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彭玉麟在晚清時期的吏治整飭

肖宗志

(南華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衡陽 421001)

論彭玉麟在晚清時期的吏治整飭

肖宗志

(南華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衡陽 421001)

晚清吏治腐敗，社會風氣不良。面對這種局面，彭玉麟一方面恪守和踐行儒家信條，忠君愛國，實心為民，盡心職事，不圖名利，而對公益事業則慷慨大方，毫不吝嗇，生活異常樸素，企圖以自己的言行表率官場，扭轉日益敗壞的官場風氣和吏治狀況。另一方面，彭玉麟采用恩威并重的手段，大力整肅綱紀，特別是借奉旨查辦參案之際，懲處不法官員，整飭吏治，對官場起到了較好的效果。但是，僅憑一人之力，難以改變晚清吏治頹廢的狀態，彭玉麟所起的作用又是十分有限的。

彭玉麟; 吏治; 整飭; 表率; 作用

從語義學上講，吏治的內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吏治就是指整個行政事務，如江西巡撫李興銳在1901年的一個奏折中，將織布、繅絲、種植、墾礦、保甲、團練、勸農、聽訟等，都統稱為“中國吏治”[1]907-908；或指封建朝代的人事制度，包括官員的銓選和管理。狹義的吏治則是指封建社會中官吏的行為、作風和治績[2]1。一般情況下，從狹義來把握吏治的內涵?？挎倝禾教靽\動起家、官至兵部尚書的彭玉麟長期混跡于官場，對晚清官場風氣和社會風氣心知肚明，對吏治腐敗痛心疾首。他一方面試圖通過以身作則，帶頭垂范，來表率官場。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士為四民之首，人心風會因之轉移”[3]226；另一方面，又用鐵腕手段整肅官場，恩威兼施，以期澄清吏治，促使官場風氣和社會風氣的好轉。

一、以上率下端士風

在晚清40年活動中，彭玉麟的官方職事主要集中于兩類：一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即他所說的討賊殺賊；二是創建和巡閱長江水師。彭玉麟對自己份內的職事都盡心盡職，勇于任事，自我要求也十分嚴格，對恢復和穩定清朝統治做出了卓越的功績，為官員們也樹立了好榜樣。所以，在咸豐、同治年間，因為平叛有功，彭玉麟不斷得到軍功保舉而被超擢，后成為主政一方的安徽巡撫(未到任)。當太平軍被鎮壓下去后，朝廷論功行賞，彭玉麟“著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并賞加太子少保銜”。[4]361到光緒十六年(1890年)彭玉麟去世時，又加“太子太保銜”。世爵和官銜是專制時代中最尊貴、慎重的名器，由朝廷直接授予。這些名器不輕易授人，只有作出特別貢獻的，才有可能獲得。由此可見晚清朝廷對彭玉麟的看重和對其事功的肯定。特別是將湘軍水師改建為經制長江水師，彭玉麟抱病擔綱，與曾國藩一道，草創軍制軍規。他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使長江水師成為紀律嚴明的內衛外防軍隊，保證了五千余里長江在相當長時間內的安穩。有人賦詩說：“長江處處怒潮鳴，鼓報黃昏續□更，一路水師當十面，萬家生佛頌千聲，直令漁者皆寧肅，豈止將軍不夜行，凈似鏡磨平似砥，從茲海國慶澄清”[5]3。相對那些“不肯實心任事”者，彭玉麟一心為公，是要為官場開生面；整飭官場，首先自己作表率，“故在上，必以身作則，身似碑帖，人則臨寫者也”。[6]63

晚清官場追名逐利，士風不良，官紳奢靡之風盛行。彭玉麟身居高位，但淡泊名利，不尚浮華。從咸豐到光緒年間，彭玉麟“殺賊”立功，不斷被授予高官后祿，但屢辭不受。李志茗根據岳麓書社2003年出版的《彭玉麟集》上冊統計指出，彭玉麟實際辭官8次，請開缺9次，請開除差使6次。[7]10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漕運總督官缺為著名的肥缺、美缺，是許多高官托關系、走后門希冀謀取的官缺。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朝廷諭令彭玉麟署漕運總督，但彭玉麟在該年三月前后兩次請辭，同時還提出請開兵部右侍郎缺。他說：“曾國藩謬采虛譽，屢次寓書，強令入營。臣勉應其招，墨绖從戎。初次謁見，即自誓不求保舉，不受官職。歷數自知府而擢至巡撫，由巡撫而改補侍郎，并未一日居于其位。且從前每轉一階，即具察督臣曾國藩，請其代奏懇辭開缺?！紕t始終不敢以實缺人員自居，歷任應領養廉俸銀，從未具領絲毫。誠以恩雖實受，而官猶虛寄也?！盵3]141-142彭玉麟屢辭官職，公開理由是“才力不逮”，實際上是兌現“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歸”的諾言。另一方面的考慮是，以此扭轉官氣士風，因為“士大夫出處進退，關系風俗之盛衰”。[3]199

