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與今生

胡淳艷+王慧

【摘要】 建國初期，中國戲曲研究院等幾個戲曲研究院陸續成立，它們是延安時期戲曲機構模式在建國后的延伸、強化與制度化；其建撤也與建國初的大行政區制度相關。戲曲研究院在職能定位上逐漸由綜合性向專業化發展，其建制具有雙向的有效性。戲曲研究院的建立，是國家以戲曲為突破口，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的舉措之一，體現了執政黨對戲曲的重視與管控，是國家意志在文化領域的集中體現。

【關鍵詞】 戲曲研究院；大行政區；制度；職能

[中圖分類號]J80 [文獻標識碼]A

自1951年4月到1952年4月，短短一年時間里，中國戲曲研究院、華東戲曲研究院、東北戲曲研究院和西北戲曲研究院分別在北京、上海、沈陽和西安成立。僅僅幾年后，這四家研究院中的兩家撤銷，一家改名，只有一家完全保留。幾年之間命運輾轉遷播的四大戲曲研究院，在當代戲曲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印記。

一

與其他三家不同，中國戲曲研究院是四家中唯一的文化部直屬機構，是建國前夕就已醞釀、一旦時機成熟就迅速建立起來的戲曲機構。其直系前身不是有些著述中所說的延安平劇研究院或建國初的京劇研究院，而是文化部下轄的戲曲改進局。（1）建國之初，周恩來在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閉幕前夕（7月18日），宣布中央關于建立戲曲改革領導、研究、實驗機構的決定。由此，中華全國戲曲改革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成立，7月27日正式辦公。10月2日，中華全國戲曲改革委員會成立。之后，該戲曲改革委員會下的京劇研究院、戲曲實驗學校、大眾劇場和新戲曲書店相繼成立。10月底，戲改委改稱文化部戲曲改進局（簡稱戲改局）。（2）不過這個機構存在的時間并不長，到1951年3月，文化部調戲曲改進局的田漢、楊紹萱、馬彥祥等到部里，將原藝術局改組為藝術事業管理局。同時決定成立中國戲曲研究院，由羅合如、馬少波負責籌建工作。在戲改局撤銷一個月后，在其基礎上，經過調整，4月3日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1]328

因此，從組織機構的設置而言，中國戲曲研究院不是在京劇研究院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前身也并非建國前的延安平劇研究院。畢竟，一個是建國后新成立的機構，一個是建國前成立的機構。二者之間，并無組織、機構上的直接繼承關系。

相對于中國戲曲研究院的種種誤會及其復雜的成立過程，西北、東北、華東戲曲研究院成立的來龍去脈要明晰得多。西北戲曲研究院的前身早在延安時期已經建立。1938年7月4日，在延安鄉土劇團和群眾業余劇團基礎上，成立了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建國后更名為西北民眾劇團。1952年12月，西北民眾劇團與西北行政委員會文化部戲改處、西北實驗戲劇學校合并，成立西北戲曲研究院。[2]272-274東北戲曲研究院于1951年9月在沈陽成立，華東戲曲研究院則在同年3月5日就已成立。[3]33

需要指出的是，這四大戲曲研究院也與建國初國家行政層次上實行的大行政區制度有關。所謂大行政區，指的是建國初期，為保證中央政令的統一和有力貫徹執行，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大行政區，分別建立大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中央政府授權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分別對全國各地區進行領導。自1949年8月至1950年7月間，東北人民政府和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各軍政委員會相繼成立，是為五大行政區。（3）這五大行政區都設有文化部，華東戲曲研究院歸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領導，東北戲曲研究院隸屬于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西北戲曲研究院由西北行政委員會文化部下轄，中國戲曲研究院不屬于任何一個大行政區，而是中央文化部的直屬單位。戲曲研究院是建國后第一批著重強化的上層建筑在文化建設中的重中之重，而這種強化又恰好和當時大行政區的建制一致，文化藝術的管理與行政建設同步，體現了一個完整的思路。

不過，既然是五大行政區，為什么只有四家戲曲研究院，除卻中國戲曲研究院隸屬中央文化部外，五大行政區中的東北、西北、華東都有相應的戲曲研究院，而西南區、中南區卻沒有設立相應的戲曲研究院？（4）

