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云南舊方志未刊稿本兩種述略

張蕾蕾劉興亮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重慶 400015)

新見云南舊方志未刊稿本兩種述略

張蕾蕾劉興亮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重慶 400015)

本文對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博物館）藏兩種云南舊方志稿本：《（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及《（民國）文山縣志》進行介紹，認為二志分別為當時首輪及二輪修志成果，其中《（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編纂方法上與傳統舊志有所不同，并未單純采用“卷目”式結構，而是將卷、章、節三者結合，以卷統章，以章馭節，這種結構的編排很明顯具有舊方志向新方志過渡的色彩。而《（民國）文山縣志》雖僅存二卷，所存內容編排少見創新，體例一依舊志，但此稿本或正是滇藏稿本之缺卷。

云南 方志 縣志 稿本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博物館）作為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所藏古籍數量眾多，珍貴善本即達一萬余冊，其中尤以西南地方志收藏為其特色。在近兩年開展的全國首次可移動文物普查過程中，研究人員整理發現館藏未刊云南方志稿本兩種：《（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及《（民國）文山縣志》。二志至今未見相關書目著錄，如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1]曾收錄云南方志293種，所收號為宏富，卻并未言及二志。何磊、何斯民的《云南地方志敘錄》一文，曾專就云南存世方志93種進行分類介紹，上自明代《（景泰）云南圖經志書》，下迄民國間修昆明、宣威等地縣志，梳理極精，考證極密，然亦未見二志。又如新近出版的諸葛計《稀見著錄方志書目過眼錄》[2]一書，旨在補充《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未收錄之方志，不但詳細羅列名目、所屬之時代及修、纂、撰、輯者，修纂年代、版本以及現存藏處，而且于書后編制索引以便查閱，可謂近年方志目錄研究之集大成者，但該書于云南稀見方志一節，亦缺上述兩志。此外，諸如朱士嘉、李碩、梁之相、甘友慶、宋永平、李肇予等人所著均只字未提[3]。而近年來臺灣開發的“中國大陸各省地方志書目查詢系統”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主辦“聯機公共目錄查詢系統”等網絡檢索系統，也未見收錄。特別是《（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一書，就連曲靖地方志辦公室主辦“曲靖史志網”所列歷代舊志成果中都未有片語述及[4]。鑒于此，筆者今就二志相關情況宛述備陳，雖為一孔之見，仍期通過本文所論有助于相關研究的持續展開。

一、《（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

該志書為十卷，今僅見七卷，分裝十冊。鈐印“晉樹績”、“撫辰”、“西南博物院藏書”。竹紙線裝，未見界格板框。半葉6至8行不等，行16字。無牌記。首冊扉頁題“民國十九年編纂，民國三十三年李天柱敬錄”。其后列“續修曲靖稿姓氏”，言“主修：曲靖縣縣長段克昌，宜良人。編纂：李占魁，邑人。孫天樞，邑人。采訪：李天和、晉樹藩、丁正身、許萬壽、陳文明、楊受之”。再后接該志凡例：

曲靖前于明清兩代均為府治，管轄八屬,南寧縣為首縣。過去既無府志，民國成立裁府改縣，以后更無府制之存在。魏巍名郡，愈遠無徵，爰將府之部分，擇要加入。

丁祭樂章，鄉飲賓具，前以詳在會典，略而不載。以后會典日少，鉅典無徵，乃將從祀之先賢、先儒之姓氏、位次，及咸豐以來舉行之鄉飲賓具參考列入，一見了然。

越州即昔有志，縣志即略而不載。謹案：越州。舊志康熙六年即已裁撤。自咸豐以來至宣統三年之六十余年，行政系統既未獨立，越州部分自應歸納于縣志范圍，以使縣志保持完整。

編志于民國十九年，而裁止于清末之宣統三年，此十九年中不但人文政治之演變，甚至即種種建設破壞之改觀亦甚速。如交通、水系、官職、寺觀、閘壩等，宣統三年如彼，民國十九年如此，當保存實際真像，編者按時紀實，此時代之關系也。

