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鼎山，初到美國的那些事

董鼎山

去美國的航船

1947年時，飛美的噴氣客機尚未開通航空，我們是乘郵船來美的。從上海到舊金山船行十七天，途中在火奴魯魯靠岸一天。我同學中也有乘坐通?？蜋C的，需時至少四天，沿途要在關島等處停留加油。不過十七天的船行并不令我寂寞無聊。上了船后，就好似進了美國國境，船員當然都講英語，只有一個華裔能用廣東話夾雜了普通話與英語，在擴音機上向乘客報告船上的每天節目：晚上舉辦舞會；猶太人新年（每年9月）到來，依照猶太人慣例慶祝，等等。千余船客大部分是中國留學生與遣往美國的猶太難民（約六年后，某天我在紐約街頭行路，一位白發老太太把我攔住，用上海話夾雜了生硬英語，問我是不是來自上海。一聽我說是，她高興得把我擁抱住，說她也是來自上海虹口的猶太區）。

“二戰”時，著名的“總統”號奢華郵船都被政府征用改造為運兵的運輸艦。大戰結束后，郵船公司才逐漸把“總統”號郵船再度改造，恢復為民用交通工具。但我們所乘的“戈登總統”號尚未恢復當年的豪華，我所乘坐的所謂二等艙，每個房間共有二十個上下鋪床位，據說運兵時是連長以上的中級軍官宿舍，浴室廁所都是公用的。

所謂頭等艙是四人一艙，由高級軍官占用。至于三等艙呢，那是船底面積廣大的統艙。有數百個床位，原是兵士們的睡鋪，現改為客船乘客的床位，男女不分，床間只用布幕遮隔。如此情況在今日絕不可能，但是當時戰爭結束不久，來不及改造，何況船客多是難民與學生。

少數“頭等艙”客人，都是曾在日軍拘留營中吃過苦頭返回美國的僑民，如傳教士、教師、商人等。吃飯時，三等艙客人像兵士一樣，持了盆子排隊取食。頭等、二等艙客人則都圍坐在長桌上由黑人侍者服務。父親替我購了張二等艙票，并非因為疼愛即將出國的兒子、避免起居不舒服的統艙，而是因為三等艙票已經售完。

留學生有公費、自費兩種，都須經過嚴格考試（特別是英語能力）由教育部批準，再由外交部發護照。批準后的好處是，自費生可憑護照購買外匯；當時美元官價遠比黑市價低，因此父親用外匯購置二等艙不算太貴。另外他用官價外匯替我換了九百美元，以為足可作為我在美國居留兩年的費用（六十余年前的九百美元今日估計可值兩萬多美元吧）。密蘇里大學因是公家所立（州立），學費不高，而且我尚獲有獎學金。當然，父親與我都未曾想到兩年后的國情劇變。

未曾預料的滯留異國

父親給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新中國成立后中美之間不久便郵路不通了），勸我暫時不要回國。而沒有家里接濟，我像其他美國窮苦學生一樣，必須找零工為生。當時，在大學圖書館做工每小時工資三角五分，但在餐館工作，工資是每小時六角五分。我當然寧愿去餐館工作，洗碗托盤都干，有時還能取得一兩角小費，而且廚頭興致高時，還會給我們一盤火雞翅或腿食用。

且讓我在這里把當時的工資與那時日常費用作個比較：那時租房每月十五元，漢堡包每個兩角五分，一盒正常午餐六角五分；首輪電影票五角，二輪電影票兩角五分，一杯咖啡五分（聽說當時在紐約坐地鐵，單程是五分，今日紐約地鐵價是兩元七角五分，漲了五十倍還多）。

我出身中產階級，帶有深深的所謂“小資產階級”觀念，而這類觀念竟要到了最富有的資本主義美國才能消除，今日想來令我自愧兼喟嘆。

開初，我在餐館中穿了白制服去收盤抹桌感到極為靦腆不安，但是看到美國學生也在公然毫不在乎地做如此低卑工作，便慢慢放下心來，不久便去除了這類小資產階級成見。餐館女主人夸獎我的工作努力后使我更覺自豪，托了盤子在餐室中大步速行，毫不覺得不自在。這樣的經驗奠定了我進入美國社會后的自信力。同時，我也有機會與所謂藍領階級的美國人，如廚工、女侍者等交了朋友。他們對我毫無偏見，也有兩位女侍者對我鐘情，但他們與黑人工人卻無社交來往。黑人所做的是最底層的打掃清潔工作，其他如洗碗清盤、抹清餐桌、招待客人的工作都給學生們搶走了。如此經驗，一兩年后便使我完全忘記了自己在國內中上產階級的身份。試想，一個自命具有進步思想的中國富家青年，竟要到了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去除這類勢利成見，這怎么會沒有諷刺意義？