如前所說，中國戲曲研究院直接在戲曲改進局上建立，馬少波等否認中國戲曲研究院在組織機構建制上與延安的繼承關系。不過，機構可以變遷、新建，人員可以流動，卻無法割斷延安時期與建國后戲曲機構二者之間在歷史、文化上的某些聯系。1942年4月，遵照黨中央的決定，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平劇團與八路軍120師戰斗平劇社合并，組建延安平劇研究院（簡稱延安平劇院）。同年10月10日舉行成立大會，宣布正式成立。[4] 1947年3月，該院撤離延安，5月到河北阜平，并入華北聯合大學，更名為華北平劇研究院。1948年9月，進駐石家莊。1949年遷入北京，同年11月，華北平劇研究院成為文化部戲曲改進局的附屬單位，更名為京劇研究院。1951年4月3日，合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5]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不存在組織機構上的前后承繼關系，但中國戲曲研究院是延安時期戲曲機構模式在建國初新形勢下的某種合理延伸，并不算謬誤。而西北戲曲研究院是直接來自延安時期的民眾劇團，無論在組織建制還是歷史文化淵源上，都是確定無疑的。

相形之下，東北、華東兩大行政區在建國之前，不具備陜甘寧邊區那樣相對獨立的環境，雖然與中國戲曲研究院、西北戲曲研究院建院之前的條件無法相比，但也有相應的戲曲活動展開。華東區抗戰勝利后，1945年8月在臨沂建立了山東省實驗京劇團，1947年2月，蘇皖實驗劇團北撤到山東臨沂，并入山東省實驗京劇團。同年11月，該團與渤海行署宣傳隊合并，改名華東平劇團。建國初，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南下的華東平劇團、三野文工團，與原在上海的雪聲越劇團和云華越劇團的部分人員組成了華東戲曲研究院?？梢?，華東戲曲研究院初創期的構成是新舊參半。而東北區在抗戰勝利后，部分地區解放，戲曲改革進行得比較早，在此基礎上成立東北戲曲研究院也具備了一定的基礎。[6]1114-1121實則華東、東北兩大戲曲研究院與延安平劇研究院也有著某種關聯。東北戲曲研究院初創期，研究室人員多來自東北魯迅文藝學院，而延安平劇院時期的主創人員之一李綸既曾擔任過山東省實驗京劇團團長，也是后來東北戲曲研究院的首任院長?？梢?，這兩大戲曲研究院的家底兒雖沒有中國、西北研究院那么厚，不過仍然具備了一定的基礎，一旦環境、條件允許，戲曲研究院的成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南、西南區沒有成立戲曲研究院。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華東、西北兩大行政區管轄省份中，都有若干區域尚未解放。但比較起來，幾大行政區中，中南、西南區此時未解放的省份是最多的：中南區的廣東、廣西兩省的全部和湖北、湖南兩省的一部分，西南區的四川、貴州、云南、西康、西藏五省的全部。軍政機構可以快速建立，但戲曲研究院如果不具備相對成熟的條件，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來就并非易事了。

四大戲曲研究院的建立和相關工作展開，匯聚了一大批戲曲方面的人才，在戲曲改革運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從1954年到1955年間，由于大行政區的撤銷，幾大戲曲研究院的命運也發生了轉變，具體情況如下表：

四家戲曲研究院中，華東、東北戲曲研究院被撤銷，中國戲曲研究院作為中央文化部直屬的機構得以保留。西北區撤銷，西北戲曲研究院自然也被撤銷，但次年與陜西省秦腔實驗劇團、陜西省眉戶劇團合并，成立陜西省戲曲劇院，名雖異而實尚存，實際是被保留了下來。四大戲曲研究院中基礎、歷史文化淵源最為深厚的兩家得以保留，而相對薄弱的另外兩家命運就此終結。

從1951年4月到1955年4月近四年的時間里，幾大戲曲研究院的建撤，如同幾大行政區的建撤一樣，來去匆匆。幾大行政區的建立，在建國初形勢未穩、百廢待興的特殊形勢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形勢的日益穩定，中央政府逐步改變大行政區的政策，逐步將權力收歸中央，直至將大行政區撤銷。而戲曲研究院中三家的建立與撤銷，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大行政區建撤相始終。當大行政區的歷史使命宣告結束之時，建立在大行政區基礎上的戲曲研究院的撤銷、改建也就是勢在必行的了。

