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恩裕

陳夏紅

“水缸事件”

令吳恩裕聲譽受損

1939年4月，吳恩裕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成回國，抵達昆明。經齊世英推薦，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張道藩聘吳恩裕去該校大學部，講授西洋政治思想史。

正式進入中央政治學校之前，張道藩讓他從哲學角度，為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唯生論》提意見。吳恩裕一點也不客氣，看完后提出若干問題，并應陳立夫之約，前往教育部談過一個多小時。吳恩裕認為，“唯生論”不能包括自然界，只能講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否則邏輯上講不通。吳恩裕精通邏輯學，該意見能夠站得住腳，卻動搖陳立夫的理論體系，頗為對方所不快。

盡管是學成歸國后的第一份工作，但吳恩裕在中央政治學校并不得意。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陳果夫讓他寫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不愿意寫，也看不慣陳果夫的排場和架子。另外，他不喜歡按要求參加總理紀念周活動，兩次婉拒加入國民黨的邀請。如此一來，便不甚歡暢，吳恩裕自覺無趣，四個月后即辭職了。

1940年8月，吳恩裕前往中央大學執教。在柏溪分校，吳恩裕開設“政治學”和“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課。在“政治學”課上，他用加納的《政治學》作為教材，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摩爾等人的政治思想講起，旁及洛克、霍布斯、盧梭、孟德斯鳩、邊沁、密爾等，一直講到拉斯基。吳恩裕在課堂上宣揚“經濟平等、政治自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政治理想，頗受年輕學子歡迎。在1942年前后，吳恩裕向政治學系新生開設了“政治學與政府”。

在中央大學期間，吳恩裕開始展示中國古文方面的特長，時不時撰寫舊體詩與同事們分享。在法學院外，吳恩裕與當時在重慶的“時與潮”“五十年代出版社”等東北籍同鄉為主的出版機構來往亦頗多。

這期間，“水缸事件”的發生，使吳恩裕的聲譽受到負面影響。1943年前后，吳恩裕的孩子不慎打破理學院院長兼數學系主任孫光遠家的一口水缸。孫光遠前往吳家興師問罪。兩人一言不合，發生爭執，進而肢體沖突，孫光遠被吳恩裕打倒在臺階上。此后，孫光遠找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琇告狀。而數學系學生謝啟美、何旭初等替孫光遠抱不平，群起將吳恩裕暴打至住院；吳恩裕一氣之下，將孫光遠控告到法院。經校方調解，孫光遠和謝啟美前往吳家賠禮道歉，謝啟美記大過，此事以此結束。只是兩位中大教授，為一口水缸而大打出手，滿城風雨，甚至成為小報談資，實在斯文掃地。

1943年9月，吳恩裕接替前往復旦大學執教的鄧廣銘，兼任中國文化服務社下屬《讀書通訊》半月刊的主編。

中國文化服務社的

一段經歷

此后不久，中央大學內部紛爭，童觀賢、馬希繁等“清華派”先后去職，吳恩裕亦被中央大學解聘，遂轉往中國文化服務社全職工作。

中國文化服務社為“官商合辦”的出版機構。為使抗戰期間流失的圖書重現于世，國民黨中宣部于1938年12月設立中國文化服務社，下設總務、編輯、出版和發行等部，致力于各種圖書的編輯、出版與發行，借此推進戰時學術文化事業。中國文化服務社先后推出“青年文庫”“國民文庫”“國民黨叢書”以及“大學文庫”，在社會上頗有名氣。吳恩裕是“青年文庫”的編委之一。

中國文化服務社社長劉百閔對吳恩裕印象很好，認為他“能寫文章，有學問”。除編輯《讀書通訊》外，吳恩裕也積極組稿，王鐵崖的文集《戰爭與條約》，即是在吳恩裕的推動下，于1944年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執教三青團中央干部學校