初抵密蘇里校園

在1947年至1949年之間，多數中國留學生都同情中共革命。我加入了一個基督教留學生團契組織，開會時經常討論中國時勢。某個暑期我去芝加哥近郊參加一個全美性的中國留學生團契年會，發現其領導人物都是中共革命的支持者。后來，有多位搭乘預定的印度客機免費回國，其中有幾個朋友在后來的“反右”運動期間吃苦，有的甚至在“文革”時期遭殃。我聽悉后非常痛心。

在密蘇里大學校園中，我交了兩個知友，都是向往革命成功的熱心者。一位是李紹基，他出身上海富有家庭，無論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為人方面都非常成熟。我把他作為長兄看，在他領導之下，我們十幾個留學生經常舉行讀書會討論時勢。我欽佩他的理論與講話才能。他已有了妻子，也是他同學，他們在校園附近一位教授家租用一個房間養育新生嬰兒，房東太太對他們很愛護。因此當消息傳來（大概是在1951年），他們一家三口竟被移民局逮捕勒令出境，我們聽了十分驚惶。聽說聯邦調查局（FBI）一直在注意他的行止，相信他是中共所派的地下活動分子。

他們回國后，我沒了他們的消息，直到1955年某日，在《生活畫報》（life，乃是當年最流行的美國圖片刊物，后因不能與電視競爭而?？┥峡吹截?。那是第三世界各國在印尼萬隆舉行會議，李紹基乃是周恩來總理隨員之一，在一架先行飛往印尼做準備工作的專機上失事喪生?！渡町媹蟆匪堑男侣剤D片有一張是“哀悼李紹基烈士”的。我認出了他的笑容，傷心不已，一面又擔憂他的遺孀與孤兒的生活。

另一個要好的朋友是回國后任過周恩來的譯員、協助籌備創刊中共首份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馮錫良。我第一天到哥倫比亞的密蘇里大學校園，首先見到的就是這個善良、友好的中國面孔。他一聽到我是上海圣約翰大學校友，更是親切，指導我如何找尋住所（學校宿舍已完全客滿），等等。第一日我所住宿的是當地最昂貴的“老虎旅館”（Tiger Hotel）。密大的橄欖球隊取名“老虎隊”，因老虎乃是密大的吉祥物。于橄欖球（美國人稱為足球）季時，老虎隊與他校球隊比賽，老校友大群回來觀看，多要住在老虎旅館。我當時不知詳情。旅途疲倦，在城中心找到的第一個旅館就住了進去。招待者很客氣，因球賽季尚未開始，生意平平，后來我才知道這是當時最昂貴的旅館。

“戈登總統”號船行十七天后到達舊金山靠岸（其實我所踏足的第一處美國國土是夏威夷島的火奴魯魯，其時那里還是美國屬地，尚未成為夏威夷州）。我去當地著名的唐人街游玩，吃到了多天未嘗到的中國菜，到旅行社去訂了前往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城的火車票（當時飛行尚不普遍）。車行四天，但沿途看了不少西部景色，以后再無機會觀此，直到四十二年后退休之后。

四天的車行，到了哥倫比亞后，我看到第一個迎上前來的中國人當然很高興。馮錫良那時已來校數年，對當地情況很熟，而且交友廣闊，兩度被選為校中國際學生所組織的環球同學會會長。他的英文學識令人肅然起敬，許多外國留學生也很愛戴他。他在校中娶了一位也是來自上海的女同學瑪格麗，畢業后他們一起回國服務。20世紀80年代我經?；貒?，某次曾到他家做客。那時他好像已是《中國日報》或英文《北京周報》主編?，敻覃惒痪没既榘┦攀?。錫良后來娶了一位美麗賢惠的李女士去夏威夷養老。

錫良于2006年回國時在北京逝世，生前他得過聯合國與各種國際榮譽。1985年他獲全國首屆總編輯“慧眼獎”獎杯。但我覺得他所感到最大的榮譽當是1984年母校密蘇里大學頒給他的“密蘇里新聞事業卓越功勛章”。遺憾的是，我當時因妻病未能以校友身份去參加密大頒獎典禮。我想也正是那一年，他得以順道來紐約我家回訪我。