二

那么，為什么要在建國之初建立戲曲研究院這樣一個機構？根據陽翰笙回憶，最早提出建立類似戲曲研究院這一機構的是馬少波。1949年6月26日，周恩來約各解放區和國統區從事舊劇改革的部分黨員領導干部到中南海座談。馬少波在會上建議中央成立戲曲改革的領導機構和研究、實驗機構，開展全國范圍的戲曲改革運動。（5）這一建議獲得了周恩來的贊賞。如此看來，對戲曲機構的設想在建國前夕已經出現，建立戲曲研究院的想法在中共高層、新文藝工作者之間已經達成了共識。

在之后7月2日的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恩來指出：“不僅我們要成立一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的聯合會，而且我們要像總工會的樣子，下面要有各種產業工會，要分部門成立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等協會?！乃嚬ぷ髟谡矫嬉埠?，在群眾團體方面也好，我們都要有計劃地安排。這就靠你們將要推選出來的領導機構來安排這些事情?！盵7]32-33周揚更明確強調：“除了思想領導以外，還必須加強對文藝工作的組織領導……這對廣泛團結全國各方面的文藝工作者共同致力于新中國的文藝建設事業，將起重大的作用?！盵8]96-97即將建立新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推行的是自延安時代就一以貫之的黨領導一切，而這一切之中，當然也包括文藝。

如此看來，戲曲作為重要的文藝形式之一，建國伊始被納入到整個文化意識形態建設之中，是其必然的命運。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文學、音樂、舞蹈、電影等同樣重要的文藝形式，為什么沒有在率先建立類似戲曲研究院的組織機構？換言之，為什么戲曲在建國初期的文化意識形態建設中處于如此重要的地位？這源于執政黨的屬性，也源于執政黨對戲曲特殊地位的認知。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起，長期在農村開展工作，其主體力量也以農民為主。在這種情況下，選擇有底層背景的文化藝術形態就成為必然。在中國社會中，在底層民眾中傳布最為廣泛、深入的藝術形態就是有幾百種劇種、分布各地城鄉的戲曲。正是戲曲所具有的“匹夫匹婦耳目所感融易入”（6）的巨大影響力，使得它成為近代以來歷次民眾啟蒙運動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而自晚清以來的戲曲改良等運動表明，有著深厚民眾基礎的戲曲在推動民眾啟蒙、民族救亡乃至社會改革等方面都曾起到不可小覷的作用。尤其是在抗戰階段，戲曲的社會價值得到了充分體現。這無疑是戲曲能在中共建國初文化意識形態建設中占得頭籌、雀屏首選的重要原因。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搞戲改為什么非要成立戲曲研究院？回顧近代以來的戲曲改革運動，從20世紀初的戲曲改良到30年代的“利用舊形式”，其主體多是文人與戲曲藝人，通過報刊鼓吹、編演富于時代思維、醒世功能的新戲、改革劇場等方式對戲曲進行改革，推動戲曲與時代接軌的現代化進程。（7）換言之，這些改良、改革運動多是文人、藝人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而進行的。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參與度很低。（8）隨著戲曲、特別是京劇在近、現代的發展、繁榮，開始出現了一些民間學術機構致力于戲曲的研究，如20世紀30年代李石曾、齊如山創建的中華戲曲音樂學院，梅蘭芳、齊如山創建的北平戲曲音樂學院，李石曾、金仲蓀等創立的南京戲曲音樂學院北平研究所，梅蘭芳、余叔巖創建的北平國劇學會，溥西園發起的中國劇學會，焦菊隱創辦的北平戲曲?？茖W校，傅惜華、劉澹云主持的昆曲研究會[9]，等等。但彼時的國民黨政權之中，尚未出現官方性質的戲曲學術機構。不過，在陜甘寧邊區，1942年成立了本文前面所說的延安平劇研究院。這個研究院創作、演出、研究京劇，進行了初步的京劇改革活動。它雖然在機構上并非是建國后中國戲曲研究院的前身，但從中共的執政理念和措施來看，表明以組織機構形式進行戲曲改革的思維、做法已在建國前先期進行。

