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諱視角下看《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問題

高路路

(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

避諱視角下看《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問題

高路路

(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

前人研究《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方法多樣，從古代文化常識著手則較為客觀。關于《古詩十九首》所涉及的避諱問題，前人只是簡單論述“盈”字觸犯漢惠帝劉盈，并未進行系統性的整理研究，從而存在一定研究空間。依據避諱可知，第12首中“蕩滌放情志”與東漢桓帝劉志名諱相沖?；傅圩纷鹌涓阁晃岷顒⒁頌樾⒊缁?，而第16首中“亮無晨風翼”與劉翼名諱相沖。據此，認為該組詩產生于東漢桓帝時期顯然是錯誤的。曹氏家族在宛城之戰中遭受重創，“游戲宛洛”也不應出自曹植之口。

《古詩十九首》;避諱;創作年代;漢桓帝;曹植

根據現有文獻記載，《古詩十九首》較早見于南朝梁代蕭統所編《文選》第29卷。昭明太子所編《文選》共30卷，李善追溯源流，注釋傳承為60卷?！段倪x》注本歷經隋唐等各朝代，幾經變遷，所載《古詩十九首》在流傳過程中也必然有所變化。在此的研究是基于當下流傳的版本基本保存原貌從而展開的。李善注《文選》一書詳細解釋該組詩詞義典故，聯系《楚辭》《古樂府歌》等具體詩文及《史記》《漢書》《呂氏春秋》《周易》《莊子》等各類典籍，側重文字訓詁。值得注意的是，李善注中也結合了兩漢典籍?！段宄甲⑽倪x》則側重解讀古詩意旨?！读甲⑽倪x》將兩者相結合，匯編6人注釋，力求實現周全完善。然而，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所注有所偏頗，多將古詩意旨與忠君勸諫、德行賢能相聯系，違背文學獨立審美。蘇東坡、洪邁等對于五臣注都有所批駁。因此該注本不予采用，而選取李善注《文選》作為賞鑒基準。需要說明的是，李善注《文選》中記載的是《古詩一十九首》，而《六臣注文選》中標明的是《古詩十九首》，為了敘述簡潔，該組詩皆以《古詩十九首》為稱。

一、 概 論

前人研究《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的方法多樣，但部分角度存在缺陷。概括分析，前人研究有兩種方法，一外一內。前者從文學史的角度考察詩體演變，探討五言詩的起源，或者對比分析《古詩十九首》與樂府詩，或者研究版本流傳；后者從詩歌本身著手，分析主題情感，或結合古代避諱制度、車與制度、正朔更改、詞匯方言、歷史典故等研究部分重點詞匯。

從外部著手，首先應當承認文學史有規律可循，而這將詩歌創作的主觀隨意性排除在外，將《古詩十九首》歸屬于五言詩成熟時期，即是否認了特殊性與偶然性的存在。五言詩不是憑空產生的，在此之前需要經歷量變。個人創造一種文體的可能性較小，而量變過程所占據的時間也較難推測，《古詩十九首》中的某幾首也可能在此期間產生。宇文所安從文本衍生歷程著手，結合現存資料以及版本流傳進行考察*參見宇文所安著，胡秋蕾、王宇根、田曉菲譯《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09-110頁。，但典籍中亡佚甚多，可確定的文獻資料多是年代較晚，縱使發現兩者間的相似性，也不能排除在此之前已經產生。古今詩歌中的模擬、手抄本的加工現象都增加了該類考察難度。此外，借助手抄本而質疑文本流傳，這也將問題擴大化了，據此難道斷定先秦各類典籍都經后人加工，后人繼承前人著作皆進行篡改？若以此為前提，一切都成為懸而未解之謎。詩歌復制中存在改動是一類特殊現象，不能以特性代替共性。宇文所安將個體性夸大，認為個體介入性強，然而編選文本并不都是由獨立個體完全操縱的，不同情況需要分別看待。另外，詩歌創作既可以實寫又可以虛寫，還可以運用典故。然而，從詩歌內容這一角度著手，事實上已經預設該組詩為實寫，但這一前提是否成立尚有待商榷。

