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矛盾要服從于東海矛盾

張文木

東海問題是主要矛盾，南海問題是次要矛盾

目前東海和南海出現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其根源在于臺灣問題的牽制。如果中國完成了臺海統一，南海問題的解決會相對容易得多。因此，臺灣問題就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中的瓶頸因素，是中國在西北太平洋面對的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核心，找到了解決西北太平洋海權問題的抓手。

東海問題和南海問題在矛盾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國與日本在東海的矛盾是圍繞太平洋戰爭后所建立的雅爾塔和平體系的“敵我矛盾”，南海矛盾則是雅爾塔體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間的“人民內部矛盾”，各國之間的矛盾源于勝利國家間的戰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對領土認知的差異，這些矛盾對雅爾塔和平體系不具顛覆性質。任何一個國際體系都有一個被鎮壓對象，日本法西斯勢力是雅爾塔體系在亞洲的鎮壓對象。當前日本修改和平憲法中關鍵條目說明，其對雅爾塔體系是敵視的，其目的是要在遠東恢復軸心國體系及與此相關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其一旦得勢就會謀求以前的勢力范圍，如菲律賓、馬六甲乃至關島。這也是它在東亞盟友很少、很孤立的原因。

有觀點認為，南海石油資源豐富，因而具有較高的戰略價值。但筆者認為，僅從石油資源角度考慮南海問題并不屬于國家戰略層面而屬公司層面考慮的“壇壇罐罐”問題。戰略是謀勢的學問。如果將三海連為一體觀察，則南海對中國的西太平洋謀勢不具有綱舉目張或關鍵“抓手”的意義，卻有配合和策應主要方向的作用。

如果我們錯將南海當作“主要矛盾”，就會在日本這個對手之外平添美國和南海這些曾與中國并肩戰斗國家的矛盾，將本不愿緊跟美國遑論日本的南海國家推向美國，并使其與日本形成南北戰略互動，這將使我們解決臺灣問題面臨的形勢變得更為復雜和困難。

中美矛盾不是絕對的矛盾，中國與日本是絕對矛盾

中國與美國的矛盾比較復雜，但也有邏輯可尋——目前中美之間更多的一種是雅爾塔體系內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與雅爾塔體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質不同。雅爾塔體系是二戰結束后的國際法法權安排，在這一總安排下各國的利益糾葛升級為“冷戰矛盾”，且服從于雅爾塔矛盾，這與中國在抗戰時期的階級矛盾服從于民族矛盾類似。當前，日本的行為屬于顛覆雅爾塔體系的“敵我矛盾”，這使得雅爾塔體系內部的“冷戰矛盾”要服從于雅爾塔體系之外的“敵我矛盾”；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南海矛盾要服從于東海矛盾。

這些矛盾復雜性在于，美國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無原則地與當年處于“敵我矛盾”中的日本捆綁到一起，以共同對付雅爾塔體系中曾經的盟友（如中國和蘇聯），這是對雅爾塔和平體系的嚴重背叛。盡管中美曾是冷戰中的對手，但只要美國還沒有表示徹底與雅爾塔體系決裂，中國還是應該盡量要將其挽留在雅爾塔體系的大格局中，盡管它部分地背叛了這個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矛盾不是絕對的矛盾，中國與日本才是絕對矛盾。

中國從東海方向突破，有較大的勝算

自21世紀上半葉乃至近二三十年內，中國東海戰略的核心利益及相應海洋戰略目標是臺海統一，對這個目標最為敏感，介入和干擾程度最大的也是日本。當前，國內有學者對日本實力進行了高估。其實，日本目前在東亞政治崛起的條件已不是遠未成熟而是每況愈下——在朝鮮實質性擁有了核武器后，從相當程度上牽制了日本南進的勢頭；日本南部還存在著美國在沖繩的占領權以及中國大陸對臺灣地區的主權對日本南進的攔截。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國在東亞占據主體板塊，海岸線綿長，防御縱深遼闊，這些對日本都是絕對性的戰略優勢。況且，當今東海的戰略態勢已與當年甲午海戰時大為不同，在中遠程導彈和潛艇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日本擁有優勢的海洋技術的使用效果在靠近中國大陸的海面上已大打折扣，日本的海戰能力也會隨著其近陸距離的增大而大幅遞減。因此，中國從東海方向突破，不僅有較大的勝算，而且勝利后遺留的難以迅速消解的副作用也小得多。

