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人或將令人類進入“原子化”時代

克雷格·蘭伯特

美國國立藥物濫用研究所資助過一個研究項目，我的職責就是采訪海洛因吸食者及其他毒品依賴癥患者。研究結果當然在意料之中：所有被采訪者幾乎都表現出明顯的精神病癥狀。很多人甚至患有抑郁癥或其他精神病綜合征。即便如此，相當多吸毒者對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是感到非常滿意。他們既不煩惱，也不覺得壓抑。他們認為，眼下的生活很有意義。唯一的問題就是，他們和正常人的交集越來越少。

這種與大腦以外的“真實世界”聯系的重要性，無論我們怎樣強調都不為過。相互關聯性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在一個健康的自然棲息地里，所有生命體相互依存，每一個生命都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無論植物還是動物，確保其生存的最可靠方式，就是為周圍的其他生物提供生存條件。當一個生物體逐漸被它所處的生存環境邊緣化，對周圍其他生物的生存可有可無時，它就失去了在環境中應有的位置，并將逐漸走向滅亡。作家愛德華·摩根·福斯特對此做出了最精辟的總結：唯有聯系才是最重要的。

如同我們周圍的氧氣一樣，溝通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喪失了溝通能力，你就無法了解他人，也無法讓其他人了解你，這或許是所有人類悲劇的根源。在監獄里，最難熬的懲罰未必是肉體的折磨，被關進禁閉室才是最殘酷的懲罰。一個與社會切斷一切聯系的人，必將變得越來越危險。我們曾聽說過很多這樣的新聞：有些瘋狂的人仿佛中了殺人魔咒，在校園里肆意開槍射擊，或是實施其他駭人聽聞的暴行。這些悲劇背后的某些因素似乎不難揣測，至少可以肯定，這些暴徒都是孤僻的人。

只要溝通出了問題，社會組織就無法正常運行，比如家庭、球隊、營銷部門或學生團體。那些把自己封閉起來的人，不可能與其他人或某個集體合作。與外界失去聯系的團隊，無論是球隊的后衛線，還是董事會，最終都無法運轉和破裂。

當然，我們不能把獨處與孤立混為一談。我們大量的時間都是一個人度過的，靜靜地思考問題，為自己的家安裝窗戶，繪制水彩畫，吹薩克斯，或是讀書。這種獨處是一種難得的休閑，常常能帶給我們無限的收獲。獨處會提高心靈的境界，因此，我們經常會選擇獨處。

但孤立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而是外界的拒絕、喪失聯系、對自己的失望或是某種制度強加給我們的。很多事物可以把我們孤立起來，它們并非全部源自我們自身或社會群體。任何經濟模式和技術，只要在本質上減少了溝通，就有可能把人孤立起來，其中就包括影子工作。

作為群居動物，人類經歷了數百萬年的進化。從狩獵群居的部落，發展到農業社會，再到封建社會，人類曾經生活在部落、宗族和各種大家庭的環境下。直到18世紀，人類都不曾孤獨過。按照歷史標準，即便是由母親、父親和孩子組成，而且生活在獨立住宅中的當代核心家庭，也是與社會相割裂的，因為這些家庭成員與他們的祖父母、叔叔、姨媽、表兄妹及其他親屬是分開的。就個人來說，我還算幸運，因為我生活在一個傳統的家庭中，我父親的所有兄弟姐妹及其家人都居住在幾英里的范圍內。

這種傳統的社區概念逐漸淡化了。近幾十年，獨自生活的老年人數量已達到歷史的最高峰，尤其是在美國的城市，這種現象更加明顯。在亞特蘭大、丹佛、西雅圖、舊金山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至少有40%的家庭只有一名家庭成員，在曼哈頓和華盛頓特區，這個比例已接近50%。在其他國家，這個比例甚至更高：巴黎已超過50%，斯德哥爾摩甚至超過60%。

盡管這種現象對房地產市場有益，但它也意味著，人們與其他人聯系的時間正在減少。在出版于2012年的《群體性孤單》一書中，作者雪莉·特克爾描述了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人們過度沉迷于社交媒體和數字娛樂，以至于彼此不相往來。佛羅里達州塔拉哈西的社會工作者艾利斯提到：“我曾看見三個小女孩肩并肩地沿著馬路走過來，她們彼此之間一句話都不說，甚至根本不關注其他人的存在。每個人手里都拿著一部智能手機。對我這一代人來說，這種做法顯然是不禮貌的?！?/p>