但做出版，并非吳恩裕的興趣所在，1944年2月開始，吳恩裕又前往三青團中央干部學校教書。

中央干校新成立不久，第一期研究班學員三百余人。該校由蔣經國擔任校長，教務長是吳恩裕在中央大學的同事、社會學系主任王政，而副教務長則是同樣留學英國的龔祥瑞。

1944年3月至1945年3月間，吳恩裕先后開設“政治學原理”“現代政治思想”等課程。

從1944年起，國民黨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青年學生入伍，參加抗戰。但從各中學選來的學生軍，程度良莠不齊，有必要補習功課。于是，從1945年開始，由三青團中央干校負責，為應征入伍的學生軍舉辦為期一月的“青年軍第一大學補習班”，分為國文、英文、數學、史地、理化等課程小組授課，吳恩裕應邀擔任英文組組長。在英文組，吳恩裕與商福家、張震先、何樹棠以及駱靜蘭等八九位英文教師，組成教學團隊。

抗戰結束后，各單位都快馬加鞭推動復員。1946年年初，三青團中央干校與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合并，成立國立政治大學，即將遷往南京。吳恩裕不愿去南京，提出辭職。

走進新時代

1946年，吳恩裕加盟北京大學政治學系，由此開始其新的學術生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吳恩裕仍在北京大學專心教書。

作為國民黨治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在新時代，吳恩裕受到黨內黨外人士的交口稱贊。有人說：“你是在白區唯一還講馬克思的人?！币灿腥苏f：“你講馬克思還是老前輩哩。我們最初得到這方面的知識，還是從你的書中看來的呢?！?/p>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成立前，曾有計劃讓吳恩裕去主持馬恩列斯著作研究和翻譯室，專門從學術角度研究馬列主義。這一想法惜未實現。1951年上半年，出版總署編譯局請吳恩裕擔任特別編審，他欣然前往兼職半年。

1951年下半年，吳恩裕與北大法學院的師生一道，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前往廣西參加土地改革八個多月。土改本身，對吳恩裕并非難事。甚至在他的請求下，他的妻子、時為中宣部《學習》雜志編輯駱靜蘭亦被批準加入四大學土改團，隨團前往廣西。

土改回來后不久，北京大學按照中央的部署，在1952年年初掀起“忠誠老實”運動。吳恩裕等舊知識分子，成為運動的主要對象。按照組織的要求，吳恩裕對自己的歷史，做了“忠誠老實”的交代。

院系調整緊隨“忠誠老實”運動，吳恩裕隨同北京大學法學院同事，被調往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學院。

新時代的學術

進入新時代后，盡管吳恩裕在北京政法學院不太得意，但由于他是1949年之前少有的馬列專家，中宣部對其還是很器重的，他與中共理論專家胡繩、清華同學于光遠等，都很熟悉。

1950年前后，中宣部創辦《學習》雜志，該雜志副總編輯林澗青請吳恩裕推薦一些北大學生擔任編輯，吳恩裕的妻子駱靜蘭，便因此成為該雜志編輯。

《學習》雜志開辦后，編輯部即邀請吳恩裕為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撰寫“簡單明了”的評注。對此，吳恩裕頗不以為然，既然要“簡單明了”，何須勞煩他這樣的大學者動手？后來《學習》編輯部提出，無論詳略，吳恩裕均可酌定，他這才答應下來。評注進展順利，在《學習》雜志上陸續發表后，即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此后，吳恩裕又與別人合作，完成《聯共黨史第九至十二章名詞解釋》等著作。

在傳統的政治學領域，吳恩裕亦陸續完成不少譯序，如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治》中譯本序；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序言《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托馬斯·阿奎那的《阿奎那政治法律著作選》序言《托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洛克《政府論》中譯本序言《論洛克的政治思想》；凱爾森《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理論》一書中譯本序言《凱爾森“純粹法學”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及其手法》等。

1954年中國作協組織會議，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會議組織者找到吳恩裕，要求其參會并發言。吳恩裕開始婉拒，稱自己非文學界人士。但最后吳恩裕還是認真準備，在會上發言批判俞平伯，發言稿隨后被《光明日報》刊登。

