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求真 立足本土
——“廣西非遺項目中的多聲部音樂研討會暨廣西南寧第五屆ICTM多聲部音樂學術研討會”述要

楚 卓 肖 艷

（1,2.廣西藝術學院 藝術研究院，廣西 南寧 530022）

多元求真 立足本土
——“廣西非遺項目中的多聲部音樂研討會暨廣西南寧第五屆ICTM多聲部音樂學術研討會”述要

楚 卓1肖 艷2

（1,2.廣西藝術學院 藝術研究院，廣西 南寧 530022）

為深入傳承廣西非遺項目中的多聲部音樂，積極拓展非遺項目與高校研究合作平臺，由廣西文化廳非遺處、廣西藝術學院及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CTM）多聲部音樂研究組共同主辦的“廣西非遺項目中的多聲部音樂研討會暨廣西南寧第五屆ICTM多聲部音樂學術研討會”于2017年5月7～12日在廣西藝術學院順利召開。這是ICTM多聲部音樂研究組第一次來中國交流，是一次跨國界的區域研究合作學術盛會。該研究組20多名成員與北京、臺灣、江西、廣西等地區的學者齊聚一堂，開展了五個專題研討。廣西壯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臺灣布農人的民間藝人，及廣西藝術學院民族藝術系學生、廣西藝術學院合唱團，進行了多聲部音樂展示。此次研討會詳細闡述了有關多聲部音樂研究的各種問題，從非遺視域進一步闡發了多聲部音樂研究的意義，為推進中國與世界各國多聲部音樂的學術交流，發揮了積極作用。

廣西；非遺；多聲部音樂；ICTM多聲部音樂研究組；壯侗語各民族多聲部民歌

“廣西非遺項目中的多聲部音樂研討會暨廣西南寧第五屆I CT M多聲部音樂學術研討會”于2017年5月7～12日在廣西藝術學院隆重召開。開幕式上，廣西藝術學院院長鄭軍里教授、I CT M（國際傳統音樂學會）多聲部音樂研究組主席阿迪亞·艾哈邁達加（A r di an A h m e d a j a）博士先后致辭。來自奧地利、意大利、德國、馬來西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格魯吉亞、俄羅斯聯邦、越南等國家的I CT M多聲部音樂研究組成員20余人，中國北京、臺灣、江西、廣西等地區的8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進行學術研討。廣西壯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臺灣布農人的民間藝人，及廣西藝術學院民族藝術系學生、廣西藝術學院合唱團，進行了多聲部音樂展示。此次研討會由廣西文化廳非遺處、廣西藝術學院及I CT M多聲部音樂研究組共同主辦，廣西藝術學院藝術研究院和廣西藝術學院國際交流處承辦。會議受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內外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來自中國音樂學院、沈陽音樂學院、江西師范大學、廣西民族大學等高校的教師及學生前來參會。此次研討會為推進中國與世界各國多聲部音樂的學術交流，起到積極作用。

一、多元求真的學術探討

此次研討會共有20位專家學者發言，主要圍繞五個方面探討：主題發言；不同研究背景下對多聲部音樂的理解、展示和定義；壯侗語各民族多聲部民歌研究；聲音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具體運用；多聲部音樂與聲音景觀；研究新領域及發展。研討的內容既有宏觀性、前沿性，又充分關注廣西本土多聲部音樂研究。

（一 ）主題發言

中國音樂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樊祖蔭教授發言題目是《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思維特征》。發言內容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思維特征；第二部分講述中西多聲思維的不同。首先，他指出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思維特征，即“各聲部以同一旋律的變體在橫向進行時作縱向的疊合，體現了分合相間的線性多聲思維模式”。其中“線性思維”指的是一種以線條為主要表現手段的藝術創作思維方式。中國傳統音樂注重橫向的線性思維，而西方音樂則更多地傾向縱向思維。其次他還指出，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旋律、變體聲部與織體形態之間形成了接應型織體、支聲型織體、主調型織體、復調型織體、鑼鼓樂的綜合型織體等五種織體類型，并強調支聲型織體是我國各族多聲部音樂中最基本的織體形式，廣泛運用于民歌、戲曲、說唱、民間器樂等。再次，對于中西多聲思維的不同，他用“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進行了精細的概括。樊祖蔭教授認為，“和而不同”中的“和”是一種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不同而和”表達的是“相互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才能造成最美的和諧”?！昂投煌迸c“不同而和”都符合事物對立統一規律，并在音樂上都追求“和諧”。但由于二者在“和諧”出發點、著眼點、認知的不同，也使得達到目標的途徑和手段不盡相同。這也造就了中西方多聲部音樂迥然不同的音樂文化，同時促進了世界音樂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音樂學院終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奧地利國家科學院音像檔案館前館長，布蘭德爾昆曲研究中心主任魯道夫·M.布蘭德爾（R udolf M.B ran dl）教授，發言題目為《安徽儺儀式鑼鼓空間與時間模式》。魯道夫·M.布蘭德爾教授以我國安徽貴池姚氏村落儺舞中的鑼鼓音樂為考察對象，充分闡釋神秘的韻律、曲式、音色與佩戴面具的舞者禹步（一種與傳說中的大禹有關的驅邪舞蹈）相結合的形態，并認為這種結合方式能使得村落祖宅得到凈化，因此指出世俗世界、安全世界和人格世界都能在儺舞中得到體現：“世俗世界是現實環境中的指向性世界；安全世界與人的生物功能、文明文化的需求相關；而人格世界則是記憶、遺傳等作用下的超自然構建”。從這三大世界觀出發，儺舞中的音聲深刻體現了當地群眾對人、神、環境（空間）三者關系的多維思考。其次，魯道夫·M.布蘭德爾教授認為音樂結構是由數字和圖形構成，因此通過中國古文獻上的一些數字圖案，嘗試將舞步、節奏、音程等關系和一些數字圖案相結合進行研究。發言中還播放了一段他1990年來安徽的采風視頻進行佐證，充分展現了儺舞中的原始樣態。

