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暮之年的周揚與陳伯達

葉永烈

陳伯達晚年所寫的《求知難》一文，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讀書》雜志上公開發表——盡管署筆名“紀訓”而未署“陳伯達”——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奇跡！

（一）

事情要從1982年4月22日說起。那天，有兩位陳伯達的老朋友經過公安部門的批準，前去看望陳伯達。在這兩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揚很熟悉。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過周揚，跟周揚說起陳伯達。周揚說，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陳伯達。周揚本人當時不便直接找陳伯達，就請這位朋友傳達這一意思。

周揚，比陳伯達小4歲。新中國成立前，周揚曾在上海從事文學界的中共地下工作，而陳伯達也曾在北平做中共地下工作。他們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識，又先后來到延安，在延安有過交往。

新中國成立后，周揚一直是中國文學界的領導人，擔任過中央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而陳伯達雖然不算是他的“頂頭上司”，職務卻總是高于周揚。他們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鄰居。不過，他們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來往并不多。

“文革”一開始，周揚作為“四條漢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轟。陳伯達作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也曾抨擊過周揚。周揚在“文革”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陳伯達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為“第四號人物”，處于一生的巔峰。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遭到批判，從此下臺。不久，也身陷囹圄，與周揚一樣。

遲暮的周揚，從有關部門了解到陳伯達的一些情況，決定與陳伯達一晤——這在當時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在周揚看來，即便像陳伯達這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在他悔悟之后，也值得關心。

面對周揚的主動約晤，陳伯達當即答應了。在陳伯達的遲暮之年，還沒有一位像周揚這樣高級別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動約晤他。

（二）

陳伯達之子陳曉農記得，那天傍晚6時20分，公安部門派出兩位工作人員和一輛轎車，前來接陳伯達。陳曉農想陪父親一道去，公安人員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來，估計見面之后，談一兩個小時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時15分，陳伯達才在公安人員陪同下回到家中。原來，兩位老人闊別16年，一見面，談得非常融洽，話就多了，竟然談了4個小時！

以下是陳曉農當時所記陳伯達回憶與周揚的談話部分內容：

周揚：我被關起來后，在監獄里聽廣播，開始還能聽到你的名字，后來再聽不到有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難過?！拔母铩敝心愕拿弊哟鞯米疃嗔?，是首屈一指的。這次討論歷史問題決議（指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幾位同志為你講了話，我也講了幾句，但主要是那幾位同志講的?，F在采取了區別，對你有些優待。

陳伯達：我自己以為優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救過毛主席。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墻，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

周揚：那時我也在阜平，聽說毛主席那次很危險，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拔母铩遍_始時，你為什么把給別人的題字都收回去了？是不是怕別人連累你？

陳伯達：那倒不是，那時我實際上也是隨時可能倒的人，也怕牽連別人。所以運動開始以后，我就把散在下面的題字收回了。有些人并沒有什么事，我也把題字收回了么。

周揚：可是我這里就還有一幅，怎么沒有收呢？

陳伯達：漏掉的也有吧，我跟你不熟么，不記得你是哪里的，當然就漏掉了。

周揚：你現在寫些什么東西？

陳伯達：主要搞點經濟問題的材料，也寫了幾篇與文藝有關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沒有（陳提到幾篇文章題目）？

周揚：我沒有看到。

陳伯達：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將來如果能放我的話，你看能不能讓我在你領導的文聯做點小事情，比如搞點材料，我可能還做得來。進你們文聯的門，也需要有點東西（指作品）吧，這幾篇文藝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點東西。

周揚：這到時候再說吧。

陳伯達：你現在看些什么書？

周揚：我有時候看些文學史方面的書（指指客廳桌上的書，陳看到有不少是外國文學史方面的書）。

陳伯達：你對俄國文學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納耶娃回憶錄》，你看過沒有？

周揚：沒有看過。巴納耶娃是個什么人物？過去好像沒聽說過（陳做了介紹，周讓秘書記下了書名。該書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

陳伯達：這本書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紀俄國文學界的情況，接觸過很多作家。書里講了屠格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學家的事情。

周揚：我現在準備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時間都用在這件事上。

陳伯達：你的書出來以后可不可以送給我一本？

周揚：可以。

以上的談話記錄，當然很簡短。4個小時的談話，不可能只這么幾句。很遺憾，當時陳曉農未被準許同去。不過，他能夠在事后馬上請陳伯達作了回憶，并做了這樣的記錄，終究是很不錯的了。

（三）

在這次談話中，陳伯達跟周揚說及“寫了幾篇與文藝有關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沒有？”陳伯達提到幾篇文章題目，其中就有那篇《求知難》。周揚說：“我沒有看到?！庇谑?，陳伯達便說：“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p>

陳伯達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陳伯達所寫的幾篇“與文藝有關系的文字”，便交到了周揚手中。

據陳曉農回憶，1982年11月的一天，那兩位曾經來訪過的老朋友，經過公安部門的同意，再度前來看望陳伯達。他們剛剛入座，那位與周揚相熟的朋友，便從包里拿出一本雜志，送給陳伯達。

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讀書》雜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難》，署名“紀訓”。

那位朋友只是很簡單地告訴他，《求知難》是經過周揚閱后發表的。

又過了一個月，這兩位老朋友又一次來訪，才把《求知難》發表的內情詳細告訴陳伯達：自從陳伯達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難》等文章由“上面”轉到了周揚手中，周揚頗為贊賞。

對于《求知難》的發表，陳伯達十分感動。確實，在陳伯達晚年，長期處于極度孤獨之中，周揚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誼之手，使陳伯達為之動容。

1989年的到來，把周揚夫婦和陳伯達都帶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年7月31日，周揚辭世。這年9月20日，陳伯達去世。又過了一個月，周揚夫人蘇靈揚也走了。

（摘自《陳伯達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