中共的戲曲改革不同于徹底改變以往戲曲改良、改革運動的無組織、民間狀態，而是要將戲曲改革納入到官方全面管控之下。所謂的“改人、改戲、改制”，其實都是在官方相關戲曲機構的領導下展開的，戲改局就是自上而下進行的戲改運動的最直接領導機構。然而要改革歷史悠久、形態萬千的戲曲藝術，沒有充分的調查與研究做基礎，這場戲改運動將很難進行。建國之初，在戲改剛剛展開之初，的確需要這樣一個政府機構，既忠實地執行黨的戲曲政策，又能從學術、創作、演出、教育等不同層面為戲改政策的制定提供充分的基礎和研究保障，與政策制定、決策機構密切配合，推動戲改的順利進行。如此，戲曲研究院這樣一個官方非決策型戲曲學術機構的建立就是必然的了。

除了中央一級建立中國戲曲研究院外，地方一級也在具備條件的大行政區建立了三個戲曲研究院，以配合大行政區的戲曲改革。四大戲曲研究院成為建國之初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建立在機構設置上的重要環節，這是中國戲曲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官方戲曲學術機構。戲曲研究由此從民間自由狀態開始進入國家管控狀態，成為文化主流意識形態體系中的一員。戲改是在政權保駕護航下進行的文化改革，表明戲曲的領導權、主導權收歸執政黨；而戲曲研究院的建立，則標志著戲曲相關的話語權、學術主流將歸入黨領導下的學院派。也就是說，在政權保障之下，建立戲曲研究院的終極目標指向的是戲曲話語權的國家化。

三

作為官方戲曲機構，戲曲研究院的職能定位其實也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傮w趨勢是由綜合性向專業化轉變。

1951年文化部戲曲改進局與藝術局合并，其時合并過去的是其行政部分職能，而戲改局最初所設置的其他功能，包括研究、實驗、教育等方面，則改編為中國戲曲研究院。

戲曲改進局下設機構包括四處二室，即藝術處、劇目審定處、輔導處、曲藝處、辦公室和圖書資料室。下屬單位包括京劇研究院、戲曲實驗學校、大眾劇場、新戲曲書店和曲藝雜技小組。[10]這樣的機構設置及眾多附屬單位的存在，表明戲改局在建立之初，它所擔負職責應該是綜合的、多元的，兼具行政、研究、教育多種職能。不過，這與周恩來1949年8月上旬、9月下旬兩次召見中華全國戲曲改革委員會籌備委員會領導人時商定的方針、任務并不完全吻合：“戲曲改革委員會作為政府行政機構負責進行全國戲曲劇目和演出的調查研究，制定戲曲政策，團結改造藝人，培養新生力量，擬訂全國上演戲曲劇目審定標準，組織力量整理、改編、創作戲曲劇目，改革舊班社制度，輔導演出團體排演新戲，改進舞臺作風；通過所屬藝術單位的實驗工作，在全國范圍內起到示范作用?！盵11]40

周恩來的這段話其實點明了戲改局作為戲曲方面的國家行政機構在建國之初面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雖然戲改局設置了眾多機構和附屬單位（也包括戲改局下屬的全國各級的戲改委、戲改協會、戲改科），但其本質仍只是一個行政機構。以這樣一個行政機構要完成包括戲曲研究、教育、實驗等多種職能，其實是不可能的。何況戲改局后來與藝術局合并，面對的并不再只是戲曲一種藝術樣式。因此，有必要進行職能分解，成立一個專門機構，承擔戲改局及后來的藝術局戲曲方面的若干職能，特別是行政職能之外的諸如研究、演出、教育等職能。周恩來曾于1951年3月召見羅合如、馬少波、周揚時指出撤銷戲曲改進局，組成藝術事業局，“是為了全面加強包括戲曲在內的各項藝術事業的行政管理；成立中國戲曲研究院，則是一方面加強全面戲曲研究工作，一方面按‘提網綱而眾目張、振裘領而群毛理的道理，來帶動全國戲曲研究的開展和其他藝術門類研究機構的興起，以此作為繁榮全國藝術事業的契機”[1]328。

中國戲曲研究院由原屬戲改局的部分編審、研究人員與京劇研究院、戲曲實驗學校合并組成，加上后來合并進來的中國京劇團、中國評劇團、新中華秦劇工作團，中國戲曲研究院接過了戲改局原先所承擔的多種職能，在研究、演出、教育等方面推進戲曲改革工作。與之類似的華東、東北、西北戲曲研究院也承擔了各自所在大行政區戲曲方面的相關職能。以中國戲曲研究院和華東戲曲研究院為例。中國戲曲研究院建院之初的職能包括三個方面，即“整理修改舊有的優良腳本，并創作新劇本、新曲詞，以保證上演節目的供應；在戲曲藝術各方面有重點地系統地進行研究實驗工作；用科學的方法培養青年一代戲曲演員與戲曲工作干部”。[12]涵蓋了創作、研究、教育幾方面的職能。

