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縣”的制度變遷與路徑依賴
——基于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

楊發祥 伍嘉冀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上海200237）

政治與法律

“省直管縣”的制度變遷與路徑依賴
——基于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

楊發祥 伍嘉冀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上海200237）

“省直管縣”的制度實踐，不是沿著既定改革路線圖的直線演進，而是在各種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制度變遷。制度轉型的曲折性、制度效應的不確定性、制度選擇的多樣性，共同勾勒出一個復雜的制度生成軌跡。從歷史制度主義視角看，“省直管縣”的改革實踐，是與制度運作的非對稱性相伴而生的。內嵌在舊制度中的強大的制度黏性，使制度變遷呈現出明顯的路徑依賴，弱化了改革的制度效應，從而未能有效兌現改革的初衷，這是制度變遷的意外后果。如何從法律制度、組織結構、體制創新入手，突破權力平行與行政隸屬的科層張力，擺脫名實相悖的體制困境，走出地方政績錦標賽的怪圈，建設新型服務型政府，成為省縣關系重構的重要議題。

“省直管縣”制度變遷制度黏性路徑依賴歷史制度主義

在社會快速轉型的當下，縣是觀察中國最全面的微觀單位，它不僅能夠全面反映出整個體制的運行和變遷，也能集中體現出國家與社會的互動。①楊雪冬：《市場發育、社會生長和國家構建——以縣為微觀分析單位》，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在權力結構中，縣是最靈活的轉換樞紐。它既是央地關系的接口，又是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中心與邊緣地帶的交會處。作為洞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窗口，縣域治理是認識和解讀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視域。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財政體制改革……到2012年底前，力爭在全國除民族自治地區外推行這一改革?！闭憬∈亲钤鐚嵭小笆≈惫芸h”財政體制改革的省份，為全國其他省份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樣本。據初步統計，全國目前有22個?。ㄖ陛犑校嵭辛素斦w制上的“省直管縣”。本文基于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結合安徽省的改革實踐，考察“省直管縣”的制度變遷和演進邏輯，探討改革遷延的影響因素與意外后果，為“省直管縣”改革的下一步走向提供決策參考。

一、“省直管縣”：制度變遷與闡釋框架

作為一項重大的體制改革，“省直管縣”是從“省-市-縣”管理體制轉變為“省-縣”管理體制。行政體制的層級變化，推動了省、市、縣三級政府的角色轉型，使縣級政府獲得了較大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縣域經濟發展有了強大的財政支撐，從而促進了基層治理的體制機制創新。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林德布洛姆（C·E.Lindblom）所指出：“政治最終很大程度上不是權威的一種等級制行使，而是一種綜合性的相互作用?！?/p>

1.“省直管縣”的源與流?！笆≈惫芸h”有兩種界定。廣義的“省直管縣”，是指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實行省直接對縣垂直管理體制及相關活動的綜合，包括“行政省直管”和“財政省直管”等多個方面；狹義的“省直管縣”，一般指“財政省直管”，是指在財政體制上實行由省直接管理縣（市）的體制及與之相關的管理活動?！笆≈惫芸h”改革，肇始于1949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的設立，從1953年浙江省在寧波以外的其他縣全部實行黨政正職與財政省直管體制，到1988年海南建省，再到1992年浙江省“強權擴縣”系列改革和1997年重慶直轄，我國一直在開展省直接管理縣的實踐探索。新世紀以來，我國“省直管縣”改革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2002年前后以財政“省直管”為主的改革，主要目的是解決基層財政困難。在“浙江模式”激勵下，全國先后有19個省份陸續開展了財政“省直管縣”改革。①周湘智：《我國省直管縣（市）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科學社會主義》2009年第6期。二是2005年前后以強縣擴權為主的改革，根據地區差異分別采取“強縣擴權”（東部地區）或“擴權強縣”（中西部地區）。截至2010年，全國有20多個省份陸續進行了財政體制“省直管縣”和擴大縣級政府經濟社會管理權限的試點。三是2010年以后行政“省直管縣”的改革試點，主要目標是為全面實行“省直管縣”積累經驗。②馮俏彬：《“省直管縣”何去何從？——基于新型城鎮化與行政區劃改革背景》，《地方財政研究》2016年第2期。2010年，中央編辦確定了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江蘇、黑龍江、寧夏、云南等8個省區37個縣（市）進行“省直管縣”試點，計劃用3年左右的時間完成，為全面深化“省直管縣”改革提供經驗。③張占斌：《中國省直管縣改革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截止到2016年底，全國共有1793個縣參與了“省直管縣”改革。

