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與非公共性：接受公平正義的承諾

荊文鳳，崔劍鋒

(黑龍江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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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與非公共性：接受公平正義的承諾

荊文鳳，崔劍鋒

(黑龍江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2)

羅爾斯公共理性是公民公平正義的理性表達，是公民在面臨公共性領域和非公共性領域沖突時的指導理念，進而達成共識，實現公民對自由平等的追求。非公共理性是市民社會的理性。羅爾斯把公共理性理論當作民主社會的公共政治文化，把其他各種合理論說當作民主社會的背景文化。

公共理性；公共性；非公共理性

羅爾斯批判市場經濟對私利的過分追求，進而導致公共性喪失，羅爾斯提倡恢復公共理性，實現公民自由平等的權利。

一、羅爾斯的公共理性有別于文化公共性

斯賓塞認為文化絕對主義究其實質是歐洲文化中心論，為什么歐洲文明就應該是全球文明的樣板，不按照西方文化模式構建的文化模式就是落后文明？斯賓塞主張文化相對論，認為任何文化均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歐洲文化中心論實質上是文化霸權論，而羅爾斯力求在文化差異當代世界，為平等正義尋求公共認同。羅爾斯堅持民主社會不能包容合理性論說，而只有按照公共理性共識達成的社會公平合作體系，才能確保實現公民的平等權利。

而羅爾斯的政治正義正在面臨加拿大哲學家泰勒承認的政治的挑戰，泰勒分析了加拿大魁北克要求保存民族獨特性的獨立運動。在羅爾斯的正義程序看來，文化的獨特性存在是不利于公平正義共識達成的。在民主社會里，合理論說應保持中立，保障公民公共共識的達成，實現公民權力上的平等。泰勒批判羅爾斯，羅爾斯不是看不到民主社會的文化差異性，恰恰相反，羅爾斯在為不同文化差異性生存的公民尋求公共共識的達成，擱置爭議，追求正義。羅爾斯的公共理性不是價值中立，而是確保公平正義的實現。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的價值中立不是文化價值中立，而是為了尋求政治正義的求同存異，強調不同文化的對話，達成公共政治共識。從這一點來說，泰勒和羅爾斯都在追求認同的政治，都是為了實現公民關心的平等權利。

泰勒承認的政治理論，是公民主體的自我認同的表述。泰勒承認個體的獨特性，但強調個體要服從公共認同。泰勒的認同政治是靠公民的坦誠交流達成的公共領域，泰勒試圖尋找第三條道路。

哈貝馬斯分析泰勒承認的政治理論提出的背景。冷戰結束后，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移民問題，如何理解政治認同，首先就要達成文化認同。移民在移民國家應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而跨國公司的觸角涉及全世界多個國家，跨國公司的員工因此成為世界公民。尤其是當今移民熱潮的高漲，移民如何融入移民國家也是哈貝馬斯和泰勒研究的主題。

哈貝馬斯和泰勒都在致力于研究這樣的問題，公民的權利能否達成公共認同？哈貝馬斯認為泰勒沒有認識到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內在關聯性。哈貝馬斯指出，公民達成共識是享有自由平等權利的基礎，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關聯性是依據交往行為理論確立的。哈貝馬斯和泰勒具有各自特點：泰勒努力尋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如何達成政治承認問題；哈貝馬斯要分析的是普遍適用的理論究竟存不存在，期望公民在交往實踐中達成共識。

二、公共理性與非公共理性

羅爾斯指出公共理性的政治價值具有區別于合理論說的三個特征：一是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二是公共理性是民主社會的政治指導思想；三是公共理性是公共政治文化之中內蘊的政治理性。

1.公共理性表達正義公平的價值取向

公共理性所表達的公平正義的政治價值不僅體現為民主社會的政治理念，還體現為公民共同的價值追求。為說明公共理性的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羅爾斯列舉了美國憲法序言所表達的公共理性的理念：“更加完美的和睦相處、正義、國內安寧、共同防衛、普遍福祉以及我們自己和子孫后代的自由權利。在這些價值之下，還包括其他一些從屬性價值。在正義價值之下我們還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權利、機會均等、關于歲入和稅賦的分配理想等等諸如此類?！绷_爾斯公共理性所表達的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不僅體現在公民與公民之間，還體現在代際公平正義。公共理性在維護妻子與丈夫享有的平等財產權，以及離婚之后孩子的撫養權問題等，就是公共理性公平正義價值取向的最好體現。在分配問題上，羅爾斯試圖克服分配制度在公平正義原則上的缺失，羅爾斯試圖超越資本主義分配制度，把公平正義原則貫徹到分配問題上。

