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生活選擇

一

2000年，父親（皮埃爾·特魯多，加拿大第15任總理）去世后，我并不想涉足政治，我想回溫哥華繼續教書。我無法接受，父親——我生命中舉足輕重的人——已離我而去。

葬禮之后的幾天里，我依稀記得曾有人勸我為自由黨競選，但我明確表示對此毫無興趣。我珍視自己的教學事業，也擅長此道，教學生涯使我改變了許多。也許將來有一天我會步入政壇，但這必須按我的想法來。我與傳統的政治圈子格格不入。我十分清楚，我的姓氏比我說的話、做的事有分量得多。我從來不是青年自由黨人，也沒參加過自由黨大會或其他活動。那個圈子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

我回去繼續教書，淡出公眾視線，回歸自己的私人生活。我利用自己的新公眾形象宣傳我所信仰的事業，但大部分時間里還是要想辦法保持低調。

我父親的老朋友雅克·埃貝爾推薦我加入卡提馬維克基金會董事會。該基金會是他20世紀70年代末推動建立的加拿大全國青年服務項目。說真的，我有點兒驚訝這個項目居然延續至今。我記得，馬爾羅尼政府曾想砍掉這個項目，當時雅克還是參議員，他為此進行了激烈的抗爭。在我任教的高中里，我看到學生們的確存在精神空虛的問題，我意識到青年服務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年輕人將有機會廣泛接觸社區并做些貢獻，這會讓他們認識到馬上就能身體力行地以積極的方式改變世界，而不必等到成人以后。

賈斯廷·特魯多

二

2003年6月，有人找我給星光兒童基金會的慶?；顒訋兔?。這是個大工程，托尼·貝內特負責音樂娛樂部分，貝琳達·斯特羅納克抱著普林斯·安德魯參加。我和其他兩個人共同主持那晚的節目，一位是媒體人西婭·安德魯斯，還有一位是迷人的魁北克省電視廣播主持人。我覺得自己以前見過她，她叫索菲·格雷瓜爾，我發現很難把目光從她身上移開，為何她如此面熟？

最后，我們終于有機會聊了兩句，索菲回答了我的問題。她曾是我弟弟米歇爾的同學，以前見過我幾次。我們之間相差4歲，對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這是很大的差距。我一直記得她的面容，當然，到了現在，4歲的年齡差距根本算不了什么。

索菲從三年級開始就認識米歇爾了，那時他們在蒙特利爾的蒙特耶穌瑪麗學校上學。后來，他們在布雷伯夫學校又有交集，索菲那時曾和米歇爾的密友約會。在索菲眼中，米歇爾是個心軟的叛逆者，熱愛戶外運動，憎惡拉幫結派。我深知布雷伯夫學校是個勢利場，但米歇爾卻為自己贏得了反抗勢利的美名。

米歇爾過世已有五年，可我的悲痛仍未消逝。不過，我的傷口已在愈合，足以和索菲一起笑著追憶米歇爾高中時的精靈古怪，而不至于失控痛哭。

那晚，索菲和我共度了一段美好時光，盡管托尼·貝內特表演時，幾個喝醉的客人很難安靜下來。事實上，我們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無能為力，我們那晚一直在聊天調侃。慶?；顒咏Y束時，我已明白她是個非常特別的女人，那晚過去了，她走了。

幾天后，她給我發了封簡短的電子郵件，說那晚見到我很高興，還祝我一切順利。收到她的消息，我很欣喜，可又十分情怯，沒有回信。我已經感覺到這次相遇不同尋常，這個女人非同一般，只是相約見面喝杯咖啡，也很可能讓我們的感情快速升溫，并讓我們情定終身。

我告訴自己，如果這是命中注定，那它必會發生，無須急于求成。果真如此。幾個月后的8月底，當我走在圣洛朗大道上時，突然從另一方向傳來一個聲音：“你好，賈斯廷！”

索菲！我轉身向她跑去，她就抱著雙臂站在那兒。我未及細想便脫口而出：“對不起，我沒回復你的電子郵件！”

她挑了挑眉毛。也許她并沒覺察出來，可我知道自己看上去就像一個刻意忽視她的壞蛋。

“我會補償你的，我帶你出去吃飯吧！”我提議。

“給我寫信，然后再說?！彼S意給了我個答案就走掉了。

我們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聊了幾周，我一直堅持約她吃飯，索菲最后終于同意了，可她提出要選一個我倆都沒去過的地方。因為要離開我的舒適區域，我給薩沙打了個電話，他的品味總是比我更大膽，他建議我去德盧斯的阿富汗餐館“開伯爾山口”。索菲喜歡這個主意，接下來的一周，我倆進展順利。她告訴我她的公寓在哪兒，“就在皮埃爾·艾略特·特魯多玫瑰花園前面”，她熱心地告訴我，說話時還眨了下眼睛。我從沒對她承認過，可我當時就決定必去拜訪。

