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勤王的差異

劉緒義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一路進擊北京，咸豐帝嚇得逃往熱河。出逃前，咸豐帝飛詔曾國藩進京勤王，并指名要鮑超率湘軍萬名，“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勿得借詞延宕，坐視國君之急”。

此時，皖南戰事吃緊，湘軍正在全力攻打安慶，太平軍西征勢頭很猛，鮑超又是湘軍主力，正對抗太平軍的精銳陳玉成部。一旦抽調北上，江南戰局不堪設想。

處于兩難之際的曾國藩，從朝廷留恭親王在京主持和議的安排上，窺探出朝廷的本意在議和。只要議和成功，鮑超即無須北上。更主要的是，在曾國藩心里，北援要盡最大可能，不以破壞江南整個戰局為代價。

這時，李鴻章出了一個絕妙主意：“按兵請旨，且無稍動”。此言深得曾國藩之心，隨即采納李鴻章的建議，遲延十日之后，他才復奏朝廷，認為派鮑超北上，不足以率師勤王，請朝廷在曾國藩、胡林翼二人中，任擇一人，督軍入衛。當然，用詞造句說得是聲情并茂，十分感人。

奏疏在路途往返之際，已歷月余。此時，城下之盟已訂，北上之事，不了了之。

與此相反，胡林翼于九月初五，接到命荊州將軍都興阿率部入衛的圣旨。他當日致書都興阿，囑其掉頭改赴京都，稱“能早到一日，可早紓圣主一日之憂”，保證供應軍餉，專人負責。此外，主動提出鮑軍亦可歸其統轄。與曾國藩的按兵不動，形成鮮明對比。

曾國藩關心的是分兵北征后，南方戰局受損。胡林翼則認為，“此事不容計較利害”“惟大義之所趨”，因而批評曾國藩， 要他“不能以吳楚安危為念”。朝廷并沒有調曾國藩入京，也決不會調胡林翼北上。對此，曾國藩、胡林翼十分清楚。但是，曾國藩一方面以請旨入衛作緩兵之計，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向胡林翼、左宗棠表白勤王姿態。

可以看出，胡林翼考慮的是順從朝廷，不管朝廷的決策對不對、有用無用，以解決眼下朝廷的燃眉之急為先，不顧其他；曾國藩考慮問題首先看有效無效，權衡輕重利弊，再謀舉動。要說忠誠，誰能說胡林翼和曾國藩哪一個更忠？曾國藩這樣做的目的，難道不是替朝廷從長遠大局考慮嗎？

曾國藩這一招“按兵請旨”之計，表面上是與皇帝虛與委蛇，實則決策有方。

按兵請旨，可收數效之功。一可為安慶戰事贏得最為寶貴的緩沖時間，正如他在家書中所說，“不必多兵，但吾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職著”，至于北援“有濟無濟，聽之可也”，確實是這樣，倘若和議成功，北援既非必要，又大損東南戰局。二是一往一返，至少需一個月。這一個月時間會發生什么事，是曾國藩早已預料到的。此舉無非是表示對朝廷的態度而已。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胡林翼為何深得朝廷信任、短時間里權利兼收，曾國藩長時間客寄虛懸了。個中奧妙，盡在一個人的骨子里。

（摘自《曾國藩與晚清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