彭玉麟深受中國儒家傳統道德的影響，重義輕利，是典型的儒官。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湘軍軍餉短絀，曾國藩設三省督銷局，招商領票，由彭玉麟主持其事。在十多年時間里，彭玉麟親自造冊征收，未發生中飽私囊、侵吞公款的事情，還盈余60多萬兩。彭玉麟“一不私取，以五之一取息，助水師公費，且備外患倉猝之需。余分解云貴助餉二十萬，甘肅助餉二十萬，以十萬廣本縣學額，而以鹽票犒諸將有大功者”。所以，彭玉麟說“治軍十余年，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以庇妻子”[3]199是符合實際的。他還將同治元年到同治五年(1862一1866年)期間應得的兩萬多兩養廉銀如數捐納。曾國藩曾就此事上疏予以說明：“臣查彭玉麟帶兵十余年，治軍極嚴。士心畏愛，皆由于廉以率下，不名一錢?！盵8]4108他不謀私利，廉潔節儉，在湘軍將領中為獨一無二者。其“廉以率下”，遏制逐利之風和奔競之風，以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無論是在公的職事，還是在私的生活上，彭玉麟都異常節儉樸素。如吃穿住行這些日常生活，他對自己都十分苛刻。他對其弟說：“余在軍中，不茹葷，但嚼菜根?！盵6]53有一次在朋友處吃飯，“見珍饌，必蹙額，終席不下箸，惟嗜辣椒及豆豉醬”。有人到“退省庵”拜謁他，只見他“衣繭綢袍，加老羊皮外褂，已裂數處，冠纓作黃色，室除筆硯外，竹篦二事而已”。招待客人，“園蔬數種，中置肉一盤。飯已，出，或告之曰：‘此已有待君矣！’”[9]145作為欽差長江水師巡閱使、二品大員，彭玉麟出巡公干時，不講排場，隨身只帶一個仆人，以節費用，“彭剛直衣服樸質，類村叟，偶出行，一奚奴隨之，亦村童也”。彭玉麟力崇簡樸，布衣草履，“狀如村夫子”。[19]144-145與那些在鎮壓農民起義中發財回家，大興土木、廣置田產的湘軍將領不同，彭玉麟在杭州和衡州各建有三間名為“退省庵”的草房，以便巡閱長江后在此輪流度歲。這種簡樸幾乎無人可及，即使是公而忘私，十分節儉的諸葛孔明，也難以達到象彭玉麟這樣的程度?！捌渌栀M，自總師以來，積有銀五千兩，放在某典生息。一身及仆從，惟取其息，以供日用。予嘗見其衣，一羽毛馬褂，有蟲蛀孔數十，非止三十年物。所食多蔬菜，少肉昧。其儉如此．誠無所需。昔諸葛公在軍，雖無私積，尚仰給于公，剛直則并此俱無矣”。[10]78對自己的至親，彭玉麟也嚴格要求，強調“勤敬兩字，為立身要道，為治家良法，甚至為國為民，莫不取是以作則”，[6]70告誡親友要勤儉持家，對建房等花費過多，對其子予以嚴厲批評。[6]61