安徽省的“省直管縣”改革，經歷了從“財政省直管”到“全面省直管”的制度演進。2003年以來，安徽省在基層擴權讓利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省委、省政府先后推出財政“省直管縣”、擴權強縣、擴權強鎮和建設經濟發達鎮等試點改革。④安徽省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農村處、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聯合調研組：《擴權讓利，助推縣域經濟騰飛——關于桐縣開展省直管縣改革試點情況的調研報告》，內部資料，2012年12月20日。2004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出臺了《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實行“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通知》、《關于“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具體實施意見》，對全省57個縣（包括縣級市，不包括市轄區和馬鞍山、銅陵、淮南、淮北市轄縣）實行財政“省直管縣”。在預算管理體制、財政收入目標的下達和考核、預算編制與支出管理、財政結算、資金調度、專項資金管理、債務舉借和償還、報表報送和匯總等方面改革財政管理體制，以期理順和規范省以下財政分配關系，加快縣域經濟發展。⑤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實行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通知》（皖政〔2004〕8號），2004年1月21日。2011年初，安徽省委、省政府先后出臺《關于推進省直接管理縣體制試點工作的意見》和《關于推進省直接管理縣體制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確定桐縣為省直接管理縣體制改革的兩個試點縣之一。通過調整管理體制、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擴大管理權限、理順條塊關系，擴大縣級政府管理權限，以期建立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縣級行政管理體制。從2012年1月，改革試點正式開始，為期3年，大體分為3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根據實施意見的要求，明確配套政策措施，制定具體實施方案；第二階段是根據省直單位配套政策措施和試點縣具體實施方案，試點縣和所在設區市完成相關職責權限的劃轉交接工作，具體落實改革事項；第三階段是檢查驗收階段，省領導小組辦公室同省直有關部門適時開展試點工作檢查驗收，試點縣黨委、政府及時向省領導小組報送試點工作階段性總結和深化“省直管縣”體制改革的意見建議。①中共安徽省委辦公廳、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推進省直接管理縣體制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皖辦發〔2011〕42號文），2011年12月26日。

2.“省直管縣”的闡釋框架。歷史制度主義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美國，被認為是新制度主義的三大流派之一。在制度生成與制度變遷方面，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具有強大的解釋力，有助于理解“省直管縣”的發展歷程。②吳金群：《從市管縣到省管縣：歷史制度主義視角下的變遷邏輯》，《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2期。彼得·豪爾（Peter Hall）和羅斯瑪麗·泰勒（Rosemary Taylor）認為，在分析制度變遷中，歷史制度主義重點考察的關鍵因素包括在制度運作和產生過程中權力的非對稱性，在制度建立和發展中的路徑依賴和意外后果。③何俊志：《結構、歷史與行為——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范式》，《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笆≈惫芸h”的制度實踐，不是沿著既定改革路線圖的直線演進，而是在各種變量共同作用下的制度變遷。制度轉型的曲折性、制度效應的不確定性、制度選擇的多樣性，共同勾勒出一個復雜的制度生成軌跡。

