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記者”如何堅持職業操守

劉永加

眼下，網絡、微信平臺等新媒體的崛起，對視聽、平面等傳統媒體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和沖擊，而廣大新聞工作者依然堅守陣地，為黨和人民鼓與呼，傳遞正能量，令人肅然起敬。古代的“記者”是什么樣的呢？他們是如何堅守職業操守的呢？

風險很大的職業

其實，古代是沒有記者這個稱謂和職業的。我國古代被稱為報紙的是邸報，它最早出現在漢代，是專門用于登載皇帝的諭旨、詔書、臣僚奏議等官方文書以及宮廷大事等內容，最早寫在竹簡或絹帛上，后來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應用，才印在紙上。因為都是官樣文書，無需采訪報道，就沒有記者之說了。

直到晚清時期，大約19世紀70年代，正式的報紙出現，才開始有專職的采訪記者，起初叫“訪員”“訪事”“報事人”，到了19世紀90年代開始采用“記者”這種稱謂。

在古代最近接近記者職業的是那些秉筆直書的史官，稱為太史。在春秋戰國時期，就由他們來負責記錄帝王的日常事務及朝廷的大事，董狐、太史伯等為代表的好多太史，為了真實記錄當朝的史料，甚至遭到殺害。

據《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春秋時，齊莊公名光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設計殺了莊公，立莊公的異母弟杵臼為君，是為景公。崔杼也自封為相國，飛揚跋扈、專斷朝政。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崔杼大怒，殺了太史伯。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

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啊，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莊公之死寫成為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寫，也掩蓋不了你的罪責，反而成為千古笑柄?！贝掼虩o話可說，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

齊太史秉筆直書的故事，給后人很大的鼓舞和啟發。正是有了這種不畏犧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筆”“秉筆直書”這樣的成語，這是古代的“記者”們用生命代價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換來的最高美譽。

司馬遷仗義執言

后來，從西漢太史令司馬遷開始編纂《史記》，直到清代才形成了官修國史《二十四史》，這部皇皇巨著，卷帙浩繁，詳實生動地記錄了中華五千年歷史文明。成千上萬的史官史家繼承董狐們的優良傳統，堅持真理，秉筆直書，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汗水。他們同樣是古代最可歌可泣、名副其實的“記者”。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全身心地撰寫《史記》的司馬遷，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這年，漢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押運輜重。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批判李陵的罪過。漢武帝就此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范。

司馬遷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彼抉R遷的仗義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于是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最后司馬遷被處以最殘酷的宮刑，如此屈辱的刑罰，沒有擊倒司馬遷的信念，為了完成鴻篇巨制《史記》，他堅持活了下來，而且在大赦后，迅速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來。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司馬遷的艱辛努力下，《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

司馬遷的人格力量，鑄就了他的史書力度，從而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泰斗地位。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給他以高度的評價：“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彼抉R遷堅持真理、仗義執言、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界和新聞工作者的優良傳統?！妒酚洝芬虼吮霍斞阜Q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p>

萬斯同著史不受賄賂

在漫長的《二十四史》修著過程中，史家史官們大都能夠堅持實事求是，以史實說話，不搞以稿謀私。但也不排除個別謀私現象，頗受爭議的陳壽索米公案，就是一例?！稌x書》中就記載了，陳壽在寫《三國志》時，曾向丁儀、丁廙的兒子索取大米千斛，這兩人不給，得罪了陳壽，他就不給丁儀列傳。其人品和文品可見一斑。另外還有北魏的魏收，他編史時大量收受禮物和金錢，他所著的《魏書》，因此頗受后人詬病。

但是到了清初，卻出了一位不要國家俸祿，不收傳主后人賄賂，專心修成《明史》的史學大家萬斯同，堪稱古代“記者”操守嚴謹的第一人。萬斯同（1638～1702年），浙江鄞縣人，幼年聰慧異常，十四五歲時，他已遍讀家中藏書；十七歲那年，其父又送他跟諸兄一起受業于浙東學派的一代宗師黃宗羲，成為最得力弟子，熱愛明史的研究。后來有機會專門研讀了明十五朝實錄，為他以后編纂《明史》，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但是正如其師黃宗羲一樣，萬斯同也重氣節，不愿當清廷的官。1678年，有大臣推舉萬斯同為博學鴻詞科，他堅辭。1679年，大學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館總裁，又推薦他入館，他開始仍不愿去，但老師黃宗羲覺得這是挽救《明史》的好機會，勸他赴京。送別時，黃宗羲以“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奸賢托布衣”的名言相贈鼓勵他。當時，凡入史館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祿，但萬斯同赴京后，只寓居于徐元文家，不受官職，不受俸祿，以布衣身份入館修《明史》，擔任實際上的主編，前后達十九年。

萬斯同對《明史》情有獨鐘，研究深入，編纂嚴謹。所以萬斯同堅持史實至上，決摻不得任何渣滓。清代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載：有個運糧餉的官員，半路上遇到強盜，嚇得逃到山里而死。死者的孫子懷藏白銀，送給萬斯同，請求他把死者附在《忠義傳》里。萬斯同說道：“史家之筆是中流砥柱，歪曲不得。你想讓我當第二個陳壽嗎？”

一脈相承的是，后來萬斯同的侄子萬言，又參加了《明史》的編纂工作，專門負責寫明崇禎長編。好多當時重臣的后人，紛紛入京賄賂他，求他美化其先祖，以減輕其先人的罪責，萬言當即嚴詞拒絕說：“史家之筆金不換，你們不知道我的為人，難道不知道我叔叔的為人嗎？”賄賂的人羞愧而退。

正是有了這樣的氣節和操守，萬斯同編著的《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被看成除了“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以外最好的史著。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p>

后來因為種種原因，萬斯同的500卷本《明史稿》，被刪改編輯成332卷的《明史》，雖然沒有署萬斯同的名字，可是歷史是公正的，大家仍然記住這位布衣入館的一代史家萬斯同，對此最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