另外，在南海激化矛盾只能加強對手的力量，弱化自身的實力，或許可以得一些“壇壇罐罐”，卻可能因此失去了“大勢”。圍繞南海的矛盾多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國內部戰后利益協調出現的問題。在南海爆發沖突最符合美國乃至日本的戰略利益，它們在這一地區本來朋友不多或沒有朋友，一旦中國與南海國家矛盾激化，后者就可能都會投入美國懷抱并產生與日本聯手的沖動。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導致目前尚存且有利于亞洲和平的遠東雅爾塔體系發生分裂。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講，該地區相對封閉，對中國而言，它既不與印度洋直接相連也不暢通太平洋，巴士海峽與馬六甲海峽都受到美國的控制，同時又是美國海權的核心利益所在。依中國目前的實力，中國在南海方向突破可能會取得一些的勝利，但事后遺留下的副作用要比東海大且極難以消化，且消除這些負面影響的時間要長得多。

當前，美國和日本放緩了在東海的炒作，因為它們需要令南海的局勢更加復雜化，以使美國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將中國的力量牽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時還可減輕它無法負擔的東海壓力。

明乎此，我們對于“海上絲綢之路”線上存在的問題及其任務就有了清晰的判斷，即中國的目標不是爭奪幾處島嶼的“壇罐小利”，而是為布勢天下，其抓手就在東海。

黃海動則臺海動，臺海動則中國動

黃海、東海和南海事實上是一個整體。歷史經驗表明，黃海動則臺海動，而臺海動則中國動，而中國動則東亞動。近代以來，遠東均勢格局決定性的轉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戰和1950年的朝鮮戰爭——都是從黃海開始的。對此，日本軍事歷史學者司馬遼太郎解釋說：“誰控制了黃海，誰就主導了在東北亞大陸說話的話語權?！?/p>

中國加強在黃海的戰略力量的目的在于從側翼保護臺灣地區，因為對臺灣地區安全具有顛覆性的危險來自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黃海的安危事關東海的穩定乃至中國臺灣的安全，臺灣的安危更是事關中國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黃海失，則臺灣地區不保；臺灣地區局勢失控，中國在南海就不能持續發力。由此，臺灣地區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國防新常態應當包括臺灣回歸祖國的安排。如果臺灣問題能夠解決，黃海、東海和南?！叭Ｒ惑w”也就順理成章了。

東海的破局點應當在釣魚島一帶

不管是對日本還是對中國而言，控制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就接近控制了臺灣地區，而控制了臺灣地區也就控制了沿中國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權的關鍵環節。臺灣回歸是實現西太制海權的關鍵；鑒于日本對臺灣野心不死，東海黃海一線是解決臺灣的關鍵區域，其中釣魚列島的主權回歸則是破局的關鍵環節。目前國際上特別是東亞地區幾乎沒有國家支持日本在釣魚島的主張。釣魚島距離日本本土近一千公里，離中國大陸近四百公里，這將極大地抵消日本在該海域海權的技術優勢。自菲律賓挑起南海事端以來，輿論的焦點日漸向南轉移，這是因為美國和日本都會鼓動它們掌握的輿論將中國的戰略重心推向對其有利的南海。中國若在南海發力，其結果是將所有的競爭對手們推聚到美日一邊，而中國則將因同時應對東海的日本和南海的美國而反遭兩分，這對中國是極其不利的。

在國際博弈中，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具有足夠的實力可以同時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對抗。因此，中國安全環境的好壞的標志不在于沖突熱點的多少，而在于是否陷入兩面作戰的境地。由此觀察，目前中國開創的地緣政治形勢還是相當有利的，因為中國周邊2/3的地區即北部、西部和西南方向是穩定的，1/2的地區即整個北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不會發生大的變動。只要不出現毛澤東曾反復告誡避免的“兩線作戰”的困局，只要目標不是過于遙遠，中國是有勝算的。這也是我們在東海敢于斗爭的歷史唯物主義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