但是，對于公益事業，彭玉麟慷慨大方，毫不吝嗇，熱衷于積善行德事。有人說他將“所應得公費，悉出以佐義舉”，并給他算了一筆賬，“凡出資助本縣學田銀二千，賓興費銀二千，育嬰公費二千，修縣志書獨供筆札刻資銀五千，獨建船山書院銀萬二千，衡清試館銀一萬兩，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師各直省湖南衡永會館，凡募助公舉者，動以千計，所部有功者，凱撤時及疾篤時，均舉贈各萬金，凡費銀十萬兩。族中老者歲有饋，又計丁口遍資給之，凡數萬金”。[11]81彭玉麟自掏腰包，義舉之數達到十多萬兩。他說：“守財不施，謂之錢奴?！敶耸纴y年荒，每思節用以利民生，俸祿所入，除奉甘旨外，每移賑民間?！逼淞x舉“非如馮瑗市義，但求吾心所安而已”，[6]53既是他對樂善好施社會風氣的堅守，也是對這種風氣的促進。所以，官紳如果都有正確的公私觀、名利觀，那么，“人心日歸于正，風俗日趨于厚”。[3]226

二、恩威并施飭官常

對晚清時期動亂不已，國弱民困的根本原因，彭玉麟有自己的解釋邏輯。他認為造成這種腐敗和混亂局面，背后的根源是官方、官紳本身，是由于官方吏治、士風敗壞所導致的?！氨抟院?，民生多困，實由吏治多疏?！瓘拇斯俪Ｓ鷫?，百姓之受禍愈酷。從前叛逆滋事之地，非地方官貪酷逼迫，即地方官寬縱顢頇。此中消息甚微，關系甚大?！彼J為，官紳士大夫無禮義廉恥，不一心為公，只顧個人利益，甚至損公肥私，最終勢必造成民心不順和天下大亂?！胺蛱煜轮畞y，不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而退無義?！盵3]200反之，要天下治，士大夫要身先士卒，有道德，講禮義。他指出，不得人是導致吏治敗壞的根本原因，“茍不得人，即為地方之害”。因此，“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由邃古至今未有以易也”。[3]423得人用人是專制時代政治的核心，他認為，清朝經過幾十年長期的動亂后，自強自立，要達到國家強、天下治，其關鍵是吏治清明?！袄糁我磺?，天下何患不治”。[3]224還說：“官清民安，天下幸甚，禍亂不萌矣”。[3]358

基于整飭晚清吏治和官場士風出發，彭玉麟十分重視得人、知人和用人。在他看來，官清、民安、國強三者之間是相互聯系、互為因果的?！吧w必能知人而后可以察吏，能察吏而后可以安民，能安民而后可以治內，能治內而后可以攘外。此正本清源之道也?！盵3]356他確定的得人、知人和用人“至公至嚴”的基本原則是“公則不可干以私，嚴則無所容其弊”。[3]360對選人用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標準，如選擇水師將領，“竊謂能當其任者約有三等，智識閡遠、天資忠亮，其上也；秉性剛方、威克厥愛，其次也；操守清廉、敬慎畏法，又其次也”。[17]209他告誡任職州縣的弟弟，選擇的委員，首先要具德行操守，“以四者為最要：‘一曰習勞苦以盡職，一曰崇儉約而養廉，一曰勤學問以廣才，一曰戒傲情以正俗?！写怂牡?，可以膺重任”。[6]76

要吏治清，就要得人；要得人，其中的主要手段是恩威兼施，獎懲分明。保舉超擢官員是朝廷大員施恩的重要手段，不過，彭玉麟對擁有的保舉權十分謹慎，不輕易保舉。保舉時，一律按規則辦事，以德能為本，認真甄別，不使冒濫，這與當時多數大員濫保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彭玉麟說：“余不敢輕于任用，恐保舉太濫，因余一人而亂政也。然不輕用人，甄別必嚴，親故之不明事理者，或恐背后怨尤。但想及保舉時歡笑，一旦辭退，何嘗不要怨尤？同此怨尤，寧不任用而怨尤，怨只一人，及一身，或所舉徇一時之私情，而害及萬民，則怨尤且出萬民之口，叢集于一身，此罪不亦大矣夫！”[6]74但為了宣示楷模，引領風尚，彭玉麟或奉詔或主動保舉，明薦密保交相為用，向朝廷推薦了一批優秀的官員。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彭玉麟巡閱長江水師，“統計五省之中，上下五千余里，周歷二十四營，考核官弁七百數十員”。[2]208八月初一，保舉李成謀、彭楚漢為長江水師提督。認為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結實樸誠，認真辦事；直隸大名鎮總兵彭楚漢，正直無私，束身誠樸，剛毅慎勤，精明強干?！炝暯?，卓著戰功，實為水師中杰出之才，畀以重任，必能稱職”。[3]215彭玉麟在巡閱中，留心訪察，“或臣見未敢自信，詢諸眾論而無疑；或人言稍有不同，必證諸實事而始決”。在光緒六年(1880年)五月初一，一次性保舉文員16人、武員17人。他為此還特別說明，“臣昔年從軍，進接多系楚人，故所舉將弁，楚人為多，未敢存避嫌之見，但就其才具切實臚陳”。[3]246-248