如今，人們的耳朵里始終塞著耳機，聽到的只有音樂世界的聲音，對周圍的聲音卻充耳不聞。這種現象說明，娛樂技術已經將耳塞使用者與周圍社會隔離開來。因為技術的普及，音樂和電影的個體化體驗正在取代那些由大量觀眾共同觀看的演出。

遠程辦公和計算機的普及意味著，人們在工作中通過電腦屏幕和電子郵件進行的溝通要遠多于當面交流，電話與當面溝通已被大大減少，直接對話成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在這種情況下，顧客和機器人代替超市收銀員和加油站加油員承擔起服務性工作，進一步減少了人們之間的溝通。影子工作讓我們習慣于享受孤芳自賞的滿足感，但這種所謂的自立是有代價的。正是每天的交換行為、彼此帶來的快樂以及與服務人員的閑聊，讓我們的鄰里之間、我們所在的社區和城鎮凝聚到一起。在2009年出版的《發現潛在的貴人：開發和用好陌生貴人的秘訣》一書中，作者梅琳達·布勞和卡倫·菲格曼闡述了人際交往的重要性：這種聯系已經不再強大，但對我們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在學校里的成功乃至集體生活中在社交上獲得的滿足感來說，仍然非常重要。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在1973年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弱紐帶的力量》，進一步重申了這一點。他在文中指出，與朋友或親戚等關系親密的人相比，我們在找工作時反倒會更依賴于關系較為疏遠的其他人，即那些“聯結程度”較弱的人。當然，“弱聯結”的一個優勢就是數量眾多。

機器人正在摧毀人類的這種生存結構。這些具備“互動”能力的機器人無法真正地互動：它們永遠不會頂嘴。使用自動售貨機時，從事影子工作的顧客可以控制自己的交易節奏，無須適應其他生命體發出的反饋。這些影子工作者被封鎖在“自給自足”的世界里，在自動售貨機面前，他們可以一言不發，幾乎完全規避與真人的交流。

此外，自動售貨機需要的只是信息，這就徹底消除了交流的情緒和情感，至于精神層面的體驗就更加談不上了。自動售貨機的使用者可能會變得像機器人一樣：沒有感情和情緒，甘當數據的奴隸。這種互動方式逐漸被人們所接受，甚至演變成一種模式，讓人們習慣于像對待機器人那樣去對待人。機器人或許也能形成某種行為模式，導致所謂的“阿斯伯格綜合征”（一種泛自閉癥障礙，其重要特征是社交困難，伴隨著興趣狹隘及重復特定行為），并最終造就自動化社會。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完善機器人技術。在人類面前，今天的機器人已在很多方面占據優勢，而且成功地接管了制造業，將人類變成了它們的奴隸。

在社會學領域，人類溝通紐帶的斷裂現象被稱為“原子化”。這是一個采用化學術語的比喻：以前依靠“分子”凝聚在一起的人類，正在分裂為相互游離的更小單位，或者說“原子”。社會原子化為社會狀態的異化提供了舞臺，比如“社會失范”，這個詞來自法國社會學家愛米爾·杜爾凱姆出版于1897年的經典著作《論自殺》（Suicide）。

歸根到底，社會失范的內涵在于社會規范與共同價值觀的崩潰，使得社會秩序失去了支撐。社會失范有可能導致社會道德異常，或者說，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的退化。一旦人類失去了共同的生存前提和價值觀，這些新的“原子化”個體就會接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倫理思維，采取以自我為中心、以個人利益為終極目標的行為。

這聽起來或許有點像企業家的創業精神，甚至近似于所謂“極致個人主義”的范本，但它們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從定義上說，企業家必須了解市場，而且真正的個人主義者同樣需要與社會聯系，比如愛默生所說的新教徒，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天主教徒，他們就不可能去反對天主教徒。相比之下，原子化和社會失范的內涵是通過切斷聯系的方式忽略集體的客觀性。這就有可能帶來普遍存在的社會病態行為。有些社會學家甚至媒體界人士都認為，這種社會病態行為或許已經出現。很多社會現象就是這種疾病的表征：頻繁爆發的校園兇殺案；恐怖分子實施的暴行；被社交媒體不斷激化的青少年欺凌事件；少數精英人士占據絕大部分的社會財富，其他人收入停滯，但我們對這種收入分配失衡問題束手無策；少數富豪控制工業化民主國家的政權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樣一種社會崩潰的狀態下，唯一行為正常的參與者或許就是機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