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受阻

劉林

工薪階層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但當前住房支出和個人所得稅已經成為制約工薪階層消費的重要因素。

在整體經濟開門紅中，投資上去了消費卻下了個臺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月份同比增速降至10%以下，較上年末和上年同期分別下降0.2、0.7個百分點。

為什么在消費升級、調整經濟結構的時候會出現這樣的變化？這是否是暫時波動？是否只是此前經濟下行的滯后反應？隨后還會回升？答案恐怕并不樂觀。

回溯數據，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速已經持續回落6年，實際增速也已連續下降4年。消費率的持續上升、消費對經濟貢獻的上升，讓人們忽視了消費減速的現實。過去幾年投資和消費在經濟結構中出現的變化，究竟是因為消費更好了還是因為投資更差了還值得商榷。

現實中，消費減速與投資減速的相對關系，或許已到了某個臨界值，2016年，消費對GDP的貢獻在連續兩年上升之后掉頭向下，最終消費對GDP累計同比的拉動較上年下降了0.25個百分點。

如果消費增速不能走穩，此前經濟結構調整在投資與消費關系上會進一步倒退。而要穩定消費，我們或許有必要推出“需求側改革”，降低居民負擔，提高消費傾向。

房貸已在影響消費支出

理論上，房價上漲會通過“財富效應”刺激房屋產權所有者的消費。但是，現實中，不乏住著價值幾百萬元的房子，卻因為每月收入三四千元而生活拮據甚至負債者。此外，為買房，前期為攢首付抑制消費，后期又要還房貸，這種“房奴效應”會隨著房價上漲擴大，進而壓倒“財富效應”，主導對宏觀消費的影響。房產增值如果不變現，“財富效應”就是一種幻覺，最終還是會受制于實際的現金收入。

2015年以來房地產市場銷售暴漲，住房抵押貸款也在快速上升。2015年、2016年新增的個人住房貸款增速高達56%、96%。央行發布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已累至18萬億元，增速從2014年的17.6%迅速升至2016年年末的38%。個人住房貸款余額與M2余額的比值也從2004-2014年間較為穩定的8%上下迅速升至2016年年末的12%。

居民部門加杠桿后的利息負擔也水漲船高。

若是以目前4.9%的基準利率估算，截至2016年末的貸款余額需要支出的利息為8800億元，即便全部利率打8.5折，年支出的利息也將近7500億元。

而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在2015年不過26萬億元，利息支出相對于居民消費已將近2.9%。隨著房貸利率優惠下降以及存量貸款增長，這一比值在2016年可能已升至3%以上。

且不論全款買房的居民所付出的儲蓄，單從新增貸款倒推首付，即便全部住房貸款為兩成首付，合計也超過了1萬億元。

在這么高的債務負擔下，大多數家庭為購房與償還貸款必定會壓縮消費，由此產生的需求緊縮可想而知。

宏觀的數據比較抽象，再以個體估算房貸對消費的沖擊。3月上市的一個公寓式住宅，如果首付150萬元，貸款30年200萬元，月供將逾1萬元。以北京為例，智聯招聘統計的北京地區2016年冬季求職期企業平均薪酬為9835元，還不夠償還北京市場上總價最低的一手住宅的月供。

可能有人會說，一個月掙不到1萬元也不會買房，自然影響不到消費。然而，就算稅前月收入3萬元，稅后約得21000元，上述房貸也會占到收入的一半。

業主還款壓力增加，又會向租戶轉嫁，房租支出也隨著房價和房貸的快速上升持續攀高。

同樣在北京，同一地段的房租年同比漲幅在10%以上的很平常，往往還高于工資的漲幅。

又有人可能會說，北京作為一線城市比較特殊，并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可以看一看這輪房價上漲中相對偏冷的西安。

2017年2月，西安均價為7892元/平米，以80平米的小戶型為例，首付兩成，貸款50萬元，月供2800元，與智聯招聘發布的2016年冬季西安平均薪酬6131元相比，占比逾45%，若是按稅后計算，占比則高至57%。

稅收制度改革滯后制約工薪階層消費

除了住房貸款相對居民收入占比過高，已經落后于現實發展需要的稅收制度也在制約消費。

尤其是與個人收入直接掛鉤的所得稅，雖然早在2003年中央文件便已明確改革方向，要“綜合與分類相結合”，但至今仍沒有實質性推進，整體遠滯后于現實的發展。

比如，在2011年將個稅免征額調至3500元后，再未調整，而最近幾年房租房貸、教育醫療、物質資料等生活成本上升較快；再如，年收入12萬元以上便被視為高收入群體，而月工資1萬元，稅后只余7500-8000元左右，在二線城市都不算高薪，遑論一線。

整體來看，個稅不僅沒有“劫富濟貧”，未能很好地實現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反倒存在“逆向調節”的傾向。

即便個人所得稅收入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偏低，絕大多數時候都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動輒30%以上的個人所得稅比例，但也不意味著個稅負擔輕。

結合其他繳費支出看，工薪階層實際稅費負擔過重。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指出，如果把單位和個人繳費加在一起，各類扣款占到工資總額的比例在46%-53%之間，這意味著有一半左右的收入沒有辦法變成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F實中，實際繳費率雖沒有達到名義繳費率，但仍比較高，如2014年，個人所得稅、住房公積金、雇員個人繳納的社?；?、單位繳納的社?；鸬人捻椇嫌嬚紕趧訄蟪昕傤~的比重為26%，這意味著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收入變成了勞動者的不可支配收入。

個稅成了“工薪稅”，工薪階層構成了實際納稅主體。根據《中國稅務年鑒》，在個人所得稅中，工資和薪金所得占比持續上升，2014年達65%，創下歷史新高，較2001年高出2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勞動報酬份額卻長期偏低，張車偉指出，工資水平相對增長緩慢，城鎮單位雇員群體的稅費負擔遠比其他群體沉重。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程瑜認為，目前個稅的稅率結構較為復雜，邊際稅率也比較高。過高的邊際稅率會使人們產生逆反心理，一定程度上會增強納稅人偷逃稅的動機，也會影響人們工作和投資的積極性，并且在調節收入分配上的實際作用非常有限。因為高收入人群收入來源多元化程度相對較高，更容易轉變收入形式進行偷逃稅。

已有研究發現，稅賦過高直接抑制了居民消費，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斌開指出，減稅政策對于提升工薪階層消費效果非常顯著，個人所得稅下降100元，居民消費將上升138元。

多因素抑制消費增速上升

在理論上，隨著收入的增長，邊際消費傾向會下降。與2010年相比，201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75%，201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89%。

新常態下，GDP減速，居民收入增速也在隨之下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同比增速自2012年以來臺階式下降，2016年已降至7.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名義增速也在快速下降，2015年已降至8.9%。

人口老齡化無疑會使儲蓄減少，進而減少投資、拉低經濟，不僅如此，它也會對消費產生負向影響。盡管國際上的生命周期理論認為非工作年齡階段（包括老年）消費率會上升，但中國的學者們根據中國的歷史數據發現，人口老齡化對消費有負向影響。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發現，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對消費率的影響在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均為負并且在統計上顯著。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為10.8%，較上年擴大0.3個百分點，已經連續三年位于10%以上，本世紀初，這一指標還僅為7.3%。

收入分配差距大也會抑制消費。國內已實證研究發現，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中國當前收入差距還比較高，2016年基尼系數為0.465，較2015年有所反彈。