與此同時，彭玉麟還以參革誅殺的嚴厲手段，懲處官員，以儆效尤，以期達到重振綱紀、澄清官場士風、“振起人心”的作用。同治十一年，彭玉麟巡閱長江水師過程中，對大量不合格的水師官員進行參劾。如“查篺州營都司記名總兵蔣振元，任性妄為，擅離汛地，著即行革職，拔去翎支，撤銷勇號，永不敘用。荊州營守備、盡先副將陳照惠縱兵殃民，訛索規費，著革職永不敘用……”。[4]393僅僅該年這一次就將116名不合格的將官去職，[4]442-452還迫使時任長江水師提督的黃翼升借病主動辭職。

彭玉麟整肅綱紀，其嚴厲在當時是出了名的?！肚迨犯濉氛f“每出巡，偵官吏不法輒劾懲，甚者以軍法斬之然后聞”。[12]3079流傳至今的記述清朝人事的一些私人筆記、稗史也多有存證?！懊磕暄采?，必戮數人，所至之處，將弁士卒咸有戒心，其兵額常缺，自揣不能蒙混者，多夜遁，僉呼之為‘活閻王’?！盵9]143彭玉麟懲處官員，還有一些不落俗套的做法，但懲處的都是證據確鑿，所誅者罪當至死，如殺胡開泰就是一例?！鞍矐c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娼女飲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剖其腹，街巷讻讻。事聞院司，方聚議謀所以處。公適至，聞之，曰：‘此易耳！’遣召之來，但詢名姓居止，便牽出斬之，民大歡”。[11]82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之妻，隨后又謀殺該友?！芭韯傊庇H訊，譚祖綸伏罪，當即軍法處置”。所以，彭玉麟威名遠揚，老百姓都信服、敬仰他，而貪官污吏也十分懼怕他?！肮使?，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字，肅然相戒”。[11]83還說：“剛直所至，訪知文武官吏貪惡者，非殺即參，人呼之曰‘彭打鐵’。故聞其至者，無不頭痛。而其至也無常，無—人知之。自奉巡江之命，不獨水師整頓，即東南數省大小吏，亦未敢過于貪酷，真國家不可少之人也”。[10]79

對一些官員損公肥私，敷衍塞責，欺壓百姓，他是深惡痛絕的。一次，彭玉麟“至安慶，命府縣限三日內將閭巷所貼偽示剔除凈盡。屆期首府據知縣之稟上謁銷差。彭公弛馬通衢視之，果無偽示。及入窮街偏巷，則見偽示張貼者如故，且多悖逆之辭，彭公大怒，其猶是官場敷衍舊習。召首府擢發罵之，復奮拳毆之。明日值衙參之期，大小官員無一至者，皆曰恐遭毆罵”。[11]84廣東地處沿海，商貿發達，物產甲于天下，但光緒年間，全省厘金收入僅僅相當一個中等省份，其原因是“以當局者不肯實心任事，剔弊厘奸，半歸中飽也”。他向朝廷提出整頓廣東厘金的具體辦法，有獎有罰，獎罰分明。厘金局員“能每月比較有贏者則記功，每年有贏者則留辦，有不足而太短少者則立撤。若查有實弊虧空則參辦”。[3]358-359彭玉麟作為晚清時期著名的“酷吏”，黜革、誅殺貪官污吏，以整頓官常?！盀楣僖暶袢趑~肉，而吾為刀俎者，直可殺。余巡查江南，必廉訪吏治。有貪婪者，未嘗肯稍事姑息，黜者應黜，株者應誅，自問不為包孝肅，亦當為李[趙]清獻”。[6]73

