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月刊與五四新思潮

杜翠葉

《新潮》創刊于1919年元旦，1922年?？?，先后出版過三卷二號，總共12期。創刊伊始，其順應時代需求，以《新青年》為楷模，致力于宣傳科學精神和民主思想，倡導“學術救國”，熱情推進以白話文為核心的文學革命事業，努力探討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勞工問題、教育改造問題，契合了社會心理，匯入沖決舊思潮的洪流，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五四之后，《新潮》懼于新思潮對社會的強大改造作用，辦刊思想上出現轉向，編輯群價值追求差異化日益明顯，加之經營不善、編輯力量不濟等原因，最終歸于沉寂。對于該刊物的研究，1949年以前總體上看是與五四運動聯系起來，對于《新潮》或新潮社的主要成員都做了通論性的介紹，不少人對《新潮》的文學地位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新潮》初出時，精彩充足，卻是一支有力的生力軍”①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周作人論近世文學》，海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頁。，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1929年版）在論述中國新文學經過時，將《新潮》同《每周評論》一起作為《新青年》外的刊物，肯定了《新潮》所刊登文學作品的價值，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1935年）則肯定了《新潮》獨特作用，即在養成了新派的小說作家，“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么小說的作家。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②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雜文全集下》，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頁。。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學術界對《新潮》的研究開始起步，主要以紀念性、回憶性、史料性文章較多，“憶”的色彩較濃，少數在論著中提及《新潮》，但只是將其作為新舊思潮交鋒或五四過程中的一個點綴，順帶提及或簡單給予評價。1979年以來，大陸在整理出版了五四運動方面史料集時也收集了不少與《新潮》有關的文章，肯定了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積極作用并分析其存在的錯誤。從1980年到1989年十年間，報刊雜志上《新潮》的身影也日益多起來了，出現了一些研究性的論文，對于《新潮》本身的定位，也逐漸出現了一些爭鳴，以較為正面和積極的態度對其進行評價。進入21世紀后，繼胡適熱之后，對于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物研究也逐步深入，對新潮社及《新潮》月刊研究成果，并將新潮社放在中外文化交錯的價值坐標上給予了理性的評判與論析。臺灣和海外方面，由于《新潮》的主要成員后來隨蔣介石遷到臺灣，每逢“五四”周年紀念大會中，在臺灣的原新潮社成員，都會撰文肯定《新潮》所起到的歷史作用，美國學者舒衡哲和周策縱就以《中國的啟蒙運動一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1989年）為主體，以啟蒙為主線，對新潮社進行專門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以社會改造為切入點，重點研究《新潮》社會改造思想對于新文化的推動作用。

一、應運而生：社會轉型呼喚新聲音

《新潮》誕生于人才輩出、思想活躍的1919年。在社會轉型的特定背景中，社會的土壤、思想的積淀、媒介的發展，加上北大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傅斯年、羅家倫等幾個學生骨干抱著對改造社會的極大期待，幾經商議，決定借助報刊雜志這一近代“文人論政”的輿論平臺，積極探索中國社會改造之路。

新文化運動為進步刊物孕育了良好的土壤。一個刊物能得以創辦離不開時代和人的因素?！缎鲁薄返恼Q生與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有著直接的關系。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從第二期開始改為《新青年》）。創刊伊始，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細數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明確提出要從文化上拯救中國社會首先要從青年群體入手，培養出區別與傳統一代的青年，號召青年與腐朽的專制制度做斗爭，從文化層面上同舊道德、舊思想和舊文學做決裂。至此，一場旨在擊退尊孔復古逆流徹底反對封建倫理思想的新文化運動便應運而生了。新文化運動的產生，意味著中國社會改造之路的探索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即從文化的層面來探索中國現代化之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他們充分借助了雜志這一近代文人論政的平臺，在《新青年》中圍繞著“民主”和“科學”兩大主題，發表各自對中國文化層面改造社會的各種觀點和主張。與此同時，在《新青年》之外，大批接觸過西方現代教育、具有“民主”、“自由”等現代價值觀念的知識分子紛紛加入新文化運動的大潮，并在該啟蒙運動中通過一些公開的輿論平臺表露出獨立思考的態度。僅在北大校園中，贊同陳氏等所主張新文學者，就有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正是在新文化運動的一批知識分子的共同推動下，才啟發了社會對于中國思想文化層面的反思。知識分子們從倫理、道德、傳統習俗等不同角度進行了論述，啟發著社會大眾不斷意識到來自專制制度的禁錮，引導社會有識之士共同探討化解中國固有文化危機的良方，從而推動了中國社會改造的進程。

