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時期有著怎樣的“國際交流”

王進鋒

商代（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時候，在今天的中國境內生活著很多不同的族群，他們之間有著一定的聯系。同時，他們也和今天中國境外的一些國家和族群發生著交往。這些交往見證了商代對外活動的諸多印跡，是研究3000多年前中華大地對外交往活動的重要資料，拓展了我們對那個久遠時代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觀察視野和研究思維。

推動朝鮮半島開化發展

商朝滅亡時，商朝的舊貴族箕子率領族眾來到朝鮮。根據史書記載，箕子這次朝見周武王路過了殷墟，看到昔日的宮殿已經坍塌，長滿禾黍，十分傷心，于是作詩：“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痹娭械摹敖仆?，指的就是商紂。殷遺民聽到這首詩后，皆痛哭流涕。

關于箕子走朝鮮，《漢書·地理志》 也有記載：“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谷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こ跞±粲谶|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條?？少F哉，仁賢之化也！”可見，箕子教朝鮮人民禮義、田蠶、織作，還制定了相關的禁令，極大地推動了朝鮮半島的開化和發展。

對于箕子來到朝鮮，朝鮮早期的史書有記載。根據《舊唐書》《新唐書》等文獻，當地人在多處建祠堂祭祀箕子。

到朝鮮王朝時期，朝鮮人對箕子的崇拜發展至頂峰?；映蔀槔钍险嗟囊幻嬷匾鞄?，箕子崇拜成為政事和禮儀中的一項重要內容。1396年，朝鮮使節權近在回答明太祖有關朝鮮開國歷史的問題時，作詩曰：“傳說洪荒日，檀君降樹邊，位臨東國土，時在帝堯天，傳世不知幾，歷年曾過千。后來箕子代，同是號朝鮮?！碧淳枪懦r的開國元勛，箕子在朝鮮半島建國，檀君朝鮮已經滅亡了。

從考古上看，商文化對朝鮮文化確實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舆M入時，朝鮮正處于從有文土器向無文土器轉變的時代。無文土器通常粗質無文、底部扁平，器具有石鏃、半月形石刀、石斧等。這些器具明顯受到了龍山文化的影響。另外，商朝的稻谷和干欄式建筑，也在這個時期傳播到朝鮮半島。

上世紀50年代，考古人員在日本山形縣的一處繩紋文化晚期遺址中，發掘了一把青銅刀。這把刀與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的大批青銅刀相似，只是日本青銅刀尾部的環有部分殘缺。專家認為，這把刀可能來自中國。

日本的220多處繩紋文化遺址中，還曾出土過環形石器。僅長野一個縣，就發現60多個出土地點。這些石器的使用時間從公元前5000年一直到公元前后的彌生文化中期，持續了5000多年。中國東北的遼寧、吉林也出土了類似環狀石器，使用時間大約從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后。另外，朝鮮半島也發現了環狀石器，年代比中國的還早。有人推知，這種石器是從日本經由朝鮮半島傳入中國東北的。

根據出土文物，可以知道日本從繩紋時代的中期后半葉（公元前2500年前后）開始，與亞洲大陸的交流日漸頻繁起來。但是，這種早期交流和后來不一樣，呈現出時斷時續的特征，并沒有形成固定、持續的交流。商朝處在這個時期的中間，當時中日交流的一條重要路徑就是通過朝鮮的中轉。

與東南亞存在商貿聯系

由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兩大部分組成的東南亞，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東帝汶等國家和地區。

在商王武丁妻子婦好的墓葬中，出土過幾千件海螺和海貝。經鑒定，這些物品中有一件是經過加工的阿拉伯綬貝。這種綬貝通常分布于我國臺灣、南海（廣東省沿海、海南島、西沙群島，最北分布至福建廈門東山）以及日本、菲律賓、暹羅灣、安達曼群島、錫蘭、卡拉奇等地。還有6880多枚貨貝，多分布于我國臺灣、南海（尤為在海南、西沙常見）以及阿曼灣、南非阿果阿灣等地。這些歷史物證說明，商朝與東南亞各地存在著商貿聯系。