開始留學生活

我進了密大新聞學院后，首先感到的便是人生地疏，講英語不流利，不能與同學相競爭——特別是在被教授派出做外勤實習之時。我開始很覺難堪，后來也習慣了，而且被采訪的人們往往非?？蜌?；同時，由于他們對當時中國情況的好奇，反而把我當作采訪對象來向我問詢。

除了選讀新聞學主課以外，我也在英文系選了幾門課。我對讀書的興趣使我將圖書館當作了書房。新聞學院本身的圖書館不大，但是它所搜集訂閱的各地大報范圍極廣。在這里，我開始迷上《紐約時報》，養成每日必讀的習慣，此后就六十余年未停息（到了紐約后，我自訂《紐約時報》，每天早晨送到我的公寓房間門口。我一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開門拾報。出外旅行時，我則叮囑門房替我收集?；貋砗蠡藭r間將這些天的積報迅速瀏覽一遍）。新聞學院所訂世界各地的報刊，以及美國各大城市日報與雜志極多，增長了我的知識，這些后來對我為國內刊物寫作取材很有幫助。

我更喜歡我們大學里的總圖書館。由于我是研究生身份，進出藏書庫非常容易，可以自己找書。每個研究生都有自己專用的書桌作為研讀與寫論文之用。我還記得在此書桌上我完成的一篇莎士比亞論文，很受莎士比亞專家教授的欣賞。這位老教授經常邀我前往他家過節（感恩節、圣誕節等）。某次他告訴我，在他當學生期間，曾與一名也是姓董的同學交好，問我與之有沒有親戚關系，可不可以替他代為聯系。此事我會詳談。

當時（1948年），美國頗出了幾位后來得享盛名的大作家。在這幾位“二戰”結束后的青年作家中，有兩位我特別注意。某日我進入總圖書館大廳，見到櫥窗內有兩本新書，兩位作家的照片皆具有不平常的吸引力。一是滿頭鬈發、神態粗獷，好似要找人打架；一是金發藍睛、面目姣好，橫躺在長椅上，兩眼盯住你，好像與你調情。

今日美國文學讀者馬上會認出我所描述的兩位作家是誰。前者是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他的以作戰經驗為主題的《裸者與死者》（The Nakedand the Dead）當時剛問世；后者是被公認為同性戀者的杜魯門·卡波蒂（Truman Capote），新書名為《別的聲音，別的房間》（Other Voices， Other Rooms）。這兩本是他們的處女作，立即受到讀書界佳評，被列入暢銷書單。

還有一位我在圖書館書庫中“邂逅”的著名作家是當時在百老匯已出了風頭的劇作家田納西·威廉姆斯（Tenessee Williams）。我的戲劇課雷蒙教授推薦我閱讀正在百老匯演出的《欲望號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的劇本。雷蒙教授還順便指出威廉姆斯也是密蘇里大學的畢業生，我好奇心大發，前往藏書庫中找到本校畢業生所寫留存的博士論文與碩士論文。果然，在碩士論文書架上，我找到了田納西·威廉姆斯一篇以劇本作為論文的原本，是用打字機打出的，并有作者簽名與其他筆跡。據我記憶，這部劇本之名是Candles fo the Sun，好像是寫于1936年?？吹揭晃灰严泶竺膭∽骷姨幣鲃”镜脑即蜃指?，是一件很興奮的事。

這三位我初到美國時即發現的大作家如今都已去世。威廉姆斯（1911—1983）享年72歲，也是位美國文化界著名的同性戀者。某次他與另一著名同性戀作家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應肯尼迪總統之邀去白宮做客。兩人在花園中指手畫腳地談話，看見肯尼迪俯在欄桿上所凸出的屁股，大表欣賞地取笑（他們的談話給站在一旁的另一作家聽到）?？úǖ倌陦酆芏?，不到60歲（1924—1984）。他的同性戀癖更是明顯，舉止行動正如上海人所說——“有點阿姐式”。他常是紐約高等社交界宴會中的貴客，有時借用那些名士貴婦作為寫作材料，諷刺過分，終被社交界唾棄。