華東戲曲研究院的要更細致一些，包括五個方面：一、組織作家和戲劇、音樂專家與戲曲演員合作，聘請華東地區有藝術素養的老藝人擔任指導和顧問，有計劃有步驟地整理、改編華東地區較流行或叫好的舊有劇目，大力組織反映現代人民生活的地方戲的劇本創作和新的歷史劇的創作。二、調查華東地區各劇種的歷史和現狀，研究若干主要劇種藝術上的優點、特點和發展規律。調查整理和改進戲曲音樂、表演方法、表演技術和舞臺美術。三、選擇華東地區幾個主要劇種為改革重點，建立實驗劇團，以加強京劇、越劇兩個實驗劇團的藝術能力，使之在戲曲改革工作中起典型示范作用。四、建立戲曲實驗學校，在戲曲藝術傳統的基礎上，用科學的表現方法，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理論、品德訓練和科學文化知識，培養新的戲曲演員，目前暫以越劇、淮劇和昆曲為限。五、華東戲曲研究院對華東各地戲曲改革工作應保持密切聯系，并應選擇若干優秀工農業余劇團和若干戲曲劇團取得業務上的經常聯系，加以重點輔導。通過審定劇目和創作，有計劃的進行研究成果和藝術經驗的推廣、業務指導、戲曲評介，和所屬實驗劇團的演出（劇場和巡回演出）等方式，進行對華東地區戲曲改革工作的輔導。[13]1-2東北、西北戲曲研究院的任務，基本上也是以研究、創作、演出實踐和教育為主。也就是說，通過戲曲研究、戲曲創作和戲曲教育推動戲曲改革，是幾大戲曲研究院建院之初的主要方針與任務。

其實，幾大戲曲研究院建立之時綜合性職能、機構的設置與確立，從歷史淵源而言，也與延安時期有著天然的血脈聯系。延安評劇院設立時確立的職能，李綸曾總結了三個方面：培養評劇運動的干部，在抗日根據地內普及平劇運動，進行平劇的研究與改造的工作[14]195；阿甲則以“創造劇本，提高演技，培養干部為平劇研究院工作學習的三大任務”[15]。對比前述戲曲研究院的職能，可以看出，延安時期的戲曲實踐，其實已經開啟了建國后戲曲研究院所設職能的先聲。

與其職能相配合，幾大戲曲研究院的機構設置上也體現了綜合性的特點。中國戲曲研究院在建立之初，在研究工作方面設有編輯室、研究室、圖書資料室，在實驗工作方面有京劇實驗工作一團、二團、曲藝實驗工作團及大眾劇場，在教育工作方面設有戲曲實驗學校。華東戲曲研究院建立之初，設藝術、秘書兩室，分掌藝術業務及行政事物；院屬附屬單位有六個：京劇實驗劇團、越劇實驗劇團、京劇實驗學校、地方戲實驗學校、創作工場和大眾劇院。西北戲曲研究院建立時下設藝術研究室、實驗劇團和實驗戲劇學校。東北戲曲研究院設研究室、下屬東北京劇實驗劇團、東北平劇實驗劇團、東北戲曲實驗學校及人民劇院、東北評劇院、東北京劇院。（9）其間，有的戲曲研究院又經過了機構、職能的拆合、增減變化，以適應當時的具體形勢。但大致而言，其綜合性的特征一直保持。

至1955年，幾大戲曲研究院保留或撤銷的命運雖各異，但其職能、機構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即由綜合性走向專業化、劇院化。華東戲曲研究院原屬越劇一、二團改建為上海越劇院，建制屬中央文化部，京劇實驗劇團改為上海京劇院，昆曲演員訓練班和越劇演員訓練班改建為上海市戲曲學校，統歸上海市文化事業管理部領導。而東北戲曲研究院撤銷后，改為遼寧戲曲劇院，下屬遼寧京劇團、遼寧評劇團和遼寧評劇二團。需要指出的是，東北戲曲研究院撤銷，改為遼寧戲曲劇院時，下設藝術室，西北戲曲研究院撤銷，并入陜西省戲曲劇院時，也設有藝術委員會?？梢?，在向劇院化、專業化發展過程中，戲曲研究院原有的戲曲研究職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不過，這種研究處于附屬位置，劇院的重中之重是劇目的創作、演出，和原來戲曲研究院時期占據絕對重要位置的研究畢竟不可同日而語了。