第一，“省直管縣”的制度生成，伴隨著制度運作的非對稱性。在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范式中，政治行動者是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個體，會通過策略獲取自身利益?！笆≈惫芸h”改革是省、市、縣三級政府圍繞人事制度、財政制度與行政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各個利益主體對制度實踐持有不同的政治態度。各個利益主體的權力不均衡，導致改革實踐往往不是整體勻速地推進，而是隨著權力的不均勻分布而呈現出局部先行或滯后的狀態。省、市級政府通過對財政權、人事任免權、核心事權等控權不放，影響制度進程；縣級政府則利用信息的非對稱性與省、市級政府展開博弈，強化自身利益，減少責任承擔，進一步延緩了改革進程。第二，“省直管縣”的路徑依賴，是制度變遷的意外后果。路徑依賴是歷史制度主義的重要概念，是制度的自我強化機制。它是指“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沿著一條道路發展，那么扭轉和退出的成本將非常昂貴”。④Paul Pierson，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Reagan，Thatcher，andThePoliticsofRetrench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48.由于政治生活中集體行為的核心地位、制度的高度密集、政治權力的非對稱性和政治的復雜性，“省直管縣”路徑依賴的特征尤為明顯。⑤何俊志：《結構、歷史與行為：歷史制度主義對政治科學的重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頁。當下各地“省直管縣”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簡化三級隸屬關系為“省-縣”兩級體制。但在實際的制度運行過程中，原有的“省-市-縣”三級模式依然在發揮作用，出現“省直管縣”與“省-市-縣”的體制交叉，新舊模式的共存，凸顯出改革實踐的制度黏性和路徑依賴。

二、非對稱性：“省直管縣”的制度生成

作為行動主體主導的革新過程，制度演化主體的要求影響著其變化的方向與速度。隨著理性程度的提高，人們不斷對制度提出新需求，以期實現增益預期。⑥馬廣奇：《制度變遷理論：評述與啟示》，《生產力研究》2005年第7期。這種行為主體與內部規則的不斷碰撞，形塑了制度變遷的生成路徑。在“省直管縣”的制度實踐中，省、市、縣三級政府共同影響改革的進程。作為具有不同改革訴求與成本計算的“經濟人”，各級政府在“省直管縣”的改革實踐中，非對稱性和非均衡性的權力運作導致改革路線圖的競合，從而使制度演進在法律依據、組織結構、體制磨合等方面衍生出不同的意外后果。

1.制度構建與文化認知：名實相悖的法律困境

歷史制度主義認為，制度構建的過程是合法性（Legitimacy）構建的過程。合理的地方行政層級設置，是行政管理能夠穩定、有序和有效的重要前提?！笆≈惫芸h”，顧名思義就是省直接管理縣，省和縣之間沒有其他層級。這種關系本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條已有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區域劃分如下：“（一）全國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二）省、自治區分為自治州、縣、自治縣、市；（三）縣、自治縣分為鄉、民族鄉、鎮。直轄市和較大的市分為區、縣?！卑凑铡稇椃ā芬幎?，中國的政府分為中央、省、縣、鄉鎮四級。然而，由于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經濟較為孱弱，為了激發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長期實行市管縣體制，1983年以后更是在全國全面推行市管縣體制改革。當前，在理論上應由省直轄的縣級單位，在實際上往往由其近鄰的地級市代管。①[德]海貝勒、[德]舒耕德、楊雪冬：《“主動的”地方政治：作為戰略群體的縣鄉干部》，劉承禮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頁。當地級市管轄若干個縣域的時候，地市級已成為省與它所管轄的各縣之間的一層實際單位，導致多項權限是明確由市行使或市對縣進行領導的。