羅爾斯的公共理性彰顯的公平正義的理念能夠更好地體現民主社會的公平正義的追求。公共理性的公平正義的政治價值也更好地體現民主社會對公民自由平等的關注，培育公民與獨裁、專制、原教旨主義宗教說、君權神授說等做斗爭的政治理念。公民在對公平正義的公共理性政治價值的認同，能夠更加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防止社會分裂。2008年4月，我國公民得知我國媒體在法國遭到不公正待遇以及法國媒體對“藏獨分子”搶火炬事件的不實報道之后，憤慨地掀起抵制法資企業家樂福的活動，這是我國公民在合法的范圍內表達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思想的共同的政治共識。

2.公共理性具有整合性和中立性

公共理性具有整合性具體表現為公共理性能夠整合各種政治價值，并將最能體現公平正義的政治價值排在首位。羅爾斯探討公共理性的整合性能夠對政治價值進行排序，而且不受彼此沖突的合理論說的影響。公共理性的整合性在民主社會開放的社會制度中，要隨時受到檢驗，隨時加以調整，糾正錯誤和差距。羅爾斯舉例說明公共理性的整合性在現實中的情況：法律爭議雙方出現懸而未決之時，法官不可運用自己的政治觀點潦草結案，需援引法律條款，遵循公平正義原則結案；否則，就是對公共理性的踐踏。同樣，公民在公平正義原則和現實問題出現僵持狀況時，公民按照公平正義原則，運用公共理性達成政治共識。如果公民不遵循公共理性原則，而是按照其他合理論說的指導，就無法真正體現出公民對公平正義原則的追求。

3.公共理性的一元性與非公共理性的多元性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預言，公共領域將拓展到私人領域并取代之，但仍然承認不同莊園有不同的守護神，追求共同的幸福生活。到了中世紀，公共領域不是針對政治領域，而是大家在做一件事情，即忠于上帝。公共的最早意義是指公共場合能夠為每個人看見和聽見，具有公開性，公共的引申意義為共同的世界。非公共性，舉例來說就是在基督徒內部，互相以兄弟姐妹相稱，基督教群體生活是一個大家庭，這種關系就是非公共的。

公共領域的出現使人們聯結在一起。阿倫特認為嚴格說來任何政治公共領域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它必須超越人的生命極限，追求超越。如同羅爾斯一樣，阿倫特認為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個世界只能生而入其中，死而出其外，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途徑。在當代，公共領域的喪失是人們對永恒的不再堅守，對永恒的關懷徹底喪失。亞當·斯密揭露了公共領域喪失的根源，人們對公眾贊賞不再留戀，更相信金錢所帶來的無窮魅力。每個人都用金錢作為統一標準衡量公共領域，同一個立場、同一個聲音。而公共領域是需要不同人站在不同立場發表不同評判，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義。

私人領域要與公共領域聯系起來，意味著被剝奪了追求永恒的可能性。非公共理性是市民社會的理性，但公民仍能夠就公平正義的根本政治問題達成共識，這體現公共理性的一元性。公共理性嚴格限定于根本政治問題，非公共理性涉及范圍廣闊，宗教、法律、道德、哲學、政治等方方面面，非公共理性是市民社會的理性。公共理性促成公民達成公平正義的共識，非公共理性是市民社會的各種合理論說，科學組織和職業群體經常會運用推理，在推理過程中，都會運用概念、判斷、推理、歸納等理性原則，體現人類理性的璀璨光環?？茖W團體的宗旨是破除權威、不斷創新，探索世界的奧秘；大學是創新精神的發源地；非公共理性的方法和原則依賴于社會組織的宗旨，體現為多元的特性。公民遵循公共理性原則達成公平正義共識的過程，公民需要開展爭論，公民達成公平正義共識所運用的依據都應得到公民的公共認同。非公共理性是市民社會的理性，是公民自身的理性，是公民自身做出決定所遵循的理性，是不需要其他公民的認同的。