（二 ）不同研究背景下對多聲部音樂的理解、展示和定義

對多聲部音樂類型及其中可能蘊含的共同特征的了解，對不同時期和不同類型音樂創作實踐的研究，使得我們對包括多聲部音樂在內的音樂及其創作過程有著不同的理解。而多樣的理解源自不同音樂創作實踐中的元素、作者及其所處的學術背景傳統。

意大利學者伊格納齊奧·麥凱爾拉（I g na zio M a cc hi are ll a）發言題目是《協作式音樂創作》。他指出，多聲部音樂是一種協作式音樂創作，這種協作式需要通過一定的時間磨合和自身的體驗相結合，才能達到很好的交流效果，但同時在交流的過程中要注意思想的保密性，才能確保多聲部音樂的創作協調性。通過對這個觀點的闡述，他指出多聲部音樂中的“兩極分化”現象。這種現象表現在：多聲部音樂的構成整體是由個性特色鮮明的音樂要素組成，而每個音樂要素又是由獨立個體的人進行演唱或演奏。但不容忽視的是多聲部音樂通常是有兩人或多人同時演唱或演奏的，個人特點被弱化，無法體現個人表演者的特點，因此他指出：“一方面，每個表演者對多聲部音樂作品的貢獻清晰可見，另一方面，表演者個體則喪失（或傾向于喪失）了自己的個性，成為‘集體’的一部分”。這正是“兩極分化”的重要表征，也是作者研究的新方向。通過對上述問題的闡釋，他以自身在科西嘉島和撒丁島上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展示了島上一些多聲部演唱組合的排練情景，并將“個體特色的合唱組合及業余的凸顯‘集體’音樂元素的合唱團”進行音樂創作的內容比較，更加直觀地說明“協作式音樂創作”的“兩極分化”現象。

馬來西亞學者林喬培（Cho n g P e k L i n）發言題目是《婆羅洲肯雅人多聲部聲樂類型與臺灣高山族和聲演唱傳統共性研究》。她以婆羅洲肯雅人和臺灣高山族的多聲部音樂傳統為研究對象，從兩地多聲部音樂蘊含的共性特征，溯源肯雅人與臺灣高山族的宗源關系。在頌史哥（K er i nt uk）和肯雅人舞曲（B e li an d a do）中有著不同的多聲部音樂演唱形式，在旋律、節奏、和聲和演唱者階層等方面都不同。這個現象在臺灣高山族中也有體現?？涎湃耸蔷幼≡谄帕_洲腹地的奧斯特羅尼西亞土著族群，而東南亞和波利尼西亞的奧斯特羅尼西亞人都來自臺灣。他們的多聲部音樂有著不同的音樂發展模式，關聯性不是很大。通過以上兩個案例，她強調：“多聲部音樂因為需要各聲部每位歌者的協作，故而在歷時的過程中最不易發生變遷”，并認為這些合唱歌曲可以追憶人類遷徙的印記。

臺北藝術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吳榮順教授發言題目是《臺灣布農人的復音歌〈八部合音〉（P as ibu t bu t）的慣時性研究與觀察》。他指出《八部合音》（P as ibu t bu t）是流傳于布農人的巒社群與郡社群之間的一首特殊傳統復音歌謠，是布農人音樂的圖騰，更是布農人特有的文化遺產。他通過臺灣布農藝人演唱與播放其父輩的珍貴錄音，自己將近30年的田野調查，以及個人對聲音人類學的理解，發現《八部合音》的音樂風格并不是受到西方音樂和教會音樂的影響而形成的，而是源于這種復音歌演唱傳統的貫時性。最后，他發出一個思考，即隨著時間的斗轉星移，人類思想和生活形態的驟變，《八部合音》的演唱現狀如何？優美的樂曲在穿越時空后，呈現出的不同的演唱風貌與新的美學思想能不能繼續發展？

（三 ）壯侗語各民族多聲部民歌研究

壯侗語各民族在中國包括壯族、布農人、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民族（系），在國外包括泰國泰族、緬甸禪族，老撾老龍族、泰族，越南泰族、岱族、儂族和印度阿薩姆邦阿紅泰人等，共計20多個民族（系），跨越6個國家。它們形成了一個歷史悠久的音樂共生文化圈。近年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音樂文化交流頻繁，其多聲部民歌在壯侗語各民族中，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本專題從其生存文化背景、音樂內在的共同特征、傳統的流變性等方面進行了討論。

