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與收益的復雜錯位

王津

摘要：杜十娘是明代馮夢龍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女主人公。借助社會心理學人際吸引理論中的社會交換理論、公平理論與親密關系結束的相關研究成果，探討杜十娘悲劇的成因發現：正是因為男主人公李甲知覺到自己在與杜十娘的關系中，其成本與收益極不平衡，故其內心對未來充滿了焦慮不安，最終導致他對杜十娘的背叛。而杜十娘在李甲背叛她之前，其成本與預期收益是均衡的，所以快樂從容；李甲對二人關系的主動終結，使杜十娘成為悲劇的完全承受者，其妓女命運改變途徑的狹窄、剛強的個性、兩性關系中角色的突轉，使杜十娘選擇以棄財投江的方式作為對李甲背叛的報復，從而使自己由被動的承受者轉變為二人親密關系結束的主動終結者，由經濟、心智的獨立走向人格的獨立。從社會心理學視角來看，李、杜的情感問題在今天依然有現實的鏡鑒意義：當人們對一段人際關系不滿意的時候，單純從道德、情感或性格的角度進行批判或反思是不夠的，尚需考慮在彼此關系中的投入成本、收益、預期與結果是否平衡，并考慮雙方在收益、成本上是否公平，從而及時調整彼此的關系，或者盡可能共同結束關系，以減少對彼此的傷害。

關鍵詞：杜十娘；社會交換理論；公平理論；親密關系結束

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10

文章編號：1009-3729（2017）01-0077-08

杜十娘是明代馮夢龍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女主人公，曾為京都名妓，與紹興府富家公子李甲兩情相悅，贖身隨李甲返鄉，途中李甲反悔，將其賣給商人孫富。杜十娘萬念俱灰，怒罵孫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寶箱中的寶物一件件拋向江中，最后縱身跳入江中。杜十娘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一位光輝燦爛的女性形象：古人贊其情真性俠；當代人從經濟因素、人性沖突、男權中心等維度對其命運進行透視，稱其為封建制度、封建禮教的反抗者。杜十娘這一形象在不同歷史時期多元視角的闡釋下，內涵愈來愈豐富，從而成為一個具有開闊闡釋空間的經典人物。綜觀學界對這一形象的探討，其議論生發的關鍵始終是一個：杜十娘悲劇產生的原因。圍繞此話題，不同論者從不同視角給予了不同的回答。不過，已有研究大多從人類學、社會學視角來分析，而較少從社會心理視角來解析。

社會心理學是探討人們的思想、情感，以及行為如何因他人真實或想象的存在而受到影響的科學[1]5，其探討的核心是社會對人的影響。相比同樣關心人們如何受到社會環境影響的人類學、社會學而言，其獨特之處首先在于它“主要關心的不是客觀的社會環境，而是人們如何受他們對社會環境的詮釋或解讀的影響”[1]6。本文擬借助社會心理學人際吸引理論中的社會交換理論、公平理論與親密關系結束的相關研究成果，探討杜十娘悲劇的成因，以期為這一經典人物的再闡釋提供新的視角與理論支撐。

一、杜十娘和李甲的收益—成本分析

社會心理學人際吸引理論中的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人們所知覺到的一段關系的正性或負性程度取決于：一是自己在關系中所得到的收益；二是自己在關系中所花費的成本；三是他們對自己應得到什么樣的關系和他們能夠與他人建立更好的關系的可能程度的知覺。換句話來說，我們‘購買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關系，它對于我們的情感貨幣而言能提供給我們的價值最多。社會交換理論的基本概念是收益、成本、結果和比較水平”[1]353。不過，“人們并非簡單地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利益，他們還要考慮關系中的公平性”[1]354。公平理論認為，當交往雙方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大致相等時，人們會從這種關系中得到最大的快樂；而不公平的關系則會導致一方感到過度受益或受損，從而雙方對這種狀態均感到不安，且都具有重建公平的動機。公平理論是對社會交換理論的完善與補充。