公共理性的一元性，是公民按照公平正義原則達成公共認同，公民一旦達成公共認同就應該遵循。羅爾斯認為民主社會公民應遵循政府確立的政治制度，政府的權威應按照公共理性原則確立。羅爾斯認為公民無法逃避政府的權威，除非我們離開政府的管理，那又是不可能的，就算是魯濱孫終究也會回歸人類社會生活。公民一出生就生存在政治社會中，是公民無法選擇和逃避的，在很大意義上，我們認可自己國家的社會和文化，依靠歷史、風俗和習慣來表達自己。

各種合理論說進行政治論辯時，就是接受公平正義的承諾。公民更愿意遵循公共理性觀念，為培養的民主社會范式孕育理念基礎。公民傾向于認同公共理性內蘊的公平正義原則，公民按照公共理性的原則展開討論和投票行為；否則，公共理性就會陷入空談。

三、理性確保公共性的探索

羅爾斯在《萬民法》中，將他的公平正義理論用來指導和處理國家關系，羅爾斯認為他的公平正義理論不但可以應用于國家內部，而且可以應用于處理國家間的關系。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在處理國家間的關系時，遭遇難題。而亨廷頓認為當今社會國家間的關系與其說是政治的摩擦，不如說是文明的摩擦。亨廷頓指出，未來國家真正摩擦來源將不再是經濟問題，真正的沖突將會是文明的沖突，尤其是西方文明與落后國家地區的文明。有很多西方學者推崇中國古代孔子思想，認為孔子思想是解決世界分歧的有益借鑒。2001年9月11日，恐怖組織襲擊美國世貿大廈就恰好印證了亨廷頓的預言。如大學者雅斯貝爾斯就盛贊中國孔子的智慧；而周恩來在1976年亞非萬隆會議上提出的“求同存異”思想歷來為解決國際爭端取得實際效果。中國文明歷來尊重其他國家文明，在我國古代唐代曾達到頂峰。有學者指出，中國清末的落后并不僅僅是經濟上如何貧窮，究其根源是思想保守、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落后文明所導致的任人宰割。

而羅爾斯的公平正義理論就是為了解決國際紛爭，有序處理國家間的關系，國家間遵循平等的原則。亨廷頓分析文明的碰撞實質是西方文明企圖主宰世界。而當前被金融危機困擾得焦頭爛額的西方發達國家越來越發現達成共識、共同合作是克服危機的首選，而不是注入資金就一定會刺激經濟復蘇。

康德區分了理性的公共性應用和私人應用。理性的公共應用是自在的，而理性的私人應用是不自在的?？档抡J為人參與社會生產是不可能自由運用理性的，而只有當人作為理性存在的時候，理性的應用才能是公共的和自在的。羅爾斯萬民法是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質疑，發達國家的模式并不能成為世界效仿的唯一模型。而2008年由美國華爾街掀起的金融風暴瞬間引起世界呼應，以歐美模式為典型的經濟模式開始失效，曾被西方國家到處推銷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已如明日黃花。

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致力于處理民主社會各種互相沖突的合理論說之間的關系，羅爾斯提出公共理性是解決憲政民主社會各種沖突的公共共識。公共理性能夠包容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等合理論說的分歧，促成正義的共識。在憲政民主社會中，總會存在宗教、道德和哲學的合理論說，而且并不會隨著社會發展而終結。正義的共識就是一種重疊共識，具有包容性。

羅爾斯提出萬民法是運用公共理性的包容性，處理不同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只要主權國家與政治的正義達成共識，就是萬民法的體現。萬民法是羅爾斯公共理性在國際社會的推論。羅爾斯不是在設定國家遵循的標準，而是討論國家間如何能夠達成公平正義的共識。