三、查辦參案尚道義

在清代，如有御史等人向皇帝奏參官員，朝廷常常會令部尚書和侍郎、督撫、駐防將軍等多位從二品以上的高官，或者專門派遣欽差大臣去查辦參案，然后上報朝廷處置。如果涉及到督撫等本人，則派遣別省督撫、駐防將軍等處理該參案。朝廷選派的查案高官具有欽差性質，且有嚴格標準，不僅要求品行端正，還要求廉潔奉公，有才干。[13]35-36這些奉派查辦參案的官員都是朝廷所倚重的。彭玉麟多次受朝廷之令，帶著病體之軀查辦多起參案?！俺⒂写笳?，及疆吏重案，輒諮詢，命按治?！盵12]3079正是彭玉麟的德行和能力，他得到了西太后的高度信任。具體來說，一是彭玉麟不為名，不為利，不畏勢，不畏權，誠實正直。正如他自己信守的那樣：“夫人不可為名所驅，為利所驅，尤不可為勢所驅，終須為正義作前驅?！盵6]57二是在官場沒有盤根錯節的各種社會關系，彭玉麟“不通權貴，而坦易直亮，無傾軋倨傲之心”。[12]3079與多數官員熱衷于拉關系相區別，他“剛介絕俗”，不搞請托，也不攀援權貴，對“當軸要人無一字之問，十金之遺，以孤潔無援自喜”。[11]81所以，辦理公事尤其是查辦案件時，可以不受或少受外來因素的干擾，能保持一個比較公正客觀的立場。三是朝廷歷年來對彭玉麟的深刻了解和朝野對其的高度評價。無論是京察，還是重用他時的評價，對他的肯定都是高度一貫的，褒揚之詞溢于言表。如同治七年(1868年)，彭玉麟請求開兵部侍郎缺時，朝廷評價他“戰功卓著。近年辦理善后一切事宜，悉臻妥協，朝廷倚畀甚深”。[4]285光緒七年(1881年)，朝廷稱他“威望素著，向來辦事，任勞任怨，具見體國公忠”[4]911，諭令其署理兩江總督。光緒八年(1882年)和光緒十一年(1885年)兩次京察，朝廷以他“宣力有年，任勞任怨”、“保障宣勞”，均著交部從優議敘。[14]873在彭玉麟光緒十六年去世時，朝廷對他一生的評價是“忠清亮直，卓著勛勤”。[14]780晚清朝野也都認為彭玉麟“處事明斷”，整個社會輿論“翕然無微詞”。[6]62這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

彭玉麟奉旨查辦參案，扶病親往實地秘密調查。在處理查案時按照律例，做到依法，嚴格嚴肅和公正公道。根據李志茗對岳麓書社2003年出版的《彭玉麟集》上冊統計，從光緒四年到十二年(1878—1886年)，彭玉麟奉命單獨或會同其他高官查辦奏案有14次之多，[7]100這里僅舉兩例來說明問題。光緒七年(1881年)，御史李士彬上折奏參江西水師統領記名總兵萬重暄、江西南贛鎮總兵王永勝，以候補各員入局聚賭為由奏參江蘇候補道朱麟成等9人。[14]891-892朝廷諭令彭玉麟密查。經過一個多月實地的嚴加訪察，彭玉麟回奏復命。他認為記名總兵萬重暄扣勇減餉，收受規禮，查無實據，“惟出門乘輿，系屬實事，卻非綠呢大轎，并無前呼后擁。查哨所至，盛飾廚傳，供帳亦所不免”。至于開局聚賭，“每值年節，逢場作戲，則誠有之”。認為江西南贛鎮總兵王永勝不自檢束，不知遠嫌，“姬妾時倩民間女子入署作繡工，在署時日，久暫不等，……始遣出署”，而收買販賣女子“實無其事”。他調查后認為，候補各員在新年佳節聚會時，“皆間時入局，偶然聚賭，尚無彰明昭著，大開賭局，一唱百和，舉國若狂之事”?；谝陨鲜聦?，彭玉麟請旨奏參，“將記名總兵萬重暄、南贛鎮總兵王永勝、記名總兵蕭福均革職，永不敘用”，各候補官員“亦一并革職。已革知縣章澍、柯榮，均勒令回籍”。[3]263-266朝廷同意了彭玉麟嚴厲處分的建議。但所不同的是，彭玉麟對兩江總督劉坤一、江西巡撫李文敏沒有追責，而朝廷認為，該督撫對所屬各員種種劣跡漫無覺察，決定將其“交部議處”。