1.杜十娘的收益—成本分析

在遭遇孫富之前，在與李甲的親密關系中，杜十娘的收益（包含預收益）是巨大的。

首先是從良。杜十娘欲通過李甲擺脫煙花命運，由娼家轉為良民，由社會底層躍入上層貴族門庭，實現身份的轉換與社會地位的飛升。尤其是后者，對于普通良家女子而言，由下層百姓轉為上層官宦世家的妻妾，若無特殊際遇，難有此種命運轉換，更何況杜十娘這種被踐踏、凌辱的娼妓。從古代娼妓從良嫁人的歷史看，進入上層官宦家庭的少之又少，能進入并為上層官宦家庭所容納者更是鳳毛麟角，若非特別遭際或非凡的才色德藝，恐怕難以為此。因此，杜十娘欲“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托，生死無憾”[2]475，的確不是一個小的夢想。故杜十娘若能成功從良，進入李家，將是她最大的收益，所以她亦言“得終委托，生死無憾”。

其次是兩情相悅。根據人際吸引理論，兩性相吸引有諸多因素，比如時空接近效應、相似性、互惠式好感、外表吸引力與互補性等。人際吸引的相關理論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釋杜十娘為何會傾心李甲。其一，李甲是“在京坐監”[2]463的國子監學生，父親李布政提供的豐厚資金使他有時間、有條件長期與杜十娘接觸。其二，二人具有諸多相似性。李甲遠在異鄉，渴求溫暖，與杜十娘渴望溫情之心相同；杜十娘有“院中若識杜老微，千家粉面都如鬼”[2]463的美貌，而李甲亦“風流年少”“俊俏龐兒”[2]463，二人一個漂亮一個風流；杜十娘年芳十九，李甲“風流年少”，二人年齡相若。其三，二人具有互補性。李甲“溫存性兒”“忠厚志誠”[2]463，此對品盡風月場之冷漠的杜十娘來說，尤為難得。李甲“自幼讀書在庠”[2]463，經歷簡單，為人單純，不同于杜十娘的歷經滄桑、工于心機、老于世故；李甲為家中長子，其父“素性方嚴”[2]473，故李甲的性格中存在著較強依從性與奴性，而杜十娘身為京都名妓，是妓女中的上等人物，其性格剛烈強勢。正是受上述諸多因素影響，李、杜“一雙兩好，情投意合”[2]463，此亦為杜十娘的巨大收益。

從良是杜十娘的最大目的，但兩情相悅才是杜十娘婚姻幸福的保障?！伴T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艙明月江水寒”[3]，不少妓女從良后的生活尚不只是如此冷清，更多的還有丈夫的背棄，以及難以融入夫家人際圈子的困境，故一些娼妓會因從良后婚姻的失敗而再次淪入青樓女子。所以，對杜十娘而言，李甲的溫情、忠厚、志誠等是非常難得的，亦是她未來幸?；橐龅闹匾Ｕ?。

有學者認為，杜十娘“久有從良之志”[2]463，自從妓以來，七年之內，為她意亂情迷、傾家蕩產者不在少數，為何在李甲之前沒有遇到從良對象呢？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述外，尚需注意：其一，李甲雖與杜十娘所經歷的其他嫖客一樣均以財買色，是錢色交易，但李甲的身世、經歷、性情，以及他與杜十娘的諸多相似或互補的特點，則非他人輕易具備，李甲最不同于其他嫖客者是他性情溫存，對杜十娘有一定的真情。其二，杜十娘“久有從良之志”。從其“百寶箱”看，即可知其“志”之久，蓄積萬金若非假以時日亦難成功。由于老鴇以妓女為牟利手段，所以她們對妓女從良尤其當紅妓女從良是嚴加防范和制止的，“妓女最忌諱說要嫁人?！薜贸蓻]有什么，嫁不成一定把客人謠得個個不來，受累不淺。即使要從良嫁人，也總是秘密進行，謀定后往往是出其不意，斷沒有預先張揚出貼子通知狎客的道理”[4]178。因此，從良對象之選擇一定是慎之又慎的。妓女從良的方式之一是用錢贖身，妓女的贖身費用非常高昂，一般人是出不起的，出得起錢的往往是豪紳富賈、官宦大族等，但這些人贖妓又常常受阻于傳統道德倫理的制約，妓女能夠通過這種方式贖身者少之又少?！坝需b于此，一些工于心計的妓女，很早就瞞著老鴇開始偷偷攢錢，趁自己年輕走紅的時候，放出眼力，遇到一個可以終身相托的好心人，就贖身從良，跳出火坑。這便是妓女中通行的‘倒貼從良嫁人的方式?！盵4]178但要攢一大筆贖身費談何容易！杜十娘直至遇到李甲后方吐露從良心志，是因為她一直在為前途積攢資本。而杜十娘能攢下萬金的家底，其所忍受的侮辱，以及與老鴇、嫖客周旋的心機智慧，是可想而知的。