廣西藝術學院楊秀昭教授發言題目為《壯侗族群二聲部民歌要略》。他指出，壯侗族群二聲部民歌有自己完整、成熟的雙聲觀念與豐富的曲目，歌唱的習俗與群聚性活動密切相連，而音樂形態的屬性包括“音列調式簡潔多變、雙聲織體包容多重、和聲音程古樸有序、曲體結構疊變回環”四個方面。他認為，傳承與發展民族文化必須沿襲其本源之根，方能弘揚其優秀傳統。因此，楊秀昭教授就民族音樂傳承發展關系，從雙聲觀念、歌唱習俗、調式音列、雙聲織體、和聲音程、曲式結構等六個方面梳理與解析，并播放了8首20世紀60年代前后錄制的二聲部民歌，如壯族的“比拉柳拉”、毛南族的“比臥勒”、侗族的“嘎良麗”等。其次，他認為，二聲部民歌在壯侗語系中的音樂審美體現在“唱歌要唱雙，成雙才好聽”。這種雙聲觀念的形成和確立與古樸的“二元觀”哲學思維是相一致的，兩個聲部之間彼此不同，但又彼此貼合。二聲部民歌與其生存環境共生，其使用范圍十分廣泛，是民族民俗活動的重要依托。最后，他結合譜例對二聲部的音樂形態做了詳盡的分析，總結出：壯侗族群二聲部民歌的樂音組織均為五聲性調式體系，主要有“四聲音列、五聲音列、五聲六音音列，既簡潔又多變”；壯侗族群二聲部民歌的雙聲織體，大致可歸納為“交融式二聲部、自主式二聲部、主從式二聲部、呼應式二聲部”四類。

廣西藝術學院楚卓副教授發言題目為《論廣西和臺灣多聲部民歌的異地同構性》。她介紹了“桂臺兩地的族群親緣性”，指出廣西壯侗語族和臺灣南島語系族群在“歷史遷移和族群淵源”方面具有千絲萬縷的關聯性，接著就“桂臺兩地多聲部民歌場域論”展開具體論述。首先是桂臺地區音聲的地理分布屬性，分別介紹了廣西和臺灣主要流行多聲部民歌的民族（系）及其歌種、歌腔、聲部組合等地域分布情況；其次是桂臺地區音聲的發生行為，總結出廣西凸顯交流性、娛樂性和競技性的多聲民歌，臺灣則多為群體性的祭祀歌舞音樂；最后，對比闡釋了桂臺兩地多聲民歌在旋律、節奏、和聲、研究術語等方面的同異性，認為桂臺兩地多聲部民歌不僅是相關古代語言文化發展的結果，而且在音樂形態、多聲思維方面存在諸多共性。

越南國家音樂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黎文全教授發言題目是《在當代生活中保護傳統音樂——以越南民族音樂和官賀歌為例》。黎文全教授首先介紹了越南民族的地理分布，及器樂、歌舞種類等民間音樂的基本情況。然后就越南北部、中部、南部民間藝術的演出場合、表演形式、唱奏技巧等特點展開論述，還列舉了各地傳統文化儀式特色和活動情景。最后重點介紹的是越南的傳統音樂——歌籌。他指出，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很多傳統樂種在表演形式上逐漸“模式化”，經過現代藝術的改造與加工，傳統藝術的生存空間逐漸縮小，如北寧省的官賀民歌、歌籌在音樂形態和演唱形式上從無伴奏、慢速、加花式唱法到有伴奏、隨意、無加花形式的變化。他認為這種新的唱法的出現和發展，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但同時，傳統的演唱模式也應當被傳承下來，在這方面，他肯定了越南政府在傳統文化保護方面做出的巨大貢獻。

江西師范大學劉雯教授發言題目為《羌族多聲部民歌研究》。她首先講述，羌族多聲部民歌的演唱以起音者（負責開頭調高與歌詞）和復音者（多聲配合起音者）構成，一般情況下后者是主旋律，且前者旋律不能低于后者，但歌唱者會根據自身嗓音情況或和諧需要而適當轉換聲部。由于聲部相互交替，旋律則會出現波浪般的形態。羌族多聲部民歌的歌唱訓練法也遵循從簡單到復雜、低音到高音的發聲習慣。接著介紹了羌族多聲部民歌音樂特征及“波浪交替式”合唱法在各歌種中的體現，如“尼桑敘事歌”“男人酒歌的‘應’和‘噢諾諾’”“唱不起了”等。另外對“哈依哈拉”山歌的圖譜進行了詳細講解，指出“波浪交替式”的合唱觀是羌族向往神圣音樂創造觀的真實寫照。最后論述了羌族多聲部民歌具有陰陽二元結構觀，其在起音（者）和復音（者）、上下句歌詞、上下句歌調的構建中都體現了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陰陽二元結構思維”。她還運用侗族民歌的“母固公變”、布努瑤銅鼓樂手的“公母追仿”、巴馬壯族銅鼓樂手的“母領公跟”和蘇州評彈“上固下變”的實例，指出這種“陰陽二元結構思維”普遍存在于中國民間音樂中，這也是人民宗教意識和文化形態的典型體現。

（四 ）聲音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具體運用：多聲部音樂與聲音景觀

多聲部音樂指的是幾種可以獨立存在的音樂自發的、同時發生的現象，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本專題主要是將這個現象和“音景”（Sou n d s c ape）相聯系，而“音景”中的重要元素則是“人類因素”，可以理解為聲音環境中可為人類感知的元素，即將一切人類發出的聲音符號視為主要的討論對象。