萬民法的正義原則從“無知之幕”的原初狀態提出理論的，假定原初狀態就是公平的，主權國家相互之間是平等的。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存在推理困難。首先，萬民法的正義原初狀態。為什么只能以正義為出發點呢？羅爾斯認為以正義為出發點，才能確保萬民法的正義基礎，確保推論的正義性。問題是，是不是所有國家都堅持正義理念？但是羅爾斯畢竟為主權國家的國際關系提供有益的借鑒，為解決國際爭端提供可茲借鑒的方案。羅爾斯尊重文化差異性，為世界民主秩序的締造奠定了基石。 其次，國家從正義原則出發是否能推論出萬民法？正義原則是否排斥文化差異性？ 萬民法設定國家間彌合文化差異，國家間遵循公平正義的原則。很多學者質疑羅爾斯的萬民法，認為萬民法公平正義的原初狀態并不現實。羅爾斯期望國家間保留各自文化獨特性，按照公平正義原則處理國家之間的關系。

哈貝馬斯批判羅爾斯的萬民法實際上是正義的中立價值，按照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遵循公共理性的推理原則，羅爾斯的公平正義原則在處理國家間的關系時成為萬民法，羅爾斯的公平正義原則在國家內部處理社會問題。

萬民法盡管不能解決當代世界所有的問題，但畢竟是對世界基本問題的積極探討。萬民法并不要求拒絕宗教自由，采取同程度的自由，而是承認民族和國家的文化差異性；更不是取消國家，而是尊重主權國家的合理性。但是當今正如亨廷頓所批評的那樣，聯合國等國家組織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達國家操縱，萬民法無法從根源上解決上述問題。

尤其當今發達國家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導致政治官僚化運作或精英政治，公民對政治冷漠，西方國家內部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公共性缺失問題。公眾習慣于通過媒體獲知國家信息，公眾由于質疑媒體信息的可靠性，而降低參與公共領域的熱情。

羅爾斯的公共理性理論試圖解決國家公共性的缺失，恢復公共領域的本真。阿倫特把公共性當成是世界本真。就如同人類共同擁有地球，共同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公共性的缺失使人與人之間聯系的喪失，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寫實。阿倫特認為人與社會的疏離是社會關系的真實寫實。社會統治了公共領域，公民用同一種思維方式解讀問題。阿倫特認為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對私利的追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極大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不是馬克思的獨創。當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高度發達，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卻又如何能夠達成公共的認同呢？德里克批評后殖民主義的觀點，認為后殖民主義產生于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進入發達國家，形成新的勞動社會分工。

泰勒認為認同成為文化差異的政治共識，不認同而導致公平正義的缺失，例如：在父權社會，女人得不到社會承認；在美國，黑人得不到白人的認同；德國二戰時期，猶太人得不到希特勒的認同。人類社會生活是在對話中展開的，公開的對話有利于達成共識。泰勒指出，承認的政治承認公民的平等自由。

羅爾斯萬民法所說的人權不以合理論說為基礎。羅爾斯公共理性的共識達成，是公民權利和義務的政治共識。而正義觀念既是對善的追求，也是國家制度執行者的真實意愿表達。正義觀念是公民享有的自由平等權利，是公民的政治判斷，是公共共識達成的政治正義。

羅爾斯指出萬民法的實踐操作會為國家間解決紛爭提供新的思路，避免國家卷入戰爭的旋渦，戰爭不能作為解決國家紛爭的首選。羅爾斯所設想的萬民法的美好狀態，在現實中還是有很大阻礙，仍有非正義大量存在，理想的萬民法社會還是要遭遇非理想狀態的沖擊，但我們畢竟還是在向理想的社會狀態不斷邁進。向理想社會狀態不斷趨近的過程，就是不斷擺脫康德所謂的自然狀態，不斷實現社會的正義。

羅爾斯指出秩序良好社會狀態的實現還需要實踐上的努力，如聯合國這種機構，是公共政策的集中地，聯合國就可以發揮公眾輿論向非正義行為施加壓力，阻止非正義行為的擴散和蔓延。有必要的話，羅爾斯指出，還需要軍事手段或者經濟手段用于維護正義。

[1][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M].萬俊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2]哈佛燕京學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公共理性與現代學術[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責任編輯 劉馨元]

2016-10-25

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學術腐敗防控機制研究”(14D011)；黑龍江省2015年度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羅爾斯公共理性的解讀”(15ZXE01)

荊文鳳，黑龍江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碩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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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292(2017)01-0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