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走出去”有多難？

趙靈敏

湯加是一個只有10萬人口的南太平洋島國，距離北京大概一萬公里。由于路途遙遠，大部分中國人根本就沒有聽說過這個國名，也沒有和這個國家發生過什么聯系。但事實上，這里有五六千名中國人，大部分經營超市、餐館和小生意。湯加每年有一兩億美元的僑匯，湯加人天生愛消費，中國人天生愛掙錢，所以這些僑匯很大一部分來自中國人。但掙了錢的中國人一不在島上投資，二不在島上置業，三不在島上消費，而是全部匯往了國內，因此引發了當地人的不滿。

2012年4月《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詳細介紹了中國在湯加的影響力：中國持有湯加62%的外債，湯加欠中國兩家國有銀行的債務相當于經濟規模的四分之一。在這里，很容易找到中國援建的體育場、議會大廈、政府辦公樓、警察局等大型工程。但湯加人對此心情復雜：一方面對中國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心存好感，另一方面卻對華人移民的涌入抱著排斥的態度。另外，中國援建的道路有些沒有應有的排水設施，結果下雨時路邊房屋都被淹了；宏偉的公共建筑也不適應熱帶海洋性氣候，無論是空調費還是維護費都很高，這也讓湯加人有些失望。

另一個例子是伊拉克。2003年，美國發動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并在伊拉克駐軍，大家都認為美國是無利不起早，無非眼饞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因為伊拉克探明石油儲量約1150億桶，約占全球探明總儲量的10%，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居全球第三位。但伊拉克戰爭結束十幾年來，中國卻成了伊拉克石油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伊拉克戰爭結束至今，伊拉克政府共進行了四輪石油對外招標，中國已成為伊拉克石油和天然氣領域最大的單一投資國。中石油于前兩輪招標中獲得了伊拉克南部的魯邁拉、哈法亞兩個油田的標，還通過早期與伊拉克政府的協議，以旗下公司參與運營巴格達中南部的艾哈代布油田；中海油獲得同屬南部的米桑油田權益，并于2012年進入項目回收期；中石化則于2009年通過對瑞士Addax公司的收購交易，獲得基爾庫克地區的油田權益，是中國公司在伊拉克北部唯一的石油項目。

除了石油之外，中國在伊拉克的投資還包括上海電氣在伊拉克的發電項目、中興通訊在伊拉克的電信設施項目、中國建材承建的水泥廠以及中水電等中資承包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等。目前，中資企業在伊拉克的員工約一萬人。另外，還有為數不少的中國人在伊拉克從事商貿、餐飲等生意。目前，來自中國的服裝、工藝品、自行車、五金、文具、玩具、日用百貨、電腦配件等日用品在伊拉克的市場占有率高達90%以上。日本《外交學者》雜志就認為，B&B（北京和巴格達）貿易軸心正在形成。

中國在湯加和伊拉克的存在和影響力，是中國全球影響力的一個縮影。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自2001年提出“十五”計劃開始，中國啟動了“走出去”的國家戰略，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對外投資，帶動商品和勞務出口。2003年至2012年這十年間，我國海外投資增長速度平均是41.6%，于2012年成為全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2013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而同期外商直接投資額為1175.86億美元，兩者的差額正在不斷縮小。2014年6月18日，李克強總理在英國發表重要演講時說，2015年至2020年這五年我國對外投資將要超過5000億美元。

但正如湯加的案例所展示的，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高歌猛進中，風險和煩惱也如影隨形?！爸袊髽I特別是民營企業‘走出去，70%以上不盈利?！敝袊隹谛庞帽ｋU公司總經理助理謝志斌在2014年的一次主題論壇上表示。

政治風險

中國企業“走出去”，首先面對的是政治風險，具體而言，就是相關項目是否給你做、承攬之后又能否順利進行的問題。各國的大型基礎設施和能源項目，雖然大都進行招投標，但顯然并不是完全的市場行為，在招投標過程中，雙邊的政治關系、來自其他國家的壓力、企業背后的政府支持，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這方面比較早的案例，是2005年中海油收購加拿大優尼科石油公司鎩羽而歸的案例。當時中海油的報價是185億美元，超出競爭對手雪佛龍公司的報價約10億美元；而就在此前的十幾天，海爾也宣布放棄以128億美元收購美泰克；2005年，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英國電信設備制造商馬可尼公司展開了兼并談判，但其后在政治力量的干預下音信全無；2006年，中國移動以53億美元左右的報價競購米雷康姆國際移動通信公司，卻中途放棄；2011年9月，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參與建設、投資額達36億美元的緬甸密松電站工程因為緬甸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被突然叫停。

而在2014年，土耳其軍購案的無疾而終和墨西哥高鐵招標結果的被取消，是較新的兩個案例。自從2013年下半年土耳其公布將會從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總公司購買遠程導彈防御系統以來，土耳其對華軍購的協議一波三折，直到今日仍然沒有能夠成功簽訂，這與來自北約的壓力有很大關系。而中國鐵建參與的墨西哥高鐵項目，更是在宣布中標的三天后被取消，這同樣和墨西哥國內政治的變化有關。

