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王松奇

很多年以前，美國學者小阿爾弗雷德·馬拉伯寫了本頗有影響的書：《迷惘的預言家：當代經濟學家的歷史》，講的都是關于經濟學家熱衷于預言預測又常常犯錯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這不，又到年初了，本性難移的好事之徒們又可以在經濟形勢預判方面一較短長了，作為經濟理論工作者，我也試著展示一下自己的迷惘。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所謂不確定性就是事物發展的偶然性，那些偶發性事件常常超出人們的想象和預期，因此，人們在展望新的一年時，沒有必要絞盡腦汁去想2017年還會出現多少黑天鵝，比較省勁兒的辦法是根據一般規律先想想大體確定的大事件有哪些，這些能對歷史軌跡產生重要影響的大事件如果如人所料真的出現或發生了，那么，我們就可以在工作路線圖的制定上主動許多。

確定性1——2017年度經濟增速不會低于6.5%。

大家都知道，這是世行最新預測，而此前世行對中國經濟年度的預測增速為6.2%，為什么新預測會提高了0.3個百分點？我想原因就是中國政府近年來在穩增長方面的堅定姿態、各類大項目推出的堅決程度以及一些重要的宏觀經濟數據使得世行上調了對2017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仡櫛緦谜鼛啄晁龅墓ぷ魅绾喺艡?、如“三去一降一補”方略的提出、如各類改善民生政策的落實以及在公共產品供給領域項目推進的堅決態度等等，干的都是實事兒正事兒。只要沒有干擾，國民收入十年翻番的目標，從統計學角度看，每年經濟增速就不能低于6.46%，也許這才是世行6.5%年度增速預測的最終支撐點。常常聽到一種奇怪議論：為什么一定要預先設定增速目標？年度經濟增長6%行不行？5%又怎么樣？這種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議論的確讓人無可奈何。中國經濟的合理增速區間的確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從經濟學角度說，探尋合理經濟增速區間就是從理論上尋找經濟自然增長率的過程。一個國家每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可稱作現實增長率，一個國家由要素稟賦、市場環境及政策選擇等因素共同起作用時能產生一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這個潛在增長率也可以理解為最大限度的增長率；還有一個加上經濟學家主觀判斷考慮了一國經濟部門制約狀況、經濟可持續程度、環境友好要求、市場競爭特點等等因素共同決定的合理經濟增長率，這個合理經濟增長率就可視為自然增長率。一個政府的經濟管理能力高低就看其調控下的年度經濟增長與一國的經濟自然增長率的吻合或偏離程度。通常情況下，人們可以用經濟運行的結果數據檢驗一國增速的合理程度。在過去一些年中人們關注的是部門間的平衡狀況及若干宏觀經濟指標，最近幾年由于霧霾現象，恐怕還要將環境滿意度列為重要考慮因素，這就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化。

確定性2——中國不會發生由債務收入比畸高引發的金融危機。

近幾年國外國內有關中國債務收入比過高的議論不絕于耳，有的科研單位還編制了所謂的國家資產負債表，讓人頗感疑惑的是，他們將銀行貸款也列入了債務收入比的分子項。這似乎有個小小的技術問題。如果分析國家資產負債以政府為分析主體，只有政府發行的債券才可視為政府債務，例如日本，它的國債收入比早在20多年前就已超過240%，但日本還是內需不足通貨緊縮，沒有什么人將銀行貸款也算在政府頭上去計算大口徑的債務收入比。中國為什么有很多人都主張將銀行貸款計入國家資產負債表分子項？是因為地方政府平臺高額負債這一特殊的國情因素嗎？我們不得而知。實際上，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包袱是沒有兜底承諾的，如果中央稍有松口表示地方政府一定就會瘋狂舉債，那么，科爾奈所說的“軟預算約束”就真的出現中國式放大版了?？茽柲萎斈臧l明“軟預算約束”這個詞時，講的是國有企業的弊端，即：不是自己的錢，花錢不心疼。若中國中央政府一旦對地方政府表現出國家對國有企業式的父愛，那么，地方政府無預算條件下的舉債沖動一定會引發一場金融危機。所以，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政府的舉債行為，讓地方政府根據自己的財力和本地經濟增長潛力來適當舉債，自己的債務自己償還，地方債務負擔及金融風險與地方首長的業績考評掛鉤，就能有效遏止地方政府的舉債沖動，從根本上避免債務沖擊型金融危機。

當然，金融危機還有其他的沖擊來源，如銀行危機、股市危機、匯率危機等等。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的實際情況比官方公布的數據肯定要高許多，但我們可以想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那時全國商業銀行的不良率普遍在30%以上，按照巴塞爾協議的標準，中國的商業銀行體系整體上從技術角度看已經破產好幾次了。但以吸存放貸為主業的銀行體系通過“拆東墻，補西墻，墻墻不倒”，我們硬是用時間換到了空間，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些城商行和農字頭的機構，許多不良資產比重近50%的單位都在十幾年時間里打了翻身仗，成為穩健成長的健康金融中介。所以本輪經濟下行對商業銀行體系的負面影響即不斷攀升的不良資產比率實際上也可以比照前次經驗用充足的時間來充分消化不良。實事求是地說，用時間換空間這不是我的理論發現，這是2017年1月15日一次財政金融內部研討會上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提出的觀點，我十分贊賞，認為這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一種對策思路，特別是，這種對策思路已接受過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歷史檢驗。

確定性3——國企改革不會有實質性進展。

這似乎是個頗有悲觀色彩的預言。本人的論點根據是2016年出臺的國企改革指導意見。這個指導意見大致有三點新意：（1）將國企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2）將國企管理者分為委派型和市場聘任型，（3）到2020年國企要將投資收益的30%上繳國家財政。我們可以回頭看一下，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那份國企改革指導意見，那個指導意見使用的“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等文件語言已代表了相當的思想理論高度，而且那份文件已明確提出國企去行政化問題，我認為這是2016年新出臺的國企改革指導意見無法比擬的，換句話說，新文件與舊文件相比從思想理論角度說是退步了。我們再看看2016年年底國資委對2017年國企改革的構想，文件說，2017年國企改革要點有四：一是做大做強，二是轉型升級，三是提高效率，四是爭取將134家央企數量減少到兩位數。分析一下，這四條改革構想，除了第四點稍具體以外，前三點基本是空話。國企改革為什么這么難？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我們的決策層常常釋放出一些令人困惑的信號，如說“理直氣壯地做大做強國企”“國有企業是中共執政的基礎”云云，本來，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改革60條中，國企管理體制似乎已經確定了淡馬錫模式即國家管資本管資本運營而不插手具體事務，減少國企管理中的行政色彩，但后來又出來了強大的反對聲音，如一定要堅持國企管理中黨的領導地位等等。這使得基層的實踐人士有無所適從的感覺。正是基于以上一些情況，我判斷2017年國企改革可能不會有實質性進展。

綜合以上三點確定性，我們基本可以下結論：2017年經濟形勢肯定不會很壞，當然也不會很好，這里說的很壞是爆發危機，很好是出現8%以上的強勁增長及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

那么，2017年有哪些不確定性呢？

2016年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成為當之無愧的2016年最大黑天鵝事件。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總統后，這個毫無從政經驗又有些任性胡來特征的商人領導世界頭號強國將給世界和人類社會將帶來無法料想的沖擊。因此，比起特朗普掌舵美國來說，國際國內所有的不確定性都無法與之比擬。我們唯有拭目以待，看看特朗普對中國如何出招，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和清醒頭腦，見招拆招，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