相比較而言，從古代文化常識著手研究則較為客觀，詩歌中出現的某類專有名詞往往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文獻考據所涉及的各類文化知識，整體而言有四類，即人事、天文、地理、物類，細化可分為名字氏族、經典著述、官制綿蕝、司徒禮樂、儀象時令、郡縣山川、動物植物及服食器用等。*參見[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頁。該組詩所涉及的主要有文史典籍、目錄辭書、詞匯語句、稱謂氏族、風俗禮儀。

然而，從該角度著手推斷該組詩創作年代，其前提是正確理解古代文化常識。當下部分研究即是由于誤解，而得出不恰當的結論。例如，胡旭、劉美慧指出“馳情整巾帶”中的“巾帶”有“中帶”的異文，表示兩者“有著相當不同的性別指向，與‘巾’相關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男性，而‘中帶’則無比明確地指向女子的內衣帶”[1]。木齋贊同此說，也認為“巾帶是男人服飾，中帶則是女性之褻衣”[2],從而作為其男女私情的論證?？疾彀姹究芍?，六臣注中所引版本為“馳情整巾帶”，李善注《文選》和《玉臺新詠》中則為“馳情整中帶”。張銑表示《東城高且長》一詩諷刺小人遮蔽圣聽，賢人不得進用。李周翰將“整巾帶”解釋為整理衣冠，其含義略同于“晉人巾帶自風流”中的“巾帶”，該句指賢明之士整理衣冠想進見君王，但因為懼怕奸邪佞臣而反復沉吟躑躅，在此有套用文意而改動文本的嫌疑。李善表示此處指中衣帶，并引用毛萇《詩傳》中的“丹朱中衣”。漢代服飾有三層，內衣中衣加外衣，漢代女子內衣有兩種，即抱腹、心衣，此處“巾帶”應指中衣系帶。漢高祖長陵功臣陪葬墓區以及漢文帝霸陵叢葬坑中出土的男女服飾多身著三層衣，其中女跽坐俑的內衣皆為白色紅領。*參見深圳博物館編《三秦瑰寶：陜西出土周秦漢唐文物展》，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25頁。另外前文已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可知已經著裝完畢，鮑令暉《近代吳歌·上聲》中“留衫繡兩襠，迮置羅裳里”[3]也可作為例證。綜合詩意可知，該女子心中惆悵煩悶，無聊之際從而糾結于衣帶整理。該組詩第一首中有“衣帶日已緩”，“中帶”與“衣帶”兩者大意相同。徘徊躑躅、沉吟思量，手指反復纏繞衣帶也可理解為女子的日常情狀，是個人的習慣性小動作。深入領悟也可將此作為女子想到燕趙佳人甚多，從而憂慮所念之人沉溺其中，沉吟苦思之后整帶欲從，儼然有投懷送抱之意。對原詩理解存在諸多誤差，在此基礎上斷定的結論自然不能令人信服。以此為鑒，梳理《古詩十九首》中所涉及的各類文化常識是較為必要的。

由于古代文化常識涵蓋較廣，需要搜集整理的相關文獻資料錯綜復雜，暫選取避諱角度考察該組詩寫作年代。前人依據避諱研究《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多為零星碎語，且主要圍繞劉盈帝諱展開論述。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第十四卷中提出李陵詩作中出現“盈”字，觸犯漢惠帝名諱，因此斷定是后人偽作，文中表示“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4]185。明代王世楨指出“‘盈盈樓上女’為犯惠帝諱”[5]，但臨文不諱，并以韋孟《諷諫詩》“總齊群邦”不避諱漢高祖劉邦為證，表示該組詩部分詩歌作者為枚乘并無錯誤。明末清初之際的顧炎武認為《迢迢牽牛星》中的“盈盈一水間”未避諱，所以非枚乘所作，為“后人之擬作而不出于西京矣”[6]。 近代，梁啟超認為“漢制避諱極嚴，犯者罪至死，惟東漢對于西漢諸帝則不諱”[7]129，所以“盈盈樓上女”以及“馨香盈懷袖”這兩句所涉及的兩首詩必定產生于東漢。隋樹森批駁梁啟超所說，指出“漢人的文章中觸諱的地方很多，就以觸盈字的而論，即已不少”[8]，且根據“臨文不諱”的原則，不能以此證明這兩首詩非西漢人所作。綜上可知，前人對該組詩涉及的避諱問題并未進行系統性的梳理研究，只是簡單說明某一情況，然而該組詩所涉及的避諱問題并不單在此處，且漢代避諱并不是嚴格遵循某類特定準則的。因此，依據避諱制度考據該組詩創作年代還需深入研究。

