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洪興祖補注十八則》的闡釋視角、方法、啟示

徐海梅

（湖北民族學院教育學院 恩施 445000）

《楚辭洪興祖補注十八則》的闡釋視角、方法、啟示

徐海梅

（湖北民族學院教育學院 恩施 445000）

錢鐘書在《管錐編》中遵循傳統四部分類法且集部以“楚辭”居首的體例，將《楚辭洪興祖補注》作為詮釋對象，采用由“詩心”而“人化”的獨特詮釋視角，展現出規律性的人文藝術現象以反映人生世相。在詮釋過程中，運用傳統經典詮釋法和“循環”詮釋法相結合的方式，使文本意義、作者情感、詮釋者體驗三者牽扯、融會，形成一個互動循環、圓足周匝的體系?！冻o洪興祖補注》因重視楚辭文章學、具有“文化再創造”的眼光以及文化學研究性質而成為20世紀楚辭研究史上不能忽視的成果。

錢鐘書 “人化” “循環”詮釋法 文章學

自西漢劉安至今，楚辭已然成為一項專門的學問。若以1911年清王朝的終結為界，兩千余年的楚辭學研究可分為古代楚辭學和現當代楚辭學兩大階段。漢初至晚清歷時兩千余年的古代楚辭學，其研究模式主要以注釋型為主。所謂注釋型，即以每篇作品為研究單位，以章句訓釋和解題為中心任務，從王逸《楚辭章句》、朱熹《楚辭集注》到蔣冀《山帶閣注楚辭》，均屬此類型。游國恩在《楚辭概論》中將歷代的楚辭注家分為訓詁、義理、考據、音韻四派，并認為其中的三派在唐以前已經形成，只有義理派在宋以后為多。湯炳正在第一屆中國屈原學會（1985）會議論文集的序言中闡述更為詳細：治中國文化史，向有“考據”、“義理”之分，“楚辭學”亦莫能外。王逸繼劉安、班、賈，有奠定基礎之勞；洪興祖則廣羅博取，有補苴拾遺之功。九江被公能讀楚辭，道騫、王勉亦有專著。趙宋以前，可說是訓釋、音讀的時代。義理方面，雖由劉安濫觴，但異軍突起，還屬朱熹。自是之后，屈騷竟成顯學，著述宏富，超越前代，而清儒成就，可謂“后出轉精”。

1911年至今的百余年中，現當代的楚辭學研究在批判繼承傳統方法的基礎之上，運用包括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在內的現代科學方法，和新的學術思維、批評方式、論述范圍與語言表述，與傳統楚辭學區別開來，最終完成了現當代楚辭學的轉型、嬗變、發展的進程，取得了超越以往任何一個百年的豐碩成果。有學者將這一百年楚辭學研究分為四個高潮，并認為20世紀楚辭研究實脫胎于清代乾嘉諸老，發端于清末民初。由此為起點，則興盛于20年代，奠定21世紀研究的基點；繁榮于抗戰時期，形成學術流派與學術論爭的主流。

其中，“跨世紀”學者如廖平、王國維、劉師培、劉永濟、胡適、蘇雪林、聞一多、游國恩以及生于20世紀初的姜亮夫、陸侃如、姜書閣、林庚等成為百年楚辭研究前兩個高潮的中堅力量。他們在楚辭研究模式和方法上不斷進行探索，誠如陳寅恪說，“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而且要“相反而適相成”。所以，他們或采用傳統文獻學方法，校其文、明其例、通其訓、考其事、定其音，如游國恩《楚辭注疏長編》、聞一多的《楚辭校補》就是這方面的成果；或廣為吸納外域理論與經驗，如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蘇雪林《九歌中的人神戀愛問題》《屈原與九歌》等）、文化人類學方法（聞一多的《九歌》研究）、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郭沫若的《屈原時代》《屈原研究》）等，基本完成從古代楚辭學注釋研究模式向現當代楚辭學分析研究和綜合研究的轉型和定向。