1957年春，吳恩裕接到去中宣部理論局工作的邀請。中宣部計劃研究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修正主義者的理論體系，以應付即將到來的論戰。于光遠時任中宣部理論宣傳處副處長，他認為吳恩裕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又能看懂德文著作，很適合這項工作。但吳恩裕一方面盼望著離開北京政法學院，但又擔憂去中宣部會受到種種限制，最后還是婉言謝絕。

躲進紅學成一統

至遲在1954年，吳恩裕即踏上紅學研究之路。

吳恩裕很早就對《紅樓夢》產生興趣。作為他最喜歡的文學作品之一，他喜歡《紅樓夢》的悲劇性，喜歡作者的文字：描寫人物、世事深刻細致。吳恩裕早就意識到，盡管《紅樓夢》擁有極其廣泛的讀者，但研究《紅樓夢》的人并不多，研究曹雪芹的人更少。吳恩裕認為，一定會有許多讀者有“讀其書而想知其為人”的想法，所以早在25歲時，就產生過寫《曹雪芹傳》的想法。

吳恩裕還發現，雖然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曹雪芹本人的材料極少，但總還可以從與曹同時代人的書稿、筆記中，發掘一些資料。由于受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及王國維的《王靜安先生遺書》等影響，吳恩裕頗迷戀于考據，逐漸萌生用“考據”方法寫一部《曹雪芹傳》的念頭。從大學畢業后到1949年之前，凡是和曹雪芹或《紅樓夢》有關的材料，吳恩裕都會找來閱讀并做筆記。

動筆的契機出現在1954年。當時，學界應上級指示，批判俞平伯對《紅樓夢》的唯心主義繁瑣考證。這之后，上級提出，應對《紅樓夢》做現實主義的研究。當時周汝昌已出版《紅樓夢新證》，考據曹雪芹祖輩的情況，但未涉及曹雪芹的身世。多年下來，吳恩裕已經搜集不少與曹雪芹有關的資料，完全可以動筆寫一部前所未有的《曹雪芹傳》。

1954年，吳恩裕與出版社簽訂出版合同，開始執筆寫《曹雪芹傳》。但實際動筆后，他發現材料還是不夠，該書寫作并不順利，最后完全擱筆。

吳恩裕不得不改變寫作思路。他放下《曹雪芹傳》，而開始從曹雪芹朋友的筆記中，尋找有價值的資料，寫一些短文。1954年年底由這些短文組成的《曹雪芹的生平》系列，陸續在香港《大公報》發表。1956年后，吳恩裕即以此《曹雪芹的生平》為基礎，將其擴充，并陸續撰寫八篇新文章，最終形成《曹雪芹的故事》，于1962年1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需澄清的是，盡管名為“故事”，但該書行文絕非虛構，而是嚴格依據史料展開的研究性寫作。在原文中，吳恩裕加了很多注解，但這些注解在出版時，被出版社刪除。

本來，這組文章是會繼續寫下去的。吳恩裕的寫作計劃中，還有與曹雪芹有關的事跡和故事，其中一篇《寄居蕭寺》，“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時，已完成十之七八；另一篇準備專門聚焦于曹雪芹在香山的生活情況，但還沒來得及動手。這兩篇文章，原本打算在《曹雪芹的故事》重版時插入。此外，吳恩裕的“故事系列”寫作計劃中，還有這樣一些主題：《紅樓夢》一書在清末以前在婚姻問題上所發生的影響；批判清末和民國初年某些人用佛家思想附會《紅樓夢》的錯誤；《紅樓夢》一書怎樣被胡適、俞平伯等人歪曲為一部曹雪芹的自敘傳；經過1954年對胡適、俞平伯等人的批判，為了在新中國得到重視，《紅樓夢》被肯定為一部現實主義反封建的偉大著作……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得一切計劃都成為泡影。

既然還有系列寫作計劃，為什么《曹雪芹的故事》會在1962年年底匆匆出版呢？原因即在于，中國作協和中華書局為配合曹雪芹逝世兩百周年紀念活動，鼓勵調查、開展關于曹雪芹卒年的研究，大力推動該類著作的出版。