新媒介的發展拓寬了知識分子言論空間。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實行的是嚴厲的結社、新聞出版禁令。到了維新時期，在梁啟超、康有為等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下，這層堅冰逐漸被打破。中華民國時期，臨時政府成立后頒布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又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由此推動了新聞出版事業的發展，出現了民初辦刊的繁榮景象①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版，第138頁。：半年內宣傳刊物從100種增至500種，總銷數4200萬份，武漢、上海有6家通訊社。出版社的繁榮為知識分子打開了一扇共同言論的窗，客觀上為他們的提供了一定相對寬松的言論空間。雖然袁世凱復辟一度壓制輿論，但《新青年》出版后，隨著袁世凱的下臺，社會言論空間開始逐步放開，商業出版社也成長了起來。以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社商務印書局、中華書局為例，新文化運動以后，在刊發書籍的品種上，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社會科學等書籍開始變多，發行量增加了，發行結構確立了編輯部制②［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從中國近現代出版史來看，五四時期是近代出版行業雜志發行空前繁榮的時期。從整個社會辦刊的大環境來看，“舉辦一種刊物非常容易，一、不須登記；二、紙張印刷價廉；三、郵寄利便，全國暢通；四、征稿不難，報酬微??；真可以說是出版界之黃金時代?！雹矍镂蹋骸度昵爸诳?，《萬象》1944年第9期。外在寬松的輿論環境，加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通過科舉制度謀得一官半職進而完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蛻變歷程受阻，很多知識分子轉而選擇了以雜志作為其主要陣地，繼續履行思想者的社會實踐。這樣，言論空間的開放和現代傳播媒介的出現，就為他們心中“以天下為己任”的信條找到了一個宣泄口，同時，也為他們尋求思想文化的變革和國民性改造提供了重要條件。

教育界新思想的活躍與北大的“兼容并蓄”。清末新學以來，教育界成為了一個較為特殊的領域。民國政府的教育部，較其他部門更早經受了新思想的洗禮，活躍著一批像蔡元培這樣極富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甚至魯迅也在教育部拿工資。在《新潮》的誕生地——北京大學，由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整個學校氛圍隨之大為改觀，出現了寬松的思想交流氛圍，為學生開辟自己相對獨立的言論空間提供了很好的環境。蔡元培出任校長時明確教育改革以救國的思想，一上任就告誡大家“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④許德珩：《為了民主與科學》，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頁。。為貫徹新的教育方針，蔡元培對北大進行了全面整頓和改革，刷新校務，添設科系之后，一方面高薪聘請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到北大任教，同時提出“我對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遵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倘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它們自由發展”⑤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沈善洪主編：《蔡元培選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335頁。的主張；另一方面，蔡元培注意培養學生努力學習、獨立思考的學習態度，為促進學生的發展，積極鼓勵學生社團等各類活動的開展，還提出“學生自治”的思想，鼓勵學生依照自我興趣成立與研究、講演、討論、出版、娛樂、社會服務、體育等活動有關的學生社團，甚至允許學生成立一個學生銀行、一個消費者合作組織及一個博物館等⑥［美］周縱策著，周子平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頁。。正是由于北大的兼容并包的方針和對各種社團的組建和刊物創辦的倡導，才促使一部分教師群體在社會處于古今中外大聚匯、大變革的交錯點上，其思想得到解放，視野日益開闊，為一代人的思想啟蒙起了開拓作用。

