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時期黨的優良統戰傳統探源

河北省委統戰部課題組

【西柏坡統戰】

西柏坡時期黨的優良統戰傳統探源

河北省委統戰部課題組

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時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統戰”，恢復成立了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發布了“五一”勞動節口號，與奔赴解放區民主人士共商建國大計，初步設計了中國未來的政黨制度，確定了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方針，形成了大團結大聯合、民主協商、及時調整統戰政策、重視黨外人士政治安排、各民主黨派主動接受中共領導等優良的統戰傳統。學習掌握這一時期的統戰歷史，弘揚傳承這一時期形成的優良統戰傳統，對做好當前統戰工作，充分發揮統戰優勢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凝心聚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西柏坡；統戰歷史；統戰傳統

2013年7月，習近平同志重訪西柏坡時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重溫這些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加很多正能量”[1]。西柏坡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我們黨在這里組織指揮了解放戰爭的“大決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統戰”，新中國統一戰線從這里走來。這一時期，黨中央以生動的統戰實踐，贏得了社會各階層民眾的衷心支持，架構起獨具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西柏坡時期的統戰歷史，在黨的統戰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中國革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共產黨人特別是統戰工作者最好的營養劑。鑒于此，我們對這一時期的統戰歷史以及由此形成的統戰傳統進行細致的考察研究和探討，力求厘清西柏坡時期統戰傳統的涵義、發生了哪些重大統戰歷史事件、形成了哪些優良的統戰傳統，以為黨員干部學習掌握統戰歷史、弘揚優良統戰傳統、做好當前統戰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西柏坡時期統戰傳統的涵義

通常所說的西柏坡時期，是指從1947年5月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起，到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進京趕考”這一時間段，共一年零十個月時間。

西柏坡時期統戰傳統，是指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時期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早日消滅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侵略，實現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采取的一系列統戰策略和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統戰思想、統戰文化和統戰制度。主要包括中國共產黨凝心聚力實現大團結大聯合、真誠相待實行民主協商、順應形勢及時調整統戰政策、重視黨外人士政治安排和各民主黨派認同并主動接受中共領導等傳統。

二、西柏坡時期黨領導的重大統戰歷史事件

(一)掀起土改熱潮贏得民心，為解放戰爭勝利夯實群眾基礎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徹底實行土地改革的《中國土地法大綱》，10月10日中央正式發布實施，由此各解放區迅速掀起土改熱潮。這一時期的土地改革，堅持與統一戰線結合起來開展，采取打擊地主、孤立富農、團結中農、解放貧雇農的原則，征收分配土地等生產資料，從而徹底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土地制度，使解放區廣大農民實現了千百年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截至1948年11月，在擁有2.7億人口、面積約235萬平方公里的解放區，業已完成土改的地區約有1.68億人口，分得土地的農民約1億人。通過土改，占農村人口70%左右的貧雇農徹底翻身成為自己的主人，占農村人口20%左右的中農利益得以維護，占農村人口8%而占有土地面積70%至80%的地主富農被徹底打擊和孤立[2]。在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特別是頒布施行《中國土地法大綱》，使解放區群眾不僅在經濟上獲益，而且在政治上也產生前所未有獲得感，革命與生產的積極性高漲，都踴躍參軍支前。據統計，三大戰役中支前民工達880余萬人次，使用小推車82萬輛次，分兩排排起來，可以從當時的南京國民黨總統府一直排到北平[3]。開展徹底的土地改革，為我們黨奪取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二)恢復成立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加強黨對統戰工作的領導

1.黨中央進駐西柏坡前統戰組織機構歷經數次演變。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之前，黨并沒有建立專門的統戰工作機構。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中共代表團進駐武漢，專門負責與國民黨的統戰工作，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統戰工作性質的機構。1938年11月，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規定，在區委以上各級黨委之下設立統一戰線工作部。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第六次會議決定組建“中央統一戰線部”。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央六屆七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主要任務是領導敵占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45年8月中央統戰部劃歸城工部?？箲饎倮?，各級城工部停止工作。1946年底中央決定重新恢復城市工作部，主要職能是“在中央規定方針下，研討與經管蔣管區的一切工作，并培訓這一工作的干部”。1947年3月，城工部隨同中央機關撤離延安，轉移到山西省臨縣泉王村[4]。