拉脫維亞學者安達·比特恩（Anda Beitāne）發言題目是《時間與空間中的Sui t i歌手的聲音——這是個競賽嗎？》。安達·比特恩教授首先介紹了拉脫維亞幾種典型的多聲部音樂創作實踐。她發現其中有兩組歌者對唱模式，即演唱過程中兩組歌者輪流演唱，然后同時演唱。這種模式經常出現在婚禮上，其間還會穿插一些幽默逗趣和相互調侃，因此在演唱時有一些歌唱的片段會讓人無法清晰聽見和理解，但這種混亂的演唱模式受到了當地聽眾的廣泛喜愛。對于這種“無序而混亂”的演唱方式并沒有明確的描述和定義，對其歷史源流更是無從了解。而安達·比特恩教授通過自己的研究發現，這種演唱模式大量出現在競爭和比賽性質的活動中，且歌詞內容大多為即興發揮，而評判標準會在演唱的開始便已明了，因此將其定義為“兩組競賽的歌者以演唱的形式開展的嘲諷對方的對話”。同時她還提出反思：這真的是一場競爭么？如今這種演唱模式被搬上舞臺，和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樣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安達·比特恩教授認為這種傳播形式和手段會導致歌唱模式的文化分裂，并提出應該把非物質文化遺產放到其原始的生活背景中，才能保證其傳播的純粹性。

愛沙尼亞學者珍妮·帕特（Z anna P art l as）發言題目為《賽圖（S et o）歌曲傳統中的多聲部音樂現象：以婚禮歌曲〈愛沙尼亞婚禮曲〉（K aas i ta m i ne）為例》。珍妮·帕特教授首先對于“復調音樂”進行了辨析，認為：“不同的音樂主體在相同的時間和空間中同時進行表演的形式被稱為復調音樂”，同時表明了“復調音樂”在其本質、目的、意義等方面的復雜內涵。接著以愛沙尼亞東南部賽圖（S et o）地區的婚禮歌曲《愛沙尼亞婚禮曲》（K aas i ta m i ne）為對象，進行“復調音樂”研究。珍妮·帕特教授介紹了這類歌曲的特點：“特定的一些二聲部歌曲（具有特定的曲調），由新郎的親人——稱為K aas ikud——在一對新人前往教堂前表演，通常由兩組歌者輪對演唱。在第一組歌者唱完最后的詞句前，第二組歌者開始演唱，接著，兩組歌者以‘卡農’式的相互‘追趕’的方式演唱，沒有任何旋律和形式上的協調”，呈現出一種“有意制造的可控的無序”的創作方式。珍妮·帕特教授通過研究分析發現，“復調音樂”的產生并不是簡單的娛樂性活動，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與食物獻祭有關，具有獻祭的功能，同時還起到了連接時空和人的紐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時空的界限，而在音樂上則表現為“同一曲目的引用”和“不同曲目的疊加”。珍妮·帕特教授通過展示，指出不同時期所呈現的音樂也不盡相同，早期《愛沙尼亞婚禮曲》歌曲沒有第二領唱者，晚期的錄音聽起來更為和諧，這種時間上的差異也導致了音樂的變化。最后珍妮·帕特教授得出結論：在《愛沙尼亞婚禮曲》中“協調與非協調”并存，而這種“無序性的表演”在愛沙尼亞婚禮歌曲中極具價值。

（五 ）研究新領域及發展

多聲部音樂是常見的音樂創作實踐類型，因此，以國別為基礎對其進行研究由來已久。在這方面，有些學者率先于2003年開始嘗試，其中包括國際傳統音樂學會的一些成員。他們在維也納音樂大學成立的民族音樂與民族音樂學研究所開展了關于歐洲多聲部音樂傳統的研究，研究成果被收錄于《歐洲的聲音1：巴爾干半島和地中海沿岸地區的多聲部演唱傳統》和《歐洲的聲音2：歐洲多聲部演唱傳統中蘊含的文化聆聽和本土話語體系》兩本書中（2011年）。部分研究成果還在國際傳統音樂學會全球大會的小組討論上進行了分享（2005年的謝菲爾德大會及2007年的維也納大會）。這些研究成果促成了國際傳統音樂學會管理委員會同意成立多聲部音樂研究組。2009年7月，委員會在南非德班市舉行的國際傳統音樂學會世界大會上通過決議成立多聲部音樂研究組①該研究組是國際傳統音樂學會指導成立（參見《國際傳統音樂學會章程》（1984年）第8段第i條）。國際傳統音樂學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導建立的非政府間、非營利性國際組織。。

本次研討會是多聲部音樂研究組成立以來的第五屆研討會，此前分別在意大利、阿爾巴尼亞、匈牙利和新加坡舉行。多聲部音樂研究組長期致力于研究、記錄多聲性音樂，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研究視域，促進多聲部音樂的發展。當今隨著多聲部音樂研究的日益成熟，原有的多聲部音樂概念不斷遭到解構，同時，研究對象也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和演化路徑，因此，本次研討會注重加強與各國、各地區本土演唱者、音樂家的合作，力圖從傳統、歷史、民族等方面拓展新的研究視域。