改革不僅關系到社會群體的利益博弈，還必須構建一個新的意義系統，使新制度在文化認知上被理性接納?！笆≈惫芸h”是對憲法的一次合法性回歸，改革運作不應有任何法律障礙，但市管縣的體制慣性對“省直管縣”的開展造成了諸多法理不便。由于地方層級之間的關系尚沒有完全理順，尤其是地級市和縣兩級之間關系不暢，地級市、縣兩級在經濟利益、行政管理權限以及城鄉關系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安徽省桐縣在“省直管縣”試點期間，共計獲得省一級下放事權867項，市一級職責權限劃轉1167項。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事權，如道路運輸管理、大水利工程確權劃界等問題，是國家法律、法規明確必須由設區市來行使的，②中共桐縣縣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桐縣2016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總結》，內部資料，2016年12月19日。使試點縣的工作陷入名實不符的法律困境。這種法律條例與實際運作的模糊交織，遲滯了制度生成的正常進程?；鶎舆\作的體制慣性，削弱了“省直管縣”的法理基礎。

2.權力平行與行政隸屬：科層結構的組織張力

實行“省直管縣”體制，意味著繞過市管縣的約束，在省縣之間減少了市級的行政層級，實現政府組織機構的扁平化。在管理流程上，實行省對縣的直接領導，而不再經過地級市這一中間環節。③薄貴利：《穩步推進省直管縣體制》，《中國行政管理》2006年第9期。地方政府間的這種縱向隸屬關系的改革，使省、市、縣三級政府間的利益關系得以重構。市與縣在行政上不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隸屬關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平等、協商與合作的關系，市與試點縣共同接受省級政府的統一指導與調度，權力運行呈現出平行的狀態。安徽省在“省直管縣”的試點中，通過調整管理體制、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擴大管理權限、理順條塊關系和改革組織干部人事管理等五大突破，實現了省對試點縣的全面領導。④中共安徽省委辦公廳、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推進省直接管理縣體制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皖辦發〔2011〕42號），內部資料，2011年12月26日?！笆≈惫芸h”后，地級市和試點縣可以同時參加省級會議、省直部門的掛職交流，共享省級的資源配置和相關培訓，一起接受省級政府的統一檢查。省里出臺的所有推進“省直管縣”改革的政策，市里一律不得截留；需要向省里爭取的政策，市縣一起積極爭取，大大擴大了試點縣的自主權限。

在權威主義社會,政府行為受有限的責任制的約束，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垂直責任（vertical accountability）以及國家機構之間的平行責任（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都相對匱乏⑤Guillermo A.O’Donnell，“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9，No.3，1998，PP. 112-126.，因而委托-代理的問題就變得尤為突出。改革在向縣放權和賦權的過程中，強化了縣域的自我發展能力，也潛伏著新一輪市縣利益沖突的可能性。⑥王雪麗：《中國“省直管縣”體制改革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頁。因為市和試點縣都是獨立的行政單位，各自都有自己的權力意志。在不同利益訴求的主導下，地級市和試點縣都在謀求以自己為中心的發展。地級市與縣級政府最大化地方收益的行為取向，推動了市縣之間的權力博弈。市級政府往往基于自身利益，對縣域的實質性權力下放力度不夠，甚至出現與擴權縣“爭權”的局面。例如，直管以后，安徽省將S215省道的路產路權劃歸桐縣進行管理，但地級市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慮，實際上繼續掌控著省道S215桐縣超載檢測站的管理，①中共桐縣縣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2012-2014年桐縣推進省直管縣改革三年試點工作匯報》，內部資料，2015年3月。造成該道路的產權和管理權分離，為縣域的日常管理帶來諸多不便。權力平行與行政隸屬的邊界模糊，造成了科層結構的組織張力。

3.簡政放權與資源動員：事權與財權的體制磨合

“省直管縣”改革的初衷，在于通過扁平化管理層級的建立，改變不同行政層級的財政留成比例，建立起一套科學化、規范化的轉移支付制度，從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重塑縣級財政的政策空間，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以期有效解決縣鄉經濟發展的困境。②賈康：《財政的扁平化改革和政府間事權劃分》，《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7年第6期。從2004年起，安徽省全面實行財政“省直管縣”制度，試點縣域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的比重由2005年的45.9%提高到2013年的48.4%；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縣域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25.6%提高到2013年的46.5%；農業產業化水平不斷提升，形成一批“皖”字號名優農產品；競相發展格局基本形成，涌現出一批科學發展典型，③安徽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安徽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專題研討進一步推動縣域經濟加快發展》，內部資料，2016年11月29日。推動了全省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2012年，安徽省開展全面“省直管縣”試點工作后，簡政放權的步伐加速，縣級政府進一步提升了資源動員的能力，從而大大激活了縣域經濟發展的活力。