二、 五種論說泛論

關于該組詩創作年代呈現多種說法，主要有西漢說、兩漢說、東漢說、建安說、南朝梁代時期五種觀點。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研究的起源。劉勰和鐘嶸同時歷經南朝宋齊梁三代，但二人對于五言古詩的產生時期有著不同觀點。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指出五言古詩年代久遠，可追溯到先秦時期，其中佳作的作者有可能為枚乘，但《孤竹》一篇則由傅毅所作，因此五言古詩中的佳作應當是兩漢所作。文中表示“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9]。五言古詩中的佳作是否等同于《古詩十九首》，《孤竹》是否就是指《冉冉孤生竹》，這兩個問題還有待商榷。鐘嶸《詩品》有兩處談到古詩，《序》中記載：“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盵10]37鐘嶸認為五言古詩出自漢朝，而并非是周朝衰敗時期的作品?！豆旁姟芬还澲斜硎娟憴C曾模擬其中十四首，此外還有“去者日已疏”等四十五首，但不知作者與年代，“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10]63。需要注意的是，劉勰、鐘嶸都早于蕭統，而當時并無《古詩十九首》之稱。之后，南朝梁代蕭統(501-531)整理匯編“古詩一十九首”列入《文選》“雜詩”中。據此可知，《古詩十九首》是在蕭統《文選》產生后而大體確定的，在此之前的演變歷程則是模糊不清的。眾多論述都將劉勰、鐘嶸的論說作為《古詩十九首》產生年代的依據，而這顯然是不準確的。

較早論及該組詩創作年代的是南朝梁陳年間的徐陵，其編選的《玉臺新詠》將第十六首《凜凜歲云暮》、第八首《冉冉孤生竹》、第十七首《孟冬寒氣至》、第十八首《客從遠方來》四首列入第一卷中的古詩，將第五首《西北有高樓》、第十二首《東城高且長》、第一首《行行重行行》、第六首《涉江采芙蓉》、第二首《青青河畔草》、第九首《庭前有奇樹》、第十首《迢迢牽牛星》、第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八首歸為西漢枚乘所作《雜詩》中。*參見[南朝]徐陵編，吳兆宜注《玉臺新詠箋注》，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4頁、第16-21頁。宋代蔡啟贊同徐陵所說，表示“陵或得其實”[11]，認為該組詩并非一人所作，但部分詩歌為枚乘所作。陳沆、吳汝綸、李步霄、魯迅、李日剛等亦贊同徐陵所說。*參見[清]陳沆《詩比興箋》，中華書局，1962年版；吳汝綸《古詩鈔》，民國十七年(1928)武強賀氏都門刻本,南京圖書館藏；李步霄《五言詩發源考》，載《晨報副刊·藝林旬刊》1925年第6期；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李日剛《中國文學史》，白云書屋，1973年版。但也有觀點表示該組詩皆產生于西漢，清代王士禛、張篤慶等明確提出西漢論。*參見王士禛《居易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郎廷槐《師友詩傳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清代沈德潛也認為《古詩十九首》是《國風》之遺，“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12]。

關于《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唐代李善明確提出兩漢說，他表示雖然有觀點稱其作者為枚乘，但“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兩句“辭兼東都”[13]，即涉及東都洛陽，因此該組詩并不都是由枚乘所作，而是產生于兩漢。明代王世楨表示該組詩中可能間雜“枚生或張衡、蔡邕作”[5]。清代吳淇、李重華、陳沆，近代古直、隋樹森等也表示該組詩為兩漢之作。*參見[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廣陵書社，2009年版；[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選自[清]王夫之《清詩話》，中華書局，1963年版；[清]陳沆《詩比興箋》，中華書局，1962年版；古直《漢詩研究》，啟智書局，1934年版；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中華書局，1957年版。逯欽立認為該組詩“大部分產于桓、靈兩代，然亦有新莽時代之作”[14]。當下，張清鐘綜合研究齊梁時期各文論家所言，以及該組詩的節令、地名、思想，也推斷得出兩漢說。*參見張清鐘《古詩十九首匯說賞析與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47-148頁。趙敏俐亦論證《古詩十九首》作于兩漢，表示最早可能產生于西漢后期，其中絕大部分則是東漢初中期的產物。*參見趙敏俐《漢代五言詩起源發展問題再討論》，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5頁。兩漢說涉及西漢東漢，范圍廣泛。