綜上所述，對杜十娘而言，李甲可以說是在最適當時機出現的最適當人物，而并非“碌碌蠢材，無足道者”。杜十娘亦沒有“錯認李公子”[2]477，她從李甲那里獲得的預期收益是未來將成為李氏家族的一員，組建家庭，由社會最底層躍入上層，并收獲兩情相悅的真情。當然她實際的收益是李甲的溫情回報、順利脫籍，并在與李甲的關系中處于主動掌控的地位。

從其成本來看，除情感上的投入外，杜十娘投入的經濟成本在孫富插手之前，主要是用于贖身的150兩銀子、置辦行裝的20兩白銀，以及路途所需的50兩白銀。預期經濟成本是寄居吳越的花銷與被李甲父親接納的投入。從社會學人際吸引的公平理論來看，如果收益與成本接近，那么對于投入者而言，他對雙方的關系會比較滿意。杜十娘投入的成本與其預期收益和已收益大致上是平衡的，所以她認為她與李甲的關系是穩固的，故而她自信、快樂、從容。告別院內姐妹的歡喜、南下途中夜泊瓜洲渡口的月下清歌等，均是此種心情的體現。

2.李甲的收益—成本分析

對李甲而言，他已有妻室，不像杜十娘那樣急切要獲得婚姻和真情。在孫富之前，他與杜十娘交往的收益主要是滿足被拘束的花柳情懷，在異地他鄉得到暫時的溫暖、虛榮，獲得遠離嚴父的虛幻自由，即其收益主要集中于個體生理、心理與情感層面。

從成本來看，在為杜十娘贖身前，李甲已在老鴇那里花費千金，“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門的，也曾費過大錢來”[2]464，但此花費并非為了杜十娘的幸福，而只是滿足自己生理、心理、情感需求而付給老鴇的報酬。為杜十娘贖身，他只是遭遇借錢被拒的尷尬，三百兩銀子，杜十娘擔一半，柳遇春代為之借，等于他未費分文。而按妓院行規，“教坊落籍，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2]465，更何況杜十娘乃京城名姬，所費更高。在關涉杜十娘的這一重大事件上，他除了遭遇被拒的白眼外，在物質上的投資基本為零。但李甲的隱性成本是巨大的。其一，李甲接受杜十娘的風險在于：“若為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為浮浪不經之人。異日妻不以為夫，弟不以為兄，同袍不以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間？”[2]472孫富此話道出了李甲為了杜十娘將要做出的犧牲是以眾叛親離、萬夫所指為代價的巨大犧牲。其二，李甲失去了男人對女人的駕馭權與應有的尊嚴?！按蟾沛郊素撌⒚?，固恃她自身才情色藝，而王孫公子之翩翩裘馬，一擲千金，文人學士的詩文酬答，標榜揄揚，亦大有影響?！盵5]杜十娘名滿京畿，雖處社會下層，但屬下層之翹楚，其才色、名氣、閱歷、心智與萬貫家產等，使她底氣十足，其自我效能感非常強[6]，這使她除了對從良命運自信、從容之外，還在與李甲的關系上表現出較為強勢的一面。此點在與老鴇的斗智、與李甲的相處中均有明顯表現。而與杜十娘的自信、從容相比，李甲則愁苦而自卑，如“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擾，眾姊妹合贈，必有所濟。及取鑰開箱。公子在傍自覺慚愧，也不敢窺覷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里取出一個紅娟袋來，擲于桌上道：‘郎君可開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覺得沉重。啟而視之，皆是白銀，計數整五十兩?！忧殷@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撫慰”[2]469。其中“擲”字顯示出杜十娘在分文不具的李甲面前的優勢，李甲感恩戴德的話亦反映出杜十娘優越的施恩者態勢。在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男性掌控經濟上的主動權。由于經濟的不自立、家教的嚴苛和社會閱歷的簡單，李甲在與杜十娘的交往中處于被動地位，這大大影響了他在雙方關系中的尊嚴與自信。