比較特殊一點的是中國戲曲研究院，1953年1月30日文化部決定：中國戲曲研究院主要任務是演出，研究工作、編審工作都是為了幫助和指導表演，院的主要力量要注意各所屬劇團的演出藝術。1954年11月23日，文化部黨組決定對中國戲曲研究院及其附屬機構進行改組。保留中國戲曲研究院，其主要任務是進行戲曲改革的研究工作，中國京劇團改為中國京劇院，中國評劇團改為中國評劇院，戲曲實驗學校更名為中國戲曲學校，新中華秦劇工作團改為民營公助劇團，暫時仍由中國戲曲研究院輔導。研究室下設戲曲劇目研究組、戲曲表演研究組、戲曲音樂研究組、戲曲美術研究組、戲曲史研究組和圖書資料組。至此，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為專門進行戲曲史論與現狀研究的單位。歷經50年代后期院內部機構的頻繁變動，甚至在1961年被改為戲曲研究所并入中國戲曲學院，又在1964后恢復中國戲曲研究院的建制[16]，直到1976年成為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所的戲曲研究室，1979年改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梢?，雖然在若干年中，中國戲曲研究院仍不斷處于調整之中，但這一戲曲專門研究機構的性質與職能卻沒有太大的變動。

由此，原本具有創作、研究、演出、教育等綜合性職能的華東、東北、西北戲曲研究院改為陜西戲曲研究院后，其原有各職能、機構設置的最終方向主要是劇院化、專業化。而保留下來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幾經變更、調整，最終被定型為國家級的戲曲研究機構。四大戲曲研究院的職能、機構的最終走向，實則都是走向專業化。只不過前三家走的是戲曲舞臺演出的專業化，而后一家走的是戲曲研究的專業化而已。它們分別在各自不同的領域延續了建國之初四大戲曲研究院的職能。

上述種種職能上的調整、變更，其實正反映了建國之初，為了配合戲曲改革，執政黨在戲曲機構上的不斷探索。畢竟，將戲曲上升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范疇的全面管控，是前所未有的統治舉措，需要一個逐步適應、根據形勢及時調解的過程。如前所述，建立伊始，戲曲研究院被賦予的職能幾乎包辦了戲曲生產、消費、研究的各個環節，加上戲改局的行政領導，幾乎可以包辦戲曲的全部。這無疑反映出執政黨希望將戲曲迅速、全面地納入到其主流文化形態之中的迫切心情。然而，戲曲改革的實踐，戲曲藝術本身的復雜性，證明僅僅由若干戲曲研究院承擔包括創作、演出、研究、教育等職能，實際是難以面面俱到，甚至尾大不掉。戲曲的創作、演出、研究、教育等其實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與規律。于是，逐漸分解戲曲研究院的多種職能，演出、教育、創作、研究等職能逐漸分解，除了被撤銷的兩家戲曲研究院，保留下來的兩家戲曲研究院，最終變成單一職能的戲曲機構。根據不同情況，或研究為主，或演出為主。研究為主者仍保持與創作、演出等的聯系；演出為主者也設立藝術研究室，將研究與演出、教育緊密結合。這種職能定位直到今天仍然得以保持。

作為官方戲曲機構，戲曲研究院與戲改局等建立，是為了保證執政黨戲曲改革工作的有效開展、順利進行。同時，與幾大行政區聯合，掌控各大區戲曲文化建設命脈。在機構運作上，戲改局（包括后來的藝術局）是全國戲曲改革工作的最高領導機構，而戲曲研究院則是研究實驗性質的機構。戲改局制定戲改方針、政策，而在具體落實戲改方針、政策方面，除了各級戲改協會、戲改委、戲改科外，戲曲研究院在推進戲改局所制定方針、政策在幾大行政區的落實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換言之，雖然是文化部下轄同級單位，但二者的分工不同。戲改局是握戲改工作的大方向，它在整個戲改機構體制中處于中心、樞紐位置。而戲曲研究院貫徹、執行其戲改方針，作為其戲改工作范圍廣泛的輻射面。不過，戲曲研究院對戲改局方針、政策的落實與上述各級戲改機構不同，重點不在于方針、政策的上傳下達，它最獨特的落實方式是從調查、研究做起。戲改局與戲曲研究院，意在實現戲曲方針、政策的制定與戲曲研究、實驗的匹配，二者性質、功能不同，從不同方面推進戲改工作。