東漢說由唐代皎然提出，其《詩式》中有評論“李少卿并古詩十九首”一節。

西漢之初，王澤未竭，詩教在焉。仲尼所刪詩三百篇，初傳卜商，后之學者，以師道相高，故有齊魯四家之目。其五言，周時已見濫觴，及乎成篇，則始于李陵、蘇武。二子天予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妒攀住忿o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蓋東漢之文體。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論，為漢明矣。[15]

皎然認為西漢蘇李五言詩率性而作，東漢五言詩則有所錘煉，且該組詩中《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為傅毅、蔡邕所作，所以《古詩十九首》產生于東漢時期。需要說明的是，《詩式》版本不一，《說郛》中記載的是“蓋前漢之文體”“前漢明矣”[16]，《學海類編》中也表示“蓋前漢之文體”“前漢明矣”[17]，但前漢指西漢，文義不通，故以《歷代詩話》《談藝珠叢》為準。另外，此處蔡邕作《青青河畔草》一說并無論據可循，雖然清代吳淇《六朝選詩定論》中有言“《青青河畔草》為蔡邕，漢末之人也”[18]77，但也僅是簡略提及，并無明確論證。在此，皎然也將《孤竹》等同于《冉冉孤生竹》。宋代李昉、清代劉光賁等也認為可能產生于東漢。清代饒學斌表示產生于東漢末年。梁啟超認為該組詩產生于東漢中后期，根據詩中表現出的厭世思想，即謳歌現世享樂主義，進一步推斷是“東漢安、順、桓、靈間動亂末期的作品”[7]131。姑且不論該組詩有幾首體現該類思想，享樂主義是否歸屬于厭世思想，該組詩是否體現佛教人生觀，可以明確的是這一思想并非只產生于動蕩年代，昌盛年代中郁郁不得志也可激發。徐中舒認為該組詩為東漢后期之作。*參見徐中舒《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載《東方雜志》第24卷第18號。朱自清結合梁啟超、徐中舒、俞平伯的部分論證，表示該組詩大概作于東漢末年，是建安詩的先驅。*參見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2頁。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表示“約略可以推知為建安以前東漢末期的作品”[19]。葉嘉瑩認為該組詩是“傅毅、班固以后，建安曹王以前東漢的作品”[20]。李炳海推斷“《古詩十九首》的寫作年代應在公元140年到160年這二十年中,寫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21]，即東漢桓帝時期。王強?！豆旁娛攀自u譯》認為《古詩十九首》產生年代是順帝永建元年至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間。*參見王強?！豆旁娛攀自u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5頁。以上論述雖然都贊同東漢說，但涉及的具體時期并不一致，有中期、后期、末年三種說法。

唐代虞世南編選的《北堂書鈔》中有“奮逸響”，校語中引“曹植詩云：‘彈箏奮逸響，新聲好入神?！盵22]這約略等同于《今日良宴會》中的“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書中引用魏文帝“齊瑟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曹植“秦箏何慷慨，齊瑟且和柔”等與后世版本“齊倡發東舞”“齊瑟和且柔”都略有偏差?？娿X認為此說可能有一定根據。*參見繆鉞《繆鉞全集·曹植與五言詩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頁。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也將該組詩置于東漢魏晉之間。*參見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259頁。羅根澤認為五言詩《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詩》等的著作年代，“遠者不出東漢之末，近者或在魏晉六代”[23]。余冠英否定西漢枚乘以及曹王說，贊同桓靈論，但也表示其中有可能間雜建安時期的作品。*參見余冠英選注《漢魏六朝詩選》，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頁。李澤厚認為該組詩產生于東漢末年或更晚，其《美的歷程》將《古詩十九首》放在“魏晉風度”這一章節中進行論述。*參見李澤厚《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頁。木齋認為《古詩十九首》由上層貴族所作，主要作者為曹植，是“建安十六年(211)至魏明帝景初年間(約239)之間的作品”[24]，即東漢滅亡之后的三國時期。王清安引證《北堂書鈔》斷定《今日良宴會》由曹植所作，“《北堂書鈔》為現存最早的類書，站在文獻學的角度足以使考證《北堂書鈔》中曹植詩文有其必要性與可靠性”[25]。