因此，從顯性投入來看，李甲的成本雖是極低的，但從隱性投入來看，相比其在社會家庭中喪失一切及其在兩性中處于劣勢地位，其成本巨大，收益為負。

相比兩者的預期收益，李甲、杜十娘在這場社會交換中的收益顯然極不相當?！笆找媸钦缘?、令人愉悅的關系，它讓我們覺得一段關系是值得的并且應該鞏固。它包括了我們已經談論過的我們伴侶具有的個體性格和行為的類型，以及我們能通過與該個體結識所獲得的外部資源（如獲得錢財、地位、活動或與其他有意思的人群結識的機會）?！盵1]353按照社會交換理論，“人們對人際關系的感受取決于他們對這段關系的收益與成本的知覺”[1]353。因此，在孫富出現之前，杜十娘對她與李甲的關系是比較滿意的，但李甲自杜十娘提出從良之事起，即自知無力承擔巨大的成本代價，只不過懦弱、屈從的性格和對十娘的貪戀，使他在遇到孫富之前一直沒有拒絕十娘，但事實上他一直處于焦慮之中，此與杜十娘的從容籌劃之自信相比更為明顯。例如，最初杜十娘有心于他，“奈李公子懼怕老爺，不敢應承”[2]463；杜十娘與老鴇商議好后告知李甲，他說：“我非無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當柳遇春言杜十娘所言乃煙花逐客之計，“公子聽說，半晌無言，心中疑惑不定”[2]466。離開妓院在謝月朗家時，李甲尚言：“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歸，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輾轉尋思，尚未有萬全之策”[2]468。

李甲心中始終有一層陰影，經濟的困頓、家庭倫理的壓力和杜十娘的優勢等多重困擾，幾乎讓他難以抉擇。所以，李甲自始至終沒有正面給杜十娘以承諾，而無承諾即無責任之擔當。此外，我們不能忽略空間距離對人的影響。當時李甲遠在京城，處于一相對陌生的環境中，其父和家庭對他的影響相對減弱，杜十娘因與其距離近，對他的影響反而較強；但一旦他離京南下，離家愈近，其父和家庭對他的影響則益強，杜十娘對其的影響則漸弱。李甲原本一直回避的問題隨著距家日近而不得不正視，這也是李甲突然翻盤的原因所在。

因此，孫富只是誘因，根本問題仍在于李甲對自己與杜十娘關系中成本與收益巨大不公平的知覺。從人際吸引公平理論來看，李甲在表面上是過度收益者，而從隱性方面來看則是過度受損者。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發現，過度受損者會不滿意自己在雙方關系中的結果，而過度受益同樣會使受益者“想要放棄社會交換理論所闡述的那么一個輕松的交易——以微小的成本和工作來換取高額的收益”[1]354，因為“公平是一個強有力的社會標準——如果他們在一段關系中得到的超過他們應得的，個體將最終感到不安，甚至是感到內疚”[1]355。李甲在與杜十娘的相處中，每次從十娘那里拿到錢的時候，總是愧疚的，又不得不感激涕零。因此，盡管李甲在杜十娘從良一事上其成本近乎為零，但過度受益仍然使其感到不安，其心中不僅有家庭老父的陰影，還有驅逐不去的杜十娘給予其恩典的陰影。因此，李甲拋棄杜十娘是必然的，而杜十娘之前完全忽略了李甲的感受，在李甲對之感恩涕零之時，她只是“曲意撫慰”，這不僅不能緩解李甲的壓力，反而更增加了李甲的自卑與無助感。

