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分成、財政激勵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摘要：財政激勵一致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原因之一，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中國企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文章研究了財政激勵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發現：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存在“正U型”，即當稅收分成率較小時，財政收入的邊際效應大于損害經濟的邊際成本，此時財政激勵的加強會導致地方政府加強對企業的攫取，損害企業全要素增長率的提高;當稅收分成率較大時，財政收入的邊際效應小于損害經濟的邊際成本，此時財政激勵的加強會導致地方政府加強對企業的援助，促進企業全要素增長率的提高。且這種影響會因企業的產權性質而產生異質性。

關鍵詞：財政激勵;全要素生產率;轉變發展方式;稅收分成

一、 引言

本文關注財政激勵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被學者詬病的一個方面是，其增長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的積累，而忽視了創新和管理方面的提升。近年來，中國越來越關注經濟由“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2015年5月8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了《中國制造2025》，提出了我國企業從“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智造”的具體要求。而企業發展方式的轉變集中體現為企業能否從勞動和資本促進增長轉變為全要素生產率促進增長的方式。鑒于此，本文研究財政激勵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

在財政激勵的衡量方面，呂冰洋等（2016）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即使用稅收分成比例作為衡量財政激勵的指標。相比以往研究中使用財政分權度指標作為衡量，稅收分成比例指標更加準確，且更明確的反應了地方政府財政激勵的大小。因此，本文借鑒呂冰洋等（2016）的做法，是用縣級政府增值稅分成率指標作為衡量地方政府財政激勵大小的指標，以此為基礎研究其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本文僅從財政激勵的視角研究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影響，當然，除了財政激勵以外，地方政府官員的晉升激勵和約束機制也會影響地方企業的發展。財政激勵、晉升激勵和官員約束機制三者相輔相成，如何構建完善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和約束機制是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關鍵，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利用2000年～2007年工業企業數據庫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論與理論假設保持一致，研究發現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存在“正U型”關系。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從財政激勵和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給予企業轉變生產方式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除去引言，本文的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實證模型設計;第三部分為實證結果分析;第四部分為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 實證模型設計

1. 數據與變量。

（1）數據來源與處理。本文使用的數據包括2000年～2007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和縣級財政數據。其中，工業企業數據來自2000年～2007年的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庫;增值稅分成率數據來自2000年～2007年《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本文對樣本數據進行了如下處理：

①按照Brandt等（2012）的處理方法，根據企業的法人代碼、企業名稱、地址、電話號碼等信息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中不同年份的企業進行匹配。②在匹配樣本之后，對缺失主要變量和存在明顯錯誤企業樣本進行了刪除。刪除了缺失總資產、職工人數、工業總產出、營業利潤、利潤總額以及企業的開業年等重要指標的樣本;刪除企業總產值、企業的各項投入、職工人數、工業中間投入合計、固定資產原值和固定資產凈值為負的樣本;刪除了總資產小于企業固定資產凈值、總資產小于企業流動資產以及固定資產累計折舊小于當期折舊的樣本;刪除了銷售額小于500萬、固定資產原值小于100萬、總資產小于100萬和職工人數小于8人的樣本。③參照Brandtet等（2012）的做法，計算了企業實際資本存量和實際投資指標，并使用相關價格指數對所有指標進行了消漲處理。④剔除了縣級重要數據缺失的樣本，并刪除一些不符合邏輯的樣本。⑤為了避免異常值對結果的影響，本文刪除了各指標上下各0.5%分位數的樣本。最終，本文得到了2000年～2007年來自2 413個不同縣（市）的297 827家企業共983 369次觀測值的非平衡面板數據。

（2）變量定義。

①被解釋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使用OP方法測算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具體測算方法見本節第二部分。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縣級增值稅分成率變量（VATshare），代表縣級政府所受到的財政激勵的大小，該指標由《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中的縣級增值稅收入與其所征收的增值稅額相比計算得到。