清代朱彝尊《曝書亭集》第52卷關于《文選》記載:

入選之文，不無偽制。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余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郁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為后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為后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后，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概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26]

其中，《西門行》可參見《宋書樂志》《樂府詩集》，《玉臺新詠》并未收錄，但其例證值得關注。朱彝尊表示辨析該組詩年代應當參照徐陵《玉臺新詠》，其中不乏后人擬作。清代姜任修《古詩十九首繹》融合諸說，認為該組詩是枚乘、傅毅、曹植、文選樓中學士等人之作。鄭賓于推測該組詩部分作于魏晉之間，羅根澤也認為可能有西晉、梁代作品。這一觀點影響較小，然而也應當加以關注。

關于該組詩創作年代，各類文學史書也觀點不一。例如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表示該組詩創作年代約為公元140年至190年，即東漢后期數十年間。*參見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頁。袁行霈將該組詩編入“東漢文人詩”這一章節中，并引用李炳海的觀點，認為其出現最遲不晚于桓帝時期(147-167)。*參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頁。馬積高、黃鈞表示該組詩產生于東漢末年桓靈之世。*參見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第二版修訂本)，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頁。章培恒、駱玉明表示該組詩產生于兩漢時期。*參見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第二版增訂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頁。張長弓《中國文學史新編》認為該組詩是漢魏之間作品。*參見張長弓主編《中國文學史新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頁。袁世碩、張可禮表示現在一般認為該組詩產生于東漢后期。*參見袁世碩、張可禮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錢穆認同東漢末年說。*參見錢穆《中國文學史》(第二版)，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頁。眾人各持己見，莫衷一是，但依據避諱，可發現該組詩并非產生于漢桓帝時期，《青青陵上柏》也非曹植所作。

三、 依據避諱考證年代

雖然是從古代文化常識著手，但由于年代久遠，部分角度無法作為準確依據，首當其沖的即避諱制度。徐陵《玉臺新詠》將第二首《青青河畔草》、第九首《庭前有奇樹》、第十首《迢迢牽牛星》等八首歸為枚乘所作。枚乘曾做過吳王劉濞、梁王劉武的文學侍從，在漢景帝時又拜為弘農都尉，在朝為官，必然熟知公諱。但該組詩第二首中“盈盈樓上女”，第九首中“馨香盈懷袖”，第十首中“盈盈一水間”都與漢惠帝劉盈名諱相沖。然而，傳為枚乘所作的《忘憂館柳賦》有“于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兩句，其中也有兩處“盈”字。有學者也以此為證，認為《忘憂館柳賦》非其所作。然而在推斷《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時，應當熟知該組詩并非一人一時所作，也并不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需要將其分別論述，不能僅依據某首詩的產生年代就斷言該組詩的產生時間，也不能依據該三首非枚乘所作，則斷言其他詩歌亦非其所作。

考察古代避諱可發現漢朝對于帝諱有避或不避的。清代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近代陳垣《史諱舉例》中都有詳細分析。古有“已祧不諱”的準則?！稌x書·禮志》記載晉代王濟、羊璞所言“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27]。周廣業認為“親近故也，親盡以五世為斷?！盵28]155古代立五代祖先牌位于宗廟，是為五廟，再加上太祖太宗即為七廟。據《史記·孝文本紀》記載，“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29]252，其中將高皇廟、孝文皇帝廟分別奉為太祖廟、太宗廟，頒布律令并宣告天下。五世之內必須避諱，五世之外可不避諱，據此原則，漢代人對于帝諱有避諱也有不避諱的。然而，枚乘為景帝時期人，距離漢惠帝僅三代，仍需遵從避諱。王世貞將此現象解釋為臨文不諱，并以韋孟“總齊群邦”不避漢高祖諱為例證?？疾祉f孟《在鄒詩》，可知其并不避諱漢高祖、漢惠帝，如詩中有“寤其外邦”“于異他邦”“戴負盈路”。但古人也有臨文避諱之例，例如司馬遷之父名談，其《史記》中將張孟談改作張孟同，趙談改作趙同。*參見[清]趙翼《陔余叢考》，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669頁。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提到“嚴馬之徒，屬辭無方”[9]，二人即指嚴忌和司馬相如，其中嚴忌本姓莊，東漢時因避明帝劉莊諱，改為嚴，后世遂稱嚴忌。因此不能將臨文不諱作為準確依據，但這一現象可歸之為應諱而不諱。相似的現象如司馬遷在《史記·晉世家》中有言“晉欒逞有罪”[29]603，改春秋晉國大夫欒盈為欒逞，以避諱漢惠帝劉盈，但《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子羔長不盈尺”[29]994則觸犯惠帝之諱。關于此現象，周廣業總結出四種原因，“體質攸關”“刊落不盡”“校寫訛易”“假托前人”[28]156-157，即尊崇古帝而不避諱、引用參考各類書籍時為避諱而更改但有所遺漏、版本傳抄中出現錯訛、后人假托前人名義撰寫詩文而犯諱。