我沒有真的駕著四輪馬車出現在她門前。我開過幾年大眾的捷達TDI，我住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時候，那輛車忠誠地載著我往返于溫哥華與蒙特利爾?？伤谀悄晗奶煲呀洷槐I，我卻沒下決心買新車。我一直開著米歇爾的舊福特烈馬，它寄托著我的感情，除此之外并無其他。米歇爾出事后，它曾在可卡尼冰川頂上伐木道路的冰雪下埋了一冬。我想了許多辦法，就是沒法除去它的霉味兒，索菲沒有抱怨，可她的確為此取笑過我。

晚飯時，她和我談天說地。聊著聊著，我們總會繞回米歇爾、我父親以及我們關于20世紀80年代的共同回憶。索菲不僅在小學時就認識米歇爾，而且和薩沙也有交集——他們有共同的朋友，經常一起滑雪。

我們的生活曾是兩條平行線，現在終于交會在一起。被一個女人吸引，總會有些原因，她要么機智，要么沉著，要么精明，要么漂亮。索菲擁有所有這些優點。我倆也都喜歡我們談情說愛的方式，索菲現在把它叫作“美好的局促不安”。然而，如果你心儀的對象不理解你的本質，那么表面上的吸引力根本不夠。很大程度上，我生命的推動力來自我的家庭，我再也見不著的父親和弟弟。索菲在我生活更幸福的時候就認識了我的家人，我被這個不可思議的女人強烈吸引絕非偶然。

最持久的愛情由植根于彼此交融的過去的所有事物織就，包括共同的價值觀和文化。這些事物無須言喻，也無法言喻。這使得遇到索菲不同于結識新人，更像是發現一個生命中的老朋友和夢中人。正因如此，那天和她共進晚餐后，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回蒙特利爾就是為了索菲，盡管此前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不想用過度浪漫的表白嚇跑她，把事情搞砸，所以我試著保持基本的冷靜。晚飯后，我們沿著亞瑟王子路的人行道漫步，邊走邊找冰激凌店。索菲說：“我們去唱卡拉OK吧！來吧，會很有趣！”

卡拉OK風潮已經不再，大多數流行酒吧早就把設備賣掉了。不過，我曾在蒙塔涅路看到過一家亞洲店還在為業余歌者提供服務，所以我們開著烈馬去了那兒，定了間私人包廂，坐在一起唱電影《紅磨坊》的配樂。索菲的歌聲十分曼妙，我則唱得一般。這沒關系，我徹底被她迷住了，明顯感覺自己輕松愜意，我以前極少允許自己這樣放任情緒。一時間，我覺得自己既脆弱又安全。所有喜悅之情匯集在一起，讓我失去了平衡，我真的撞上了酒吧外面的路燈柱子（那是我們第一次約會，我無法說服索菲相信我并非笨手笨腳之人。之后好幾年我再沒做過類似的傻事，這才讓她弄明白我那晚的狀態）。

我倆回到我的公寓，坐在長沙發上聊到凌晨。我們敞開心扉暢談，心也貼得越來越近。最后，我們聊到了各自悲傷的秘密，索菲告訴我她上高中時與貪食癥的戰斗和她作為家中獨女所經歷的孤獨，我則把自己亂糟糟的童年講給她聽。

當我們的首次約會漸近結束時，一個激動人心的想法席卷了我，索菲將是我約會的最后一個女人。這感覺如此強烈，我真的說了出來：“我31歲了。也就是說，我已經等了你31年。既然咱倆打算共度余生，那我們能不能跳過男女朋友的階段直接訂婚？”強烈的情感讓我們兩個人同時又哭又笑。此刻，我們兩個人心情激越，心境澄明，一時竟相對無言。我開車送她回家，一路滿心都是話卻什么都沒說出口，心里覺得很輕松。

我講這個故事時曾多次說到，過了幾周，索菲才意識到我是認真的;又過了幾周，她才意識到我是正確的。但于我而言，那時的決定是完全明確的，我對事情將如何進展了然于心、信念堅定。

我的朋友和家人非常喜歡索菲，我也愛上了她的父母。之后的一年，索菲和我在范霍恩大道附近合買了一所公寓，我生平頭一次和女朋友一起喬遷新居。我們一起旅行，在體能、精神、情感和智力上彼此挑戰，借由對方發掘真實的自我。

索菲擁有我所見過的人中最多彩、最能言、最激情、最淵博的心靈，她個性復雜，充滿矛盾。她是超級滑雪高手，足以應付雪山上最艱難的起伏，卻保持著溫和與優雅，閃耀著母性的光輝。藝術的創造力、幽默感、極強的自律性和專注力在她身上完美融合。她是獨生女，卻總對他人心懷好奇和關注。她的脆弱情感、聰穎心思和敏銳直覺都招人喜歡。我對她的愛也與日俱增。