②控制變量。本文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企業是否進行研發支出的虛擬變量（Drd）、企業是否進行出口的虛擬變量（Export）、企業年齡的對數值（Lnage）、企業的員工平均工資水平（Perwage）、企業的資本密集度（Perk）、企業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企業的總資產的對數值（Lnsize）、企業的所有制性質虛擬變量（Own）和年份虛擬變量（Year）。企業是否進行研發支出的虛擬變量（Drd）的定義為，如果企業當年進行了研發支出則該變量取1，否則取0。學術界的普遍共識是創新是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重要來源，因此本文認為研發創新支出能夠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企業是否進行出口的虛擬變量（Export）的定義為，如果企業當年的出口交貨值大于0則取1，否則取0。許多研究強調企業的出口能夠通過“干中學（Learning by Exporting）”的效應提升企業的生產率，出口企業面臨了競爭更加激烈的國外競爭市場，這也導致其能夠便捷地從國際市場上獲得信息和經驗，從而提升企業的生產率。企業年齡的對數值（Lnage）代表了企業的成立時間長短，有研究表明企業能夠通過“干中學”來增加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但是也有研究認為新企業更有創新意識，本文將進行檢驗。企業的員工平均工資水平（Perwage）代表了企業員工的素質水平，企業的創新和技術進步主要來自于員工的創造，因此本文對其進行檢驗。企業的資本密集度（Perk）可能會導致資源配置不平衡，從而影響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企業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會通過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來影響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企業的總資產的對數值（Lnsize）代表企業的規模大小，規模越大的企業其面臨破產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可能會進行更多的風險性活動，從而其生產率可能更高。企業的所有制性質虛擬變量（Own）控制了企業的所有制性質，由于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公司治理、企業文化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不同所有權性質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可能不同。年份虛擬變量（Year）則控制了影響企業效率的年度沖擊。

2. 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本文使用Olley和Pakes（1996）的方法（簡稱OP方法）對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估計，該方法能夠克服估計的內生性問題，被國內外許多學者所使用。OP方法的估計形式為：

lnYit=？琢lnLit+？茁lnKit+ht（Iit，Kit）+？綴it（1）

其中lnY為企業總產出的對數值;lnL為企業勞動投入的對數值;lnK為企業資本存量的對數值，I為企業的當期投資。ht（Iit，Kit）為企業可觀測的效率水平部分，？綴it為企業不可觀測的效率水平部分。通過對（1）式的估計就可以得到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

3. 稅收分成率對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計量模型。

本文的模型設定如下：

lnoptfpit=？琢0+？茁1VATshareit+？茁2VATshare2it+？酌Xit+？滋i+？綴it（2）

公式（2）為稅收分成率對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計量模型。其中lnoptfpit為使用OP方法估計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對數值;VATshareit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即縣域的增值稅分成率企業的融資約束變量;為了檢驗增值稅分成率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是否存在“U”型關系，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VATshareit的二次方項VATshare2it。Xit為各控制變量。？琢0為截距項，？茁1為增值稅分成率一次項的估計系數，？茁1為增值稅分成率二次項的估計系數核心解釋變量融資約束的回歸系數。？酌為各控制變量回歸系數集合，？滋i為隨時間不變的固定效應誤差項，？綴it為隨時間變化的誤差項。本文使用固定效應對模型（2）進行估計。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財政激勵會使得政府對企業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本文預計，當模型（2）中僅加入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項時，其回歸系數不顯著;當同時加入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方和二次方項時，一次方項的系數應當顯著為負，二次方項的系數應當顯著為正，即增值稅分成率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存在“正U型”關系。

三、 實證結果分析

表1為模型（2）的估計結果。其中，第（1）和（2）列僅加入了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項;第（3）～（6）列中加入了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項和二次項。各列回歸中逐步加入控制變量，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模型中均控制了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

從表1的回歸結果來看，第（1）和（2）列僅加入了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項中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項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說明財政激勵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并不是線性關系。第（3）～（6）列中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項的系數約為-0.8左右，且都顯著，二次項的回歸系數為2.5左右，也都顯著，說明財政激勵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存在“正U型”關系。分別來看各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可以發現各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的符號及顯著性均與理論保持一致，模型的結果是可信的。

當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加強時，地方政府對不同的企業會采取策略性的行為，因此本文對財政激勵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異質性檢驗。表2為異質性檢驗的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為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回歸結果，第（2）列為私營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回歸結果，第（3）列為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臺資企業的回歸結果。模型中均控制了時間固定效應、個體固定效應及各控制變量。從表2的回歸結果看以看出，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對財政激勵的反應最敏感，其次為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臺資企業，反應最不敏感的為私營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其中的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一般會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照顧。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臺資企業也會受到地方政府吸引外資的政策優惠影響，而私營企業和混合所有制受到地方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小。

四、 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結論：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存在“正U型”，當稅收分成率較小時，財政收入的邊際效應大于損害經濟的邊際成本，此時財政激勵的加強會導致地方政府加強對企業的攫取，損害企業全要素增長率的提高;當稅收分成率較大時，財政收入的邊際效應小于損害經濟的邊際成本，此時財政激勵的加強會導致地方政府加強對企業的援助，促進企業全要素增長率的提高。同時，我國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的政策優惠較少，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受到了更多的政策優惠。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級以下政府的稅收分成比例制定要適當，以加強地方政府促進企業發展的動力;第二，地方政府應當加強對私營企業的政策優惠，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第三，除財政激勵外，晉升激勵和約束機制也是影響地方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方面，如何構建合理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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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項目號：15XNH041）。

作者簡介：許敬軒（1987-），男，漢族，山東省臨沂市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財政金融理論與政策。

收稿日期：2017-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