錢鐘書出生于江蘇無錫，與“跨世紀”學者及20世紀初的楚辭研究者相似的是：一是幼承家學，有源遠流長的家學淵源。錢鐘書之父錢基博，是一位律己甚嚴的儒家學者，國學造詣頗深。受家學影響，錢鐘書從小就打下了扎實的古文基礎。二是精通傳統之學，又有出洋問學及浸染西學的經歷。錢鐘書在1935年至1938年間，先后赴牛津大學、巴黎大學問學西文。但他對傳統文化興趣不減，嘗自修古典文學，“親炙古人，不由師授”[1]346。三是同樣面臨著執著于文化傳統與吸納西學觀念的沖突與挑戰。但與他們相異的是，錢鐘書的楚辭研究成果并不多，《楚辭洪興祖補注十八則》簡稱《補注十八則》是其楚辭研究唯一成果，且在語體方式上采用文言文，表述形式是中國古代的札記體，同時，又是將西方觀念、西方文化打通、融會最普遍和廣泛的成果，此其一。其二，《管錐編》于1979年出版，至于何時寫定則有不同說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必定經過了“文革”時期。而這一個時期恰是中國學術研究尤其是楚辭研究的低潮期?！堆a注十八則》并未在楚辭研究第二個高潮——抗戰時期出現，正體現出錢鐘書“十年中憂患著書”之際，對楚辭及《楚辭補注》的認識。

一、重視楚辭，認同其“集部之祖”的目錄學地位

《管錐編》是錢鐘書的精心杰作。這部四巨冊的傳世之作，選擇對中國文化影響極深廣的十部經典為詮釋對象。它們是《周易》《詩經》《春秋》《史記》《老子》《列子》《易林》《楚辭》《太平廣記》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其內容涵蓋文史哲三大類別，并按經、史、子、集的順序，以作“管窺”、“錐指”式的觀察。從我國古代目錄的分類沿革可知，唐初修《隋書·經籍志》，繼承發展荀勖、李充以甲、乙、丙、丁為序的四部分類，正式用經、史、子、集類目名稱概括各部類書籍的性質內容。從此，四部分類法便發展成為我國古典目錄分類法的主流。而且，自《隋書·經籍志》集部下分“楚辭”、“別集”、“總集”三類以來，后世雖先后增設了“文史類”（即詩文評）和“詞曲類”兩種，但將《楚辭》置于集部之首的體例卻一直沿襲了下來，行之已達一千數百年之久。錢鐘書將《楚辭洪興祖補注》列之于集部詮釋對象《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之前，顯然是對傳統四部分類法及集部以“楚辭”居首體例的遵循。

在這一點上，錢氏父子的意見是不同的。錢基博的重要著作有《經學通志》《韓愈志》《版本通義》《古籍舉要》《國學文選類纂》等。在其目錄學著作《版本通義》和《古籍舉要》中，卻并無一字對“集部之祖”《楚辭》的介紹。在《國學文選類纂·總敘》中，錢基博將國學研究范圍分為了六類：“曰小學之部，曰經學之部，曰子學之部，曰史學之部，曰文學之部，曰校讎之部”，并在編纂過程中，也完全遵循六分法進行分類。錢基博的“以六類分國學”及對楚辭的忽視態度，基本上代表了20世紀30年代部分學者挑戰傳統目錄學四部分類的觀點。如章太炎《國學講演錄》、錢穆《國學概論》即如此。由此可見，錢鐘書在目錄分類及對楚辭的態度上并不盲從父輩名流，而是有著自己獨立的學術思考。

另外，在四部分類思維下，錢鐘書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設想，是有著一個完整的構架的?！豆苠F編》的四部分類不僅在橫斷面上展示了對中國文化影響極其深廣的經典著作，而且從上古到隋代的時代排列又體現了經典要籍縱向的歷史敘述。綜觀錢鐘書平生的學術著作，從《宋詩選注》到《管錐編》再到《談藝錄》，宏觀勾勒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這恰如胡范鑄所評論的：“《管錐編》《管錐編增訂》《管錐編續輯》由先秦而縱論至隋代，《談藝錄》與《談藝錄補訂》由唐而縱論至清末。二者相接，表現為對中國傳統文化要籍與文化思想的通觀?！盵2]14將《楚辭》放在這樣一個宏大的文化構架中來考察，無疑體現了錢鐘書對《楚辭》的看重，在文獻目錄學上代表著我國文學最古老和極其重要的一個類目。