2.從中央城市工作部到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1948年4月，擔負著統戰職能的中央城市工作部260余人，分6批隨中央后委由山西臨縣雙塔村遷到當時河北建屏縣(今平山縣)李家莊村，對外稱“工校研究室”。1948年8月24日，在籌備新政協會議成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的情況下，劉少奇向毛澤東同志請示：“在中央匯報時，大家意見將城工部改為統戰部，以便能管政協、海外及國統區工作，而將解放區城市政策及工人運動歸彭真及政策研究室管?！泵珴蓶|批示：“同意這種改變?！?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發出指示：中央決定將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管理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國內少數民族工作，政權統戰工作，華僑工作及東方兄弟黨的聯絡工作，并具體負責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工作。自此，“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這一名稱確定下來，一直沿用至今，職能除“國民黨統治區”成歷史概念外，其他職能仍是今天統戰工作重點對象與內容。

(三)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吹響協商建國集結號

1.“五一口號”發布的背景和過程。由于國民黨一意堅持獨裁統治，采取打壓、分化、拉攏政策對待中共和民盟等民主黨派，1948年3月29日單方面召開的“行憲國大”受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堅決抵制。陳嘉庚、沈鈞儒等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議盡快成立全國政權機關，以與國民黨的“偽國大”相對抗。這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重視。而此時無論是在政治上、軍事上，還是在各階層的愿望上，中共都具備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的條件。五一勞動節前，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打電報詢問中央有沒有動作，當時中央已著手起草“五一口號”，初稿出來后毛澤東親自作了重要修改。4月30日，中央書記處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以“五一口號”的形式，對外公布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的政治藍圖。該口號共23條，具體而言，可以分為兩個主題：一是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五一口號”最為核心的內容；二是號召全國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特別是解放區和國統區的職工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

2.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各界人士熱烈響應“五一口號”?！拔逡豢谔枴卑l布后，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海外華僑、基層群眾紛紛發表通電、宣言、聲明、文章等響應，以各種形式表達對中共政治主張的擁護，表示愿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為成立和建設新中國“獻其綿薄”。1948年5月3日民革領導人在《華商報》發文表示“立即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積極準備建立真正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民主聯合政府！”[5]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無黨派人士代表聯合通電，公開響應，表示要與中共“共同策進完成大業”。海外華僑組織和廣大僑胞也積極通電響應，希望早日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聯合政府，以解除人民痛苦、保障華僑利益。全國工人階級以實際行動，積極展開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

“五一口號”的發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民主黨派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由此，拉開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建國的序幕，吹響了協商建國的集結號，揭開了多黨合作的新篇章。

(四)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區，與中國共產黨共商建國大計

1.黨中央周密部署接送民主人士。從1948年秋開始，在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來親自指揮、各地黨組織協同配合下，組織實施了堪稱“歷史壯舉”的接送民主人士工作。中共中央先后向各地黨組織和有關人員發出23份電報指示，對接送過程的有關環節、事項進行周密細致的安排。周恩來為此付出了大量精力，調動了各方面力量協調參與，有力地保障了接送工作的順利進行。當時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大部分聚集在香港，周恩來指示中共香港分局秘密展開接送工作，將香港民主人士接送到東北解放區。從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經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共20多批次1000多人，其中包括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李濟深、柳亞子等350多名民主人士。

2.民主人士匯聚李家莊。李家莊作為西柏坡時期中央統戰部的駐地，成為中央組織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領導中心。按照周恩來同志指示，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處于平、津、滬等國統區大城市的大批民主人士被分散轉移到李家莊。1948年11月底前到達李家莊的民主人士有韓兆鶚、何懼、符定一、田漢、安娥、周建人、胡愈之、沈茲九、吳晗、楚圖南、葛志成、楊剛、宦鄉、劉清揚等，這些民主人士參加了《關于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的協商。從1949年初到3月23日中央離開西柏坡，又有剪伯贊、雷潔瓊、嚴景耀、費孝通、張東蓀、張曼筠、周穎、嚴信民、胡風等民主人士到達李家莊。中央領導對邀請來的這些特殊客人非常重視，多次接見他們，毛澤東、周恩來等有時與他們暢談到天明。為了接待好民主人士，伙食按中央機關小灶標準供給，住房除擠出較好的民房外，專門蓋了一些土木平房。為了使民主人士較系統地了解我們黨和解放區的情況，中央統戰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邀請了一些負責同志給他們作專題報告。如胡喬木報告文化政策，鄧穎超報告解放區的婦女工作，安子文報告干部政策，李維漢報告解放戰爭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等，不但增加了他們對黨的有關政策的理解，而且提高了他們商討召開新政協的熱情。