新舊思潮的紛爭與不同代際知識分子的合作。新思想的涌入首先是沖擊了舊思想的生存空間，給國內思想界帶來了一場持續日久的東西文化之爭。在新文化運動之初，原先曾介紹西洋文學、科學思想，并對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學運動代表人物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年長的知識分子，如嚴復、林紓等變得日益保守而“反動”，他們把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和舊家庭改造視為將中國吞沒于漫漫荒蕪之夜的洪水猛獸，感慨著幾千年流傳下來的習俗竟仿佛是一同隨著燦爛光輝的往日消逝而去，哀嚎著后輩青年的道德墮落。與此相應的是大批接觸過西方教育、具有“民主”、“自由”等現代價值觀念的知識分子，對他們而言，新文化運動契合了他們對中國的思想啟蒙的追求，因此他們紛紛加入新文化運動的大潮，并在運動中通過一些公開的輿論平臺表露出獨立思考的態度，這也成為了《新青年》等進步雜志能贏得廣泛的受眾并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面對師輩們之間的紛爭，年輕的北大學生并不是一開始就站到新派思想這邊的，相反地，很大一部分文科學生被這些舊派“國學大師”所吸引，加入到保守的一方，但隨著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狂飆突進，在與國粹派、論衡派、甲寅派等保守主義的紛爭和論戰中，《新青年》在社會影響日益擴大，新文化陣營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學生群體也出現了分化，其中包含傅斯年、羅家倫等原先追隨章太炎、黃侃、劉師培等一大批青年人在思想上開始轉向并開始投入到文學革命中，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鼓吹者。尤其是傅斯年，“因為他曾經是黃侃的得意弟子，而黃侃則是北大里有力的守舊派，一向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話文而引起他的痛罵的”①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第3頁。，他的轉向一度被陳獨秀等懷疑為舊派“臥底”②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32頁。。顧頡剛也驚訝地感嘆，“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胡適的路子上去，后來竟辦起《新潮》，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③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第3頁。。在行動上，這群年輕的學生也經常閱讀《新青年》并為之投稿。到1918年1月，正式改版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四卷一號，專門為青年學生設立“讀者論壇”，第一次刊登的就是傅斯年對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進行正面響應的《文學革新申義》和羅家倫的《青年學生》。正是學生們在關鍵時刻的聞風興起，才促使以《新青年》為參照的第一個學生刊物——《新潮》的創辦。

二、順勢而為：博采眾長傳播新思想

《新潮》秉承傳播新思想的宗旨，探索社會改造問題非常廣泛，如婦女解放問題、新舊道德問題、白話文運動、基督教問題、民主問題、科學問題、法治問題等，他們正是在傳播與宣傳新思想中，迅速地在知識分子中產生影響，進而匯成一股潮流，影響和改變那一代年輕人的心路歷程。

《新潮》呼應了“民主”和“科學”的時代主題?！缎虑嗄辍窞榇淼闹R分子發起了以“思想革命”為主題、以“人的覺悟”、改造國民性為核心內容的新文化運動，將“民主”和“科學”被作為核心觀念和基本價值加以宣揚，要求從文化和精神層面上實現民主和科學，契合了社會需求。受師輩們的影響，《新潮》在呼應新文化運動兩大旗幟時鮮明地將“批判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和“革新的文字”作為其編輯方針，為“擁護”而“反對”，對封建制度、傳統道德和舊文學展開了猛烈的攻擊。正是《新潮》等進步刊物的及時呼應，讓《新青年》在傳播民主和科學的道路上不再寂寞，也正是《新潮》等進步雜志同《新青年》的一起努力，才能匯成沖垮兩千多年專制和愚昧文化的強大力量，從而為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掃清思想上的障礙。這里要注意的是，《新潮》中關于“民主”和“科學”的界定有著“有更明確且專門區隔的”①江濤：《文化運動與學生自覺：新潮社在五四運動以前的發展》，臺灣東吳大學歷史系2007年碩士論文。，除了從“精神”和“價值”層面來強調符合民主與科學的領域，更注意從操作層面來探索“民主”和“科學”的可能。如《新潮》之“民主”，強調要養成民主的能力，提出“因革之方”在于養成批判的思維、倡導獨立生活的模式、擺脫心理上的依賴以及主張社會革命根除專制并建立新的社會信條，并從學術救國的層面強調要養成民主能力，分析了民主與輿論之間的關系，倡導大學要成為民主輿論形成的中心，要養成民主輿論，最終通過輿論來影響國家和政府的決策?！缎鲁薄分翱茖W”更關注自然科學，注意運用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服務中國的社會改造問題，特別注意從現代生物學、心理學、生理學等入手來探求社會心理，努力探求思想產生的自然科學基礎，這些都是《新青年》師輩們無暇涉及到的。有了這些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的支撐，《新潮》的社會改造思想中的科學觀也顯示出其獨特的價值。為了宣傳科學，《新潮》曾登過不少宣傳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的重要文章，如毛子水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王星拱《科學的真實是客觀的不是？》、《物與我》，何思源《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等。但從文章關注的角度來看，我們可發覺這些文章并不是簡單地對《新青年》的科學精神進行呼應，無論是其對于科學方法的引進和倡導，還是對于科學精神、科學的作用等的認識，都可見其作為一個有著尖銳的學術個性的青年社團對于科學的宣傳和理解的獨特之處。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們也越來越感受到，之所以缺乏科學的思維，根植于缺乏民主的土壤，因為科學需要個人理性的批判思維，而專制社會不允許個人存有理性思維，因此也使得科學精神不能扎根，因此謀求科學必須同謀求民治的發展結合起來，“以科學的精神謀民治的發展”②羅家倫：《近代思想自由的進化》，《新潮》1919年第2卷第2號，上海書店影印1986年版，第238頁。。