中國企業承攬的尼加拉瓜運河項目，未來也可能面臨政治上的考驗。尼加拉瓜運河項目能在2014年12月22日開工，關鍵是總統奧爾特加的支持。奧爾特加是游擊隊領袖出身，對中國比較友好，再加上振興經濟的考慮，所以青睞中國公司。但尼加拉瓜反對派一直批評奧爾特加及其家族通過此項目收受回扣、中飽私囊。此前幾個月，因為運河征地問題，尼加拉瓜相關地區的農民已經進行了兩次示威，并和警察發生混戰。而尼加拉瓜會在2016年進行大選，一旦奧爾特加下臺，加上民眾的反對，運河項目能否繼續就面臨變數。

對于企業海外投資來說，政治風險差不多是不可控的，因為它更多來自兩國的政治關系。要化解這種風險，更多要靠政府之間的良好關系和斡旋能力。

經濟風險

經濟風險則主要體現在環保風險和盈利的風險上，這些都跟一些中國企業和中國人在國內養成的不好的習慣有關。

2013年6月發生在加納的中國人非法采金事件就是一個例證。加納原本叫作黃金海岸，黃金開采有悠久的歷史。最近幾年，隨著世界市場黃金價格不斷飆升，加納成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淘金者的夢想之地。但根據加納法律，25英畝（1英畝約為4046.86平方米）以上的金礦為大礦，可由國外公司開采；25英畝以下的為小礦，只能由加納本地人開采。而由于中國采金公司、機構普遍規模較小，大部分原本無法擁有開采許可證，于是他們就鉆“外國人可以提供相關技術支持和設備保證”這一條法律規定的空子，并使用賄賂等手段把相關的手續擺平。更糟糕的是，這些采金者使用化學原料淘金，毀壞了大量農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

尼加拉瓜運河也有環保方面的隱憂。運河要經過尼加拉瓜湖，該湖的平均深度在10米左右，小于大型貨輪通航所需的25米，需要進行湖底加深作業，這會對湖泊水質和周邊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影響，而人工貫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可能會引發物種入侵等生態災難。此外，運河還會經過一個著名的自然保護區，該保護區是120余種動物的家園。隨著工程的全面推進和環保問題的進一步顯現，尼加拉瓜政府和民眾的態度都可能發生變化。

盈利風險則要求企業在招投標階段注重經濟效益，不做賠本買賣?，F在，大量國企到海外投資，很多時候秉承的是一套好大喜功的邏輯：以極低的價格投標，只求中標以彰顯政績吸引眼球，賠錢也要賺吆喝。

2009年，中國鐵建以17.7億美元承攬了沙特的麥加輕軌工程，這一價格甚至遠遠低于沙特當地鐵路建設公司27億美元的出價，最終這一“中沙兩國的標志性項目”虧損41億元人民幣。2014年，中國鐵建又投標墨西哥高鐵工程，210公里高鐵建設的合同額僅為178.53億元人民幣，而117公里京津城際高鐵的建設費用是197億元。墨西哥的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其高鐵項目里程比京津城際多了近100公里，但前者的投標價格居然低于后者?？梢灶A測，如果承建，虧損至少在百億元以上。幸好投標結果最終被墨西哥政府取消，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恐怖襲擊的風險

1994年8月15日，中國在阿爾及利亞工作的一名工程人員和一名翻譯被恐怖分子槍殺，這是已知的較早發生的針對中國平民的恐怖活動事件。從近幾年的情況看，這類事件往往針對的是中資機構在當地的工作人員，手段殘忍，導致的傷亡人數多，并伴隨著政治目的，發生地點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反恐前線國家和非洲為主。而在2014年，類似的事件發生了多起：4月18日，兩名中國工程師在蘇丹西科爾多凡州遭武裝分子綁架；5月中旬，10名中國工人在喀麥隆遭極端組織“博科圣地”綁架；5月21日，一名中國工程師在利比亞第二大城市班加西遭槍手射殺。這顯示了這類事件的一個新趨勢，那就是發生在非洲的針對中國人的恐怖襲擊事件這幾年有明顯增加之勢。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處于封閉狀態，對外戰略以革命和意識形態為先，不需要在全世界找能源，也沒有能力在全世界進行投資。在處理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上，不但沒利益沖突，而且經常勒緊褲帶給予大量援助，因此在那個階段，中國不是恐怖襲擊的對象。但到了今天，中國的利益已經遍布全世界，與其他國家和群體的利益碰撞非常頻繁，遭到報復和打擊也就不可避免。除非中國退回到封閉狀態，否則就得面對這樣的現實。就像20世紀70年代在海外被綁架的大多是日本人一樣，這是個無可避免的發展階段，也是中國成為一個大國必須付出的代價。

而對于中國的企業和政府來說，出于現實利益的需要，即使有風險也必須留在那里。中國近年來的能源需求急劇增加，2013年9月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在這種情況下，在全世界尋找能源就成了政府的急務，而國企是當然的推手。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一些地方的安全環境有一定風險，這些企業也必須迎難而上。在類似的利益面前，很少有國家會因有恐怖襲擊而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