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形象工程

王強

大清入關之后的第三位皇帝愛新覺羅·胤禛，即雍正皇帝，身在藩邸40余年，一朝當朝，感念當時貧富矛盾加劇、西北用兵不斷、吏治腐敗盛行，而國庫卻異?？仗?， “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因此立志革故鼎新。而在雍正看來，無論是政治改革還是發動軍事都離不開強有力的經濟支持。

| 嚴刑立法禁銅 |

事實上，雍正朝的經濟舉措影響深遠的比較多，如“攤丁入畝”、“火耗歸公”、“ 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等，而體現在貨幣方面則是對鑄幣的嚴控。雍正朝對鑄幣的嚴控不僅表現在對嚴禁私鑄私銷、控制成本等方面， 而且還表現在鑄造數量、鑄造材料，乃至鑄造地區的控制。而有趣的是，與這種嚴控所造成的貌似節儉相矛盾的是，雍正朝的制錢比之于康熙和順治的古錢則明顯“新朝氣象”更足—形體較大，成色黃亮。

據史書記載，雍正對鑄錢的嚴格把控，有其時代的需要。在雍正初年的時候，禁止鑄造和使用五斤以上的黃銅器具和銅器出口，但雍正朝不尚青錢。而到了雍正四年，對黃銅器皿的禁止則到了殘酷寡恩的程度—除了紅白銅不禁，黃銅的樂器、天平、砝碼以及五斤以下銅鏡不禁外，其余無論大小輕重都不允許用黃銅?！半尴蛞蝈X局鼓鑄日增而錢文日見短少，知其情事有灼然者，嗣于京城內果屢次拿獲銷毀之奸民，而欽差官員至甘肅地方亦有毀錢為器，與朕所料若合符契，則銅器之必當嚴禁明矣。倘有犯者，造賣之人，造違例造禁物律治罪；買用之人造不應例議處；失察之官造例議處”、“從前曾酌意三品以上許用黃銅，今猶覺濫用者多，嗣后惟一品官員之家器皿許用黃銅，余著遍行禁止。如有藏匿私用不肯交官者，概以違例論”。雍正四年強制收買現存黃銅器皿的政策規定：“嗣后京城內外除三品以上官員準用銅器，其余俱不得使用黃銅器皿，定限三年，令將所有悉行報出當官價收買”。

為了進一步嚴控制錢，雍正除了禁銅政策之外，還推行了壟斷黃銅資源、生產、收購以及銷售的全過程，將所產滇銅、黔鉛悉數用于鑄錢，并將所用金屬由主要進口自日本而改為悉數國產化，“將滇省余銅令該督動鹽務銀六萬兩收買，委員以一百余萬斤運至漢口，以供湖北、湖南采辦之用，一百余萬斤運至鎮江以供江蘇采辦之用?！?/p>

| 嚴厲親和并重 |

雍正對錢幣鑄造嚴格把控，而這種嚴格當中又有些許做形象工程的意味。雖然雍正在制錢這個形象工程上有繼承前代的先例可循，但刻意強調新朝氣象的不自信因素恐怕更多，這也可以從雍正一朝的其他不自信的方面體現出來。例如，“雍正”的年號就強調“雍親王正統”，而如果正統又何必刻意強調？雍正自作《大義覺迷錄》，強調“朕到底是不是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奸佞的皇帝？”并讓曾靜到全國各道府州縣宣講，要求在京及地方歌姬官吏人手一冊，展開集中學習。其實這只是更不自信的表現。乾隆一即位就下詔收回并焚毀《大義覺迷錄》，有敢私藏者按罪處理。雍正的不自信和喜歡以錢幣為形象工程更可以從雍正存留后世的朱批中得到體現。細讀雍正朱批可以發現，雍正對鑄幣的關注達到了事無巨細的程度，只要是事關鑄錢的事宜，無論哪個環節雍正都會“朝乾夕惕”予以關注。即便是自己的寵臣田文鏡在回收舊銅的過程中有些激進，他都要親自責問。