此外，《新潮》廣泛譯介西方各種影響面較大、影響度較深的學術思潮，在短短的幾期中，作者們常常摘錄或者翻譯西方名著、名篇，在大力翻譯國外著作的同時，不僅介紹了西方的學術思想，而且把學術的發展同改造社會手段的探討結合起來，以此來溝通中西社會改造的途徑，將中國的改造之路放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中、在豐富了《新潮》月刊內容的同時，也推進了西方文化的傳播，協力推動民主與科學精神的普及。

創刊伊始，對于“社會主義”這一新生事物，《新潮》就發表了主筆傅斯年、羅家倫等撰寫的關于俄國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如《今日之世界新潮》、《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去兵》等等。羅家倫的《今日世界之新潮》是最早正面介紹十月革命的文字，并在五四之前就呼吁希望俄國革命“越來越好”。在這些文章中，新潮社同仁們謳歌俄國道路，并指出俄國所走的社會道路是未來世界的必然趨勢，是“世界新潮”，俄國式的革命必將作為未來中國道路的必然取向。對于俄國革命以后的社會，《新潮》多方面構思，設想出了一個“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藍圖。但在對新的社會制度表示歡迎的同時，新潮社知識分子們也隱約意識到俄國式社會主義并非盡善盡美，并對未來中國實行俄國式社會主義模式存在隱憂。當然，對于俄國社會主義這種奔騰呼嘯而來的新潮流，年輕的學生們也不可能一下子有真切的理解，更多的時候更像是“隔著紗窗看曉霧”，模糊不清晰。為此，當五四運動第一次把新潮社的成員們拉到活生生的斗爭場面，面對運動所可能付出的代價及運動帶來的后果，《新潮》主力干將很快地就進行了反思，并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重新審視。從《新潮》所刊登文章內容的調整上，我們也可以很明顯地發現，五四以后，《新潮》中直接宣揚俄國式社會主義思潮的文章明顯減少，而宣揚其他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在篇幅和分量上都有所增加。這也充分說明，思想產生了退縮的意識，必然會導致理論宣揚上做出一定調整，甚至導致思想的最終轉向。

在宣揚新思潮中，對于杜威的實驗主義這一“在五四運動前后十年支配整個中國思想界”①賀麟：《當代中國哲學》，哲學研究編輯部：《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參考資料》（4），商務印書局1958年版，第58頁。的思潮，《新潮》不僅以北大文科系學生為主體進行傳播，還請傳承杜威衣缽的胡適作為指導，因此實驗主義對于《新潮》雜志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為了更好地推行實驗主義，使其能為廓清國人的思想服務，《新潮》第一卷先從方法論入手，介紹了大量關于實驗主義的工具——邏輯學的知識，以為實驗主義的推行打下思想上的基礎。如徐彥之在一卷一號上的《邏輯者哲學之精》、《邏輯漫談》（譯Jerusalem哲學概論之一章），康白情在一卷二號上的《難“思想律”》，傅斯年在一卷三號上的《失勒的形式邏輯》等，都推崇西方的“實用邏輯”，認為是“基于近年心理學的發展而成的，切實有用，因而可貴”②傅斯年：《失勒博士的形式邏輯》，《新潮》1919年第1卷第3號，上海書店影印1986年版，第544頁。，而其他派別的邏輯學，如形式邏輯、符號邏輯、認知邏輯等，則不能使用科學的方法證明其在科學上的效用，因而“約束人的思想，無用而貌似有用”，不應該再被中國人學習，否則不利于中國人理清自己的思維。對方法論的介紹進行鋪墊以后，《新潮》二卷一號開始登載介紹杜威思想的文章《學校與社會》和《德育原理》。從二卷二號開始到二卷五號開始連續四期以《思想的派別》為題開設“杜威講壇”，由吳康、羅家倫負責稿件的組織。在最后一卷的譯作中，載有羅家倫翻譯的杜威所著的《哲學改造》。在該階段，新潮社同仁們為了向社會大眾傳播杜威的實驗主義思想，刊登了杜威大量作品，讓社會對這個西方哲學家以及其所倡導的哲學思想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從《新潮》月刊中關于實驗主義的論述中，我們感到，實驗主義雖然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強調行動的作用，強調實踐的作用，但其和馬克思主義實踐最大的不同是忽視了實踐的社會性。因此，仔細分析實驗主義在當時青年學生思想中的影響，有利于我們更為全面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并理解當今馬克思主義的來之不易，也才能更有效抵制現在各種不良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