1961年時，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帶秘書訪吳恩裕，表示北京市有個“文物調查工作隊”，正在調查曹雪芹的居所和墓地，希望吳恩裕能夠給予指導，表示必要時工作隊會來向吳恩裕匯報進展；另外，王昆侖轉達周恩來、康生的意見：為紀念曹雪芹逝世兩百周年，要把曹雪芹的生卒年考證清楚，吳恩裕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夠先寫篇考證文章，引發爭論。

這件事鮮為人知的背景是，周恩來認為，應該把曹雪芹的生卒年搞清楚，否則萬一胡適等臺灣學界率先考據出與大陸不一致的生卒年，大陸紅學界會很被動。

王昆侖和吳恩裕的這次會面，即確定請吳恩裕用座談會或者寫文章的方式，專門考證曹雪芹的卒年。按此旨意，吳恩裕寫下《曹雪芹卒年考》。該文發表后，一石激起千層浪，關于曹雪芹卒年考據的文章接二連三地見諸報端。

盡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曹雪芹的故事》曾被批判為“一株影射現實、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但至少該書出版時，紅學家吳恩裕名滿士林。1962年前后，學界隆重紀念曹雪芹逝世兩百周年，吳恩裕應邀出席一系列學術研討會。紀念曹雪芹逝世兩百周年籌備會先后在文聯大樓和故宮召開，吳恩裕均與國內同行等一道出席，討論曹雪芹的畫像、新發現的曹家家譜等問題。有一次，阿英專門通知周汝昌、俞平伯、吳世昌、周紹良、邵荃麟以及吳恩裕等紅學界同行集會合影，并由新華社以新聞照片的方式向全國播發。時任文化部部長茅盾亦曾專門宴請過吳恩裕、錢鍾書、何其芳、余冠英等人，討論曹雪芹的生卒年問題。

吳恩裕本人可能也沒有料到，這一匆忙的轉向，直接奠定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后來，吳恩裕又在嚴格考據的基礎上，利用文字材料和實際考察，對曹雪芹的生平和為人做了嚴格的考據，在此基礎上寫成《有關曹雪芹八種》（后來擴充成《有關曹雪芹十種》）。

吳恩裕專案組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即有人貼吳恩裕的大字報，將《曹雪芹的故事》斥為反黨小說。

1966年8月22日，是吳恩裕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北京政法學院的紅衛兵，第一次查抄他家，抄走他的所有詩歌手稿。吳恩裕頗為恐慌，因為詩歌中有不少涉及個人隱私的內容，一旦被披露，將斯文喪盡?；袒滩豢山K日之下，吳恩裕甚至動過自殺的念頭。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推進，吳恩裕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揪出來作為敵我矛盾處理。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專門組成吳恩裕專案組，將他羈押在學院路校區一號樓內審查。

審查期間，吳恩裕老家的土地問題及可能存在的剝削勞動人民等問題，一再被勒令交代。另外，吳恩裕還得接待外調小組，如實陳述自己與所調查人員的關系，尤其是1948年8月20日前后他送康敏心逃離一事，頗令他傷腦筋。

這段時間，吳恩裕寫下了大量的交代材料。這里僅以吳恩裕對自己是否為國民黨黨員的交代為例：

黨的政策對我們這樣犯有滔天大罪的人，只要老實交代，就寬大處理。我院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革命群眾，又堅決執行黨的政策。我心里萬分著急，我即使有“血債”我都會交代出來，何況一個國民黨員的問題呢？！只是由于這些王八蛋不通知我，搞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可怎樣具體“交代”法呢？

我只有這樣一個想法：即凡是他們給我辦的事，我都承認，并甘心情愿接受嚴重處分。但他們到底給我辦的是些什么事？我既不知道，就干著急交代不出來。明知交代出來就一定得到相應的寬大處理，可就是不知交代什么（不知他們給我搞了些什么“名堂”?。?！我內心決不是“抗拒”，但行動上就是交代不出來，你說這不是必定會受“從嚴”的處分了么！我現在既自恨自己過去的反動，同這些人打交道，我更恨國民黨那些王八蛋真把我害死了。我痛苦萬分，可是毫無辦法！