綜上所述，根據社會交換理論與公平理論，杜十娘的成本（實際投入與預期投入）與收益（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是均衡的，而李甲的顯性成本雖低，但其隱性成本則是巨大的，遠非他個人所能承擔。李、杜雖對各自的收益與成本具有明確的認知，但并不清楚對方的隱性成本與對方對自我成本與收益的知覺，這是導致二人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杜十娘和李甲親密關系的結束與其角色的翻轉

在李甲出賣杜十娘這一部分，我們看到了二人關系的戲劇性變化。原本杜十娘獨立而主動，李甲則依附而被動，但在李甲與孫富的交易中，杜十娘與李甲的關系則完全顛倒過來，李甲由被動變為主動，由依附變為獨立，成為他與杜十娘關系的主動破壞者，這是男權社會賦予他的權力，封建禮教、封建制度對女性的壓迫與控制由此可見。但李甲采取如此決絕的做法，僅用封建禮教的壓制與個體人格的缺陷為由是不能充分解釋其行為動因的，而人際吸引的社會交換理論與公平理論則能更好地揭示他人的影響如何左右李甲的情感與認知天平。

下面將在上述探討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李甲的主動破壞行為對杜十娘的影響，由此探尋杜十娘擇死的行為動因。社會心理學對親密關系結束問題的研究認為，當一段關系結束時，人們對關系結束的感受與他們在結束關系的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關。在分手決策中承擔責任較多的被稱為“終結者”，承擔責任較少的被稱為“承受者”，“‘承受者感覺非常糟糕——他們報告高度的孤獨感、抑郁感、不快、憤怒，并且幾乎所有的‘承受者都報告在分手后的幾周內體驗到各種軀體癥狀。對‘終結者而言，分手的沮喪程度、痛苦程度和能夠引發焦慮的程度都是三者中最低的。盡管‘終結者報告感覺內疚和不快樂，但他們體驗到的諸如頭疼、胃疼以及進食和睡眠障礙等負性軀體癥狀是最少的”，而“當男性在結束關系這個問題上或是體驗到更多的控制感（‘終結者），或是體驗到更少的控制感（‘承受者）時，他們傾向于‘揮手告別過去和‘往前看，切斷和他們前任女友的關系”[1]375，這是現代西方的實驗結論。雖然東西方文化存在差異，古代與現代在分手原因上會有種種不同，但“終結者”與“承受者”所體驗到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應理當具有普遍性。在李、杜關系的結束上，李甲是完全的“終結者”，因為杜十娘對其謀劃毫不知情，尤其從杜十娘單方看，自己手握重金，兩人關系穩定，未來充滿希望，李甲的陡然變化，不啻為當頭一棒，轉眼風云。在杜十娘的經驗里，這一變化沒有任何鋪墊，完全出乎意料。而李甲對結束這段關系的反應只是“顏色匆匆，似有不樂之意”“含淚而言”“情不能舍”“淚如雨下”[2]473-474，當孫富差家僮到船頭候信時，李甲竟然“欣欣似有喜色”[2]474。我們可以指責李甲的無情無恥，但亦應看到他在結束一段收益與成本嚴重不協調的關系時的如釋重負，他為能重新回歸到未遇杜十娘之前的家庭關系而欣喜，這可謂李甲對其嚴父與世俗倫理道德的屈從，也根源于其經濟的不獨立。李甲不只是對杜十娘背信棄義，他更是杜十娘死亡的主要推手。作為“承受者”，杜十娘所承受的致命打擊顯而易見。一般而言，女人遭受背叛，大多會本能地反抗，發泄不滿，但杜十娘則是“放開兩手，冷笑一聲”，“時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2]474，哀莫大于心死。這冷靜的背后，正是杜十娘心灰意冷的表現，是暴風雨來臨的征兆。杜十娘最終以怒沉百寶箱、縱身躍江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除與李甲的背叛直接相關外，還有其深層的原因。