舊志體例極為嚴謹，除原壁保存外，所得材料均依原有材料逐一增入，其有不能究納者，另作附記于后，以備后來之參考之用。

新增材料均根據《大清一統志》、《云南通志》，各項舊志，各先達遺稿，及地方各方人士之幫助，一一均有來歷。惟時隔多年，難竭力采訪，掛漏仍所不免，其有湮沒者，亦喻芳余先生所諛，未如之何也。閱者賜教，幸乞諒解。

邑人李占魁謹識

就凡例所述來看，該志于民國十九年（1930）修成，旨在補充前志之缺，記事主要以曲靖縣事為主，但因曲靖縣曾為府治，故又將“將府之部分，擇要加入”。至于記事之時間起止，諸門目各有不同，但大體尤重于咸豐以后及至宣統三年（1911）間之事。部分門目如交通、水系、官職、寺觀、閘壩、藝文等，則因念及“宣統三年如彼，民國十九年如此”之現實情況，時間下限延至民國中期，如藝文志中所存《民國丁卯兵災紀略碑》一文，即成于民國十八年（1929），亦即志成之前一年。

該志既然名為《（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本身是為續前志而來，而此中所謂前志，凡例中言曲靖“過去既無府志”，又“管轄八屬,南寧縣為首縣”，恐是指稱《（康熙）南寧縣志》《（咸豐）南寧縣志》，亦或包含《（同治）古越州志》等鄉邦舊志。

清代方志學家章學誠曾于己著言續修方志之要時說，“（續）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辞爸玖x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為扔制，更改咸書，亦當聽其并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于后人矣”[5]。今觀《（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之凡例中所謂“舊志體例極為嚴謹，除原壁保存外，所得材料均依原有材料逐一增入，其有不能究納者，另作附記于后，以備后來之參考之用”，這一修志觀念，可以說正是對于章學誠有關續修方志理論的忠實踐行。另外，此志纂修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大清一統志》《云南通志》以及各類舊志，并摘錄曲靖先達遺稿，應該說此志材料的采擇是較為廣泛的，同時也具有相當的可信度。

一般而言，舊方志均是“自有篇卷，目錄冠于其首。[6]”但稿本志書未見目錄，更無序文、跋語，故于修志之緣由、成書過程、經費籌集、付梓情況等等，均無法詳考。惟于“續修曲靖縣志稿姓氏”之外，再詳列參與修志者姓名，共分纂修、評議、事務、協辦四類。其中主修者列“李蓉、張熙瑞、楊本仁、張師圣、莊明馨、雷德泰、郎嘉佑、包德先、尹繩武、李世瑸、馮詠仁、趙開甲、高登祚、傅夔龍、李天植、劉正乾、魏樹森、張紹渠、曹學孔、王朝柱、王紹清、張變生、張習武、呂金榮、潘桂芬、湯錫齡、唐有能、俞紹清，以上均邑人”。評議者列“孫天策、薛毓祥、唐鑒忠、那崯、趙文淵、楊樹階、丁德榮、李國選、孫坦、焦維邦、晉樹績、李天柱、曹學林、王鳳鳴、俞樹琪，均邑人”。至于事務則載為“晉樹玉、楊應培，均邑人”。協辦“楊懋清，昆明人。陳洛書，邑人”。