此外，《新潮》本著科學和民主的原則，對當時中國社會一切有悖于時代精神東西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變革主張。在文學上，他們提倡白話文，反對文以載道的文言文，掀起文學革命運動；在婦女解放問題上，他們猛烈抨擊以“三綱五?！?、“三從四德”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大力倡導個性解放、婚姻自主、社交自由，宣揚男女有同等的受教育權、參政權，批判封建禮教對女性的禁錮、奴役、踐踏；在勞動問題上，他們把“勞工神圣”作為一面鮮艷的旗幟樹了起來，呼吁全社會重視勞動者的價值，尊重勞動者的人權，改善勞動者的待遇；在教育問題上，他們研討當時中國教育如何才能科學變革的原則、路徑和方法，倡導教育平等，關注平民教育?！缎鲁薄纷鳛槲逅男挛幕\動時代的明星刊物，積極參與了上述社會改造運動的討論，他們積極貢獻自己的才智，不僅加深了人們對這些問題重要性的認識，而且開拓了人們考慮這些問題的視野，對五四時期的社會改造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急流勇進：匯入沖決舊社會之洪流

《新潮》在創刊之初，便以堅定宣傳新文化、擁護新思潮的態度被人譽為“小《新青年》”，加上該刊和北大當時兩個著名的社團——新潮社和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①當時羅家倫，徐彥之，俞平伯，高元，康白情等很多新潮社成員都參加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關系密切，故創刊伊始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距《新潮》創刊僅半個月，魯迅便在1919年1月16日致許壽裳的信中說：“大學學生二千，大抵暮氣甚深，蔡先生來，略以改革，似亦無大效，惟近來出雜志一種曰《新潮》，頗強人意?！雹隰斞福骸遏斞笗拧?，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頁。而《新潮》第2期出版不久，1919年2月20日《進化》一卷二號刊登了黃凌霜所撰寫的《評〈新潮〉雜志所為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其中持論頗為新穎，記者極為欽佩”③黃凌霜：《評＜新潮＞雜志所為今日世界之新潮》，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云開：《五四時期的社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社1979年版，第81頁。。1919年3月18日《公言報》刊發《請看北京學界思辨前至近狀》④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云開：《五四時期的社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社1979年版，第68頁。，肯定《新潮》起到了“張皇”《新青年》學說的作用?！缎鲁薄吩诋敃r影響之大，可以略窺一斑。五四過后，《新潮》大為風行，為滿足社會需求，新潮社委托亞東書局拿去印成合訂本發行了三千份⑤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紀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這也是《新潮》最早合訂本。1922年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9年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在論述中國新文學經過時，都肯定了《新潮》所刊登文學作品的價值，1935年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則肯定了《新潮》在培養了新派的小說作家。一本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雜志，一出世便受到熱捧，創刊號一再重印，印數達l萬冊，并引起當局者的注意，在社會思潮風起云涌的年代，何以能僅憑短短12期就成為影響整個中國社會的一股新生力量，這與雜志所刊載的內容是分不開的，正因為承載的思想與社會思想走向相吻合，才能在歷史長河中大放光彩。