1936年殷墟小屯村北出土的17088片武丁時期的卜甲中，有一版特大的龜腹甲，即 《殷墟文字乙編》4330、《殷墟文字丙編》184，其鱗板結構形態與常見不同。專家鑒定認為，這種物品產自馬來半島。此外，還有一版龜腹甲殘片名為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554，形態與常見的卜甲不合。經鑒定，它源自一種棕褐巨龜。這是一種分布于緬甸至印度尼西亞的大龜。

另外，越南永富省的馮原等地曾出土4件牙璋，年代在公元前17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之間。其形制的特點，與商代二里崗出土的牙璋特別接近。這意味著，商代與越南也有著一定程度的物質和文化交流。

受到西亞中亞文明影響

1975年，有學者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上，發現有65片黏附有紡織品，后經鑒定為棉纖維類之紡織品。這類纖維類紡織品“即土盧布，相當榜葛剌國所謂兜羅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也出有棉花，證明身毒貨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跡象”。

1986年，考古人員在四川廣漢三星堆發掘了一號、二號祭祀坑，里面出土了很多海貝。這些海貝，大小大約是虎斑貝的三分之一，中間有齒形溝槽。它們不產于近海地區，更不產于江河湖泊，只在印度洋深海水域出現。它們應該是從印度洋北部地區引入的，而且可能是古蜀人與印度地區直接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結果。

三星堆一號、二號祭祀坑還分別出土了13支、60多支象牙。一號祭祀坑里堆積的3立方米左右的較大型動物骨渣，則有可能是象骨。三星堆青銅大立人的立足青銅祭壇中層，由4個大象頭勾連而成。另外，距離三星堆不遠的金沙遺址，時代處于商周時期，其中出土的象牙重量竟然超過了1噸。專家認為，這些象牙并不產自國內，而是來自印度。

作為商代時期的文化遺存，三星堆遺址中出土了不少金面罩、金帶和青銅雕像。這些青銅雕像與西亞雕像夸張的藝術風格十分接近，金帶、金杖作為權力的象征也與西亞文明一致。所以，當時這個地區可能還受到了來自西亞、中亞文明的影響。

游牧文化和青銅文明互動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圖壁縣西南約75公里，有一處地方，當地人稱為“康家石門子”。1987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此發現了一處反映祈求人口繁衍的巨幅古代巖畫。

整幅巖畫最下部距地面2.5米以上，最上部距離地面有10米，東西長14米，總面積達120多平方米。在這片巖壁上，刻滿了大小不等、形態各異的人物形象。其中，大的高于真人，小的只有10至20厘米。人像有男有女，有站有臥，有穿著衣服的，也有裸露身體的，下面是很多小人的形象。整幅巖畫表達了古人希望人丁興旺的樸素愿望。

新疆、內蒙古等地巖畫中出現的對馬形象，與商代銅器銘文中某些符號相似。有學者因而根據商代銅器銘文的時代，來推定這些巖畫的具體創作時代，認為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相對可信。

在遙遠的伊朗西部扎格羅斯山地的盧里斯坦，自上世紀20年代起陸續發現了大量具有濃郁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青銅器，包括車飾、馬具、武器、工具、禮器、神像等。其中，有很多的通牌飾上有對馬形象，與新疆巖畫相似。這說明，在晚商時期，中原地區與內蒙古、新疆乃至今天的伊朗地區，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聯系。

而在俄羅斯南西伯利亞地區，有一個格拉茲科沃文化，屬于貝加爾湖沿岸早期的青銅文化，大致時間為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在這處文化遺跡的墓葬中，出土有白玉環。上面有數圈同心圓刻線和“馬蹄眼”（穿孔外大里?。?，與商代玉器形制相同。

另外，考古人員在俄羅斯伏爾加地區的塞伊姆文化發現了青銅矛、柄端裝飾有野馬的刀、空銎斧和白玉指環，和我國安陽地區出土的同類器物外形非常相似。俄羅斯葉尼塞河流域的卡拉索克文化遺址中，還曾出土一些青銅小刀和弓形器，形制與安陽地區的發掘品也很相似。

關于這些器物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前蘇聯考古學者吉謝列夫認為：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塞伊姆文化向東發展，傳播到中國境內，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安陽器物的發展。而安陽地區青銅器制作技術提高后，又反過來影響到現在的俄羅斯境內。不管真實的歷史細節是怎樣的，至少我們可以判定：在商代的時候，中國和俄羅斯的文化之間發生了相互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