雍正在位13年，時間不算長，但乾綱獨斷，而乾綱獨斷自然需要承擔的責任就會更多，在此過程中，自然不能少了威望和形象的支持。為了增添更多的“光環”，雍正在錢幣的鑄造上格外注重形象—雍正錢銅鉛對半，雍正五年改為銅六鉛四，一錢二分重，考究、大氣，一派新朝氣象。

順治、康熙鑄錢都很嚴謹，但康熙朝的鑄錢卻顯得有些參差不齊。這其中固然有康熙在位時間長的原因，甚至官錢局爐頭夾帶“私鑄”錢也有不少流傳，錢體雖不然輕薄，但重量較小，用料也不講究。以寶昌局錢幣為例，早期錢幣形制較大，錢文爽利，但總體重量一致。個別者白鉛的比例較大，導致錢體較大但重量不大，屬于大而輕的類型。之后的寶昌局錢幣，銅的比例大幅下降，形制縮小，錢文模糊，甚至出現了不耐用，用一用就容易斷裂的現象。

雍正幾次實行改革，力求規避商人“偷銅”牟利。明代張居正“一條鞭法”定下稅銀制，而民間所交銀兩則需“驗銀”。這中間又多了一層盤剝，且勢必將降低雍正改革的效果。政府規定的銀錢兌換比例在民間總會被各級政府乃至個別人鉆政策空子找到各種借口牟利。雍正朝實行一系列改革，如“火耗歸公”和“攤丁入畝”等力求不斷擴大財源，改善康熙后期政府財政虧空的局面。而這些舉措中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把控銅錢。由于康熙朝鑄造貨幣量比較大，這些錢到了雍正朝仍然通行，所以雍正朝就把康熙朝的22個鑄錢局縮減到15個。而這15個鑄錢局當中有些還鑄造量不大，比如寶南局和寶川局。雍正朝除了京局每年鑄錢64萬串外，就屬云南常年鑄幣，其他各省的鑄錢幾乎都被嚴格控制。細心的話，可以發現，雍正朝的15個錢局中存世量最大的除了在京的戶部和工部之外，都是雍正重點“信任”或“急需用錢”的地區，可謂用心良苦，把控之嚴空前絕后。

雍正朝15個鑄錢局分別為寶泉、寶源、寶浙、寶蘇、寶河、寶黔、寶安、寶云、寶晉、寶武、寶昌、寶濟、寶南、寶川和寶鞏。而這些錢局的總督和巡撫則都是雍正的親信。比如，

浙江總督：雍正為長期任職浙江的巡撫李衛（寵臣）特設。

兩江總督（江蘇、江西）：名臣史貽直、名臣之后范時繹；名臣高其倬。

江蘇巡撫：寵臣尹繼善，后任兩江總督；名臣高其倬。

河南總督：寵臣田文鏡。

安徽巡撫：名士魏廷珍、名臣徐本、賢臣趙國麟。

陜甘總督：權臣年羹堯、岳鐘琪及查郎阿、名臣劉於義，陜甘為西北用兵前線。

山東巡撫：平均兩年一換。

山西巡撫：孔子嫡傳后裔孔毓珣、名臣高其倬、李紱、重臣鄂爾泰及阿克頓。

云貴總督：權臣楊明時、高其卓，名臣高其倬，重臣鄂爾泰，尹繼善，“改土歸流”和平定苗疆的一線，云南產銅重地。

雍正通寶浙江和江蘇局存世量僅次于京局和云南，這兩地并不產銅。鑄幣所用銅都需外調，成本較高，即便是各地收購的黃銅也重點照顧這兩個地區。但雍正朝超常規重點經營這兩個地方，這固然有雍正改革急需蘇浙財富之地的支持原因，還有一層原因就是財富重地自然是雍正心腹之人所在之地。雍正朝鑄錢的另一個典型特征就是越靠近主要錢幣鑄造區，其輻射地帶的鑄錢就越少。例如，云南乃鑄錢重鎮，其周邊的廣西、湖南、四川等地雖然有鑄錢局，但鑄造量極少，其中廣西沒有鑄錢局，四川鑄錢局產量極少，湖南鑄造量更是“少得可憐”，惟有貴州因為產鉛故而產量相對來說還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