《新潮》傳播的思想契合了新文化的主流，得到了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支持。辦刊伊始，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中耳熟能詳的人物，在場地、經費上都給予了他們最大的支持；創刊后，為了提升雜志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新潮社成員更是利用師生特殊的關系常常求助于師輩們，讓他們撰文支持，而老師們也樂意在文章上給予支持。細細探究《新潮》文本，在三卷十二號共311篇發文中，收集了蔡元培先生5篇文章；相比較蔡元培先生主要從治學方針層面保護和支持《新潮》，胡適對《新潮》的影響則全面而深入得多，甚至很多研究者都認為傅斯年、羅家倫是在胡適的影響下創辦《新潮》的，《新潮》出版后，胡適更是對其投以極大的關注，成為師輩中撰稿最多的人之一；李大釗也是大力支持《新潮》的師者之一，當時作為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除了在場地上盡量給予滿足外，在供稿方面也是盡心盡力，“（李大釗）曾給過《新潮》許多的幫助和指導，他雖不公開出面，但經常和社員們聯系，并為《新潮》寫稿”①李小峰：《新潮社始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頁。，在《新潮》中，刊登了李大釗的文章有：《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一卷二號）、《青年厭世自殺問題》（二卷二號），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論文《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也發表在《新潮》的二卷二號；新文化運動中以文學作品作為同舊社會作斗爭武器的魯迅，在與《新潮》的關系中，不僅僅是作為作者的身份刊登了《明天》等文章，當他看到傅斯年征求其對于《新潮》意見的來信，更是非常重視，當晚就回信；周作人與《新潮》則有一種特殊的淵源，他是《新潮》特邀的主任編輯，周作人承擔著組織稿件、統籌版面的責任，在后期稿源缺乏的情況下，為了力所能及保證《新潮》的順利出版，周作人努力在稿源上支持《新潮》，刊載了《游日本新村記》、《老乳母》（譯作，小說）、《薔薇花》（詩歌）、《狂熱的小孩》（詩歌）等作品。當時新潮社聘請胡適、周作人等作為指導老師，極大地提高了新潮社的影響力，許多青年學生都慕名前來加入新潮社，一時間壯大了新潮社的力量。除了上述這些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人物，還有一些早在《新青年》上就為讀者所熟悉的名字，如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劉半農（筆名“寒星”），時任北大教授的王星拱等老師，都在《新潮》上發表文章。除此之外，其他教師，如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蔣夢麟、近代翻譯家沈性仁，也加入到為《新潮》撰寫稿件的隊伍中，大大地增強了《新潮》的學術性和權威性，提升了其影響力。

從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中重印《新潮》的描述，可見當時《新潮》發行的盛況以及陳獨秀、胡適等對于《新潮》的支持，他提到：“我們經理發行《新潮》，是從重印它的一卷一號至五號（訂正三版）開始的?！缎鲁薄返谝痪硎?919年1月至5月出的，出版早賣完了，再版出來，不到半個月，也賣完了，而各界要求的信，還是來個不了。這時候，北京大學出版部正要出《新潮》的第二卷，再要重排重印第一卷實在忙不過來，只有把三版委托我們代辦了。我記得那時候，我們也實在很忙，可是有陳仲翁和適之兄的函商，就一口答應下來，好不推遲地擔當起來了?！雹谕粼牛骸痘貞泚問|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頁。這些場景的回憶，從側面反映了《新潮》在社會上的影響程度。也可以說明《新潮》在當時之所以能產生這么深遠的影響，與《新青年》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然而，對于《新潮》來說，崇尚自由主義的他們，將《新青年》作為自己思想啟蒙的同時，并未將其作為偶像，如同新潮社成員回憶當時成立的原因所提及的，他們辦刊，一部分是源于《新青年》所提倡的新觀點的啟發，但同時他們不甘于只是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這也暗蘊他們要建立起自己獨特的思維視角。羅家倫回憶中提到《新潮》的創刊是“因為大家談天的結果，并且因為不甚滿意《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當時大家便說：若是我們也辦一個雜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③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國蔡元培炎研究會編：《蔡元培紀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頁。。從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新潮》的創刊，雖受《新青年》影響并在其羽翼保護之下，但仍不乏青年知識分子獨立指點江山的風格和視角。因此，隨著研究的深入，現有的研究應該逐步突破過去對于將《新潮》視為《新青年》的“輔助刊物”④阿英：《例序.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3頁。、“輔翼”⑤陳安潮：《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頁。的定位，更強調《新潮》“參與五四時期核心話語建構的過程也必然有別于先生一代”①趙雪：《從新潮看五四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的起步與成長》，華東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

事實上，在發行量上，《新潮》一度擁有了比《新青年》還壯觀的發行量。這與《新潮》雜志的“有別于先生一代”的辦刊定位、人群定位、語言風格、關注點和角色定位是分不開的：《新潮》注意到了《新青年》在讀者對象上的選擇，并調整了自己特定的讀者群，與《新青年》形成犄角之勢，努力讓新文化的影響力覆蓋到每個群體，最終共同推動社會文化的進步。從兩者的影響效果來看，顧頡剛提到：“由于‘文字淺顯易懂，甚為廣大青年讀者所喜愛?！雹陬欘R剛：《回憶新潮社》，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云開：《五四時期的社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社1979年版，第125頁。.吳虞在其日記中記載：《新潮》發行數量大，影響廣，時人美譽，它是《新青年》的衛星。③吳虞：《吳虞日記》，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榮孟源審校：《近代歷史資料?？沼洝飞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6頁。羅家倫甚至認為“從當時的一般人看來，仿佛《新潮》的來勢更兇猛一點，引起了青年的同情更多一點”④羅家倫：《逝者如斯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頁。。