御史李鴻逵則奏參兩江營務處道員王詩正等官員招權納賄之事。光緒八年(1882年)六月，朝廷諭令彭玉麟確切查明。經一個多月的調查，道員王詩正“浪游押妓，招權納賄”,查無確據。但言語舉措失當。柳葆元是兩江總督文案，“偶爾閑游，事亦有之”。彭玉麟調查還得知，李鴻逵御史參奏的道員張自牧、知府郭慶藩，均在湖南本籍，故奏參失實。在調查中，彭玉麟還發現該案有關而沒有奏參的官員和諸生。廣西候補知府、保升道員張崇澎，奸巧營謀，收無本之利。武巡捕參將柳國瑞，被左宗棠派充巡捕，“與稿案門丁唐鈞，陽為謹慎，陰肆鬼蛾”。他指出“原奏所謂押妓浪游、內外串通漁利者，實皆張崇澎、柳國瑞諸人之所為”。彭玉麟為此提出了處分建議：道員王詩正暫行革職，撤去營務處差使；知縣柳葆元應屏出督署，仍至甘省候補；知府張崇澎均應革職，永不敘用，附貢生王代英、附生蔡熙霖應革除附貢生，蔡熙霖革去附生衣拎；門丁唐鈞“已經左宗棠嚴辦，逐解回籍”；兩江總督左宗棠用人不察，承擔一定責任。彭玉麟建議朝廷諭令他“廣求賢才以為輔佐，采納直言以通下情，凡僚屬、仆隸、游客，有似此類者，皆屏斥勿用”[3]288-291。朝廷給予這些不法官員的正式處分是：王詩正“著即行革職，勒令回籍”；柳葆元以府經歷縣丞降補；張崇澍、柳國瑞均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告誡左宗棠“嗣后左宗棠惟當遇事虛衷，屏除成見，于一切用人聽言，尤當加意詳慎，抉去壅蔽”。[14]120-121朝廷基本采納了彭玉麟的建議，但比較起來，對王詩正、柳葆元處分較重，而對兩位諸生未深究。

從以上查辦的兩例參案來看，彭玉麟在查案中，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律例為準繩，客觀、公正、嚴格，是為“道”。彭玉麟一方面否決了對一些官員的奏參和誤傳，還這些官員尤其是重臣大員的清白，另一方面也如實地對一些官員的不法行徑進行了確認，還未使參案中沒有被奏參的不法官員漏網，并相應地提出了處分建議，為朝廷的最終處理奠定了事實基礎和參考據依。不過，也要看到，彭玉麟在一些無關原則的問題上，為涉事大臣做了一點開脫，“以保全其顏面和聲名”。如對兩江總督左宗棠只是做了勸勉，甚至沒有給予申飭的處分；對一些有功的官員或官員子孫給予了照顧，如上述案件中的王詩正，為已故湘軍將領王鑫之子，為“忠藎子孫”，建議給予特別開恩，是為“義”?？梢娖洳⒉皇莻€只知除暴誅悍的峻吏，而是個識大體、重情義、能見機行事的詢詢儒者，對疆吏大臣是本著儒家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原則來區別對待的。這與彭玉麟在處理時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問題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說，李志茗的這個解釋是有些道理的?？傮w來看，朝廷對彭玉麟查辦參案是比較滿意的，也經過了歷史檢驗?！皻v奉命按重臣疆吏被劾者，于左宗棠、劉坤一、涂宗瀛、張樹聲等，皆主持公道，務存大體，亦不為谿刻?！盵12]3079同時，通過奉旨查辦參案，或者僅僅只是到場，以彭玉麟的威望、威信和辦事作風，“官吏皆危栗”，就能震懾官場，就使一些不法官員有所收斂。這對整飭晚清吏治，樹立官場新風，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結 語

彭玉麟作為高官，一心為公為民，節儉奉公，嚴厲懲處不法官員，企圖澄清晚清吏治，而且，在晚清污濁的官場中出污泥而不染，獨善其身，確實難能可貴。他德行高尚，知行合一，愛憎分明，是晚清時期的“奇男子”。在吏治建設和吏治整飭上，也留下不少值得我們警醒的名言，如“此身已許國，吾身便為國所有”“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不求保舉，不求官職”“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歸”“守財不施，謂之錢奴”等。他以一種苦行僧的精神，一生恪守和踐行儒家的信條，僅憑一己之力，扭轉官風士風，對當時的官場和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1890年彭玉麟去世時，朝廷封其謚號，為“剛直”。謚號是朝廷對官員品質、功績的概念性褒揚，“剛直”就是剛正和耿直之意。清代著名學者俞樾高度并公正地評價彭玉麟，稱贊他是“咸豐、同治以來諸勛臣中，始終震服人心、無賢不肖交口稱之而無毫發遺憾者，公一人而已”。[15]3