首先，妓女從良艱難，出路狹窄。中國古代妓女的出路無非有年老脫籍、用錢贖身、出家入道、逃走異鄉或隱居村落等。除非放棄紅塵生活，若要生存，對于年輕的娼妓而言，以男人為依托是必然選擇。杜十娘“久有從良之志”，可見她對回歸正常社會生活與家庭的渴望。李甲的背叛，讓杜十娘對從良嫁人之路感到了徹底絕望。有論者認為，轉嫁給孫富依然是從良，不是也一樣實現了杜十娘脫離煙花火坑的理想嗎？這只是一己之見。歷史上“娶妓為妾的以商人居多，因為他們一般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但娼妓“嫁給商人為妾后，往往不久就會被見異思遷、朝三暮四的商人無情拋棄，這在歷史上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4]181。所以，一般而言，妓女對商人并無好感，杜十娘也不會選擇孫富那樣的商人作為歸宿。前文指出，李甲是在最恰當時機出現的最恰當的人物，他符合杜十娘的個性要求和她對男性及未來生活的期望，即對杜十娘而言，選擇李甲可以說是她認為的唯一出路。再據文本可知，杜十娘應無親人，其社會關系主要是妓院人員與嫖客。脫離妓院后，她的社會關系主要是李甲，而李甲的背叛，使杜十娘的社會關系斷裂。社會學認為，“社會網絡即是把個體結合在一起的社會關系紐帶。一般認為，傳統型社會網絡是以親情、宗法倫理為基礎的，以個人為中心，依次層層外推至家庭、親戚、朋友、鄰里、社區和同事而構成的一個‘同心圓式網絡，包括血緣、親緣、趣緣、地緣和業緣關系。這些關系又依次較為松散，所起的維系作用也越來越小，自身的穩定性也越來越弱”[7]。杜十娘的主要社會關系是業緣關系，她與李甲的關系本身即屬于業緣關系。所以，當她離開妓院又為李甲所棄時，其社會關系網絡即出現了斷裂。而人是社會關系中的人，一旦脫離了社會關系，人將何去何從？因此，死亡是杜十娘的必然選擇。

其次，高自我效能感的受挫。杜十娘身處風月場這種被人鄙棄的場合，能積攢下萬貫家產足以說明她職業生涯的成功。美貌、才藝、名氣、財力，以及復雜處境培養出的豐富人生經驗等，使得杜十娘形成強勢的性格，自我認知度較高，即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當然，此與晚明個性解放思潮亦密切相關）。因而，在與李甲的關系中，杜十娘一直是前期雙方關系與事態發展的掌控者。事實上，在遇到孫富之前，事情基本上是沿著杜十娘的預期規劃發展的。因此，杜十娘是自信的，心理上是安全的。所以，當“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2]464，在與院中姊妹話別時，杜十娘“吹彈歌舞，各逞其長，務要盡歡，直飲至夜分”[2]468。當李甲不知如何面對老父時，杜十娘則言：“父子天性，豈能終絕。既然倉卒難犯，不若與郎君于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郎君先回，求親友于尊大人面前勸解和順，然后攜妾于歸，彼此安妥?！盵2]468對于始終懸在李甲頭頂的“達摩克利斯劍”，杜十娘從容應對。當然，杜十娘的從容應對有其現實道理。明代法律雖對官員及其子孫婚娶樂人有明確的處罰規定，但明末官宦人家納妓女為妾的并非個例，《警世通言·玉常春落難逢夫》中玉堂春就嫁給了原禮部尚書之子。也就是說，李甲之父雖然嚴厲，但在明末人們對金錢的普遍拜崇和個性解放思潮的沖擊之下，化解李父內心之抵觸是很有可能的。而事實上，困擾李甲的根本問題不在于禮教，而在于他經濟上的不獨立（從孫富以千金動之和他目睹十娘拋棄萬金時之反應即可看出）。因此，當事態的發展陡然轉變時，對一直處于控制地位的杜十娘而言是重大挫敗，她所有處心積慮的謀劃（包括認識李甲之前即開始的從良籌備），她所有忍受屈辱的痛苦與眼淚，以及她所有的自信與希望，此刻已被李甲徹底摧毀。