臺灣師范大學呂鈺秀教授發言題目是《垤施村中七重奏作品中的旋律特征研究》。她首先介紹了中國云南南部哀勞山區的一個村子——垤施，這里絕大部分村民屬彝族的尼蘇人支系。該村流傳著一支古老的合奏音樂，其采用四弦、三弦、二胡、笛子、草桿（蘆葦制作，自由簧片發聲）、巴烏和葉子等七種樂器合奏，其中四弦是整個器樂合奏中的主要樂器，而二胡、巴烏則可能是作為外來樂器存在，由于傳入時間較晚，音樂表現相對簡單。這種合奏組成的歌舞表演節目叫做“則比”，共有13個樂段：前面2段屬于附加表演，最后1段是沒有舞蹈的歌唱，中間的10個樂段是對應一種舞蹈動作的器樂。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這首口口相傳的七重奏作品旋律的多聲部音樂元素，通過解構它們的旋律模式，探討多聲組合的旋律特征。該樂曲為二元結構，由不同形式的固定音型部分和即興演奏部分組成，七種樂器各自不同的“固定”與“即興”在一個固定小節中協作完成。這種協作理念并不同于西方音樂的縱向和聲理念，而是基于“時間點”，即在相對完整的一個單元內（通常是八拍），將“固定音型（和聲的）與即興發揮（不協和的）”統攝其中。這實質上是一個“自由與約束的互補互利”的問題?！凹磁d發揮（不協和的）”多聲雜鬧，卻是藝人們個人技巧及樂趣的發揮和宣泄；而“固定音型（和聲的）”作為一種協和聲音，它對演奏者而言是約束的?！皠t比”能成為彝族尼蘇人歡聚娛樂時喜好采用的一種表演形式，重點即在于即興發揮（不協和的），這也是彝族尼蘇人情感釋放的窗口。

奧地利阿迪亞·艾哈邁達加（A r di an A h m e d a j a）博士發言題目是《阿爾巴尼亞本土多聲部音樂命名及釋義》。他分別論述了“多聲部音樂命名”和“音樂與文化認知”的重要性，提出重新審視早期研究者使用西方音樂術語命名本土音樂的問題。他以阿爾巴尼亞的“復調歌曲”為例，這個詞本指該國南部的多聲部歌曲，但是在阿爾巴尼亞的其他地區在談論這類歌曲時，有時也用這個詞來代替，后來為了加強音樂交流，北方地區也會使用一些南方地區人們慣用的音樂術語。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將這種現象都歸結到I s o-p olifo n i的條目下，意為“蜂鳴復調音樂”。但阿爾巴尼亞北部地區的語言、音樂等都與南部地區有著顯著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因此他認為，多聲部音樂的產生與人類生活的文化背景有著相輔相成的關系，多聲部音樂的命名在音樂創作者感知和詮釋自己的作品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為了辨識和定義該地區多聲部音樂作品和實踐特點的重要工具，地域文化、認知、語言、思想等都與音樂所要表達的內容和命名密切相關。

俄羅斯聯邦學者拉里薩·卡爾塔耶娃（L ar i sa Kh a l tae v a）發言的題目是《低音多重唱：起源及其在土耳其—蒙古民族傳統音樂中的流變》。拉里薩·卡爾塔耶娃首先以低音多重唱音樂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引出土耳其—蒙古民族音樂中的低音多重唱與天體演化理論之間存在一定聯系的觀點，并認為古代土耳其—蒙古游牧民族所產生的低音多重唱并沒有詳細的語義表達，只是遵循著自身發展的模式和規則，通過內部的統一性和原創性，與宇宙系統之外的枝干部分保持著一定聯系。通過這種聯系，我們便可以建立一個低音多重唱的語義模式。早期的這種語義模式和生活場景以及低音多重唱作品有著緊密聯系，這種聯系可以用聲學和泛音的形式來定義。因此，低音多聲部音樂在土耳其—蒙古人民心目中代表著一種具時間性、空間性和神秘色彩的功能特征。

奧地利學者烏爾里?！つΩ固囟鳎║ l r i c h M o r g enstern）發言的題目為《舊魯薩地區14世紀的三管風笛重構——以早期俄羅斯器樂作品中的多聲部結構為例》。烏爾里?！つΩ固囟魇紫葘υ撜撐牡难芯烤売蛇M行了論述：大諾夫哥諾德省的舊魯薩地處俄羅斯東南部，這里有豐富的海盜文化，同時政治經濟交流較為頻繁。2016年在這個地方出土一支風笛管，引來俄羅斯考古學家、民族音樂學家和國家風笛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和討論。烏爾里?！つΩ固囟髦饕獙Τ鐾恋倪@支風笛，從樂器機能、制作工藝以及可能產生的音樂特性進行分析闡述，并指出這支出土的風笛，在指孔的位置安排上與一般的風笛指孔位置的安排有別，因此在演奏上也是不盡相同的。烏爾里?！つΩ固囟鲗⒍砹_斯風笛演奏方式與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風笛演奏進行了系統比較研究發現，舊魯薩地區出土的風笛有著該地區的鮮明特色，和聲的產生和時間概念相關，風笛指孔的分布特點和拜占庭文化有一定的關聯，音樂風格與俄羅斯西北部的傳統音樂風格相似。對這支風笛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與歐洲中世紀音樂文化建立聯系，舊魯薩地區的這次考古發現使我們對中世紀時期大諾夫哥諾德省與歐洲中西部的世俗音樂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重要的是讓我們有理由再次討論俄羅斯音樂史上是否有多聲部音樂概念的存在。