3.籌備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1948年10月初，為了更具體地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商談召開新政協的各項事宜，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似宜將名單及其他各項擬成一個文件，內容文字均須斟酌”。周恩來和中央統戰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立即同在李家莊的民主人士進行商討，很快就擬定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草案等，毛澤東親自對這個草案進行了審改。194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將草案電發東北局，指示高崗、李富春等人約集已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進行商討。東北局先后兩次與民主人士就草案進行了座談討論，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采納沈鈞儒等民主人士建議，通過中共香港分局將經過兩次會談修改過的草案轉發仍在香港的有關民主人士征求意見。經過中共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一個多月的反復協商，1948年11月25日達成《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使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就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召開新政協等具體問題達成了共識，開啟了多黨合作的新階段，為新政協籌備會以及新政協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

(五)召開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初步設計了中國未來的政黨制度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三大戰役打響之前，中央在西柏坡村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這是中央自撤離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也是自抗戰勝利以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總結檢查了過去時期黨的工作，對今后時期黨的任務和奮斗目標作出了規定。毛澤東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使黨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到城市”的問題。會議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情況，根據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后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已經得到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人士響應支持的實際，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列為重要議程，決定邀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人士代表人物來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準備于1949年內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臨時中央政府，以取代國民黨反動政府。這是我們黨以正式會議的形式，對我國未來采取什么政黨類型組建新政權的初步設計。

(六)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了中國共產黨與黨外人士長期合作方針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不僅確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還確定了我們黨與黨外人士長期合作的方針。毛澤東同志在會上強調，“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對他們的錯誤或缺點采取遷就態度，是不對的。對他們采取關門態度或敷衍態度，也是不對的”。[6]會議要求全黨必須反對右的遷就主義和“左”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兩種傾向，必須采取完全正確的與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方針。以這次會議為標志，我們黨與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方針被確定下來，并成為黨一貫的主張堅持下來。

三、西柏坡時期形成的優良統戰傳統

(一)凝心聚力實現大團結大聯合的傳統

西柏坡時期，是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為輝煌的歷史時期，也是黨的統一戰線發展史上開展大團結、大聯合最為成功的歷史時期。最大限度地團結和聯合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黨派、團體，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和建設大軍，來實現民族解放和民族振興，是我們黨的基本戰略和重要原則，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在這一時期，我們黨通過發布“五一口號”，團結和爭取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共同反對國民黨反對派，在國統區形成了反對美蔣“獨裁”“專制”的第二條戰線，在國民黨內部對其愛國高級將領進行策反活動，孤立敵人，結成最為廣泛的統一戰線聯盟；通過在解放區大規模的土改運動，極大地鞏固了工農聯盟。在這一時期，一批又一批民主人士從北平、上海、天津、香港等地以及海外秘密來到解放區，與中共共商建國大計。之所以出現如此“眾星拱北、萬水朝東”的壯觀場面，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代表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順應時代潮流，符合歷史發展規律，與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有著共同的“建立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價值追求，進而把所有熱愛和平、民主、獨立的人士團結在一起，實現了大團結、大聯合?？梢哉f，大團結、大聯合是西柏坡時期黨的統一戰線最顯著的特征。

(二)真誠相待實行民主協商的傳統

西柏坡時期，黨中央對黨外民主人士以誠相待，不論是解放戰爭的推進，還是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都充分聽取并積極采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見建議。在平津戰役中，黨中央采納了民主人士符定一的“武攻天津，文取北平”建議，使北平獲得和平解放，既保護了北平古城，又使北平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免受損失。1948年8月，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及華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也是協商民主的成功實踐，大會代表包括了工、農、兵、學、商、婦女、開明紳士等各階級各階層的人士，符合新民主主義政權性質及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冀中的一位黨外人士在發言中說:“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真正實現了民主，在這個大會上，無論大事小事沒有不民主的，這是空前的第一次?！比A北局在總結這次大會的報告中說：“特別對于黨外人士，一般做到使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于同黨外人士合作有很好的影響，對全國將有很大的政治影響?！盵7]1948年11月25日達成《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是中央經過多次與各方民主人士座談協商、電報商議，最終達成共同一致意見，更是中共堅持協商民主的最好例證。西柏坡時期堅持協商民主的優良傳統，對形成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三)順應形勢及時調整統戰政策的傳統

