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與胡志明的“知己”往事

胡志明，1890年5月出生于越南義安省，1924年年底至1927年在中國進行革命活動；1941年發起建立越南獨立同盟，1945年9月2日在河內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1946年3月當選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總理，1951年2月當選為越南勞動黨主席；1969年9月2日在河內逝世。胡志明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生前曾多次訪問中國。

胡志明對中國有特殊感情，他不僅會講中國話（特別是粵語），而且與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都是朋友，來中國如同走親戚一般頻繁和自然。這濃濃的中國情結由何而來？它緣起于大革命時期，胡志明在中國，特別是在廣州，與中、國共產黨人并肩戰斗，一起走過血雨腥風的艱難歲月。在此期間，他創立了越南共產黨，之后返回祖國，領導越南的救國運動。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胡主席常來廣州，因此與我父親（陶鑄，時任廣東省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編者注）也建立了深厚友情。1961年3月，應胡主席邀請，我們全家訪問了越南。在河內主席府，我們受到胡主席的熱情會見。他先跟父親熱烈擁抱，再與母親緊緊握手，最后給我來了個“吻頰禮”。胡志明年輕時曾留洋法國，所以懂得這些洋禮節。但我那時不懂事，對胡伯伯的“吻”覺得不好意思，輕輕嘟囔了一下。父親悄聲對我說：“讓老人家親一下有什么關系么！” 胡伯伯確實喜歡孩子，他經常邀請一些孩子來主席府玩耍。這次為了我，他又找來了好幾個越南青少年充當小主人，讓我們一起看越南畫報，一起參觀主席府。

這是一次家庭式訪問，沒有繁文縟節那一套，從頭至尾都親切自然，有種賓至如歸感。

我們在河內游覽了一些名勝古跡，最后來到人間仙境下龍灣。

由于要上學，我必須提前回國，于是獨自從下龍灣返回了河內，準備經南寧回廣州。當天傍晚，我被告知：胡伯伯明早要請我共進早餐。

第二天大約7點鐘，我被接到胡伯伯住所。作為一國元首，竟如此簡樸。他的辦公室內只有一張桌和一把椅，根本沒有沙發之類的家具。胡伯伯拉著我席地而坐，一老一小無拘無束地聊天。記得最清楚的是胡伯伯問我未來的志向，我說父親想讓我當一名眼科醫生，大學畢業后可通過交換生的方式到中山醫學院眼科醫院工作，師從著名眼科專家毛文書教授?！昂芎?，當眼科醫生好?！?胡伯伯笑瞇瞇地說。

我和胡伯伯坐在地板上開心地聊著，我完全忘了眼前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越南至高無上的“國父”，覺得他就像一位鄰家老伯。

胡伯伯送了我3樣禮物，一個是蘇聯伏羅希洛夫元帥送給他的小巧的不銹鋼日歷架，一個是印尼蘇加諾總統送給他的象牙裁紙刀，還有一個是越南手工鑲嵌的漆盒。胡伯伯將這么珍貴的禮物送給我，我本應珍惜有加，可惜“文革”中家被抄了9次，小日歷架和裁紙刀都丟了，所幸那只漆盒保留至今。

步行到主席府去吃早餐，雖是西式早餐卻是非常簡單，一杯牛奶，一個煎蛋，僅此而已?？磥砗D頓早餐都是這樣的，而且都是一個人吃。

回國后不久，我就收到胡伯伯寄給我的一個大大的包裹，還未及拆開看，父親就讓我轉送給了我的一位生病且又家貧的同學，所以包裹里是啥東西我至今不知。我要給胡伯伯寫封感謝信??！我坐在桌前冥思苦想，搜腸刮肚，總算寫了一紙對胡伯伯崇敬與感謝的話語。嗯，結尾一定要給力，要有“神來一筆”！ 但那驚人之語無論怎樣抓耳撓腮就是想不出來。偶一抬頭，見房間里有張宣傳畫，畫上有一行字“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眼前一亮，就抄下這句話做了結尾。

我很得意地拿信去給父親過目，看到后面他皺起眉頭來，指著結尾那句話說：“用詞不當！ 這句話你不能用！” “怎么不能用？本來就是知己么！” 父親見我如此不開竅，更嚴厲地說：“胡主席是越南黨和國家的領袖，你一個小孩子家怎么能稱胡主席為‘知己？胡鬧！ 這句話必須改！”

如今回憶起當年的這個不當用詞，不禁莞爾。但胡伯伯能給我一種“知己”之感，一個鄉里鄉親的老伯之感，而不是神一般的一國之尊，也說明了胡志明特有的氣質。

（陶斯亮，其父陶鑄擔任過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