二、取例《楚辭補注》“疏可破注”原則，又有所突破

中國古代楚辭注本繁富眾多。如漢王逸《楚辭章句》、宋洪興祖《楚辭補注》、朱熹《楚辭集注》、明汪媛《楚辭集解》、清王夫之《楚辭通釋》、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等等。王逸《楚辭章句》以訓詁、?？?、釋義見長，是漢代楚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漢代楚辭研究的最高成就。王逸之后,當推洪興祖所撰《楚辭補注》。該書據當時所傳近二十種楚辭注本以及古本《楚辭釋文》，對《楚辭章句》糾謬補缺，且援引賅博，取證詳審，向為學術界所推重?！冻o補注》打破了唐孔穎達主修《五經正義》時確立的“疏不破注”的注釋原則，首創補注。不僅補充王注的內容，而且對王注進行了辨證或反駁，創立“疏可破注”的新原則。在體例上，“興祖是編，列逸注于前，而一一疏通證明補注于后，于逸注多所闡發，又皆以‘補曰’二字別之，使與原文不亂”[3]1268。

錢鐘書能在楚辭諸注中，專取《楚辭補注》，亦見其對洪注在楚辭學史上重要地位的準確把握。而且，洪注“疏可破注”的原則也為錢鐘書所借鑒?！堆a注十八則》的敘述單位是“則”。十八則文字雖長短不一，但均敘述體例甚嚴，分為“起興”和“按語”兩層敘述結構。其“起興”部分在每則開頭，“取詩文或注釋或篇名發端而申說之”[4]34，起興之后，是用“按”字領起的“按語”部分。這與洪興祖以“補曰”二字區別王逸注以使原文不亂的體例是一致的。按語又分為兩個層次：首先是“破注”，在全文中起承轉或判斷作用，表明作者的基本觀點。其次是“自疏”，對按語或演繹或歸納?！白允琛笔鞘藙t的主體內容，是錢鐘書取法洪注“疏可破注”原則的體現，更是錢鐘書詮釋楚辭最有特色的地方。

“起興”部分涉及《楚辭》之屈原、宋玉作品中的30余條文句和24條王逸注、17條洪興祖注及他注若干，大致可分為“篇名加注釋發端”、“詩文加注釋發端”、“詩文無注釋發端”三類。下面略舉幾例，以明體例。

“篇名加注釋發端”類，以《離騷經章句序》和《天問》條為代表。如《天問》條：《天問》王逸解題：“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補注》：“天地事物之憂，不可勝窮?！旃滩豢蓡?，聊以寄吾之意耳?！艺咂涮旌?！’此《天問》所為作也?！?/p>

“詩文加注釋發端”是運用最普遍的一類，或王、洪兩注俱全，或二者居其一。兩注俱全者如《大招》條：“青色直眉，美目媔只”，《注》：“復有美女，體色青白，顏眉平直”；《補注》：“‘青色’謂眉也?！倍呔悠湟?，如《思美人》條取逸注，《天問》條取洪注：《思美人》：“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薄蹲ⅰ罚骸八几进櫻?，達中情也?！薄短靻枴罚骸吧舷挛葱?，何由考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補注》引《淮南子·精神訓》而說之曰：“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p>

“詩文無注釋發端”類，即取詩文發端，無注，直接以“按語”的形式進行詮釋。這種例句不多，約三條左右。為《九章》一《涉江》條；《卜居》“突梯滑稽”條；《九辯》條。

“按語”部分的“破注”，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用簡潔之語對王、洪二注作評價。如：評《離騷經章句序》條：“按《補注》駁‘經’字甚允，于‘離騷’兩解，未置可否?！痹u《離騷》“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條：“按‘無思慮’之解（王逸注）甚佳?！痹u《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條：“按洪說甚當?！?/p>

確實，王、洪二注多精當可取，但囿于時地等歷史地理環境，二者于《楚辭》的名物訓詁、大義詮釋，也有不能通貫乃至訛誤之處。錢鐘書以“甚允”、“甚佳”或“謬矣”、“不當”之類不同字眼，作了鮮明的褒貶判定，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觀點。

由以上例句可知，在《補注》的“起興”和“按語”之“破注”部分，錢鐘書并未對王、洪二注作逐條檢視，也未對楚辭各篇作品的內容作全面的、整體的解讀，而是有針對性的，看似隨意卻又極具心思地選擇具有談文論藝價值的文段、句子和注釋，以作為自己申發、補闕的引子。這是錢鐘書取法洪注，又有所創新的地方。

