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與賦魅：“傷痕文學”敘事的一種矛盾分析

牛芳芳，呂 剛

（安徽外國語學院，合肥 231201）

祛魅與賦魅：“傷痕文學”敘事的一種矛盾分析

牛芳芳，呂 剛

（安徽外國語學院，合肥 231201）

“傷痕文學”的出現，結束了“文革”期間極左文藝路線的模式化創作，以文學的方式開始了一次廣泛的祛魅活動，開啟了新時期文學的生命歷程。由于“傷痕文學”是新時期文藝政策調整過程中出現的創作潮流，因此，“傷痕文學”在批判、控訴“四人幫”給人們造成肉體與精神創傷的同時，又以賦魅的敘事方式演繹著即將到來的幸福與光明。祛魅與賦魅的異調共存使“傷痕文學”敘事有一種內在的矛盾。然而，正是這種矛盾的存在，使“傷痕文學”不僅滿足了人們情緒宣泄的需要，還以文學想象的方式消解了精神創傷，重新建立了未來必然光明的期待與信心，最終完成了“傷痕文學”意義的建構。

祛魅；賦魅；“傷痕文學”；敘事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詞源于馬克斯·韋伯提出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f the world），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祛魅指的是西方從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轉型過程中對世界一體化宗教性解釋的解體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傷痕文學”的出現也是一個祛魅的過程。作為“文革”結束之后的第一股文學創作思潮，“傷痕文學”以暴露和批判的方式控訴了“文革”的政治運動給人們帶來的種種傷害，揭開了群體的創傷性體驗，構成了新時期文學的祛魅活動，“它所祛的是以‘文革’時期的樣板戲為典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魅’，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工具論文學之‘魅’，是‘三突出’的創作方法之魅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1]

“傷痕文學”以其真摯的情感傾訴和對“文革”極左文藝路線的否定而贏得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修辭效果，但“傷痕文學”的敘事明顯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規訓。1980年周揚提出“無論你寫什么東西，總要給人以力量。我們的作品無論如何不應該使人感到消沉頹廢，而應使之振奮精神，增添勇氣?！盵2]張光年指出“用更多鼓動人心的好作品，鼓起群眾的志氣和信心，幫助群眾排除重重阻力，克服重重困難，奪取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盵3]這些講話都是主流意識形態對新時期文學的一種引導和規范，受此影響，“傷痕文學”在對過去進行祛魅的同時，又對即將到來的新時期予以賦魅，通過想象充滿光明的未來社會使“傷痕”得以修復。祛魅與賦魅的同時展開使“傷痕文學”在敘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矛盾的張力，正是這種敘事的矛盾使“傷痕文學”完成了意義的建構。

一 敘述痛苦：文學祛魅的開始

“文革”期間的極左路線給人們造成的創傷記憶成為“傷痕文學”寫作的契機，作家以不加掩飾的直觀方式描寫了“文革”期間人們在身體與精神上所遭受的災難，揭開了新時期文學的祛魅活動?！皵⑹鼍褪腔仡櫼呀洶l生的一串真實事件或者虛構出來的事件?！瓟⑹鲆彩窃\斷，即通過對符號的識別性解讀來進行鑒別和闡釋?！盵4]傷痕文學正是通過敘述“文革”期間極左路線給人們帶來的創傷與痛苦，打破了人們對“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盲從，并建構起對“文革”進行否定的集體認知。

