音樂理論著作《樂記》中就有：“樂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同時也指出：“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合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這樣音樂的作用就能達到“和合君臣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有利于社會的和諧。[30]

《呂氏春秋》中也有許多關于和諧的音樂思想，如：“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欲。嗜欲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亦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31]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天下太平，萬物安寧，都隨從著上面的教化，音樂的作用才算完成。制成音樂要有設施，必須節制欲求。嗜欲不邪辟的人才可以從事音樂。從事音樂要有方法，必須從平正出發，平正出于公正，公正出于有道，所以，惟有得道之人可以與其談音樂。亡國難民也有音樂，但這種音樂不能使人快樂，要淹死的人不是不笑，罪犯也不是不唱歌，發狂的人也不是不手舞足蹈，亂世的音樂就像這樣，君臣、父子、夫婦都不能正常相處，人民在痛苦的呻吟，在這種情形下制作音樂是怎么可能呢？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音樂思想根植于當時的政治情況，和諧的音樂思想體現了政治的清明，社會的和諧；不和諧的音樂思想則體現了亂世的景象。當今的政治是太平盛世，我們正在努力構建和諧社會，時代要求和諧的音樂應不斷出現，而和諧音樂的創造者應是“得道之人”，無道之人則只能是垃圾文化的制造者。

《制樂》篇中也指出：“欲觀至樂，必于至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盵32]要欣賞最好的音樂，必定先要有最好的世道。誰施政仁厚，其音樂也因此盛大；誰施政刻薄，其音樂也就單薄。而動亂的世道，就談不上什么音樂了?！秴问洗呵铩吩谶@里告訴我們從音樂的品級中，就可以分辨一個時代的施政是仁厚還是刻薄，是治世還是亂世。

注釋：

[1]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44.

[2]金良年.論語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0.

[3]金良年.論語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5.

[4]金良年.論語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8.

[5]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3:332.

[6]吳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373.

[7]李耀建.《呂氏春秋》的音樂美學思想研究[J].高校社會科學，1989(3).

[8]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55.

[9]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84-285.

[10]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325.

[11]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73.

[12]司馬哲.道德經[M].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7:96.

[13]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55.

[14]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85.

[15]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55-256.

[16]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85.

[17]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72.

[18]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72.

[19]金良年.論語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11.

[20]金良年.論語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65.

[21]沙少海，徐子宏（譯注）.老子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3.

[22]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73.

[23]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55-256.

[24]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73.

[25]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65-266.

[26]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73.

[27]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335.

[28]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335-336.

[29]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84.

[30]吉聯抗（譯注）.樂記[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13+39.

[31]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255-256.

[32]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347.

[1]吉聯抗.呂氏春秋中的音樂史料[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

[2]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M].齊魯書刊,1987.

[3]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5.

[4]修海林,羅小平.音樂美學通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9.

[5]王志成.《呂氏春秋》中的音樂美學思想[J].齊魯藝苑,2002(2).

[6]羅卉.《呂氏春秋》音樂思想研究的兩個問題[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3).

張川（1981—），女，湖北黃石人，講師，碩士，漢族，湖北第二師范學院音樂系教師，從事古箏和音樂理論教學工作近13年，研究方向：器樂和中國音樂史學。

本文系2015年度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Q245，課題名稱：朱載堉《律呂精義》樂器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