陳垣也認為漢代避諱并不嚴密、較為自由，除了遵從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的原則，另有部分原因則是后人校改。*參見陳垣《史諱舉例》，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9頁?！豆旁娛攀住冯m然輯錄在南朝梁蕭統所編《文選》中，但在流傳過程中歷經變遷，而歷朝歷代避諱不一，且有公諱私諱之分。雖然有臨文不諱、詩書不諱之說，但在具體朝代中應用與否則是難以考據，并且難以確定后人是否為了避諱自身所處朝代而有所篡改。據此不能排除《古詩十九首》部分篇章非枚乘所作。然而，雖然不能根據避諱完全確定該組詩創作年代，但可據此將某一具體朝代排除，避諱自身所處朝代帝諱是需要嚴格遵守的。洪邁《容齋三筆》卷十一指出“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于本廟中耳”[4]540。中國古代避諱制度避免使用本王朝帝王名字，遇有楣同的字時，則改用其他字。例如漢文帝名劉恒，于是把姮娥改名“嫦娥”，把恒山改為“常山”；漢武帝名劉徹，漢初的知名辯士蒯徹被改稱為“蒯通”；漢光武帝名劉秀，秀才被改稱“茂才”。

李炳?！豆旁娛攀讓懽髂甏肌穼で笸獠繀⒄瘴?，根據兩漢文人創作中的模擬之風，將該組詩與漢代其他有年代可考的五言詩相對照。他分析了該組詩與東漢時期各類五言詩的異同，認為處于東漢明帝、漢章帝之際的班固、應亨，以及漢安帝、順帝時期的張衡所作五言詩風格情調迥異于《古詩十九首》，而漢桓帝時期秦嘉夫婦的贈答詩則與其相似，因此兩者是同一時代的產物。他以此為參照，并以秦嘉夫婦贈答詩未表現順帝時期的戰亂為證，進而推斷產生于東漢桓帝時期。此外，他也表示后人關于該組詩的模擬之作因為出自上層文人從而得以保存，而《古詩十九首》“則因其出于下層文人之手,作者姓名已無法考察，寫作年代也作為難題留給了后世”[21]。這一推斷以兩漢文人盛行模擬之風為大前提，以《古詩十九首》與同時代其他詩歌相仿擬為小前提，從而得出結論。但其中的小前提只是假設，并未得到充分論證。該組詩與秦嘉夫婦的贈答詩確有相似，但兩者的前后關系并無明確判定，單以風格技巧相似為證并不可信，兩者有八首極其類似，那么另外十一首又應當怎樣解讀？關于該組詩出自下層文人之作的推斷也過于武斷，并無相關文獻證據，因此可信度不高。并且該組詩第12首中“蕩滌放情志”與東漢桓帝劉志名諱相沖。

兩漢帝諱頗多，該組詩第七首“玄鳥逝安適”也未避劉玄帝諱。另外，除了避諱帝諱，還需避外戚之諱。東漢也有避皇族之諱，漢光武帝劉秀因為叔父名良，將壽良縣改為壽張縣?！顿Y治通鑒·漢紀》胡三省注:“壽張縣，屬東平郡，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壽張?！盵30]該組詩中“良”字出現三次，第四首“今日良宴會”，第七首“良無磐石固”，第十六首“良人惟古歡”。因避諱而改前代地名屬于一朝掌故，不必歷代遵循，但對于考究某一具體年代則可作為確切依據?；傅奂次缓?，追尊其父蠡吾侯劉翼為孝崇皇。該組詩第十六首中“亮無晨風翼”，與劉翼名諱相沖。據此，認為該組詩產生于漢桓帝時期顯然是錯誤的。