傷痕文學敘事首先通過講述青年一代在“文革”中的悲劇性遭遇與精神創傷，從而對文學中高度統一的權威與神圣進行祛魅。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鄭義的《楓》、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宗璞的《弦上的夢》、陳國凱的《我應該怎么辦？》、肖平的《墓場與鮮花》等小說，敘述了一群青年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們在最美好的年華被革命激情所裹挾，卻都在精神和肉體上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栋嘀魅巍分械乃螌氱椭x慧敏作為中學生，在“文革”中造成了嚴重的心靈創傷與靈魂扭曲，作者在小說結尾沉痛地發出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的孩子”的呼喊；《傷痕》中王曉華的傷痕不只是“文革”造成的心靈的內傷，還有背叛血緣親情的自責悔恨以及痛失母親的悲痛等切身體驗；《鋪花的歧路》中主人公白慧在一次批斗會中為了表現自己的忠誠，失手打死了一名女教師，此后她便生活在噩夢中，時常想起那位女教師臨死前的眼神和滿頭的鮮血，更令她備受折磨的是，她發現自己的救命恩人正是被自己打死的女教師的兒子，她始終無法擺脫自己的罪惡感，而她的救命恩人更是無法原諒她的“罪行”；《楓》中盧丹楓和李紅鋼是一對單純的青年戀人，“文革”到來之后他們分別參加了名為“井岡山”和“造總兵團”的造反組織，昔日的戀人變成了仇人，單純稚嫩的臉龐充滿了殺機，安靜的校園變成了硝煙彌漫的戰場。最終盧丹楓不愿向對方投降而跳樓身亡，而李紅鋼被“井岡山”派認為是其逼迫盧丹楓跳樓，遂被處以死刑，這些年輕的生命在“文革”中陷入了迷狂與混亂；《我應該怎么辦？》用第一人稱以一種近似荒誕的敘事方式，敘述了“我”因“文革”而遭遇兩任丈夫同時出現在自己面前的荒誕經歷。

從謝慧敏到王曉華，再到白慧、盧丹楓和李紅鋼，“傷痕文學”以眾多青年人作為受害者并以敘事的符號化，展現了充滿激情的青年一代在狂熱地追求烏托邦理想過程中經受的肉體傷害、情感迷亂、價值顛倒等畸形遭遇。通過對青年一代在“文革”中的創傷書寫，“傷痕文學”敘事一方面宣泄了民眾對“文革”期間極左路線的憤懣與痛恨，同時又實現了祛除“文革”之魅的社會效果。

如果說青年人的遭遇在“傷痕文學”中是以創傷敘事來展開的文學祛魅活動，那么在《蝴蝶》《芙蓉鎮》《大墻下的紅玉蘭》《將軍吟》《內奸》《小鎮上的將軍》等作品中則是以一種災難敘事的方式展現了飽經風霜的老一代革命干部和遠離政治中心、生活在農村的普通人在這場運動中受到的肉體與精神的戕害。

王蒙《蝴蝶》中的市委書記張思遠在“文革”期間被當作叛徒和特務遭到殘酷揪斗，“頭發根被揪得發麻，腰彎得好像變成了兩截”，“連腦袋都嗡地一響，像通了電，耳膜里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半身麻木，惡心得想要嘔吐”；古華的《芙蓉鎮》中那個美麗的南方小鎮同樣上演著一幕幕殘酷的批斗、游街等暴力事件，谷燕山、秦書田、胡玉音等在其中經歷了不堪回首的恥辱，在百般凌辱中他們秉持的信念是“活下去，像牲口一樣的活下去”；從維熙《大墻下的紅玉蘭》中的老政工干部葛翎被造反派關進監獄，并在監獄中遭到報復性的折磨，最終因爬上墻頭摘一朵玉蘭花悼念周恩來而被士兵當場擊斃；方之《內奸》中對革命有貢獻的民主人士田玉堂“文革”期間被打的鮮血直流，甚至“還受了種種酷刑”，其殘忍程度連作者都對之進行了回避，“作者本想把歷史的真實一一記下，但是，又可憐那種愛吃甜食的批評家，他們好像是從火星上來的，會眨巴著大眼發問：‘難，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為了不叫他們那顆天真的心受傷，因而作罷”；路遙《驚心動魄的一幕》中對“文革”期間的災難敘事是直觀而又殘酷的，縣長高正祥、縣委書記馬延雄等人遭到造反派的殘酷毒打，“馬延雄蜷曲地側躺在地上，濕衣裳完全成了泥片，上面印著各種式樣的鞋底子印，他頭右邊太陽穴附近有一道裂開的口子，血像泉涌一樣冒著。這道傷口不像是刀子砍下的，而是什么很鈍的東西撞擊的”。無論是飽經滄桑的革命干部還是遠離政治中心的普通人，都被卷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并遭受冤屈與折磨，他們的痛苦遭遇使“傷痕文學”敘事呈現了一種對“文革”的祛魅效果。