在這場思想啟蒙運動中，《新潮》的影響面是非常廣泛的?！缎鲁薄返谝黄诿媸篮?，轉眼間銷售一空，以至重印到第三版，銷售了13000多冊，這種盛況在當時，甚至連《新青年》都不能及。李曉峰在《新潮社始末》中回憶《新潮》受歡迎的盛況，曾用這樣的一段文字描述“青年學子爭相傳閱，‘已經翻閱得破破碎碎了，還是郵寄來，郵寄去’”，“借給同學看，寄給朋友看，送給兄弟姐妹看”，“銷路很廣，在南方的鄉間都可以看到”⑤李小峰：《新潮社始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210頁。。多年后，新潮社同仁之一的許欽文回憶當時的情形，也印證這樣的情景：“當時我們小學教員，由同學、同事結成的朋友，最大的友誼就是互相借閱《新青年》、《新潮》等書，翻得破破爛爛了的，還要修補起來，從郵局寄來寄去”⑥蕭超然：《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8－89頁。。在回憶中充分肯定其在思想啟蒙中發揮作用的受眾，也包括很多早期共產黨員。如惲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就曾明確表示過：“我很喜歡看《新青年》和《新潮》，因為他們是傳播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勞動的福音的?！雹邜链ⅲ骸稅链⑷沼洝?，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頁。1919年離鄉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6月在巴黎開會成立“少年共產黨”的鄭超麟在回憶中也說，他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羨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新思潮”雜志上寫文章的人，而對《東方雜志》則已沒有敬意⑧鄭超麟：《懷舊集》，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頁。。阿英在哀悼李克農同志的文章中也提到：“后來經過五四運動，讀了《新青年》、《新潮》、《湘江評論》等等新刊，我們的認識都有了很大的變化?！雹岚⒂ⅲ骸栋У坷羁宿r同志》，《人民日報》1962年2月14日?！缎鲁薄纷髡邆冊诋敃r達到受眾生羨慕的程度，《新潮》出版20多年以后，當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仍然不無感慨地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認出一些……頭面人物，如傅斯年、羅家倫等，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p>

四、黯然離場：時代激蕩與歷史的抉擇

按照新潮社最初的設想，《新潮》是每年一卷十期的定期月刊；前5期基本上如期出刊，后面的則常有拖延，時斷時續。從二卷一號開始整個出版變得不正常了，二卷一號延遲到1919年10月出版，二卷二號又推遲到同年12月，二卷三號于1920年2月出版，5月出版二卷四號，到了9月出版二卷五號。而第三卷更為不正常，總共只出了兩期：第一期發行于1921年10月，第二期發行于1922年3月，最后草草以翻譯西方的一些名著收場，且中間整整相隔了5個月。歷時3年零5個月，《新潮》最終無疾而終。從《新潮》活動者的回憶錄及新潮社活動的一些史料來看，《新潮》最終沒能得以維持下去的原因，有其客觀原因，即學生刊物成員不穩定、編輯不力和經營不善。

對于學生刊物，楊早先生在《北京青年報》中的《左邊＜新潮＞右邊＜國故＞》中所言：“對于學生而言，大學階段只是生命中短暫的駐留，之后各自有各自的前途，而學生刊物從設計到運作、出版、發行，在這短短的兩三年內，根本無法形成完整周密的制度?！雹贄钤纾骸蹲筮叄夹鲁保居疫叄紘剩尽?，《北京青年報》2009年5月18日?！缎鲁薄愤@種“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特性，與學生的流動性有極大的關系，新潮社在1922年12月27日《北京大學日刊》中關于《新潮社的最近》一文，可以看出五四之后，《新潮》的主力干將逐漸通過各種途徑出國或畢業或忙于學業，導致“本社社員四十余人，幾乎有三十余人在國外”“而沒有去國外的幾位同學，或則未經畢業，正忙著學校的功課；或則畢業了，在讀書以外又分了服務的精神，這是時間與精力不夠用”“在這樣的現狀之下，稿件素來不感困難的新潮社，也不能如期收集了?！睘楦淖冞@種稿源供給不力的狀況，羅家倫等經過商量，曾學習科學社的方法，在北京設總編輯部，并設旅歐和旅美編輯部，收集來自社員的稿件，經新潮社第一次全體社員大會決定楊振聲為旅美通訊記者，就近收受留美學生的投稿，傅斯年為旅英通訊記者，就近收受留英學生的投稿②徐彥之：《新潮社紀事》，《新潮》1919年第2卷第2號，上海書店影印1986年版，第398－402頁。。從徐彥之的回憶中，我們可見傅斯年、楊振聲等主將雖然出國但剛開始還是很關注《新潮》的發展的，但從具體投稿的情況來看，海外稿源并非太多。