改革在進一步擴大縣級財權空間和經濟社會管理權限的同時，卻滯留了龐大的事權。全面直管之后，事權大量下放，直接導致了縣域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事務大量增加?！笆≈惫芸h”財政體制改革具有較強的職能扭曲效應，強化了縣級政府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支出行為偏差?！笆≈惫芸h”這一縱向財政治理結構安排，削弱了省以下的協調機制而強化了轄區間的財政競爭。④賈俊雪、寧靜：《縱向財政治理結構與地方政府職能優化——基于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擬自然實驗分析》，《管理世界》2015年第1期。在“省直管縣”下，原本由市里配套支持的一些項目資金，試點縣都不再享受，省里對此也沒有明確給予補助，試點縣財政資金壓力不斷加大。在配套資金方面，市級政府常常以“省直管縣”為由，拒絕資金的市級配套，導致縣級政府的管理成本增加。比如，桐縣在直管前，省里對國省干線公路建設、民生工程等項目都實施“省市縣”共建模式；直管后，省里未加大對直管縣的補貼標準，造成相關項目的市級分攤份額也由直管縣承擔，試點縣政府難以承擔越來越重的縣級配套資金壓力。⑤中共桐縣縣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2012-2014年桐縣推進省直管縣改革三年試點工作匯報》，內部資料，2015年3月。這種財權與事權的體制磨合，加大了“省直管縣”的改革成本，消解了制度變革的預期成效。

三、制度黏性：“省直管縣”的路徑依賴

歷史制度主義認為，制度具有黏性，在特定時空里形成的制度愈強大，對社會變遷的阻滯性愈強。⑥徐勇：《中國發展道路：從“以農立國”到“統籌城鄉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制度一旦形成，新體制對舊體制特征的記憶，會造成新舊內部規則之間的矛盾，產生行動主體對傳統依賴導致的制度“鎖定”或路徑依賴。⑦周業安：《中國制度變遷的演進論解釋》，《經濟研究》2000年第5期。正如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所指出：“一旦充分實行的官僚體制，就屬于最難摧毀的社會實體?！薄笆≈惫芸h”的改革進程，是一個破立結合的過程，既有對市管縣制度的路徑依賴，又有對內生性政治生態的路徑依賴，還有對固有縣治模式的路徑依賴。

1.“兩個婆婆”：市管縣制度的路徑依賴

“省直管縣”是將省、市、縣行政管理關系，由“省-市-縣”三級體制轉變為由省直接管理縣的地方行政體制，包括人事、財政、計劃、項目審批等諸多方面，實行省縣的直接溝通。①周仁標：《“省管縣”改革的動因、困境與體制創新研究》，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頁。在安徽省的制度實踐中，省縣之間圍繞財政管理體制、行政管理體制及行政區劃等內容進行了改革。試點縣委、縣政府可以直接向省委、省政府負責并報告工作；享有省一級直接發文、開會的權利；縣一級土地、資金申報的關鍵性要素，都可以得到省級政府的直接報批。②中共桐縣縣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2012-2014年桐縣推進省直管縣改革三年試點工作匯報》，內部資料，2015年3月。這樣，省縣之間的新型“委托-代理”關系得以確立，省級政府與縣級政府之間形成新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省縣之間這種新的關系模式，為基于府際信任的府際合作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不僅為縣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縣域自主權限得以加強，也為完善地方行政運行機制、科學界定各級政府的職責重點，營造了寬松的政策環境。

