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一線城市爭“上位”有多難

近十多年來，一二三線城市的劃分一直在不斷變化，“準一線城市”“新一線城市”等概念層出不窮。一些準一線城市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直追中國城市第一方陣。然而，想“上位”并非易事，這意味著相互間必然要爭奪城市發展空間。

二線城市出現分野

社會上經常出現“一二三線城市”的提法，那么，這個“線”有沒有比較明確的共識？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指出，過去主要是通過行政級別、城市人口和GDP規模劃分的。大概在世紀之交時，一些房地產等企業選擇城市投資時，提出了市場化的分級問題。

目前，北上廣深這4個一線城市已經達成共識。二線城市大致是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城市，以及個別經濟發達的東部城市；三線城市是除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城市外的省會城市，若干經濟發達的東部城市。

不過，目前新出現的“準一線”或“新一線”概念，似乎說明二線城市并非一條水平線，區域性的大城市之間競爭日趨激烈。倪鵬飛表示，目前社會上出現的這兩個概念，考慮了商業資源集聚度、城市樞紐性、城市人群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和未來可塑性等5大指標。概念的推出具有一定背景，也反映了中國城市格局的變化，但不完全準確。因為某些準一線城市在發展水平和單項功能上，與一線的差距日漸縮小，但在綜合功能上還是有明顯的差距。這是新時代的特征，也是基本現代化在城市發展格局上的反映。

準一線方陣正在形成

今年6月份，中國社科院發布了《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17》，2016年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別是深圳、香港、上海、臺北、廣州、天津、北京、澳門、蘇州和武漢。值得注意的是，除去港澳臺，內地城市除了北上廣深外，天津、蘇州、武漢也位列前10，這是否說明這3座城市進入到一線城市方陣？

倪鵬飛認為，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城市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區域中心城市正向國家中心城市邁進。在此背景下，判斷準一線城市主要根據一個城市的經濟中心度、金融中心度、科教中心度、交通中心度、信息中心度等綜合標準。而天津、蘇州、武漢三個城市位列前10，充分說明在綜合經濟實力方面，已經具備了一線城市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與北上廣深相比，津蘇漢都有或多或少的現實差距，因此還稱不上是完全的一線城市。

除津蘇漢外，還有一些城市可歸為準一線城市。比如東部地區，長三角作為中國最發達也最有活力的經濟區，其核心城市如杭州、南京、寧波等已經具備準一線城市的條件。

京津冀地區則主要是天津有躋身準一線的資格。廈門、青島、大連等城市作為各自區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具備了準一線的條件。

在中部，長沙、鄭州也具備準一線的資格。西部則主要是成都、西安、重慶。

那么，目前哪些準一線城市最有“上位”的潛力呢？倪鵬飛認為，依序是杭州、蘇州、武漢、成都、重慶、天津、鄭州、合肥、長沙、西安、大連等。這是從關鍵要素的流向上看，“上位”潛力相對較好的城市。

準一線城市爭“上位”不容易

目前，準一線城市之間的競爭是日趨激烈。所以，想要“上位”并非易事，意味著相互之間必然要爭奪城市發展空間。這里面有兩大限制因素。

一個是一線城市的下壓。天津要“上位”，受限于北京；南京、杭州是長三角副中心城市，蘇州緊鄰上海，它們的“上位”受制于上海；武漢、成都分別是長江中上游的中心城市，它們除了受到一線城市的下壓，也要受“左鄰右舍”合肥、長沙、南昌、重慶等城市的激烈競爭。

往深了說，準一線、一線城市爭奪的東西就是國家的空間資源、戰略資源。所有期望“上位”的準一線城市，都是試圖對國家經濟地理進行重塑，都要面臨一線城市以及其他準一線、二線城市有形或無形的反制。

第二個是城市增長邊界的限制。傳統意義上的一線城市，之所以成為一線，有多種原因，但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從經濟與人口的總量規模上它們是第一陣營。

北上廣深四大城市經濟總量都在2至3萬億元之間，人口規模在1000至2000萬之間，分別在國家的政治、經濟、開放、創新等領域占據極其顯赫的地位。成就這些城市的，除了與國家對它們的定位有關，重要的是它們都在規模擴張年代、速度為王的時代，搶到了先機。

現在，國際國內宏觀形勢發生了變化。北上廣深分別提出建設用地的減量增長，而GDP的增長既要重數量更要重質量。這意味著未來這些城市的發展模式將發生變化，不再走平面擴張的模式，而是走創新轉型的模式。

而緊隨其后的準一線城市，未來也必將面臨城市增長邊界的限制，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過規模擴張來超越一線城市，前景就會變得很渺茫。

不過中國正處于一個新時代，全球化與區域化、國際化與特色化等方面的發展，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中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將進一步拓展。這是一線城市在全球爭奪領先地位的新階段，也是準一線城市“上位”的窗口機遇期。

（《半月談》201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