創傷敘事與災難敘事通過對受害者所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戕害作具體詳盡的描寫，展示了“文革”期間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極左路線給人們帶來的夢魘，并建構了社會對“文革”進行否定的集體認知?！叭绻藗儾恢v述他們過去的事情，也就無法對之進行思考。而一旦講述了一些東西，也就意味著在同一個觀念體系中把我們的觀念和我們所屬的圈子的觀點聯系起來?！盵5]可以說，新時期出現的 “傷痕文學”通過創傷敘事和災難敘事等敘事方式一方面宣泄了人們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又配合著當時的意識形態建設，具有祛“文革”政治文學之魅、祛革命之魅的藝術效果。

二 傷痕的修復：賦魅的意義

“傷痕文學”通過創傷敘事與災難敘事使人們曾經遭遇到的創傷與痛苦得以宣泄，但是由于“傷痕文學”敘事需在一定的意識形態限度之內展開，而且其宣泄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修復創傷，“我們沒有權利阻止作家們寫他們所熟悉的歷史上的不幸事件，但是我們有義務向作家們表示這樣一種愿望，希望他們在描繪這些歷史事件的時候，能使讀者、聽眾和觀眾獲得信心、希望和力量?！盵6]因此，“傷痕文學”敘事以一種模式化的方式書寫了“光明必將戰勝黑暗”的堅定信念和未來必然光明的熱切期待，從而構成了新時期文學的被賦魅。

“傷痕文學”以“災難已經過去，未來必然光明”的模式化敘事展現了對未來的信心，通過這種敘事模式既使創傷得以修復，又意味著在“四人幫”倒臺之后，個人與國家均在傷痕之后重獲新生?！秱邸分型鯐匀A剛剛經歷了失去母親的悲痛，但在獲悉“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之后，很快重建了對未來的信心和安全感，并且有著從未有過的激動和興奮，“我一定不忘黨的恩情，緊跟黨中央，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栋嘀魅巍吩诳卦V了“四人幫”對無辜的孩子造成了心靈的創傷后，又通過班主任張俊石老師十分自信地告訴我們“想到‘四人幫’已經被掃進了垃圾箱，想到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已經在短短的半年內打出了嶄新的局面，想到親愛的祖國不但今天有了可靠的保證，未來也充滿希望”?！对S茂和他的女兒們》中許茂的女婿金東水，在“文革”期間被逼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但是依然平心靜氣地等待著歷史的公正判決，他堅信歷史的必然規律，而現在的災難不過是偶然的瞬間，歷史公正判決的到來可以一筆勾銷所有的災難?！短煸粕絺髌妗吠ㄟ^“文革”結束后在全國大規模地“糾正冤假錯案”的歷史，描寫了主人公羅群和馮晴嵐在飽經磨難的歲月中表現出的崇高理想、可貴品格以及堅貞愛情，在羅群、馮晴嵐的個人悲劇中，最終實現了“有情人終成眷屬”和政策終于落實平反的大團圓結局?！段覒撛趺崔k？》中“我”的兩任丈夫先后以“反革命罪行”遭到了殘酷迫害，但在得知“四人幫”倒臺之后，感到多年的心酸終于有了答案，“望著華國鋒主席的像，激動地留下了眼淚”。 在這些“傷痕”小說中，大多通過“好人落難—經受折磨—最終得救—迎來光明”的故事模式來消解和修復主人公在落難中遭受的痛楚。從敘事心理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反復出現的“支配故事”，“個人或者一個文化團體（community）在理解過去和構想未來的時候，通常要依據自己所在的文化中的支配故事，以此作為基本的框架?！盵7]“傷痕文學”敘事以一個模式化的支配故事為即將到來的社會描繪了令人期待的光明與美好，極大地修復了“文革”的創傷記憶，使人們很快從創傷中走了出來。