然而，市縣之間并沒有脫離原有的隸屬關系。盡管省、市兩級向試點縣下放的管理權限名目繁多，但其中很多權限并不是實質性權力。在安徽省桐縣的試點中，諸如S215省道的超載檢測管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審批權限、農機監理等相關行政許可審批、上調一審民商事案件立案受理標的額度等一系列核心事權，皆未被下放。這種控權不放，直接導致了縣級政府的很多權力行使需要“經設區的市批準”。安徽省工商局將外資企業（含分支機構）的設立、變更、注銷（含備案）的登記權下放到桐縣，但由于外匯管理的權限沒有相應下放到縣一級，造成出資證明仍需要到市人民銀行開具。③中共桐縣縣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2012-2014年桐縣推進省直管縣改革三年試點工作匯報》，內部資料，2015年3月?！笆泄芸h”和“省管縣”兩種制度相纏合，使試點縣出現“兩個婆婆”雙重管理的局面。這種冗亂的混合體制，滋生出兩種管理邏輯，導致代理成本顯著增加。

2.“一個都不能得罪”：政治生態的路徑依賴

美國政治學家古德諾（Frank J.Goodnow）認為，“政治體制的發展是根據一個國家的歷史習慣決定的?！雹躘美]古德諾：《政治與行政》，王元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頁?！笆≈惫芸h”改革重塑了省縣關系，省縣兩級政府之間形成新的“委托-代理”關系。省政府對試點縣的全面直接領導，試點縣對省級政府的全面服從，加強了省縣之間的直接溝通。但試點縣在拓寬縣域發展渠道的同時，也削弱了自身的創新能力和創新動力。安徽省桐縣在省直管以后，各部門幾乎每周都要參加省級的相關會議。相比于直管前只需要參加市級會議而言，在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成本上都要投入更多。桐縣雖有視頻會議等想法，但始終不敢違背省級政府的運作規則而向上建議。這是因為在我國權威體制中，“君臣父子”的觀念牢牢地滲透在科層的每個角度。⑤周雪光：《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開放時代》2011年第10期。在這種政治文化的浸潤下，面對更高級別的省級領導，試點縣遵循著以順從為要義的政治道德和以行政等級為準則的運作路徑，形成了省縣之間基于府際信任基礎上的政治依賴。

官本位是我國政府官員難以回避的政治生態。正如韋伯（Max Weber）指出：“現代科層的建立條件之一，是員工具有晉升機會?！雹轠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40-250頁。在官本位的政治生態下，市縣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復雜關系，省市縣之間衍生出一種交叉關系網絡?？h級政府與市級政府繼續保持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在職責同構的行政體制下，縣級政府的權力同時受制于市級政府與省級政府?？h既要接受省的領導，又要接受市的領導，形成混亂模糊的雙重管理。⑦楊發祥、伍嘉冀：《“省直管縣”下的新型縣域治理何以可能？——以安徽省桐縣為個案》，《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在安徽省的制度實踐中，省縣之間的人事關系未得到真正改革。因為省委組織部的服務對象是副廳級以上的干部，縣級領導的級別在正處級及以下，不在其管轄范圍中。這樣，省委組織部委托市一級政府管理試點縣的人事晉升?；趯俦疚坏穆窂揭蕾?，試點縣不敢違背市一級的領導，諸如行政管理、公共事務等日常工作，都會繼續向市一級匯報，接受市的檢查。作為一種難以回避的政治機理，“省直管縣”遵從以“禮”治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基層人事管理權限，形成縣級政府對省、市“兩個婆婆”“一個都不能得罪”的局面。