是否為國民黨黨員的問題，成為被審查期間壓在吳恩裕心頭的一塊大石頭，他幾乎喘不過氣來，時時刻刻在想這個問題。

被專案組羈押期間，一個個無眠的夜晚，吳恩裕不得不絞盡腦汁回憶自己二三十年前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對于自己在1949年之前研究馬克思主義，吳恩裕做了如下交代：

我不是說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嗎？我不也說過我的特殊性在于著重生活上的問題，甚至為生活上的問題可以不熱衷于政治上的向上爬嗎？都對，但是，我的特殊性，我現在想到：最主要的是我在反動政權下“研究”馬克思，而其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這一點。因而，我的罪行最大的也便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用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和“宣傳”我所誤解和曲解的馬克思對中國革命的危害。

不需要引用太多了。從這些多少有點語無倫次的交代中，吳恩裕所受的重壓與他的無奈，躍然紙上。

吳恩裕的“罪行”中，還有一樁是“在立場未變、資產階級世界觀未變的情況下，一意追求個人名利，通過業余寫作走資本主義道路”。吳恩裕筆耕不輟，為他帶來很多稿約以及稿酬，甚至一些出版社為了拿到他的書稿，時不時向他預付稿費。大量的預付稿費，使得吳恩裕受審查時，已經預支各個出版社稿費多達四千多元。

不管怎么批判自己、認錯悔改，但吳恩裕有一點表現值得大書特書，那就是他拒絕批判自己的導師拉斯基教授?！拔幕蟾锩敝?，金岳霖要求吳恩裕批判拉斯基，吳恩裕巧妙地回答：“我受拉斯基的影響，還沒有受您的邏輯學的影響深?！?/p>

1971年，北京政法學院前往安徽宿縣辦五七干校，已經60歲的吳恩裕被迫舟車勞頓南遷。在安徽，吳恩裕視網膜脫落，但主事者依然不讓其回京醫治。久拖不下，吳恩裕的一只眼睛幾乎失明。

1973年以后，吳恩裕的政治壓力稍減，恢復人身自由，并開始有機會繼續做曹雪芹的研究。這年11月13日，吳恩裕曾應邀在歷史博物館禮堂做題為《關于〈紅樓夢〉的民主思想和曹雪芹的世界觀》的學術報告。

而與學術活動更相關的，則是吳恩裕開始在北京西郊大規模查訪曹雪芹足跡。這之后兩三年內，吳恩裕數度造訪香山腳下的正白旗與白家疃，采訪包括張永海在內的十多位當地高齡居民，了解其知道的有關曹雪芹的傳說。為獲取更多的資料，有段時間吳恩裕甚至在西山腳下租房，以更加方便地尋訪曹雪芹的遺跡。1974年夏，吳恩裕還專程前往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等地，考察江南織造府的遺跡及曹家的材料。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吳恩裕南下河南鄭州避震，與時在鄭州大學教書的藍翎多有往來。藍翎憶及，盡管吳恩裕倉皇離京，但仍將其紅學研究手稿和資料帶在身邊，避震之余，依然筆耕不輟。后來吳恩裕從親戚家搬到鄭州大學招待所，與藍翎不僅談紅學，更談政治形勢。

1979年12月12日下午3時半，正在寫字臺前趕寫《我對曹雪芹上舞臺或上銀幕的看法》一文的吳恩裕，心潮洶涌，心臟病突發，昏倒在地，再也沒有拿起筆。這篇后來于1979年12月26日發表于《文匯報》的遺作，已經寫到第18頁，稿紙上還留下一道淺淺的筆跡劃出去的痕跡。

此時，吳恩裕度過70歲的生日剛剛兩天，一代政治學家、紅學家，終于油盡燈枯，告別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