再者，編輯方面，《新潮》月刊第一任職員中，主任編輯是傅斯年，編輯是羅家倫。傅斯年當主編的時候，“孟真把握新文化運動的主張很堅定，絕不妥協，而選擇文章的標準又很嚴。他批評的眼光很銳利，而自己又拿得出手。許多投來的稿，我們不問是教員或同學寫的，如果還有可取，就老實不客氣地加以刪改?！雹凼d澤：《學林風景—傅斯年與他同時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頁。傅斯年出國后，羅家倫為編輯④第一次新潮社社員全體大會在組織上有所變化，取消編輯，干事二部制，改置編輯，經理各一人。，此時《新潮》月刊出版雖比之五四前時有拖延，但羅家倫也是具有相當的寫作能力，又全身心投入，因此總體來說編輯還比較得力。后羅家倫也忙于準備出國而無暇顧及出版事宜，新潮社于1920年8月15日提前召開第二次全體社員大會，選舉新入會的周作人為主任編輯，并由周作人推定毛準、顧頡剛、陳達材、孫伏園四人為編輯，但“周不是一個辦事的人，《新潮》月刊二卷雖然名義上是由他主編，但實際上他并沒有做過任何編輯工作，而主要靠我們幾個人支撐著。到了后來，社中的許多成員都出國留學，人越來越少了；加之蔡校長此時已離校，《新潮》月刊經費無著，……于是《新潮》月刊就?？??！雹兕欘R剛：《回憶新潮社》，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云開：《五四時期的社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社1979年版，第13－14頁。由此可以看出，雜志編輯不力是導致《新潮》月刊?？闹匾蛑?。

從刊物經營來看，剛開始《新潮》月刊的銷路很好，但回款并不及時。而從1920年開始，新潮社又開始出版書籍，無形中分流了一部分出版資金，據顧頡剛回憶，“我辦了三期，因為北洋軍閥政府不發學校經費，學校便不能再給補貼，經費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叢書》一時賣不出去，積壓了資金，才辦不下去，停了刊?！雹陬欘R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文史資料選編（3）》，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出版圖書是新潮社在其成立之初就有的打算，此時的叢書出版，一是《新潮叢書》，二是《文藝叢書》，兩者出版的時間上大致是先后相銜接。從當時資金問題來看，當《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出版時，因資金周轉出現問題而導致叢書出版時間緩慢下來，最后又由于出版的書籍銷售情況不好，加之國內局勢動蕩，教育經費緊張，新潮社成了“一個一面積貨一面負債的團體”③《新潮社的最近》，《北京大學日刊》，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云開：《五四時期的社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社1979年版，第120頁。，最后“留給國內的社員的，是一萬部《孑民先生言行錄》和七千部《點滴》”④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頁。。

除了表面的客觀原因之外，最為根本的，還是在思想潮流上出現了轉向，最終與主流的社會潮流漸行漸遠。學術救國是《新潮》知識分子一直秉承的宗旨。而這些宗旨在遇到現實的政治救亡運動后，新潮社成員們就面臨著一個救亡與學術的選擇，與《新青年》最后的選擇不同，《新潮》選擇的是回歸學術，退出政治呼吁，這也導致了《新潮》發展與當時社會發展的大潮流相悖，最終淡出歷史舞臺。此前，由于五四罷課與平民演講團等其他事件的影響，《新潮》雜志?？?，新潮社成員也無心顧及學問，曾引起了新潮社成員的反思和自責。

歷史已漸行漸遠，透過《新潮》月刊一篇篇業已發黃的文章，我們看到的是一群文人鼓蕩新潮、塑成歷史，也感受到一份進步刊物對于社會思想發展所起到的積極推動作用，這些都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一段不可或缺的插曲。然而，我們同時也意識到，雖然在新文化運動中他們曾同《新青年》一起并肩作戰，力圖推翻強大的守舊勢力和文化傳統，不斷擴大新思想的言論空間。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新潮》的社會改造思想仍存有明顯的局限性，如它堅持學術救國，堅持自由主義，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疏離，以及對各種改良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宣傳等，都與當時中國社會改造的客觀要求不合拍，因而就其社會影響來看，也必然具有雙重性。另外，從《新潮》主筆者五四后的思想走向看，他們依然沒有跳出知識分子坐而論道的局限，最終同中國實際選擇的社會改造之路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