2004年10月18日，我把她帶到圣雷米我父親的墓地，我靜靜請求父親的祝福，那天正是他85周年誕辰。幾小時后，在蒙特利爾老城酒店燭光搖曳、玫瑰滿屋的漂亮房間里，我請求她嫁給我，這樣我們就能在一起共建生活了。

此前那個周末，我曾去索菲父母在城北勞倫特圣阿黛拉的家里拜訪過他們。為了體現老式的尊敬姿態，我和她父親在林間散步時，我真的在他面前單膝跪倒在濕漉漉的落葉里，我請求他同意把獨生女嫁給我。帶著他一貫用于掩藏敏感的獨特而生硬的幽默，他說：“是，當然，當然?，F在，起來吧！你的褲子要濕啦?！?/p>

在壁爐前，我拿著戒指向索菲求婚，它裝在一個薩沙給我為此準備的俄羅斯古董漆盒里。這是個很好的姿態，是我弟弟對我讓索菲加入我們家這一選擇的歡迎。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刻，時間都靜止了，我等待她的回答，等待著。她微笑著，似乎在點頭，她眼中的淚光和我眼中的淚光交相閃爍。最后，我不得不催她給個明確的答復。不到一年，2005年5月28日，我們在奧特蒙特區的圣馬德琳大教堂舉行了婚禮。我們宣誓陪伴在彼此身邊，福禍與共、甘苦同享。

我們的婚姻并不完美，經歷過起伏。但索菲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伙伴，我的愛。我們彼此以誠相待，即使有時因此受傷。她制約我也激勵我，挑戰我也支撐我。有時候，她給予我奮斗的力量，有時候，她勸慰我停下來稍事休息。我們有幸相攜走過此生的旅程，即使時運變幻，我們的愛也會提醒我們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三

自由黨在2006年1月的大選中失利后，該黨領袖保羅·馬丁下臺。到那年春天，一場11人參與的領袖競選進展順利。我選擇與這場競選保持距離，但作為公共演講者，我在青年和環境問題上傳遞公民參與信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我確實在考慮，我是不是可以在革新方面為自由黨做些貢獻。我和索菲商量了此事，因為這一大步邁出去，可能導致影響深遠的結果。但我倆一致認為，既然我有能力做些貢獻，那么我至少應該提供幫助。

那年夏天，我的同事們和我走遍全國，聽取年輕人對政治的看法，特別是對自由黨的看法。我們的目標是出臺一份報告，針對自由黨如何鼓勵加拿大年輕人投票支持本黨提出建議。但聽了數百名年輕人的看法后，我得出結論：我們面臨的最迫切挑戰不是說服他們投票支持自由黨，而是讓他們去投票——不管支持誰。在我們的報告中，我的同事們和我提議，自由黨的首要目標應是改變年輕人的冷漠態度，說服他們參加選舉。至于他們在投票站是否想要選擇自由黨，那就要看自由黨及其地方候選人的本事了。

在我們的建議中，我們提議政治家們聚焦年輕的加拿大人看重的問題，包括教育、環境、外交政策及個人權利保護，以此吸引青年。我們還提議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青年志愿服務精神，以此弘揚“負責任的公民權文化”，并敦促加拿大選舉委員會與高中學校董事會一起在真正的聯邦選舉當天舉行模擬選舉。

那時我就想，正如我現在也正在想的，公民參與不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解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的必要手段。我們有重要的事務要處理，而我常常擔心，除非復興我們的民主政治，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合法方法?，F代民主不應該只限于公民以投票的方式為某種前景或某種解決方案背書，而應該從一開始就為構建有關前景和解決方案積極做出貢獻。對于民主改革而言，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改革往往被描繪為“氣泡里面的”問題，只有政客和渥太華人關心，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對我們民主的失敗，感受最為強烈的人無論身心都離渥太華遠得很。

對那些希望給自由黨注入新鮮活力的人來說，2006年12月在蒙特利爾舉行領袖選舉大會是件鼓舞人心的事。這次大會遠不是加冕禮，也不是長期不和的黨內元老之間的決斗。大會是喧鬧的，出人意料地令人緊張，四位候選人——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鮑勃·雷、斯特凡納·迪翁和杰勒德·肯尼迪——采取了合法競選手段。其他候選人——肯·德賴登、斯科特·布里松、喬·沃佩和瑪莎·霍爾·芬德利——也都在會上獲得了足以對最后結果產生影響的支持。

回顧我向政治生涯的過渡，在蒙特利爾的那個周末確有重大影響。在此之前，盡管我曾花費一些時間在自由黨外圍工作，但還沒確信自己對政治事業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