此外，第三首《青青陵上柏》中“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揭示出宛城、洛陽的繁華熱鬧，也只有如此才能夠游玩嬉戲。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初平元年(191)二月，董卓聽聞各地紛紛起兵，于是逼迫漢獻帝遷都，自己留守駐扎洛陽，并縱火焚燒宮室；建安元年秋七月(196)，曹操抵達洛陽以守衛京都，因洛陽殘破、董昭等人勸說而遷都許縣；建安二年(197)的宛城之戰，張繡取勝，曹操敗逃且被流箭射中，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將典韋皆戰死，損失慘重。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218)，宛城守將侯音等人叛亂，曹操派曹仁圍攻宛城。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血洗宛城，并斬殺侯音。另有詩賦為證，曹操于建安初年前后，曾以洛陽遭焚毀為題材創作《薤露》，寫下“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31]347。曹植在《離思賦》序中表明“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32]1123?！端蛻隙住肥遣苤搽S曹操西征馬超，路過洛陽時送別應玚、應璩兄弟所作。詩中寫道：“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薄爸幸昂问挆l，千里無人煙”。[31]454極目遠眺，盡收眼底的是斷壁殘垣、破敗蕭條的洛陽城。曹植《洛陽賦》中另有“狐貉穴于紫闥兮，茅義生于禁闈”兩句，描寫的洛陽城亦是殘破不堪。

曹植出生于初平三年(192)，而洛陽自初平元年焚燒毀壞，至建安十六年一直是荒蕪殘破，然而也不能排除是作者后期所作或想象所作。其《名都篇》即描寫了京洛少年斗雞走馬、射獵游戲、宴飲無度的生活。但是宛城對于曹氏家族而言自是重創，長兄戰死，而父親又險喪命與此，若仍笑言游戲宛洛則顯然違背常理。宛城之戰發生時，曹植雖然只有五歲，但其幼時即跟隨在曹操行軍隊伍中，也必然熟知此次慘敗。曹丕《典論·自敘》中也提到此次戰爭，“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32]1096。據此，曹氏父子對于游戲宛城之說當有所避諱。顯然，《青青陵上柏》并非出自曹植之手。

四、 余 論

以上論述僅僅依據避諱角度，可以排除某一具體年代以及某首詩的具體作者，但仍不能確定該組詩的創作年代。研究《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也可從其詞匯語句著手。木齋《從語匯語句角度考量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的關系》一文舉出12個用語，認為“除了《古詩十九首》 和蘇李詩之外，皆為曹植首次使用”[33]。但謝思煒予以反駁，表示只有“越鳥” 一詞除《古詩十九首》外，僅見于曹植詩文。他發現該組詩多沿用東漢詞語，并襲用傅毅、張衡，其中所出現的稱謂也同于漢詩，另外藻飾性詞語并不常見，這兩點與曹植詩歌風格相悖。由此推斷該組詩并非曹植所作，而是產生于張衡之后、建安之前，為“東漢安、順、桓、靈間作品”[34]。依據詞匯語句分析創作年代具有一定可靠性，但其推斷并不縝密。據其考察，《古詩十九首》 除《詩經》《楚辭》外，還使用了源自先秦其他文獻的詞語共計96個；從《古詩十九首》中提取的可與西漢文獻互證的詞語(詞組、句子)為65個，可與東漢文獻互證的詞語為66個；該組詩中另有一些是東漢時期才使用的一般性詞匯，如:會面、餐飯、宴會、苦辛等。謝思煒表示詞語的產生時代下限即是作品產生的時間上限。然而該組詩并非全部使用東漢詞語，依據此分析只能推斷作品產生時間下限，而不能否定部分作品產生于西漢。這一研究可作為該組詩產生于兩漢時期的依據。