需要注意的是，此處評議者列有晉樹績之名，而前文所見稿本鈐印中，則有“晉樹績印”，故此稿本恐為謄錄評議本，而非最終定本。

這里要說明的是，該志編纂方法上與傳統舊志有所不同，并未單純采用“卷目式”結構，而是將卷、章、節三者結合，以卷統章，以章馭節，這種結構的編排很明顯具有舊方志向新方志過渡的色彩。須知，清代方志纂修，基本秉持“志為史體”[7]觀念，大多采用卷、門、目三級結構，這樣雖顯條分縷析，便于敘事，但亦有明顯弊端，那就是部分志書過分強調沿襲舊有體例結構，在內容取舍及剪裁上造成偏頗，故民國開始新修志書體例改革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及至民國中期，章節體因“能完整地敘述歷史事件與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又能分門別類敘述多方面的史跡，兼有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長處，而又能彌補其不足”[8]，故成為新修志書之主流。相較于卷目式結構，“章節體”更能完整地敘述有關事項及其之間的聯系，并“能分門別類地講清有關問題，方法靈活，層次清楚，有利于把有關成果記述下來。同時，也便于讀者的閱讀和理解”[9]。而從《（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一書的結構安排來看，其明顯受到新方志編纂理念的影響，但同時舊體志書色彩亦較為濃厚，故結構安排中才出現“卷、章、節”糅合并存的現象。而對于這一點，在該志內容設置上也有體現，通覽全志，內容設置大體如下：

卷一：第一章地理：第一節沿革，第二節治亂紀事（附兵事始末），第三節疆域，第四節分野、氣候，第五節災祥，第六節山脈，第七節河流（附名勝），第八節風俗（婚禮、喪禮、葬禮、祭禮、房舍、交易、稱名、歲時），第九節古跡，第十節古碑跡，第十一節塚墓（附漏澤園）。

卷二：第二章建置：第一節城池，第二節公署，第三節學校，第四節學額，第五節學田，第六節書院（義學附），第七節津梁，第八節閘壩（附圩帝含（涵）洞）。

卷三：第九節關哨，第十節市集，第十一節坊表（附園亭）。第三章祠祀：第一節壇廟，第二節寺觀。第四章賦役：第一節戶口，第二節田賦，第三節經費，第四節物產。第五章官師：第一節勛封，第二節官制，第三節職官表。

卷四：第六章人物：第一節鄉賢，第二節忠烈，第三節宦跡，第四節孝義。

卷五：第五節文學。第七章人物下：第一節列女，第二節流寓，第三節仙釋（方技附）。第八章藝文：第一節駢散文上

卷六（未見）

卷七（未見）

卷八（未見）

卷九：第九章藝文下：第一節駢散文下（序記）

卷十：藝文

從以上所列可以看出，該志主要分為地理、建置、祠祀、賦役、人物、藝文等六門八章，每門之下再有若干節，每節之下則分記諸事。這種結構與傳統舊志編排并無二致，無非名稱不同而已。而實際該志所列諸節中，很多亦均舊體志書定例。比如人物門內所見列女、流寓、仙釋等。建置門內列城池、公署、學校、學額、學田、書院、津梁、閘壩均可謂傳統舊志之標配。惟該志因以節統篇，故在內容安排上更為靈活，如學校一節后緊附學額，并將學田單獨成節列出，使讀志者對于曲靖教育情況一目了然。另外，首章地理一門中，對于氣候、災祥、山脈、河流的敘述，盡可能引入當時自然科學調查結果，較舊志所論，更具說服力。

當然，此志畢竟非終稿本，因此錯誤缺點在所難免，特別是在結構安排上稍顯雜亂。比如，卷三第四章賦役部分列四節，中有物產一節，然所述卻雜入風俗條目。又比如卷五第八章藝文部分，收列朝駢散文，但章中又見有大量近體詩文收錄。另外，作為稿本，此志恐怕并非完本，比如卷一第一章地理部分共八節，其中第八節風俗，本擬列婚禮、喪禮、葬禮、祭禮、房舍、交易、稱名、歲時等，但稿本中僅具標題，而未見內容。同樣，第九節古跡亦所述甚略。從該志結構的邏輯安排來看，卷五之后，卷六至卷八，本應同為藝文之駢散文上，且均應屬第八章所載，但此三卷稿本中并未見錄，而是直接接續卷九第九章內容。上述缺漏，志中還有很多，今恕不逐一列舉。