德國學者格特魯德·瑪麗亞·胡貝爾（G ertr ud M ar i a Hub er）發言題目是《維也納樂音與慕尼黑樂音：標準齊特琴調音與舊式齊特琴調音對比及其對多聲部齊特音樂的影響》。格特魯德·瑪麗亞·胡貝爾首先介紹了阿爾卑斯齊特琴的特點，并指出齊特琴的結構特點使其能天然地演奏多聲部音樂。她從自身在巴伐利亞作為齊特琴演奏者的工作經歷出發，以安東·卡拉斯（A nt o n K aras）用齊特琴所演奏的《第三個人》為例，來探討使用同一把齊特琴用不同音調來演奏相同曲目而呈現的顯著差異，并且關注齊特琴演奏的指法、聲音引導、裝飾和伴奏，以檢驗不同的調音結果對演奏曲目呈現效果的影響。最后，她總結稱，在世界的演奏家中標準齊特琴調音的演奏者深受標準化上弦的影響，現如今很少能聽到舊式齊特琴非標準化調音的獨奏者演奏，目前這些傳統的齊特琴調音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式微，她也僅看到斯洛文尼亞的一些老藝人還在演奏，大多數年輕人都不會彈奏。一些專業音樂院校的師生通常也只學習標準琴的彈奏，世界的主流發展也認為使用標準化上弦的奇特琴調音方式是最佳的。但格特魯德·瑪麗亞·胡貝爾認為，這種使用標準化齊特琴調音的方式會逐漸使齊特琴的多聲部音色特點消失，因此她希望有關專家學者重視這個問題，并且對舊式齊特琴調音的演奏者及一些作品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

二、立足本土的多聲部音樂會

廣西是壯侗語族多聲部民歌主要聚居地，壯、侗、仫佬、毛南等諸多少數民族孕育了豐富的多聲部民歌，在廣西非遺項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多聲部音樂文化圈現象。為更好地展示與研究廣西多聲部民歌，本次研討會還舉辦了一場多聲部音樂交流會，通過視頻影像解讀、專家現場導聆、歌手演繹等形式，呈現多聲部音樂在當今社會中具有的民間本真性、高校傳承性、舞臺藝術創新性等多元化特征。

（一 ）專家現場導聆

廣西藝術學院楊秀昭教授主要從事音樂技術理論和民族音樂學的教學與研究，在廣西少數民族樂器和廣西多聲部民歌研究方面成就卓越。音樂會導聆時，楊秀昭教授從壯族民間完整的多聲觀念與豐富的曲目，解讀壯族多聲部民歌的藝術特色：音列調式簡潔而富于變化，形成多樣化色彩；織體形態包容多種模式，常將主調、復調與支聲融為一體；和聲音程古樸有序，尤以大二度音程的運用引人矚目，特別是終止式里的長時值碰撞再導主音，獨具一格；曲式結構以疊變最突出，疊中有變，變中重疊。他強調，研究多聲部民歌最關鍵的是尊重本民族的音樂觀與實際存在，在收集、整理和研究時一定要忠實于原樣，諸如名稱、記譜、演唱形式、沿用習俗等都要如實記載與解讀，千萬不要隨意加入自己的臆斷。比如，侗族多聲部民歌按歌唱內容可包含大歌、聲音歌、敘事歌、禮俗歌、踩堂歌、兒童歌、喉路歌等七大類型，而特色最突出的又屬聲音歌（嘎所），現在舞臺上演唱的基本上都是這一類，它們卻被“大歌”一詞予以概括，確實有待商榷。

中國音樂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樊祖蔭教授長期從事和聲學和中國傳統音樂的教學與研究，在中國多聲部民歌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樊祖蔭教授與廣西多聲部民歌結緣很深，自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就先后數次深入廣西壯族、侗族、仫佬族等地區采風，撰寫了多篇在中國多聲部音樂研究方面深有影響的文章。樊祖蔭教授指出研究民族音樂，首先要尊重該民族，比如他在《廣州音樂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發表的《豐富多彩的毛難族①當時把毛南族稱為“毛難族”。民歌》。多聲部音樂多與其集體性民俗活動密切相聯，兩者相輔相成，其藝術特色與該民族發展理念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

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吳榮順教授，其學術研究以民族音樂學為基礎，在復音音樂、音聲人類學、高山族音樂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吳榮順教授研究布農人音樂已有30余年，他認為任何一個研究都需要投注很長時間，應從“雙視角”深入了解田野對象，理解他們的想法，與他們生活在一起，最后，方能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廣西藝術學院民族藝術系莫曉文教授，在高校民族音樂表演人才培養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教學風格、工作思路和方法系統，為社會培養了多位聲樂表演藝術人才。她主要從多聲部音樂教學出發，認為對原生民歌不能用當下音樂學院學習聲樂的要求、標準來評判，應該從少數民族的審美出發，尊重他們的審美習慣、聽覺習慣，然后才能談技能、談聲音的訓練。

廣西藝術學院合唱指揮華山教授，指揮風格熱情細膩，其多次指揮合唱團參加國內外重大合唱比賽并獲得優異成績，如2014年帶領廣西藝術學院合唱團獲得第九屆中國音樂金鐘獎合唱比賽銀獎第一名。華山教授強調合唱團的聲音獨特性，認為聲音應該結合作品來設計，廣西藝術學院合唱團走的是民族化的道路，在作品的表現上也是如此。

（二 ）民間本真性

本次音樂會邀請到了廣西各少數民族多聲部民歌歌手和臺灣布農人多聲部民歌歌手。民間歌手深受當地風土人情和人文傳統的熏陶，至今保持著淳樸的表演風格，凸顯出較強的本真性。