然而，戲改局、戲曲研究院建制的價值并不限于戲改本身。它表明，以戲改為突破口，執政黨在探索藝術與制度之間關系上，已經初步建立了比較完備而健全的制度，探索其運作機制。這一機制的有效性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具有雙向的有效性。

自上而下的有效性，主要體現在組織管理上的無所不及。在中國古代，國家對戲曲的管控主要通過劇目傳播來實現，其主要手段就是禁戲。（10）不過，這一手段往往在實際執行中遇阻，有時甚至變成禁而不止。因此，整體而言，古代中央政府對戲曲的管控并不嚴格。到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文化建設開始被有意識地納入到國家建設體系之中，強調“推廣新聞、廣播、電影、戲劇等事業，以發揮民族意識為主旨”[17]1-3。特別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政府對包括戲曲、話劇等在內的戲劇的管理趨于嚴格。通過劇團組織建設與管理、劇本審查、戲劇評獎等方式，實現政府對戲劇的管控，滲透國家主導意識。[18]72-123不過由于是在抗戰的非常時期，這種管控尚無法全面展開，也未能貫徹始終。而如前所說，陜甘寧邊區時期，中共在戲曲工作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在機構建制、運作、劇目創作等方面對戲曲的管控，雖然是初步的，但卻為建國后提供了借鑒。建國之初，執政黨通過前所未有的嚴格而有效的制度建設來實現對戲曲的管控。如前所說，戲改局、戲曲研究院是同屬文化部的平級機構。執政黨通過文化部，以組織人事、政策制定、經費投入、價值觀念的指導等多種方式，并通過戲改局及其下屬機構、戲曲研究院，實現對戲曲的全面、深入的無死角管控。

而自下而上的有效性，則主要體現在文藝工作者的創作與研究自覺。建國之初參與戲改的既有新文藝工作者，也有舊式藝人，對于自上而下的戲改機構設置、方針政策等，其接受程度不一。在執政黨建立的組織制度引導下，經過一段時間，新文藝工作者固然早就自覺加入到新文藝創作與研究之中，而國統區原有的文藝工作者、戲班藝人等也發現，自己除了自覺地向執政黨建立的制度、政策靠攏外，幾乎別無選擇，因為執政黨所建立的這套機制幾乎囊括了戲曲的邊邊角角，很難不入其彀中。在官方意識形態規訓下，新舊各式文藝工作者雖速度不一，但最終大多自覺地在創作上認同了官方意識形態。如此一來，通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雙向運作，國家意志順利、完整地貫徹到戲曲生產、消費的各個環節，國家意識形態在戲曲的每個層面都得到了落實。

四

在對待戲曲研究院這一機構的建撤、制度完善、功能轉化等問題上，建國之初的中共并非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并在實踐中不斷調整的結果。剛剛取得政權的執政黨以在民眾中有著廣泛基礎和深入影響的戲曲藝術為突破口、試驗田，目的是最終建立起嶄新的亙古未有的藝術生產、消費與官方制度保障之間良性循環機制。從延安時期開始，延續到建國后的戲曲改革，中國戲曲全面、徹底而深入地被納入到執政黨意識形態體系之中。在戲曲領域構建官方意識形態樣板，全面貫徹國家意志，取得戲曲改革的絕對話語權，是幾大戲曲研究機構建撤、功能轉化的終極目標。