“傷痕文學”的敘事邏輯是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為前提，在這樣的敘事邏輯下，曾經經歷的痛苦反而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教訓，“把過去理解為一種具有某些明顯認知因素的集體自傳?！盵8]“在這神圣的大地上，人民的法律又恢復了她那至高無上的尊嚴；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社會主義祖國的江山，更顯得分外妖嬈”。（《神圣的使命》）“即使謊言和誣陷成山，我們的黨的愚公們可以一鐵锨一鐵锨地把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們黨的精衛們可以一塊石一塊石地把這海填平”。（《布禮》）“人的夢，一定會實現；妖的夢，一定會破滅。這是歷史的必然”。(《弦上的夢》) 有了這樣的信念，無論個體遭受什么樣的災難也不會計較其中的得失恩怨，反而會將其轉變成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以獲得對歷史和未來更加確信的認知，從而使“傷痕文學”的模式化敘事在賦魅的邏輯推演中修復了傷痕，消解了痛苦，治愈了創傷。不可否認，“傷痕文學”這種模式化的敘事是在主流意識形態規訓下的自覺表達，但這又是修復創傷的必然選擇?！皞畚膶W”反復講述著主人公落難遭受屈辱、歷經磨難之后終于迎來光明的故事，塑造了即使經歷誣陷、折磨、屈辱、背叛等種種悲慘遭遇，卻又對黨無限忠誠、對未來充滿信心并最后獲得“善人善報”的主體形象，完成了對新時期文學進行賦魅的講述過程，“故事的文化功能，是對一種文化中關于人類存在，關于時間、命運、自我，關于我們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等等人類生活的最基本的假設進行肯定、鞏固、甚至創造的功能。我們之所以一再地需要‘相同’的故事，是因為我們把它作為最有力的方法之一，甚至就是最有力的方法，在維護文化的基本的意識形態?！盵9]“傷痕文學”敘事的賦魅，其意義在于修復因“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創傷，維護社會的基本意識形態，重建人們對未來的信心，因為只有在祛魅的同時再進行賦魅，在解碼化的過程中再度符碼化，這樣才能避免因過分控訴、暴露“文革”而帶來的消極影響。

三 祛魅與賦魅：異調共存

“意義產生的過程是敘事展開的過程。敘事是意義產生的途徑?！盵7]“傷痕文學”敘事的意義在于既宣告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工具論文學的結束，打破了被神圣化的僵硬的文學觀念，開啟了一場文學的祛魅活動；又通過敘事的再度編碼，強調了光明已經來臨的歷史必然性，使新時期被賦予一種新的“魅”。正因如此，“傷痕文學”敘事始終交織著祛魅與賦魅的不同聲調，呈現出一種內在的矛盾。然而，正是這種交織在一起的內在矛盾，使“傷痕文學”形成了敘事的張力。

“傷痕文學”的出現與當時的政治、文化背景有關?！拔母铩苯Y束之后，意識形態與國家政策均面臨重大調整，意識形態領域提出了“團結一致向前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口號，這既為社會政策的調整做了輿論鋪墊，又使“傷痕文學”的敘事受到一定鉗制?！皞畚膶W”敘事把所有災難的根源歸結為“文革”和“四人幫”的惡行，并以“少數壞人迫害好人”的敘事模式作了責任指認，從而實現了批判對象的移位和對“文革”的祛魅，配合了新時期的政策調整。如果“傷痕文學”一味地祛魅和解碼，必然會導致民眾產生懷疑、絕望、痛苦等不良情緒，這勢必會遭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抵制，因為這不利于社會的團結以及民眾對未來生活信心的重建。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一旦“傷痕文學”的敘事越出規范，有讓接受者產生懷疑、痛苦、絕望、信仰危機和虛無主義等不良反應的嫌疑，都會遭到批判，如《晚霞消失的時候》《假如我是真的》《在社會檔案里》《飛天》《苦戀》等作品遭到的批判，便說明了“傷痕文學”敘事的限度。