再次，挫敗下的復仇。杜十娘由兩性關系的控制者淪為親密關系結束的完全“承受者”，預期收益瞬間變為零，收益與成本間的巨大反差，使得杜十娘成為兩性關系中的完全受損者，個性剛烈的她必然要反擊，而對李甲背叛的最大懲罰莫過于毀滅李甲所信奉的價值：金錢與美人。杜十娘本想借助金錢保障自己未來的幸福，但她最終無奈而憤怒地把萬貫家財拋擲江中，希望江水沖走自己一生所蒙受的侮辱，贖回自己的清白與真情。她對金錢的棄置，使她同拜金的世俗劃清了界限；她對生命的放棄，亦使她同一切骯臟的現實劃清了界限。在這一刻，杜十娘不再仰仗世俗而獨立起來了，如果說以前她是經濟和心智上的獨立者，那么現在她則是人格上的獨立者。當她縱身跳入滾滾江水之時，她以死昭示了自己的尊嚴，抗議了封建社會男權對女性的踐踏。拋錢跳江的行為，使杜十娘從被動分手的完全承受者的地位上翻轉過來。李甲的分手決策是將杜十娘轉賣，而杜十娘的分手決策則是與李甲死別，這又是李甲始料不及的，李甲又變成了完全的承受者。杜十娘一了百了，而李甲則自此終身背負著杜十娘跳江這一壯烈悲劇制造者的罵名！所以“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郁成狂疾，終身不痊”[2]475。

三、結語

本文運用社會心理學人際吸引的社會交換理論、公平理論與親密關系結束的相關理論，探討了李甲、杜十娘兩性關系的變化與杜十娘的擇死行為，認為正是因為李甲知覺到自己在與杜十娘的關系中其成本與收益間的巨大不平衡，其在二人關系中處于被動地位，故其內心對未來充滿了焦慮、不安，這最終導致了他對杜十娘的背叛。杜十娘在李甲出賣她之前，其成本與預期收益是均衡的，所以在二人的關系中，前期她處于主動的、安全的位置，對未來比較從容；當李甲主動終結二人關系時，她則成為完全的承受者，其妓女命運改變途徑的狹窄、剛烈的個性、兩性關系中角色的翻轉，使杜十娘以棄財投江的方式來作為對李甲背叛的報復，從而再次從被動的承受者成為親密關系結束的完全終結者，由經濟、心智的獨立走向人格的獨立，其對真情、尊嚴、自由的捍衛，使得她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女性人物形象。

拋開封建制度、封建禮教對人的影響，拋開杜十娘擇死的極端行為，從社會心理學視角來看，李、杜的情感問題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的鏡鑒意義。如果杜十娘能對李甲進行換位思考，那么在與李甲相處的策略上，她應該想方設法減少李甲的壓力，而對于李甲這種懦弱、單純而不失忠厚但經濟又不獨立的人來說，沒有比告訴他自己的身家更為有效的策略了。因此，當我們對一段人際關系不滿意的時候，單純從道德、情感或性格的角度進行批判或反思是不夠的，還需要考慮在彼此關系中的投入成本、收益、預期與結果是否平衡，并考慮雙方在收益、成本上是否公平，從而調整彼此的關系或者盡可能共同結束關系，以減少傷害。杜十娘與李甲的關系問題，是超越時代、階層與國別的，具有普遍的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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