二、《（民國）文山縣志》

《（民國）文山縣志》，存二卷，竹紙線裝，行楷書就，8行，行28至31字不等，無封面，修撰、凡例、序跋、目錄等信息均無存，全志僅見“西南博物院藏書”印一方。不同于《（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此志之修纂粗有記述，惜多顯語焉不詳，故至今不得知悉全志之要。

據筆者查知，現有史料涉及該志之修纂者主要有四處：其一是2002年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該志第六卷人物傳略部分記文山縣舉人陳價事時有載，言其曾“倡修《文山縣志》，惜未竟而謝世”[10]。其二是云南省施甸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施甸縣志》所載。該志記李郁高事云，“二十三年（1934）初，（李郁高）主持編修《文山縣志》，歷時兩年纂成”[11]。其三為《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所載龍開甲事所涉，“民國三十一（1942）年，縣長李墉為前任纂修《文山縣志》，志稿雖成而苦于無錢付梓，相商于龍，龍即慷慨捐出國幣1.5萬元以為印費。民國二十五年（1936），龍征得縣長同意后，秉烈、露結、紅甸三鄉自馬塘析出，成立第七區，縣政府委龍任區長。同年，《文山縣志》脫稿，原編8卷，現存6卷7本及大事記共8本。同年，麻栗坡特別區對汛督辦避免征兵時邊民流入越南，呈請省府緩征兵，省府允”[12]。其四為方國瑜先生著《云南史料目錄概說》一書所記，“《文山縣志》民國初年纂輯，云南通志館藏抄本。按一九三八年冬，瑜入通志館任編纂時，曾記館藏志目錄有四十余種，迨館結束，所有圖籍移交圖書館，今取舊時之目校對，諸本悉在，惟已無《文山縣志》，不識何時失去”[13]。

綜合以上四處材料所反映的信息，大體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判斷：《（民國）文山縣志》一書，初由文山縣舉人陳價倡導修纂，但事未竟而身死，后由文山縣縣長李郁高主其事，于1936年修成脫稿。因無錢付梓，繼任縣長李墉于民國31年（1942）乞當地士紳龍開甲捐國幣1.5萬元助印，但錢雖捐而事終未成，此志最終無印本流傳，僅以稿抄本傳世。1938年冬，也就是志稿修成之第三年，方志學家方國瑜入云南通志館任編纂時，曾目睹此志稿本，但后來再入滇，“諸本悉在，惟已無《文山縣志》，不識何時失去”。后再據《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纂者所考，此志“原編8卷，現存6卷7本及大事記共8本”。也就是說，該志稿本于云南所藏今僅六卷，缺二卷。

對于云南所存六卷之內容，1999文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文山縣志》時，于晚清民國部分多有引錄。據該志所引，大體包含地理、官制、宗教、民俗、物產、民族、大事記等。惟于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所存二卷：第二卷“建置”門、“山川”門及第某卷“人物”門[14]，未見引錄。另外，“建置”門內有多處提到“今縣長李郁高”，且志中記事止于民國二十年（1931），故當可推斷，此稿本或正是《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中所稱缺失之二卷。

今觀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二卷之內容，其中卷二“建置”門下設置沿革、城池、倉庫、公廨、坊表、院所、亭榭、古跡、金石、冢墓、造像、匾額、寺觀等目?！吧酱ā遍T下置山脈、水系、名勝、橋梁、道里、交通、區鄉等目。另外一卷“人物”門下則有科舉、學校、鄉飲、選舉、名宦、鄉賢、忠烈、孝友、宦跡、封蔭、文學、武功、耆隱、方技、仙釋、流寓、善良、男壽、女壽、貞烈、節烈、節孝、節壽等目。