3.“政績錦標賽怪圈”：縣域治理的路徑依賴

縣域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一環。2007年，我國縣域國土總面積896萬多平方公里，超過國土總面積的93%?？h域內總人口達9.15億，占全國總人口的70.41%。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2007》，中國地圖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h域經濟的發展水平，決定著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作為城鄉地理坐標中的過渡性環節，縣域處在城鄉二元敘事中的中介位置?？h域經濟的發展活力，是其輻射周邊農村發展的重要指標，也是衡量城鄉一體化進程的重要標尺?！笆≈惫芸h”的重大議題，就是通過強縣擴權，轉變縣級政府職能，帶動周邊農村地區發展，進而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安徽省在桐縣的試點過程中，部分兌現了這一政策設計的初衷。2012年至2014年，桐縣平均財政收入增幅達到15%，完成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6%，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達到22.4%，全縣進出口總額增幅達到19%，每年新增存貸比均超出90%。②中共桐縣縣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2-2014年桐縣推進省直管縣改革三年試點工作匯報》，內部資料，2015年3月。

需要指出的是，評估“省直管縣”的改革成效，不應只體現在經濟發展層面，還需綜合考慮基層善治、管理效能以及人民滿意度等層面。然而，在時間范圍方面，政治選擇和制度模式的效應，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才能顯現出來，而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有限。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明確規定：“擔任縣（市）委書記、縣（市）長職務……等主要領導職務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長地任職?！边@種異地為官的任職期限通常為5年，決定了地方官員在追求短期政績效應中形成決策短視。相對于企業家而言，政治家主導長時間政治進程和行為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從而使得政府職能的轉變尤為困難。③何俊志：《結構、歷史與行為：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范式》，《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部分地方官員狹隘地將“省直管縣”的績效等同于短期內的縣域經濟增長，政績沖動和短期效應難以避免，忽略了以民生服務為核心的社會治理。這種“政績錦標賽”的怪圈，是基層治理的路徑依賴。

簡短的結語

“省直管縣”的改革實踐，是與制度運作的非對稱性相伴而生的，因而是改革預期與意外后果并存的過程。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看，制度生成總會受到多方利益的牽制，“省直管縣”改革在法律依據、組織結構、體制磨合上都呈現出非均衡性的時空演進。內嵌在舊制度中的強大的制度黏性，使制度變遷呈現出明顯的路徑依賴，弱化了改革的制度效應，這是制度變遷的意外后果?！笆≈惫芸h”的政治遺產，是實現了省縣之間的財政直通，為縣級財政的自主預算管理和民生財政提供了體制保障。然而，改革并沒有顯著改善縣級財政狀況，增強縣級經濟發展的內生活力，④賈俊雪、郭慶旺、寧靜：《財政分權、政府治理結構與縣級財政解困》，《管理世界》2011年第1期。因而未能有效兌現制度設計的初衷，甚至不利于縣級財政自給能力的增強，⑤鄭新業、王晗等：《“省直管縣”能促進經濟增長嗎？——雙重差分析法》，《管理世界》2011年第8期。導致縣域治理績效“內卷化”。因而，如何從法律制度、組織結構、體制創新入手，突破權力平行與行政隸屬的科層張力，擺脫名實相悖的體制困境，走出地方政績錦標賽的怪圈，實現事權與財力相一致，建設新型服務型政府，成為省縣關系重構的重要議題。

（責任編輯：余風）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ath Dependence of the“Province Governing Counties”Refor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YANG Faxiang，WU Jiaj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Fromtheperspectiveof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provincegoverningcounties”reform accompanied by a non symmetry operation showed 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pecifically，the old system has a strong cohesive system and obvious path dependence，which weakens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 of reform and fails to effectively fulfill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reform.How to get rid of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and walk out of the vicious circle of local political achievements，to break the power parallel and administrative subordination，and to build a new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from the legal system，organizational structure，institutional innovation，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under“province governing counties”reform.

province governing counties reform；institutional change；institutional stickiness；path dependence；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本文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社會學視野下的‘省直管縣’研究：以安徽省為例”（NCET-13-0799）的階段性成果。同時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體制改革與社會治理創新研究”（16ZDA078）和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201606740008）。

楊發祥（1972-），男，安徽宿松人，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高級訪問學者；伍嘉冀（1990-），女，安徽宣城人，華東理工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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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672（2017）02-004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