彭玉麟深知“夫官吏舉動，士民趨之；紳士舉動，愚民趨之”。[16]72他企圖以自己的言行、作風表率官場社會。但是，在晚清時期，官場風氣不正，弊端叢生，吏治腐敗已積重難返。由于清政府治理乏術，吏治呈整體性腐敗態勢。正如費正清所說：“官員們靠我們今天稱之為‘系統化的貪污’行為來謀生，而這種行為有時變成了敲詐勒索?！跉v史上的官僚體制中，中國式官僚制的突出點是勒索和任人唯親，這是彼此起加強作用的孿生制?！盵17]107只靠彭玉麟個人的作用，難以撼動盤根錯節的關系網，難以改變晚清官場腐敗不可逆轉的走向。因此，彭玉麟整飭晚清吏治，垂范官場的實際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實際上，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改變一個社會，除非大眾的力量。因此，面對當時的腐敗官場和吏治，人們只能發出無助的感嘆和無限的懷念！“一代中興將，三朝直諫臣。哀時心未已，看劍淚沾巾。忍見長城壞，難留大樹春。千古遺疏在，猶望靖邊塵”。[18]174

[1] 張壽鏞.清朝掌故匯編內編：卷6吏政六·考課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3輯[M].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

[2] 謝世誠.晚清道光、咸豐、同治朝吏治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3] 彭玉麟.彭玉麟集：一[M].梁紹輝，等校點.長沙：岳麓書社，2008.

[4] 同治實錄：卷107：同治三年六月戊戌[M].北京:中華書局.1987.

[5] 長江水師紀律嚴明，上下數千里，行者無慮，悉彭宮保之賜也，所此頌之[N].申報.1880-04-20.

[6] 周維立(校).清代四名人家書：林則徐，彭玉麟，張之洞，李鴻章[M]//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6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7] 李志茗.彭玉麟：兵事之外的才識操守[J].史林,2014(1).

[8] 曾國藩.彭玉麟報捐歷任養廉片[M]//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9] 徐益棠.清代秘史:初輯[M].上海:遠東圖書公司.1945.

[10] 歐陽昱,見聞瑣錄[M].恒庵,標點[M].長沙:岳麓書社,1986.

[11]小橫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觀:卷七:清人逸事[M].上海:上海書店,1981.

[12]趙爾巽等.清史稿：四[M].北京:中華書局,1998.

[13]張晶晶.清代欽差大臣研究[M].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

[14]光緒實錄：卷132：光緒七年七月戊子[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5]俞樾.彭剛直公奏稿序.彭剛直公奏稿[M]//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四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16]汪士鐸．胡文忠公撫鄂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8.

[17]費正清.美國與中國[M].張理京,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18]釋敬安.挽剛直詩：八指頭陀詩文集[M].梅季,校.長沙:岳麓書社,1984.

(編校 賀 琤)

On Reorganization of Official Management of Peng Yu-li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OZong-zhi

(School of Marxism,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Hunan 421001,China)

There was corrupt bureaucra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eanwhile there were bad social surroundings.Facing such situation,Peng Yu-lin,on the one hand,abided by and practiced Confucian doctrine,being loyal to the empire and the country,devoting him for surviving the people and his duty,not searching for the fame and fortune.And he was generous to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however his life was simple.He tried to show officialdom by his own words and deeds,reversing increasingly corrupt officialdom culture and management conditions.Peng Yu-lin,on the other hand,by means of tough love,purged justifications,especiall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case from the capital,which punished the illegal officials and overhauled management,which played a good effect in officialdom.But with only his efforts,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decadent situation of bureaucra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refore,Peng Yu-lin's role was very limited.

Peng Yu-lin; official management; reorganization; model

2016-06-21

2011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文官保舉與晚清政治變革研究”(11BZS057)。

肖宗志(1964—)，男，湖南常德人，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

K252

A

1673-0313(2017)01-00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