就筆者寓目之二卷體例來看，《（民國）文山縣志》修纂雖晚于《（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但是該志少有創新，體例安排一依清志。僅以“學?！蹦繛槔?，據新纂《文山縣志》記載，文山縣于“民國六年（1917），遵照新學制規定，學堂改稱學校，縣城設三所高等和一所初等小學校，并在明倫堂創辦了第一所女子初等小學校，農村有12所小學校?？h勸學所統管東西南北四學區，設勸學員9人。民國十二年（1923），全縣共辦29所高初等小學校。由于地方動亂，時辦時停。民國十五年（1926）地方稍安，學校復課，學生入學日漸增加。城區學校因升學銜接失調，縣將三所高等和兩所初等小學合并分設為四校，其中三所完全小學，一所初等小學。民國十九年（1930）和民國二十年（1931），遵照省教育廳訓令，積極興辦義、民兩教，取締私塾。經籌措經費，培訓師資，選擇寺廟、公房作校址。全縣劃為八個學區，合理布局，擴大國民學校和民辦學校。全縣共建小學164所，超過省下達的指標，省政府傳令嘉獎，發給獎金2500元，并頒給‘文石騰輝’匾額?？h長李郁高，又獎給遍行農村興辦學校飽嘗艱辛的縣督學歐陽宗‘義教勤勞’匾。民國二十二年（1933），城內四所小學合并，一、二校為興華小學。三校為啟秀小學（女生），四校為毓材小學（男女合班）”[15]?？梢钥闯?，清民易代之后，文山縣學制發生很大變化，從學者日眾，辦學層次亦日漸提高，教育規模于云南省內亦可謂名列前茅。但《（民國）文山縣志》于此目中僅列本貫內周崧、劉祖武、朱紹曾等入高等學校者數人，于本縣學校人才全未涉及，且該目所加按語，述學校源流時多言科舉、及舊體官學情況，而對民國以后學校之制略而不言，僅謂“二十九年科舉停，專辦學校?？婆e所得人才，錄至歲貢生止；學校所得人才，錄至大學畢業，與大學畢業有同等資格者為止”。實際上，這只不過是撰者所備注的編選范圍而已。當然，雖存上述缺憾，客觀地說，該志于保存文山一地史料方面，價值還是很大的，同時此稿本本身亦具有重要的文物及文獻價值，值得研究者所珍視。

三、余論

一般認為，“民國時期云南方志的纂修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16]。第一個階段，是從民國肇始至民國十六年（1927）。此次修志源于民國六年（1917）北洋政府內務部感于朝代鼎革，“事跡多據傳聞，不足征信，而凡屬政典，如洋務、鹽礦、裁兵諸大政，競付闕略，未便咨送，故議改修”[17]。于是會同教育部，通知各地纂修方志。此輪修志云南一地有據可查者，宋永平先生認為有《路南縣志》《續修馬龍縣志》《龍陵具志》《續修新平縣志》《大姚縣志稿》《蒙化志稿》《續修建水縣志稿》《麗江縣志》等八部縣志。如將上述八志之體例與《（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進行比對，就會發現，宋列八志與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體例類同處頗多。特別是在門目設定上，諸志基本上均奉行了北洋政府的修志要求，“似宜仍由各省按照地方風土及特殊情形自為編定。但期不悖黨義，不違史裁，新舊融通，即為編纂合法。至于地方制度之遞嬗，社會生活之變遷，以及文化高低，工業優劣，交通暢阻，物產盈縮，均宜酌古準今，兼收并載。而統計一項尤當列為專門，是在地方長官延聘通儒，督率辦理。若遽以定例相繩，誠恐事變滋繁，反難隱括。倘為慎重計，擬請鈞院通飭各省政府，將所定志書凡例先送本部審核。如有違反黨義及新舊偏重之處，由本部隨時會商修正。其余體例上之因革損益，不必強其從同，庶可博采眾長，蔚為巨典”[18]。慮及《（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修成于民國十八年（1929），因此，該志很可能亦即此次官修方志風潮中所出之成果。云南修志之第二階段是民國十七年（1928）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民國十八年（1929），國民政府內務部頒布《修志事例概要》，共22條，令各省著手纂修通志。云南于次年2月成立通志籌備處，9月又設立通志館，“集歷代舊志，復者刪之，逸者訪之，闕者苴之，乖謬者訂正之”[19]。通志館還負責制定《修志概要》及《全省各縣志綱目草案》,對新修方志體例結構、文字文風、資料取舍，甚至圖表數據都做出詳細規定。據前文所引史料記述，《（民國）文山縣志》于1936年修成脫稿，加之方國瑜曾于云南通志館見此志抄本，故可認定，此志正是云南二輪修志之產物。