壯族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國廣西境內。壯族多聲部民歌以二聲部為主，也有少量以三、四個聲部組成，主要分布在河池、南寧、柳州、崇左、來賓、百色等地區，至今傳唱的曲目有1 000多首。這種集體歌唱的傳統主要體現在“歌圩”活動中。根據不同的詞曲結構與流傳地區，壯族多聲部民歌，多被藝人以“雙聲”“雙音”“哈雙”“并唱”等稱呼，演唱組合形式以同聲重唱、合唱和群體對唱多見。音樂會上，來自百色平果縣的民間藝人黃秀珍、黃曉瓊展示了壯族二聲部平果嘹歌《三月歌》《妹隨清風會情歌》《思念歌》，民間藝人溫建業、黃利青等展示了壯族馬山三聲部民歌《朝著小康走》《見面歌》。歌聲讓我們仿佛置身于“歌圩”之中。

侗族分布在中國貴州、湖南和廣西的毗鄰地區。侗族是一個愛唱歌的民族，“飯養身，歌養心”的浪漫情懷一直是侗族人的樂論。20世紀50年代初在貴州發現侗族多聲部民歌，打破了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多聲部音樂的觀點。廣西侗族多聲部民歌主要分布在三江、龍勝、融水及羅城等縣。侗族多聲部民歌共有大歌、聲音歌、敘事歌、禮俗歌、踩堂歌、兒童歌、喉路歌等七大類（按歌唱內容分），是被學者研究最多的一個音樂品種。來自三江的侗族民間藝人楊佩清、覃現英等帶來了侗族多聲部民歌《松鼠歌》《傻姑娘》《高山美》。

毛南族主要分布在廣西環江、河池、南丹和都安等縣，尤以環江毛南自治縣為聚居點。毛南族多聲部民歌主要分為“歡”“比”“?！钡热N類型。當地所有多聲部民歌均由兩個聲部構成，因此被統稱為“雙聲”。許多學者從族群淵源、自然生態、審美情懷等層面，解讀毛南族民歌傳統與毛南人生活的重重“密碼”，閃爍著富有個性的體驗與思考。音樂會上，環江縣民間藝人譚月芬、譚會同等為我們展示了毛南族“雙聲”：“歡”“比”“?！?。這種即興演唱的形式也反映了民眾日常抒情的情景。

仫佬族主要分布在廣西隆林、天峨、南丹、羅城等縣。仫佬族多聲部民歌約萌芽于漢代，以行歌、踏舞、大混唱的形式為雛形，以族外群婚為導源?，F如今傳唱的二聲部民歌在各種“坡會”和廣場中進行歌唱交際活動。仫佬族人民日常講話用仫佬語，有時唱歌也用漢族客家人“土拐語”，這是古駱越文化與漢族文化交融的結晶。仫佬族只有多聲部民歌，沒有單聲部。歌腔以歌詞的句數或字數來劃分，如四句腔由四句歌詞構成，三十一字腔由三十一個字構成。來自羅城縣的民間藝人龍光利（仫佬族民歌非物質文化遺產自治區級傳承人）、蘆祖蘭等展示了《勞動歌》《情歌》《古人歌》。

布農人主要分布在臺灣仁愛鄉、信義鄉和三民鄉等地，是臺灣高山族中傳統祭儀最多的一個族群，有“小米開墾祭”“小米播種祭”“除草祭”“狩獵祭”等，素有“合唱民族”之稱，其音樂衍生自傳統部落生活。1943年日本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在國際上展示了臺灣布農人的八部合唱，獨特的多聲部和聲唱法改變了西方音樂學者的音樂觀。布農人崇尚小米，其小米祭典中祈求豐收的祈禱歌，到現今轉型成為特定一群歌者在文化表演舞臺上所演出的音樂曲目，其性質已趨向純粹藝術。這是一種來自天神眷顧的天籟復音。來自臺灣信義鄉的金明福、金文獻、金文彥、王國慶等10人展示了《背負重物傳訊歌》（M a zi L u m a h）、《獵 前 祭 槍 之 歌》（P i s l a h e）、《歡 樂 歌》（P as il a ubu）、《祈禱小米豐收歌》（P as ibu t bu t）。

（三 ）高校傳承性

廣西藝術學院于2008年開設了民族音樂表演（演唱）專業，2009年成立了民族藝術系，致力于挖掘本土獨特的民族民間音樂藝術資源，將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融入高等教育，培養具有全面音樂素養的廣西本土民歌傳承人、表演者和具有研究本土音樂能力的藝術人才，構建了一套包含理論研究人員、專業教學人員、非遺傳承人在內的多元教學體系，形成了一種開設特色專業、創辦民族音樂教育傳承體系的教學模式。音樂會上，民族藝術系學生展示了《東蘭壯族武篆調》《邕寧嘹啰山歌》《馬山壯族三頓歡》三首歌曲。

廣西藝術學院合唱團從民間藝術性和舞臺藝術創新性出發，展現了廣西地方音樂特色，同時凸顯了廣西少民族音樂文化多元特點。此次音樂會上的多聲部合唱音樂創作，將演唱與民族民間音樂素材開發相融合。合唱團帶來的兩首無伴奏合唱——壯族《黑衣壯的酒》、瑤族《蝴蝶飛》，以“和諧、清純、熱情、細膩”的演唱風格展現了廣西地區少數民族獨具特色的音樂元素，在舞臺上讓觀眾感受到了合唱的藝術魅力。

簡言之，本場音樂會形式別出心裁，視頻導覽、專家導聆、民間藝人展示、高校學生演繹等各個環節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理解的“成長、成為并成就”的生命過程。這個過程是一種理解，一種融入，一種情懷。多聲部音樂的傳承與發展，需要民間、政府、學校、社會、個人等多方面的關注，民間傳唱的藝人、研究學者、作曲者、教育者、學唱演繹的學生等多種身份的介入，民間音樂才能在當今社會生生不息?？梢哉f，這是一次跨越地區的多聲部音樂交流，也是一場促進廣西多聲部音樂傳承與發展的盛會。

