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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國際關系學:空城計、威懾和心理戰

2017-02-27 22:52基辛格
領導文萃 2017年3期
關鍵詞:毛澤東

基辛格

毛澤東在奪取全國勝利的前夕宣布了他對國際事務的基本態度。在新成立的人民政治協商大會上,他把新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態度總結為一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對于1949年的新中國來說,在世界上站起來談何容易。當時它貧窮落后,國力軍力薄弱,它的意愿和思想還難以令世界上比它富足得多,尤其是那些科學技術上比它先進得多的國家所接受。

中國第一任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用幾句通俗的話語表達了中國對西方的態度。新中國不會簡單地繼承現有的外交關系,它要“另起爐灶”。外國與中國新政權建立關系必須經過談判。新中國要“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換言之,它要先清除殖民主義的殘余影響,再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它要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即是說,在被壓迫國家和人民中鼓勵世界革命。

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中有一個反映傳統中國戰略思想的故事,講的是諸葛亮的“空城計”。故事里,諸葛亮發現一支敵軍正在逼近,敵軍人數遠遠多于己軍。若是迎戰必定全軍覆沒,但若是棄城撤離,又會先機盡失,危及將來。于是諸葛亮決定用計。他打開城門,自己故作閑適,撫琴作樂。在他身后,百姓們生活照常,不見任何驚慌之態。來軍主將看到守軍的鎮定,認為定有伏兵,于是下令停止前進,回馬退兵。

面對大國核戰爭的威脅,毛澤東表現出的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計的意思。從一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與兩個核大國的三角關系中周旋,它們各自都有能力對中國構成巨大威脅,假若它們聯手,中國則會遭到滅頂之災。對于這一形勢,毛澤東的應對辦法是人民戰爭。他宣稱不懼核威脅,公開表示不怕犧牲,說它會保證共產主義勝利能夠更快到來。毛澤東關于核戰爭的言論是否出自真心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顯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國相信他并非虛張聲勢——經受住了對他聲譽的最終考驗(當然,中國不是完全的“空城”,它最終發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能力,盡管其規模比蘇聯或美國小得多)。

毛澤東借鑒了中國漫長的歷史上眾多處于相對劣勢的情況下以謀略實現長期目標的經驗。歷史上中國的官員通過“朝貢”制度的外交手段來轄制番邦蠻夷,努力維持中華上邦優越的政治地位。自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就在世界的舞臺上發揮著比其實際力量更加強大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秉持嚴正捍衛國家領土的信念,成為支持不結盟運動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以此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中國確立了自己作為一個不容小覷的大國的地位;它對內重新定義民族特征,對外向核大國發出挑戰,有時二者同時進行,有時則先此后彼。

毛澤東制定外交策略常從中國經典古籍中汲取靈感,例如四書五經、記述歷代王朝興衰的《二十四史》《孫子兵法》《三國演義》以及其他關于戰爭和策略的兵書,像《水滸傳》這類反抗斗爭的故事,還有《紅樓夢》這部講愛情和封建貴族內部爭斗的小說。毛澤東說過《紅樓夢》至少應該讀5遍。他喜好作詩填詞,并對自己豪放的大草書法藝術深以為傲。毛澤東這些文學和藝術活動不是政治活動之余的遣興之舉,而是他政治生涯的部分。

文學傳統在中國根深蒂固。1969年,當毛澤東的外交政策即將發生重大轉折時,四位元帥奉命總結各項策略選擇。他們在向毛澤東陳述為何需要與中國當時的死敵——美國打開關系時,就引用了《三國演義》的內容。毛澤東仍然使用中國傳統智力游戲的用語來闡述他的對外政策理論。他把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開始時的軍隊調動稱為“跨過楚河漢界”,這是古老的中國象棋的術語。他把麻將這個傳統的賭博游戲視為戰略思維的訓練。在中國與美國和蘇聯的沖突中,毛澤東和他的左膀右臂們使用“防止戰略包圍”這個圍棋的概念來看待中國所面臨的威脅。

正是在這些最傳統的方面,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最捉摸不透毛澤東的中國戰略動機。從西方戰略分析的角度來看,冷戰頭30年間北京大部分軍事行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甚至表現得令人匪夷所思。不懼和比自己強大的國家交手,在朝鮮半島,在喜馬拉雅人煙稀少的山區,在烏蘇里江畔的凍土地帶——新中國在軍事上所采取的對抗以及所呈現的態勢現狀,使得幾乎所有外國觀察家都深感意外、大惑不解,也讓對手們時局失算、手足無措。令外部世界驚詫的是,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無論屬于哪個意識形態陣營,只要中國政府認識到它在中國周邊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澤東就要沖破包圍圈。

盡管毛澤東的許多思想和做法在中國歷史中都有跡可循,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個執政者能像毛澤東那樣集傳統、權威、冷峻和全球視角于一身。他面對挑戰時咄咄逼人,但當環境不允許他按照自己的心意行動時,他就靈活地轉而采用外交技巧。他的外交政策雖然借用傳統手法,但是影響宏大,立意大膽。當時還正值中國社會發生劇烈動蕩之際,毛澤東就宣稱要改變全世界。不過,毛澤東是現實主義者,知道追求世界革命并不切合實際。所以,中國對世界革命的具體影響主要限于意識形態,并為各國的共產黨提供情報方面的支持。1965年,毛澤東在同埃德加·斯諾這位在中國抗戰期間第一個寫書介紹延安的美國記者談話時就解釋了這一點:“中國支持革命運動,但不是靠侵略別國。當然,只要有爭取解放的斗爭,中國就會發表聲明,舉行集會,表示支持?!?/p>

這種克制反映了對于實際力量平衡的正確認識。我們無從得知如果力量平衡偏向于共產黨的一邊,毛澤東將會如何決定。但是無論是出于現實的考慮還是出于理念的原因,他都選擇了革命的意識形態作為改變世界的手段,通過落實理念而不是通過戰爭來謀求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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