清代胡濬源在《楚辭新注求確序》中云：“求《楚辭》于注家，不若求之于史傳，求之于史傳，不若求之于本辭為確也?！盵5]《補注十八則》的“自疏”即是錢鐘書對王、洪二注及楚辭具體作品求“確解”而深度詮釋的部分。此部分涉及以“本辭”為基礎的文學研究的諸多方面，包括：探求文句內容和行文方面的條理，揣摩作者為文的用心，探索文學流派或寫作范式的衍化等等。不同流俗的是，錢鐘書采用了由“詩心”而“人化”的詮釋視角。在此視角下，他認為“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于歷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以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作的職權”[6]4。因此，“他以古書為引子，梭穿輪轉，慎選精研，最終目的并不是古籍之疏解，而在全部人類本性與觀念的探究、抉發”[7]396。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對屈原《離騷》標題含義的詮釋。

在“起興”部分，錢鐘書列舉了王逸“別愁”說、司馬遷“離憂”說、班固“遭憂”說、顏師古“憂動”說后，又在“按語”部分，補充了唐趙冬曦及宋項世安、王應麟等不同解釋。項、王二人認為《楚辭》用的楚語較多，“離騷”即“騷離”。為了辯駁項、王觀點，首先從人情世態出發，認為：“夫楚咻齊傅，乃方言之殊，非若胡漢華夷之語，了無共通?！盵8]889認為官方話語比方言整齊劃一，記載書寫下來的官話又比說的官話整齊劃一，書寫訓、誥、雅、頌類的官話又比通俗底下的官話整齊劃一，“故楚之鄉談必有存于記楚人事或出楚人手之著作，然記楚人事、出楚人手之著作，其中所有詞句，未宜一見而概謂‘楚人之語自古如此’”。

《管錐編》屬于錢鐘書學問四目中的第一目——經典詮釋學。其楚辭研究既帶有經典詮釋的特點，又吸收西方的理論范式。錢鐘書意識到乾嘉“樸學”由“字之詁”到“句之意”，由“句之意”到“篇之義”，最后到“書之指（志）”這種順向（由小到大，由末到本）詮釋的不足，指出這種詮釋“特一邊也，亦祗初桄耳”，給人偏枯、粗糙的印象。提出經由順向詮釋后，還需由“書之指（志）”到“句之意（詞）”，由“句之意”到“字之詁”的逆向（由大到小，由本到末）詮釋，甚至還需了解文本之外的“作者立言知宗尚”、“當時流行文風”及“著述體裁”。經由順向、逆向的“交互往復”，即大與小、本與末的往返循環，從而達到“義解圓足而免于偏枯”的詮釋效果。錢鐘書稱這種方法為“闡釋之循環”。

“闡釋之循環”是西方詮釋學的一個概念，原稱為“詮釋學循環”。由德國古典語文學家、哲學家F·阿斯特（1778—1841）首次提出。后經西方學者不斷引申發揮，其理論范圍歷經三次演化：由存在于文本的局部與整體之間，到存在于文本（部分）與作者的心理（整體）之間，再到存在于文本（部分）與詮釋者生命（整體）相聯系的歷史文化背景之間。

顯然，錢鐘書在《補注十八則》的楚辭研究中大量采用了“闡釋之循環”法，很好地吸收了其整體的理解來自于個別，而個別的理解只能來自于整體的理論精髓，并用自己的話作了精當的總結：“積大以明小，而又舉大以貫??；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窮末?！痹趯嶋H操作過程中，更是將之運用到文本意義、作者心理與詮釋者文化背景三個層面，“既通其詞，始求其心”與“求心始得通詞，會意方可知言”，即由“文”通“志”與由“志”通“文”兩相結合，同途而用。

其中，對偏重于還原文本意義的字、詞、句等，錢鐘書依然采用傳統經典詮釋方法。像語言詮釋法，多以“義訓”形式釋字、詞，即“直接通過考察詞的語境義以訓釋詞義”。另外，在解釋“庚寅”（第二則《離騷》）和“招生魂”（第十七則《招魂》）時，那有關“作者宗尚”、“當時流行”的內容，正是歷史詮釋法中“知人論世”法的具體解說。