“傷痕文學”敘事既要在規訓的限度內對之進行祛魅和解碼，又要承擔起文學的社會療救功能，以賦魅的敘事方式建構一種新的信念、新的生活，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傷痕文學”敘事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種趨同化形態，在人性內涵的揭示與開掘上則顯得單薄?！皞畚膶W”敘事在祛魅與賦魅的矛盾中執著于呈現這樣的歷史發展邏輯：“所有的歷史錯誤乃至人的墮落、家庭的破裂均是‘四人幫’一手導演的，現在‘四人幫’已經被打倒；因而一切創傷必將彌合，國家的前途必然光明?！盵10]《剪輯錯了的故事》《弦上的夢》《獻身》《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傷痕》等作品通過控訴“四人幫”的惡行進行祛魅，又在樂觀、浪漫的想象中對未來進行賦魅，以這樣的矛盾敘事呈現出歷史的發展邏輯，缺少了從個體生命的角度去展現豐富的人性，“任何一個主導性的故事總是不能完全包容我們鮮活的情感和生動的經驗?！盵11]《傷痕》中的王曉華因革命理想與母親劃清界限最終遭受喪母的悲痛，但因為對新生活的期待與信心使傷痕很快愈合，《從森林里來的孩子》中的長笛演奏家梁啟明遭受“四人幫”的迫害不幸離世，但學生孫長寧卻感受到了新時代的陽光，并以“等待著他們的，是一個美麗而晴朗的早晨”結尾。小說通過師生二人不同人生經歷的對比，重鑄了新的社會理想。在王曉華、梁啟明、孫長寧等人在面對深重災難時并沒有產生豐富的心理體驗，也沒有展現出他們或脆弱或堅強的復雜人性內涵。而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恰是通過描寫人在殘酷的境遇中，內心所經受的掙扎、困惑、質疑、反抗、堅強等種種復雜的情感，從而觸及到人性深處的幽秘，呈現出個體化生命的生存體驗，進而使人們對災難、對生命都有著更深刻的感受。然而“傷痕文學”敘事更多地是在祛魅與賦魅的矛盾中呈現了概念化的形象，沒有充分展現出個人化的歷史記憶，也不能在思維方式上和剛剛過去的時代作清楚的切割，這不能不說是“傷痕文學”的一種缺憾。之所以如此，因為“傷痕文學”的出現畢竟不是一次單純的文學事件，“它是本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學與政治與民眾意愿這三種力量最協調最有成效的一次統一行動?！盵12]有著多種力量交織在一起的“傷痕文學”，其敘事中的矛盾既是難以避免的，也是無法選擇的。

總之，“傷痕文學”敘事在祛魅與賦魅的矛盾中，既宣泄了人們對“文革”的憤懣情緒，又重建了新時期生活的信念，在祛魅與賦魅的矛盾敘事中完成了意義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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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揚.文學要給人民以力量——在一九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大會上的講話[J].人民文學,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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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永杰]

Abstract: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trauma literature, it ended the model creation of the extreme left pattern literary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gan the widespread disenchantment activities in the literary way, opened a new era of literary life course.However, the trauma literature emerged with the adjustment of national literary policy, on the one side, the trauma literature creation trend show on physical and mental pain of people caused by the “gang of the four”, on the other side, it by the means of enchantment interpret of the upcoming happiness and light. There was an inherent contradiction in the trauma literature because of the coexistence disenchantment and enchantment.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tradiction, the trauma literature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people’s resentment emotional catharsis, but also digested the mental trauma in the way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through enchantment. Trauma literature narrative re-established the confidence to the future, and ultimately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about the mean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Disenchantment ; Enchantment; Trauma literature; Narrative

Disenchantment and Enchantment: An Analysis of Contradict Narrative on Trauma Literature

NIU Fang-fang, LV Gang
(Anhui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Hefei 231201, China)

I206

A

1008-9128（2017）05-0042-04

10.13963/j.cnki.hhuxb.2017.05.011

2017-04-23

牛芳芳（1982-），女，安徽肥東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