注釋：

（1）對這一問題，曾有不少誤解?！吨袊蟀倏迫珪蚯嚲怼酚嘘P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條目中就認為“其前身是抗日戰爭時期創建的延安平劇研究院，1949年遷進北京改組為中央文化部戲曲改進局京劇研究院，1951年擴建為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第607頁。）。對此，馬少波在其多篇文章中都否認了這一觀點。認為“延安平劇院是中國戲曲研究院的前身”的說法不符合實際，“不能把所有新形勢下成立的新的機構都同過去并無組織關系的機構掛起鉤來”（《馬少波文集》卷十二，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43-144頁）。在《戲曲改革漫記·前言》中，馬少波也明確指出“在戲改局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戲曲研究院”（《馬少波文集》卷八，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441-442頁）。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是長期的指導方針——在毛澤東題詞4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發言》一文中，馬少波又指出“中國戲曲研究院……不是以京劇研究院為基礎”。在《關于新中國藝術研究機構的開創》（《馬少波文集》卷八，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325-334頁）一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此外，劉英華也曾撰文《文化部戲曲改進局的成立及其衍變》（《中國戲劇》，1995年第9、10期）批駁“中國戲曲研究院是在京劇研究院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的前身就是延安平劇研究院，1951年改為中國戲曲研究院”的觀點，可與馬少波的文章相互印證。

（2）馬少波《周恩來與戲曲改革》（《馬少波文集》卷八，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37-43頁）。文中說周恩來正式傳達黨中央關于建立戲曲改革領導機構的決定是在全國文代會閉幕之后的7月18日，這一說法有誤。其文章中明確說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是7月2日到19日召開，所以周恩來傳達中央的指示是在文代會閉幕之前。此外，在中華全國戲曲改革委員會之外，還有一個“戲曲改進委員會”，成立于1950年7月，馬少波在《周恩來與戲曲改革》一文中稱之為“戲曲改革工作的最高顧問性質的機構”。

（3）李格《建國初期究竟有幾個大行政區》（《黨的文獻》，1998年第5期）一文指出，建國初期所建立的并非六大行政區，而是五大行政區，即東北人民政府和華東、西北、中南、西南軍政委員會，并沒有華北大行政區。華北正式劃為大行政區當在1951年底以后。1951年1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設“政務院華北行政委員會”，代行華北一級地方政府工作， 確定華北列為大行政區一級。1952年11月，中央撤消其他五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和軍政委員會， 統一設華北、東北、西北、中南、華東、西南六個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員會。至此，全國才正式劃有六大行政區。

（4）高義龍、李曉主編《中國戲曲現代戲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安葵《戲曲研究五十年——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作》（《藝術百家》，2001年第4期）等著述、論文中，提到了“西南戲曲研究院”。然而建國初期屬于西南大行政區的各省份的戲曲志中，并未見相關記載。四川省有過西南川劇院，而非西南戲曲研究院。四川省文化局下設有戲曲研究室，并非戲曲研究院。筆者曾就此問題請教安葵先生，他提到其文章中的提法有誤，建國初期并沒有“西南戲曲研究院”。

（5）陽翰笙《馬少波全集序》，載《瞭望》1991年第45期。另《大舞臺》1996年第6期亦刊載該文，改名為《繼往開來春華秋實——馬少波同志印象》。

（6）歐榘甲《觀戲記》，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中華書局，1961年，第72頁。此文原載于美國舊金山華文報紙《文興日報》，作者自署“無涯生”。

（7）參見張庚《話劇民族化與舊劇現代化》，《理想與現實》第一卷第3期，1939年11月15日；張庚《劇運的一些成績和幾個問題》，《中國文化》第三卷第2、3合刊本，1941年8月20日；張庚《戲曲的現代化》，見《中國戲曲通論》上第一章第四節，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年，第31-44頁；胡星亮《論二十世紀中國戲曲的現代化探索》，《文藝研究》1997年第1期；董健《中國戲劇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二十世紀中國戲劇回顧》，《文學評論》1998年第1期。

（8）國民黨政府對戲曲的管控意識有所加強，特別是在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對國統區的戲曲、話劇等活動的控制明顯加強，以服務于抗戰（參見傅學敏《1937-1945：國家意識形態與國統區戲劇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72-123頁）。但這種管控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無法與建國后中國共產黨政府對戲曲的管控相提并論。

（9）分別參見馬少波《關于新中國藝術研究機構的開創》（《馬少波文集》卷八，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328頁）、華東戲曲研究院編《華東戲曲研究院文件資料匯編》（內部文件，1955年，第2-4頁）、楊興主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院志》（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74頁）、《中國戲曲志》之《遼寧卷》（中國ISBN中心，1994年，第274頁）。

（10）參見王利器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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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胡淳艷，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王慧，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