西柏坡時期，我們黨根據國內政治、軍事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調整統戰政策，為黨的建國大業凝聚起廣泛的力量支持。這一時期，我們黨采取既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形成并鞏固壯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對解放區開展土改運動中出現的錯劃階級成份、侵犯中農利益、對待地主富農不加區分等“左”的傾向、“左”的偏差，按照毛澤東同志強調的“土地改革要與統一戰線相結合的原則”，及時調整政策。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同志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分析了土地改革中發生“左”傾錯誤的原因，提出糾正的原則和方法。中央把這個講話作為指導文件轉發全黨，并迅即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隨后又發出《在不同地區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等一系列指示，堅決糾正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問題，避免了黨在農村的統戰策略受到損害。對侵犯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沒收官僚資本將部分民族資本一起沒收、工人要求工資待遇過高等致使工廠商店關門歇業，影響解放區經濟建設的工商業政策上出現的嚴重“左”傾錯誤，中央于1948年2月、3月，分別發布《關于工商業政策》《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專門指示，嚴肅指出必須迅速糾正侵犯工商業現象，重申保護并獎勵一切于國民經濟有益的私人工商業發展的政策，要求對于一切受歧視的知識分子、中小資產階級人士和開明紳士都要堅定不移的團結。我們黨及時糾正工商業政策“左”傾錯誤，為接管城市及在政治上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四)重視黨外人士政治安排的傳統

西柏坡時期，黨中央把組建華北人民政府作為新中國誕生前夜的政權建設實踐，對包括黨外人士政治安排的基本政治制度做了前期的探索，具有重大的創制性意義。1948年8月7日，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在石家莊人民禮堂(今石家莊市民間工藝博物館)正式開幕，出席大會542名代表中有民主人士166人，大會主席團成員33人中有民主人士14人，27名政府委員中有民主人士8名。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大會最初擬定的主席、副主席候選人名單中，并沒有非黨人士。而華北人民政府并非地方政府，它是未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全國各地(包括蔣管區)都非常關注這個政府的人事安排，中央要求副主席中一定要有一位民主人士，而且要有職有權。因此，在9月20日至24日召開的華北人民政府第一次委員會上，選舉董必武為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藍公武、楊秀峰為副主席。藍公武就是著名政論家、愛國民主人士。藍公武還兼任民政部長，邢肇棠任水利委員會主任，陳瑾昆任人民法院院長。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這一重要論述，成為黨一貫的重要主張。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培養使用黨外人士，是我們黨的一貫政策”[8]。我們黨在西柏坡時期重視黨外人士政治安排，用“大位置”起用黨外人士的做法，就是這“一貫政策”的重要源頭。

(五)認同并主動接受中共領導的傳統

西柏坡時期，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認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并主動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起始期。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并不是一開始就接受中共的領導，發生歷史轉折是在民盟等民主黨派被國民黨當局宣布為“非法團體”和中共發布“五一口號”之后。在此之前，各民主黨派與中共雖然聯系緊密，但更多的是獨立地站在中國政治舞臺上。1947年10月，民盟被國民黨政府宣布為“非法團體”，各民主黨派也被禁止公開在國統區進行活動后，在中共的協助下陸續轉移到香港繼續進行政治斗爭，此后逐漸認同并接受中共關于時局的主張。中共發布“五一口號”，基于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共同政治主張，各民主黨派熱烈響應，紛紛表示愿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為成立和建設新中國“獻其綿薄”。各民主黨派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全部主動自愿接受中共的政治領導的原因，可以用毛澤東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講話來解釋，他說：“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聯合政府，……這個政治基礎是如此鞏固，以至于沒有一個認真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見，大家認為只有這一條道路，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正確方向?！盵9]

在全國全黨喜迎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之際，回顧我們黨在西柏坡時期的統戰歷史，梳理總結這一時期形成的優良統戰傳統，對進一步加深統一戰線法寶作用的認識、傳承弘揚黨的優良傳統、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統一戰線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發揮統戰優勢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凝心聚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此文獲2016年度全國統戰理論政策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

[1]李斌.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再訪西柏坡側記[N].新華網,2013.07.13.

[2]陳宗良,康彥新,謝燕紅,劉英茹.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統戰思想的探索、實踐與發展[C].中共石家莊市委統戰部,西柏坡時期統一戰線研究初探第2頁.

[3]史文通,霍曉麗.同甘苦才能共命運——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時期堅持群眾路線紀實[N].河北新聞網，2013.09.24.

[4]史寶強.“五一口號”史稿[M].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94.

[5]華商報[N],1948.05.03;

[6]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J].人民網，2013.06.30.

[7]張瑞靜.共和國的曙光——華北人民政府[J].人民網，2009.05.07.

[8]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05.18.

[9]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責任編輯：吳 冉

2017-02-20

課題組組長：栗慧英，中共河北省委統戰部副部長。課題組成員：李志強，中共河北省委統戰部研究室主任；楊宗成，中共河北省委統戰部研究室干部；李芬，中共河北省委黨校西柏坡研究中心副主任；孔令春，石家莊市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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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6981(2017)02-00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