但傳統經典詮釋法在《補注十八則》中只占小部分，錢鐘書更多地是運用“闡釋之循環”的方法，在廓清字、詞、句原義的基礎上，在“志”與“意”的闡發上，對原義或引申或補充或連類，有時乃至離開原義，只是以其他作品中的某一個甚至某一類表述（詞語、句段）為引子，論述他自己的見解[9]138。其中，大量的中外文獻、經史子集、小說戲曲甚至訓詁、俗語、童謠等紛繁復雜的詞語、句段，構成一個個繁富琳瑯的“現象群”，在探源溯流、異同比較、闡釋說明中體現出文化的引證廣度。而使這些個別現象黏合在一起的，是文本意義與作者的心理以及詮釋者生命之間共同的情緒旋律和心理感受。在人類相同的心理機制運行中，三者形成一個互動循環、圓足周匝的體系。這樣，楚辭文本與諸多詮釋文本便形成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立體、有機、和諧的意義整體，從而使楚辭文本獲得義解圓足的詮釋而煥發出新的魅力與光彩。這一闡釋方法得到了中外學者的贊譽，如夏志清稱：“給‘漢學’打開了一個比較研究的新局面?！盵10]365德國漢學家莫尼克女士則稱：“《管錐編》有雙重用途，一方面它像一部電腦，儲存了很多文學實例；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很多專門研究的題目?！匀恐袊浀錇榱_盤，利用西方文學指示接觸點，為運用西學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指出了道路?！盵11]103

有學者認為，1949—1976年中國大陸的楚辭研究“其間雖略于訓詁、考據而偏重義理，然其深入、廣闊，確已超邁前哲”。這一評價較為符合錢鐘書的楚辭研究情況。錢鐘書在給同學臧克和的一封信中曾談到《管錐編》是自己“十年中憂患著書，聊以亂思遣日、發凡張本而已”[12]100?！豆苠F編》雖為“文革”憂患之時的“避世之作”，但其《補注十八則》在詮釋視角、詮釋方法、所持觀點上，均顯得獨特而富有創見。特別是其從“詩心”而“人化”的闡釋視角，采用它就必須對楚辭進行文學闡述，以文學為本位，解決文章學的文學性問題。而這也是錢鐘書所愛好和擅長的。他在《談藝錄》開篇首句就說余雅喜談藝，并認為“談藝不可憑開宗明義之空言，亦必察裁文匠筆之實事”[13]572?！安梦慕彻P”當包括篇章結構、音韻聲律、語言辭采、行文技法等內容。其中，錢鐘書在字、詞、句原義得以廓清的基礎上，尤重行文技法和篇章結構的研究。修辭、意象及結構體式是其著力探討所在。

《補注十八則》涉及的典型修辭手法有：混含（論述《離騷》“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一句時提出，贊其“句法以兩解為更入三昧’、“詩以虛涵兩意見妙”）、倒反（論述《九歌·湘君》《湘夫人》“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等句時提出，認為這些“錯亂顛倒之象”，具有內容上的荒誕性、邏輯上的反常性、語言上的離奇性、功能上的趣味性等特征）、比興（如論《離騷》中“落英”、“美人”等）。錢鐘書引用古代和西方文獻中的大量材料來詮釋、引證這些修辭現象，“疏鑿鉤連”使人“觸類而觀其匯通”，大開眼界。

從漢代王逸“依《詩》”之語始，至清代劉熙載《藝概》止，二千余年的楚辭意象研究取得了諸多成就，為歷代解讀楚辭者提供了借鑒。但古代此類探討只點到為止，未為深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楚辭意象研究者寥寥的現狀中，錢鐘書著力探究。他在詮釋《九章·思美人》：“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句時，拈出鳥意象，指出“因鳥致辭”重復出現的頻率之高、歷時之久，且為后世祖構而附庸蔚為大國的初始意義。自茲以后，楚辭意象研究得到長足發展。

[1]錢鐘書.談藝錄（補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胡范鑄.錢鐘書學術思想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3]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下冊[C].北京：中華書局，1965.

[4]蔡田明.〈管錐編〉述說[M].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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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錢鐘書.宋詩選注序[M].北京：中華書局，1989.

[7]李洪巖.智者的心路歷程——錢鐘書生平與學術[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8]錢鐘書.管錐編[M].北京：三聯書店，2007.

[9]何明星.管錐篇詮釋方法研究[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0]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11]莫尼克.《管錐編》：一座中國式的魔鏡[N].陸文虎等編.錢鍾書研究第二輯[G].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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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三聯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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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5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