關于該組詩中涉及的古代文學常識，還有其他問題亟待解決。該組詩的篇數問題怎樣理解？當下主流觀念是將該組詩劃分為十九首，但也有觀點表示應為20首?！稏|城高且長》是一首還是兩首？明代張鳳翼、清代劉大櫆、方東樹、近代錢基博、余冠英等認為該詩應分為兩首。*參見[明]張鳳翼《文選纂注》，齊魯書社，1997年版；[清]劉大櫆《歷朝詩約選》，清光緒二十三年文征閣?？?；[清]方東樹《昭昧詹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錢基博《古詩十九首講話》，載于《光華大學半月刊》1934年第3卷第4期；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歐明俊《<古詩十九首>百年研究之總檢討》列舉多家論說，亦對此提出懷疑，表示其中“有無可能是錯簡，兩者混為一首”[35]？王子義、李肖肖《論古詩十九首之第十二首當分為兩首》一文論證該組詩為20首，聲稱“《文選》第十二首當分為兩首的觀點早在唐初就已經存在了，只不過是以一種無言的形式記載的罷了，所以不為世人所察”[36]。這是否合理？“玉衡指孟冬”應當怎樣理解，李善、吳淇、鈴木虎雄、俞平伯、朱偰、勞干、逯欽立、金克木、葉嘉瑩等各持己見*參見[南朝梁]蕭統《文選》，[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廣陵書社，2009年版；鈴木虎雄《五言詩發生時期之疑問》，陳延杰譯，載于《小說月報》1926年第17卷第5號；俞平伯《古詩明月皎夜光辨》，載于《清華大學學報》1936年第11卷第3期；朱偰《五言詩起源問題》，載于《東方雜志》1926年第23卷第20號；勞干《古詩明月皎夜光節候解》，載于《文史雜志》1944年第3卷第11、12期合刊；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金克木《古詩“玉衡指孟冬”試解》，載于《國文月刊》1948年第63期；葉嘉瑩《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中華書局，2007年版。，對此應該怎樣解讀才算合理？該組詩第3首有“驅車策駑馬”，第8首有“軒車何來遲”，第11首有“回車駕言邁”，第13首有“驅車上東門”，第16首有“枉駕惠前綏”“攜手同車歸”，而兩漢魏晉的車與制度是怎樣的，車是隸屬于貴族階層，還是普及平民百姓？第十三首有“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崩钌普J為“驅車上東門”涉及東都洛陽，清代吳淇認為上東門是長安東門之名，“李斯牽黃犬逐狡兔即此”[18]90。據此，“上東門”應當怎樣理解？蕭統之前或齊梁間所擬寫的《古詩十九首》以及賦得詩，同《文選》中的《古詩十九首》相比，有何異同？例如以古人詩句為題作賦得詩，賀循有《賦得庭中有奇樹》，梁元帝蕭繹有《賦得涉江采芙蓉》《賦得蘭澤多芳草》，江總有《賦得三五明月滿》，祖孫登有《賦得涉江采芙蓉》，朱超有《賦得蕩子行未歸》等。大問題是由小問題累加而成的，著手分析該組詩中某一首詩歌的創作年代同整體論述該組詩寫作年代相比，更具可操作性，從該首詩涉及的具體文學常識入手也更加容易。也只有解決此類小問題，才能逐步解決創作年代這一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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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AgeofTheNineteenAncientPoemsBasedonTaboo

GAO Lu-lu

(Faculty of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There are various methods for the study on the creation age ofTheNineteenAncientPoems. Among them, ancient culture is more reasonable. The predecessor’s research touches simply on the taboo of Ying, which is relevant to Emperor Hanhui Liu Ying. So, there is still some room to study on this topic. It is found that the poems violate the taboo of Liu Zhi, who is Emperor Hanhuan in East Han Dynasty, and his father Liu Yi.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earch,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poems were creat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anhuan. Otherwise, Cao’s family suffered heavy losses in the battle of Wan Cheng, therefore, Cao Zhi would not write “to get the entertainment in Wan and Luo”.

TheNineteenAncientPoems; taboo; creation age; Emperor Hanhuan; Cao Zhi

格式：高路路.避諱視角下看《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問題[J].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2017(6)：44-51+59.

2017-06-15

高路路(1994-)，女，河南洛陽人，上海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2015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

I207.22

A

2096-3122(2017) 06-0044-08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6.07

(編校：王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