梅勒則是一位喜愛女性的男子漢，酗酒，愛交朋友，結婚離婚多次，女友眾多，最后所娶的是一位南方鄉村出身的少女，她因身材美麗苗條而成為時裝模特兒。二人站在一起，男矮女高，男老女少，很不相稱。他的壽命較長（1923—2007）。他去世后，他的愛妻曾寫出一本回憶錄做紀念。據她說，她的寫作完全是因丈夫教導鼓勵而成。1960年時，我曾與梅勒初次相會。那時，我常于周末去格林威治村朋友處，與興趣相似的青年人廝混。某次，一位青年作家建議大家去參加梅勒家的派對。當時的慣例是，你只要帶了一瓶酒，即使未受主人邀請，亦可前往，主人一般是來者不拒（英文名稱是“crash the party”）。那位建議者與梅勒也只有一面之交。我們三人便合資購了一瓶威士忌前往。我還記得，當時梅勒手持酒杯站在門口笑瞇瞇地歡迎客人。那晚派對詳情我記不起了，印象最深的是次日《每日新聞》封面附了照片的新聞：梅勒酗酒，刺傷發妻。此事想是在我們離開后所發生。妻子沒有起訴，梅勒也沒有坐牢。不過此項事故后來成為女權主義者攻擊梅勒的把柄（1960年時他已出了三部暢銷作品），也成為文學史上一個有趣的注腳。

我在密大新聞學院所選的幾門主課，都是最起碼的基本常識：采訪（如何詢問，以求獲悉通常易被忽略的重要事實），寫稿（態度必須客觀，不渲染，不夸張），編輯（盡量去除文章中的虛字，文字必須簡潔明快），做標題（如何找出字母盡可能少的詞，在小小面積中抓住新聞要點）……我在上海雖已有記者采訪經驗，但是用另一種文字來執行編輯與做標題的任務就有意想不到的困難。我也選了一門“特寫”（feature writing），即是如何寫專題報道。

在美國報紙發表

陳獨秀文章

這方面我有過經驗，用英文寫“特寫”與用中文寫，在特點與體例上并無不同。這一門課教授所定的規矩是：學生在課上所寫的專題，可向正式報刊投稿。如被選中發表，你在學期結束后的成績可升一等（例如，你如得到B，在報上發表后，B升至A）。那年（1948年）正是國共內戰爆發劇烈之時，美國新聞界對中國的情況非常關心。我心血來潮，在班上寫了一篇約三千字的有關陳獨秀生平的報道，教授看了，鼓勵我向報紙投稿。我選了美國中西部著名大報《堪薩斯城星報》（Kansas City Star）投稿，不久就收到編輯來信接受，并附了一張十五美元支票。我向教授報告后，他與我同樣欣喜，把我的分數從B+（乙上）升為A+（甲上）。我向朋友們炫耀，花了這十五美元請大家吃了飯。

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在美國報刊發表稿件的經驗。

莎士比亞專家韋斯特福爾教授與他的家人在《堪薩斯城星報》上看到我所發表的文章，也興奮不已，鼓勵我繼續努力。他問我在上海時的新聞界經驗，我告訴了他，并說自己眼下還是非正式（沒有工資）的《東南日報》記者。他忽然笑逐顏開，問我當時國民政府的駐美高官Hollington Tong是不是我的本家。我說Hollington Tong（董顯光）與我同姓，雖然他姓氏的英文拼法是Tong，我的拼法是Tung，他不是我的本家；但我知道他是密大新聞研究院老校友。當年他于密大畢業回國后，曾在國民政府外交部當過新聞官。韋教授笑嘻嘻地說，他與董先生在校中是同窗好友，叮囑我有機會向董先生問好。

兩天后我就用此題材寫了一篇專題報道，寄《東南日報》發表。不料，身處華盛頓的董顯光果然看到此文，寫了一封信向我致謝，并問韋教授近況。我把此封英文信轉交韋教授。這兩位多年不見的老友終因我的幫助重新取得聯系，令我非常高興。

在我出國前一星期，上海出版界友人把我用令狐彗筆名所寫的幾篇小說結集，取名《幻想的地土》。那晚，在李君維（筆名東方蝃蝀）家所開的告別派對中，我把自己的第一本作品分送友人，只留下一本帶到美國去。當我把這本小冊子拿給韋教授看時，他大為好奇，細細察看，問我各種有關中國文字的問題。我終將書贈給了他。

四十余年后我回國時，我四弟名山的一位朋友在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中找到了一本《幻想的地土》，替我拷貝了一份，我驚喜交集，結果由老友沈寂取去交上海百家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書名改為《最后的羅曼史》，因我加了一篇后來在紐約所寫的小說。聽說這本書沒有銷路，追不上當年的令狐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