總的來看，新獲見云南二志雖為民國時期所修方志，但所存史料，對于我們今天研究云南地方史仍有較大助益。比如《（民國）續修曲靖縣志稿》所列冢墓、古跡、津梁、書院諸目，記載了曲靖當時所存之名勝古跡，這些古跡因距今時日尚近，通過修復或復建，完全可作為今日發展旅游之資。又，《（民國）文山縣志》“人物”門下，所載地方人物數量眾多，完全可補史傳記載之缺漏，而“山川”門所述之詳，不但可作為地方旅游研究之參考，其所涉民俗諸事，更可視為民俗調查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由此可見，二志所包含的內容，確實是十分豐富而有價值的。

[1]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M].中華書局, 1985:8.

[2]諸葛計.稀見著錄方志書目過眼錄[M].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3]詳見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M].商務印書館,1937;李碩.云南地方志考[M].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行,1988;李碩.民國時期云南編修方志考略[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4）;梁之相.云南方志考簡編初稿[M].全國人大云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印行,1954;甘友慶.云南地方文獻事業史[M].云南大學出版社,2011;宋永平.解放前云南方志的纂修[J].史學史研究,1994（4）;李肇予.云南地方志書錄解題[M].云南省圖書館抄稿影印本,1987.

[4]有關《（民國）文山縣志》，方國瑜《云南史料目錄概說》（中華書局[M].1984.）一書曾有提到，但言久已亡佚。文山縣志編纂委員會1999年新修《文山縣志》“后記”中亦稱有《（民國）文山縣志稿》，但僅見志名，別無介紹，引文亦不列出處。

[5]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M]M中華書局,1985:819.

[6]章學誠.章學誠遺書[M].文物出版社,1985:252.

[7]章學誠;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716.

[8]王嘉良;張繼定編著:新編文史地辭典[M].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345.

[9]沈松平.方志發展史[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170.

[10]馬正元主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153.

[11]云南省施甸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施甸縣志[M].新華出版社, 1997:633.

[12]馬正元主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164.

[13]方國瑜著.云南史料目錄概說[M].中華書局,1984:712.

[14]此卷稿本于卷數處留空格，故本文以第某卷代之。

[15]文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文山縣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647.

[16]宋永平.解放前云南方志的纂修[J].史學史研究,1994（4）.

[17]龍云,盧漢修;周鍾岳纂.新纂云南通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420.

[18]遼寧省檔案館選編.編修地方志檔案選編[M].遼沈書社,1983:66.

[19]云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云南省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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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wo Kinds of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of Yunnan Local Chronicles

Zhang Leilei,Liu Xingliang

(Chongqing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Chongqing 400015,China)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wo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of Yunnan local chronicles——"Xu Xiu Qujing Xian Zhi Gao" and"Wen Shan Xian Zhi"in the Chongqing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Chongqing Museum),which are respectively the first and second amendment at that time.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local chronicles in the compiling method,"Xu Xiu Qujing Xian Zhi Gao"does not simply use"volume"structure,but combines the volume,chapter with section.The structure arrangement is clearly of a transitional nature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local chronicles.As for"Wen Shan Xian Zhi",only two volumes are left and no content innovation is found,but it is exactly the missing part of Yunnan and Tibet manuscript.

Yunnan;local chronicles;county chronicle;manuscript

K29

A

2016-11-15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05.22

張蕾蕾，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文博館員；劉興亮，歷史學博士，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三峽文化研究所所長，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