余論

自由討論環節，專題討論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問題。I CT M多聲部音樂研究組主席阿迪亞·艾哈邁達加博士表示，這次研討會加入了很多新的成員，各位成員帶來了很多新的課題研究，對于挽救世界各國、各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從1910年開始，西方、日本已經開始關注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I CT M應該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緊密聯系，進行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其終極目標是致力于多聲部在各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中的保存與發展。德國學者格特魯德·瑪麗亞·胡貝爾談到應該把各個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后的問題提出來，然后商討出一個切實可行的保護計劃，并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不分國界的。意大利學者伊格納齊奧·麥凱爾拉強調了田野調查中調查者與被調查者關系的重要性，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要積極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力提倡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號召。拉脫維亞學者安達·比特恩教授則表示中國民歌是豐富多樣的，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也有很多。她認為，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就應該有相對應的文化名單，因此要在世界范圍內統計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應主要從人文方面進行保護和搶救。中國學者楊秀昭教授則指出，廣西地區不僅有多聲部民歌，還有多聲部器樂以及民歌與器樂結合起來的混合多聲部音樂等多種形式。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資料是比較系統的，不論是什么級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每個項目都有其名稱、傳承人、發展歷史等系統的資料。對于如何更好地繼承和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楊秀昭教授提出了研究的兩個著眼點：一是音樂本體的研究；二是從傳統文化、人文背景歷史等方面研究。中國學者楚卓副教授認為此次會議有很多新的觀點，達到了跨國界交流的目的，希望各國學者能夠更多地了解中國多聲部音樂，中國學者也進一步增進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多聲部音樂，進一步與I CT M多聲部音樂研究組展開交流。愛沙尼亞學者珍妮·帕特則由衷表示大家都認為歐洲是音樂的中心，其實歐洲是一種音樂的中心，我們可以從不同地方的音樂著手，尋找共同點。

閉幕式上，I CT M多聲部音樂研究組主席阿迪亞·艾哈邁達加博士發言。他首先重點介紹了國際傳統音樂學會及其多聲部音樂研究組的情況，I CT M致力于推進對世界各國傳統音樂和舞蹈的研究、表演、記錄、保護和傳播，同時經常組織學術會談、國際會議、研究組和研討會，其多聲部音樂研究組于2009年7月在南非成立。其次，對廣西非遺項目中的多聲部音樂研討會暨廣西南寧第五屆I CT M多聲部音樂學術研討會進行了總結，著重強調了此次會議的深遠意義。這是多聲部音樂研究組第一次來中國交流，通過對當今世界多聲部音樂發展趨向諸多問題的探討，他們對廣西多聲部音樂有了初步認知。他表示，希望以后有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最后，他非常感謝廣西藝術學院領導對本次會議的大力支持，對廣西藝術學院藝術研究院為本次會議的精心安排表示衷心感謝，會議的志愿者和同傳翻譯人員，敬業、專業的水平都給大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廣西藝術學院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曉寧教授主持閉幕式，他表示：“南寧是一個開放的城市，我們短暫的相聚，充分交流，進一步推動了多聲部音樂領域的研究，感謝各位專家給我們帶來諸多國際新觀點，歡迎各位再來！”

綜上，此次研討會圍繞五個主題，較為深入地探討了多聲部音樂的本體形態、文化與歷史認同、命名及釋義、聲音景觀等問題，從非遺視域進一步闡發了多聲部音樂研究的意義。各國學者求同存異、互惠觀點，讓廣大與會者受益良多，為推進中國與世界各國多聲部音樂的學術交流，產生了積極作用。

Onthe Truth Seeking Pluralisticallybased onthe Local Culture——Summaryof Fifth Symposiumof the ICTMStudy Group on Multi-part Music in Nanning,Guangxi

Chu Zhuo Xiao Yan

In order to deepen the Multi-part music in the Guangxiintangible project,and to actively expand the cooperation platform of the intangible project and the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Fifth Symposium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ltipart Music in Nanning,Guangxi"was held successfully from May 7 to 12,2017 in GuangxiArt Institute.It was co-sponsored by intangible office of Guangxiculture department,GuangxiArt Institute and the Multi-part music research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ICTM).The ICTM Multi-part music research group has come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and the symposium was a cross-border regionalresearch cooperation academic conference.More than 20 members of the research group,in which the scholars came from Beijing,Taiwan,Jiangxi,Guangxiand other regions,carried out five specialsymposiums.Folk artists from GuangxiZhuang,Dong,Mulao,Maonan,Taiwan Bunun,and the art students from the schoolof nationalartand the choir of GuangxiArt Institute,gave a Multi-partmusic show.The symposium elaborated on the various issues of Multi-part music research,further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Multi-part music research from the intangible view,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academic exchange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of Multi-part music that played positive effects.

Guangxi,Intangible,Multi-part Music,ICTM Multi-part Music Research Group,Folk Song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Zhuang and Dong People

J60

A

1003-3653（2017）05-0092-10

10.13574/j.cnki.artsexp.2017.05.011

2017-06-23

楚卓（1979～），女，湖南湘潭人，廣西藝術學院藝術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民族音樂理論。

（責任編輯、校對：李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